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與鄉村全面振興（筆談）
編者按：??新質生產力作為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模式，?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強調知識、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在生產活動中的核心作用，因而突破了傳統的增長方式，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了新動能和新路徑?。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振興不僅關系到農業農村現代化，更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因此，新質生產力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成為鄉村振興領域的前沿課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需聚焦城鄉發展差距問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實現鄉村經濟與社會的全面振興，以新質生產力來引領發展鄉村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就成為必然要求。為了深入探討新質生產力與鄉村全面振興的內在聯系，以及如何更好地發揮新質生產力對鄉村全面振興的推動作用，本輯邀請六位學者進行深入探討，全面挖掘新質生產力理論對推進鄉村振興的應用價值，助力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加快推進。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底線。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一要求與保障糧食安全息息相關。首先，糧食安全是鄉村振興的根本基石，而產業興旺則是實現糧食安全的必要條件。此外，生態宜居的環境無疑對保障糧食安全具有積極作用，而農民的生活富裕更應作為實現糧食安全的重要目標。
鄉村振興中糧食安全面臨著轉型挑戰，而應對這樣的轉型挑戰需要新質生產力，這不僅包含創新性技術而且需要配套相應的制度體系。
隨著鄉村振興進入新階段，糧食安全的關注點也隨之轉型。以前關注怎么“吃得飽”，現在可能更關注怎么“吃得好”；以前關注“米袋子”，現在不僅是“米袋子”，還有“菜籃子”，而“菜籃子”和“米袋子”是相關的。我國食物消費總量不斷攀升，同時伴隨著膳食結構的不斷升級，無論從熱量、蛋白質還是脂肪的維度，消費動物性食物所占比重在上升，植物性食物相應下降。這意味著熱量在迅速上升的同時，構成熱量的食物成分更多是從以前的以糧為主，到糧、肉、果、菜均衡發展。
實際上，我國現在的糧食安全較大的壓力來自飼料糧供給。飼料糧安全成為解決溫飽以后要吃得好、吃得營養的新問題。而對于飼料糧供給，如果要緩解當前不斷加大飼料糧進口的壓力，尤其是大豆進口，就需要擴大國內產出。如何提升國內飼料糧產量，其實又回到“米袋子”的自給問題。
我國的總播種面積基本上來說沒有太多提高空間，不縮減已有播種面積已經是非常好的局面。實際上，糧食和非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也就是說，既要求保住口糧，還要保住飼料糧，同時還要生產果蔬、棉花、糖料等其他作物，這也成為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如果飼料糧的單產能夠提高，那么這將成為應對轉型發展壓力的關鍵所在。
提高產量既要關注糧食的單產，也要關注生態環境是否可持續。現在遇到的問題已經非常明顯，我國化肥使用強度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單位面積農藥施用量也處于較高水平，這不僅不利于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而且對產量也有影響。南京農業大學的雜草研究室通過20年的研究發現農藥不僅僅對環境產生影響，而且農藥有隱性藥害。農藥在殺死雜草過程中，植物也要拿出能量進行防止侵害，這將會減少自身用于果穗生長的能量，造成產量下降。因此，從長遠來看，過量的化肥農藥的使用不利于生態環境的可持續以及后續的高產。
原來講多種糧，種糧是義務也是責任。某種意義上來說，大家都要有這樣的責任，但是發現種糧收益在不斷下降，隨著生產向糧食大省集中，“糧財倒掛”現象也讓現在在制度安排上要提出來不能讓種糧農民沒錢賺，誰種糧誰吃虧。現在要保障糧食安全，就要讓種糧農民有錢賺，要讓種糧人有收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糧食安全提出的轉型要求是，要高產高效、綠色生態，同時要讓種糧市場化，有收益水平。
在轉型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要飼料糧的單產要想有本質性的提高，首先想到種子。種子確實是新質生產力體現的關鍵，也就是生物技術等方面。我國飼料糧的單產顯著低于全球領先水平，尤其以大豆為典型。實際上，我國糧食單產的增長率，從“十一五”到“十二五”再到“十三五”是處在下降的過程。
對于種子，新質生產力是什么？從原來最基本的自然種子，到雜交技術，毫無疑問雜交技術在當時就是新質生產力。但是我們知道雜交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要從幾萬份種質資源里面去篩選，而且雜交到穩定時間要很長。比如大豆，從雜交之后的F0代到F5代，即使利用去海南播種選育也得要4年，如果說沒有海南的加代，育種時間可能得達到8年。在此基礎上，轉基因又提供了一種新質的創新性技術。而現在有了基因編輯，相當于讓作物剔除壞的基因，把好的基因留下。雖然新質生產力現在有序前進，但也還是遇到了很大問題，比如說轉基因編輯技術確實是很好，但是對增產效果也相對有限。
