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中國農村經濟》不知不覺走過40年漫漫長途。40年來，它篳路藍縷，始終與改革開放同行，聚焦農業農村農民相關理論、政策、實踐所凸顯的重大問題，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結出了累累碩果。如果把刊物比作人，那它正值春秋鼎盛。惟愿它能不忘初心，不忘使命，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發表發現真問題、研究真問題的研究成果，做好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成為政府決策部門的重要參考、專家學者討論思考的珍貴依據和青年學子的良師益友。在下一個40年，創造更大的輝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農村改革和發展實踐不斷深化，目前中國“三農”工作重心已歷史性地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在此，筆者就鄉村振興主體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鄉村振興要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
鄉村振興歸根結底是農民自己要振興。從宏觀上說，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主體是廣大農民群眾；從微觀上說，廣大農民群眾“是指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區域性經濟組織”的成員?！吨腥A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以下簡稱《鄉村振興促進法》）第四條明確指出，要“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意愿，保障農民民主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維護農民根本利益”。那《鄉村振興促進法》起什么作用呢？該法共10章74條，據粗略統計，74條中，作為主語，“國家”一詞的出現頻次最高，出現52次；其次是“各級人民政府”，出現35次；“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出現7次；“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或“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出現10次?？傮w上看，《鄉村振興促進法》主要規范的是政府行為。這是一部明確國家和各級人民政府對促進鄉村振興所負法定責任的綜合性法律（張曉山，2021）。它是確保鄉村振興戰略順利實施的法治保障，是國家意志、國家戰略在“三農”領域的最高體現。這部法律的關鍵是明確國家和各級人民政府在鄉村振興中要起到促進作用，而不是起到替代主體的作用，要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
二、外出農民工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不可能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區域性經濟組織”，必然有一部分成員在區域外工作、生活，這部分成員就是外出農民工。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753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658萬人，比上年增加468萬人，增長2.7%；年末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12816萬人。中國農民工具有身份的二重性，他們既是農民，又是工人。按照所從事的職業來說，他們是工人。但他們的戶籍在農村，絕大多數人在家鄉有承包地、宅基地以及建在宅基地上的房子。他們又具備資格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土地是中國農民工與鄉村維系關系的“臍帶”。這是他們與許多發展中國家外出務工的農民之間存在的本質差別。這使中國的二元結構不是發展經濟學所說的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二元結構，而是中國特有的經濟社會二元結構。
城鄉二元結構在農民工問題上的焦點是外出農民工中的主要部分——進城農民工。在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條件下，外出農民進城打工，大多數是邊緣性、鐘擺型的流動人口，較低的工資使大部分農民工無法支付定居成本，實現不了農民工及其家屬向城市的長久性遷移，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條件和消費方式與城市居民仍有較大差距（張曉山，2003）。這樣的城鎮化依舊固化著城鄉二元結構的城鎮化。
總體來看，世界城鎮化發展的一個共同規律是城鎮化速度要經歷先加速后減速的變化。統計數據顯示，1996－2020年是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期，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4個百分點；2021－2023年，城鎮化率年均增長約0.76個百分點。中國城鎮化放緩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城鎮化進程越來越慢，但其潛力還沒有挖掘出來。中國城鎮化的進程之所以越來越慢，表面的原因是城鎮化比例已經很高，而更深層次的內因在于，中國嚴格的戶籍制度拖累了城鎮化的進程。如果以常住人口來計算城鎮化率，2023年末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6.16%，但是，以戶籍人口來計算城鎮化率，則只有48.3%。這中間將近有18個百分點的缺口，就是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由于戶籍不同而形成的身份差別。由于中國大城市的戶籍身份綁定了很多社會資源，比如教育、就業、養老、醫保、購房購車指標等，這就形成了城市人與農民、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雙重二元結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農民已成為異質性強的群體，他們的收入來源呈現多元化態勢，所以，農民的經濟保障也出現了多元化的傾向，不同的產業形式必然導致不同的經濟保障形式。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村勞動者，情況各不相同。即使同為進城農民工，在正規企業就業、靈活就業和間歇性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的情況也大相徑庭。為解決現實問題，應逐步將進城農民工、個體工商戶、鄉鎮企業職工等區分不同情況、分門別類地納入城市的社會保障網絡之中（張曉山，2003）。最終的目標是，不論正規就業與否、不論性別、不論工種，對城市居民和農民（包括農民工）實行統一的社會保障，實現城鄉一體化。
加速城鎮化的進程，不僅意味著將更多的農村人口和勞動力轉移出來，而且意味著逐漸將已經轉移出來的相當一部分外來務工人員真正納入城市體系之中，在就業、社會保障、住房和子女入學等方面享受與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這才是真正的城鎮化。這部分人口才能真正割斷他們與農村土地之間的“臍帶”，小規模兼業農戶的逐漸消退、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中國式現代農業才真正有可能實現。當然，小農戶何時退出歷史舞臺取決于政策的導向與落實、各類農民群體的具體情況以及社會發展規律。不過，上億進城農民工如果能享受與城市居民一致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得以提升，他們在醫療、衛生、養老、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負擔就能相應減輕。減負等于增收。收入增加了，他們的經濟凈收入增量就能轉化為生產和生活消費，成為促進國內市場的強勁動力。促進房地產業良性運行、第三產業繁榮興旺，以農民工為主導的新型城鎮化進程才能健康發展。但絕大部分外出農民工有可能成為新型城鎮化的動力，不太可能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
