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既是一件大事好事，也是難事和備受各界關注的事。2024年6月2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2025年3月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提出，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和發展農民群眾利益。這為農村集體經濟規范有序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當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呈現多元化趨勢，各地結合資源稟賦與政策支持，形成了多種行之有效的增收路徑。我通過收集資料分析，結合自己從事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幫扶的實踐和田野調查分，從模式分類、政策支撐、數字技術應用等維度進行梳理和闡述，以供關心農村集體經濟的同仁和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朋友參考。
一、主要發展模式及實施路徑
1.資源整合型模式
資產盤活型：通過拍賣、租賃或承包經營等方式激活閑置資源（如廠房、校舍、土地），引入文創、旅游等產業。例如，我專門考察過的浙江省花園村就是通過自主經營簡單的物業和資源型經濟模式，出租廠房等物業，形成穩定的收入來源。
自然資源開發型：依托山水、田園等資源開發增收項目。浙江開化縣霞川村利用水能資源建設水電站，年均增收超20萬元。云南西雙版納州通過特色產業規劃，45%的村集體經營性收入達10萬元以上。
2.產業驅動型模式
特色產業帶動型：聚焦本地優勢產業提供配套服務。例如，我考察過的山東省壽光市通過蔬菜產業服務創收，提供技術指導和產銷對接，顯著提升集體收入。
三產融合型：推動農業與文旅、電商等融合。唐山“花鄉果巷”田園綜合體整合資源發展旅游，實現多村共享收益；淄博紅葉柿巖項目通過農文旅融合，帶動土地價值提升和農民分紅。
3.資本運營型模式
參股經營與飛地經濟：將集體資金轉化為經營資本。金華市婺城區通過“飛地”模式建設小微企業園，年租賃收入達1000萬元，平均每村增收5萬元以上。
基金運作型：政府與村集體共建基金池，由國資公司運營。浙江三門縣通過基金分紅模式，消除多個經濟薄弱村。
4.組織創新型模式
抱團發展：跨村整合資源打破地域限制。四川旺蒼縣通過“總社+分社”模式，村均收益達6.7萬元；山西偏關縣通過電商聯營，推廣本地特產，擴大銷售渠道。
股份制合作：農民以土地、資金入股參與經營。陜西袁家村通過品牌運營和股份合作，實現年收入超10億元。
5.服務創收型模式
生產性服務：提供農機租賃、技術指導等專業化服務。山東壽光市集體經濟組織通過農業服務年增收超千萬元。
物業服務：建設標準廠房、市場等設施出租。浙江縉云縣洪坑橋村遷建農貿市場，年租金收入穩定增長。
二、政策支持與制度保障
一是立法保障：2024年通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地位，規范資產管理與利益分配。
二是財政扶持：中央財政通過項目補助（如新疆落實4.7億元支持465個村）、稅收優惠等強化資金保障。
三是土地政策：優先保障集體經濟發展用地，支持建設物業項目或發展“飛地經濟”。
四是人才與機制創新：鼓勵能人返鄉創業，推廣“強村公司+村集體”模式，通過專業化運營提升效率。
三、數字技術賦能模式升級
一是智慧農業：物聯網與大數據技術優化生產流程。2023年全國農業生產信息化率達25.4%，智能灌溉系統覆蓋2億畝，降低灌溉成本20%。
二是電商與金融：農村電商年零售額達2.49萬億元（2023年），“832平臺”助脫貧地區銷售額超136億元。數字金融通過“活體抵押監控”降低信貸風險。
三是全產業鏈管理：區塊鏈技術實現農產品溯源，無人機植保提升作業效率，貴州“黔貨出山”模式通過大數據整合產銷信息。
四、挑戰與優化方向
1.資源稟賦差異：山區與城郊村發展不均衡，需因地制宜選擇模式（如山區發展文旅、城郊發展物業）。
2.人才與技術短板：加強能人引進與數字化培訓，推廣“強村公司”專業化運營。
3.政策協同性不足：需整合財政、土地、金融政策，完善容錯機制。
總之，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增收模式已形成“資源整合+產業驅動+資本運作+數字賦能”的立體框架。廣東經濟發達地區不少農村集體經濟靠出租農村土地等集體資產獲得集體收入，這是好的。但農村集體經濟要因地制宜，不能簡單一租了之，并且有些僻遠落后地區也未見得有人來租。未來既需進一步強化政策精準性、技術滲透力與組織創新，又需要發揮當地干部群眾主體性積極性，充分發揮本地優勢，推動集體經濟從“輸血”向“造血”轉型，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與走向共同富裕提供持續動力。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副院長、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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