我國大豆的單產為什么這么低？實際上，這不僅僅是種子質量的問題。根據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在產量的各種決定因素權重中，種子大概占40%的因素，技術到位率和立地條件分別大概占30%的因素。也就是說即使有了良種還需要良作來配套。比如說我國和美國的密植差距是影響我國大豆單產的一個重要因素。實際上，密植對種子質量、播種質量以及出苗條件都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的栽種管理模式對產量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比如大豆的示范田畝產能達到300公斤，但是全國平均畝產也就132公斤而已。所以良作配套很重要，如果不配套的話產量會受很大的影響。另外，在整個配套技術層面，要求品種研發與栽培、農機相互配合，栽培研發需與品種、農機相契合，農機也要和品種栽培相適配。然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國在這方面的體系尚未形成有效的關聯。也就是說，已有的組織形式、制度安排，以及彼此間的利益聯結機制等都無法支撐能讓優質種子充分發揮高產效能。
我國需要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不光要有創造性生產力的生產技術，同時也需要有配套的體系，讓新質生產力和既有的生產力發揮它最大的潛質。如果沒有與之相應的更科學的組織形式、制度安排，突破性技術也會受到影響。比如說育種，我國農作物品種選育大約88%是由科研院所完成的，而美國的育種研發主要來自商業化種子公司。實際上，科研體制育種主要通過單個科研項目完成的，這些零散的項目從長期來看不利于積累，在短期內也會由于規模小而影響試驗結果。因此，新質生產力也意味著更多的配套體系。
另外一個轉型在于綠色生態。綠色生態需突破性技術，若既有體系不匹配，新質生產技術便難以發揮作用。例如，南京農業大學強勝教授課題組“降草減藥稻—麥連作田定量可持續控草技術”是非常好的技術，但推廣受阻，急需探索推廣方式及更多支持途徑。這種精準控草技術可將原本“兩封兩殺一補”五次用藥減少至兩次甚至更少。如今好的技術既能降成本又能提產量，又能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有望更好地推廣。
然而，當前該技術推廣難題重重。地方政府推廣不能僅靠號召，必須深入基層體系，而這一體系與除草劑企業、技術推廣人員相關聯，農機人員可能也牽涉其中，推廣此技術對這些主體并無益處。也就是說，對他們而言，并無激勵機制，這無異于自我革命。此外，對于種糧大戶而言，他們租種土地僅兩三年或三四年，若新技術將田地改造好，雜草基本消除，原承包人定會要求加價或收回土地，這反而會損害自身利益。無論是農業的科研推廣體系還是多方主體的利益聯結機制，當然也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機制，這種既有體系如果不被突破，那么這個新質生產技術可能也沒有辦法發揮它的潛能。
新質生產技術屬于突破性技術，如果存在一些與之不配套的現有體系或架構，可采用更優的配套技術來填補這一缺口，構建技術閉環，這也是新質生產力之外應有的另一種思維。以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技術為例，這是項能提高糧食單產的好技術，但對農民而言，從經濟收益角度看可能并非最佳模式。其最大瓶頸在于需要充足的品種空間，植保打藥不能相互干擾，且收割時間不同導致機械難以運作，這些都是現有配套技術的缺陷。若這些技術缺口進一步創新，通過新質生產力實現技術閉環，那么新質生產力及原有生產技術的潛能就能充分釋放。
再比如，測土配方施肥技術雖好，但利用率卻不高，這主要因為小農戶實施成本太高。雖然可將土地規模化，但這需要時間，在過渡階段怎么辦？這或許可以利用新質生產技術，比如運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算法的預測，借助機器學習，通過大尺度數據采集來提供小尺度配肥方案。也就是說，當新技術推廣受現有配套、組織技術、體制機制約束時，我們可以用更新的技術進一步彌補缺口，形成技術閉環。
轉型發展依賴新質生產力，這既要有更高生產力的突破性技術，也要與生產關系協同發展，需建立適配新技術、能激發新動能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機制，以及助力新技術配套生效的新興技術體系。其最終目的是實現產出最大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不僅涵蓋硬技術，也涉及資源配置效率和體制機制，與二十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任務緊密相關。今后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農地制度改革、優化利益主體聯系，打通束縛農業領域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讓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從而提升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助力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治理評論》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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