三、鄉村振興的主體是在鄉村工作與生活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非成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在第十一條講到何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時，提出了兩個條件，第二條是“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財產為基本生活保障”。筆者認為，這里指的是經營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農戶、轉包他人農地的承包專業大戶或家庭農場主。這些多元化的經營主體構成了鄉村振興的主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是在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框架中發展壯大的，它與多種所有制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育相輔相成、共同繁榮、共同發展。在農村，既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集體經濟），也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農村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而最重要的鼓勵與支持就是尊重和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解放生產力。
要保證鄉村振興戰略順利實施，就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清除阻礙要素下鄉的各種障礙，重塑城鄉關系。這就意味著不僅僅是農村的要素要流向城市，城市的先進要素（包括資金、技術、管理）以及城市的優質資源（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資源）也要流向農村（張曉山，2021）。打破農村社區封閉的格局，形成城鄉資源要素良性互動的局面。這是鄉村振興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城鄉資源要素良性互動，首先涉及村民的股份、產權等問題。習近平2017年12月指出，“過去，一些農村集體資產產權虛置，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農民群眾意見很大，滋生了一些‘微腐敗’。要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全面開展清產核資，進行身份確認、股份量化，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2016年頒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組織實施好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改革試點”。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鼓勵以出租、合作開發、入股經營等方式盤活利用農村資源資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span>
在明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基礎上，改造農村、發展中國式的現代農業，不能僅靠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兒童，必須引進先進生產要素。要支持進城農民工返鄉創業，帶動現代農業和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肮膭罡咝．厴I生、企業主、農業科技人員、留學歸國人員等各類人才回鄉下鄉創業創新，將現代科技、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引入農村?！睆某鞘邢锣l的要素需要與農村的要素有機結合起來。鄉村振興需要人才。一些地區當地的公司或合伙企業以及當地回到家鄉的外出創業企業家投資農業，具有一定的優勢。在企業家自身受益的同時，還能帶動農民增加收入、增強農民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最終促進當地社區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經濟現象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但社會資本投資農業是一把“雙刃劍”，鄉村發展不能形成“新圈地熱”，不能成為資本的盛宴。習近平指出，“關鍵是完善利益聯結機制，不能富了老板、丟了老鄉”。鄉村振興的成果必須由農民共享。改變資源要素的配置，應伴隨實現利益格局的相對均衡。讓農民群眾合法合理地分享鄉村振興的成果，應該成為基本前提（張曉山，2021）。今后鄉村振興面臨的挑戰是：在城鄉融合發展的背景下如何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即在要素開放流動的農村產權格局下，如何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需要探索出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真正落實農民政治上的民主權利，保障他們的財產權利。最終，村民自身能成為資源和部分資本的所有者；村集體領導人作為集體成員的代理人，接受集體成員的監督；集體經濟組織成為社會資本較為平等的合作伙伴，在農村形成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和較為均衡的利益格局（張曉山，2021）。
鄉村振興要培養一大批以農業為職業、占有一定的資源、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具有一定的資金投入能力、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的新型農民，不斷增強現代農業發展活力。在中國，一批新生代農民堅守農業或回歸農業，他們接老一輩的班，自稱“農二代”“果二代”“棚二代”。農業作為弱質產業，年輕農民赤手空拳不可能將農業做大做強。但他們具備了應有的條件：基礎設施較為完善、基本上掌握科學技術、信息渠道疏通、銷售渠道已建立、品牌在市場上基本立足、資金基本上沒有問題。他們有可能成為鄉村振興、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和人才基礎。
鄉村振興要培育內生動力，首先是培育領頭人。必須通過可行的措施，培養和造就一批本土化和專業化的人才。實踐證明，扶智與扶志的重點是當地農民群眾的帶頭人。群眾的主體意識是逐步形成的，首先是在少數先進分子身上逐步形成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是宣傳隊、播種機、催化劑。群眾主體意識的發育也需要外部力量的幫助和培植（張曉山，2018）。相當一批本鄉本土外出務工創業的人士，他們或是本區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是當地的土專家、技術能手、接地氣的專業型人才，也是農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能接受新生事物，勇于創新，是新時代農民的縮影；或是來自其他區域，成為本區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或非成員。他們經歷過市場經濟風雨的洗禮，開闊了眼界，積累了資本，逐漸具備不斷試驗、勇于探索的企業家精神，具備了相應的知識、能力和技能。給他們提供適當條件，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打造能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鼓勵他們返鄉帶領鄉親們發展產業，他們就有可能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催化劑和播種機（張曉山，2018）。這是一條可行的路徑。
做農業首要是有情懷，要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但農業不是光靠情懷就能做出來的。近年來，通過政策引導和創造相應的制度環境，農村基層已經涌現出一些創新型本土化人才。他們有發展事業的志向和道德情操，能帶動廣大農民群眾自力更生，共同分享鄉村振興政策的紅利。這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發展現代農業的根基，是農村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最深厚的底蘊（張曉山，2018）。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鄉村發現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5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