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5日，習近平在湖北省嘉魚縣考察時強調：“農村天地廣闊，農業大有可為。發展現代農業，建設農業強國，必須依靠科技進步，讓科技為農業現代化插上騰飛的翅膀。”應用最前沿的科學技術，提高農業良種化、機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標準化水平，提高農業的產業素質和競爭力，是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重要精神的組成部分，也為農業經濟和農村發展研究提出了重要課題。
《中國農村經濟》在40年的辦刊歷程中，圍繞相關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刊發高質量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中國特色農業經濟學、農村發展學等學科的進展，始終刊發學科建設的前沿成果，也對政策研究和建言資政作出了重要貢獻。隨著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期的日益臨近，加強對相關領域研究的引領越發緊迫。本文中，筆者擬拋磚引玉，從學術話語出發，簡要論述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特別是人工智能發展條件下，中國農業如何實現技術趕超，同時期待學術界對這一問題開展更多、更好的研究。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科技革命。無論是用提煉的方式總結這一輪科技革命的特點，還是用列舉的方式揭示這一輪科技革命的關鍵領域，都必然得出一個結論——這次科技革命具有不同以往的優越性。相應地，如同以往任何一輪科技革命，這一輪科技革命必然導致不同尋常的產業格局劇變，特別表現在不斷取得新突破的生命科學、新材料、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應用對產業的根本改造方面。科學技術進步及其在產業中的應用，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根本源泉。對新科技革命來說更是如此，對農業來說意義尤其重大。對于農業中的技術變遷來說，長期以來頗具解釋力的經濟學理論，是所謂的“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按照這個理論預期，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技術變遷，是由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的要素相對價格所誘導出來的（Hayami and Ruttan，1985）。
從傳統的農業要素來看，在土地稀缺而勞動力富余的稟賦條件下，技術變遷的發生通常遵循更節約地使用稀缺土地和更充分地使用豐裕勞動力的方向。換句話說，在這種稟賦條件下，農業技術變遷更著重于提高土地生產率。例如，人們所熟知的在諸如育種、栽培、合理施用農藥化肥等方面發生的農業技術進步，就是著眼于提高土地的單位面積產量。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也會發生變化。一旦勞動力變成短缺的要素，提高勞動生產率就成為技術變化的新方向。例如，如果把農業機械按照小型與大中型做一個區分，大體上以小型農業機械的增長作為技術變遷對節約土地需求的反應，以大中型農業機械的增長作為技術變遷對節約勞動力需求的反應，可以想象到，在2004年中國迎來“劉易斯拐點”前后，勞動力與土地的相對稀缺性發生變化，這兩類農業機械的相對增長速度必然是不一樣的。實際數據的確表明，大體上以2004年為分界線，此前小型農業機械的增長速度較快，之后大中型農業機械則實現了增長的反超。相應地，農業中物質資本的投入增長，也表現出比勞動力投入增長更快的速度。一項基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數據的研究也表明：2004年之后，糧食生產的實際物質與服務費用加快增長，單位面積的用工數量則呈現大幅度的下降；與此同時，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投入比率加快提高，導致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顯著降低（蔡昉和王美艷，2016）。
這種趨勢也符合經濟學的傳統預期，即農業發展遭遇報酬遞減規律的困擾，成為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個新的堵點。然而，新科技革命的嶄新特點，特別是具有深度學習能力的人工智能的最新發展、數字技術與包括農業在內的產業深度融合，已經在改變傳統的經濟學范式，也呈現出有助于中國農業發展擺脫各種困擾的希望。相較于傳統的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新的農業技術變遷經濟學范式預示著若干可能的突破。把這個領域理論范式的轉變與關于經濟學的新思考結合起來，可以闡釋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的新方向及其政策含義。
首先，打破技術偏好的傳統界限。隨著新的科技要素譬如數據要素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進入程度的加深，農業的投入要素不再局限于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相應地，技術變遷也不僅僅由節約這些傳統要素的動機所引導，提高各種要素生產率的任務如今可以集于一身。不過，在統計上，無論是何種技術導致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等傳統要素效率提高，最終仍然可以用廣義的勞動生產率指標來衡量。正因如此，應該始終把勞動生產率放在中心位置，讓其發揮引領和激勵技術變遷的作用。
其次，打破資源要素邊界和報酬遞減規律。傳統經濟學理念認為，資源是有限的，要素也總是具有相對和絕對的稀缺性。但是，人工智能引領的數字技術，特別是借助互聯網平臺被應用于產業之后，擴大使用者范圍所產生的邊際成本幾近為零；數據要素充分替代其他要素的可能性，也打破了始終困擾經濟發展的要素稀缺制約、報酬遞減規律和比較優勢約束等“定律”。不過，新科技潛在具有的這個終極效應，并不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需要從促進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和重新配置入手，根據制度需求不斷創造體制條件和市場環境，通過數字技術與產業的高度融合來實現。
再次，技術創新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在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1990）看來，創新包括生產新產品、采用新方法、開辟新市場、獲得新的投入品以及采取新的組織形式。創新的這5個方面同時可以被看作是創新的5個環節，其中，技術創新既是整個過程的起點，也是貫穿始終的紅線。對于農業技術創新而言，整個過程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推廣和技術應用等環節，分別由不同的主體推動，也受不盡相同的經濟規律支配。例如，基礎研究主要帶來社會效益，因此，這個過程更多依靠政府的投入推動；應用研究和技術推廣則融合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可以由具有一定盈利動機的技術機構來實施；技術應用取決于市場主體譬如農業生產經營者，按照市場盈利的原則選擇。在氣候變化日益危及人類生存的情況下，政府與市場主體的職能交界點越來越多。因此，技術創新不僅受要素稟賦的影響，而且越來越需要對土地、水資源、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的新要求做出反應（Marcel，2023）。
最后，技術創新需借助資源配置和再配置機制。需要認識到，從創新的角度來看科技進步和應用對于提高生產率的作用，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技術進步從來不是平鋪直敘、波瀾不驚地發生，而是要通過對資源要素不斷進行重新配置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只有讓那些因創造和應用新技術提高了生產率的市場主體生存和壯大、讓那些在創造和應用新技術方面失敗而導致生產率停滯不前的市場主體萎縮甚至退出，才能實現宏觀經濟或產業的創新發展，才能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整體提高。這個道理也說明，為什么熊彼特把經濟創新定義為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質性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要求，決定了這個產業不能置身于創造性破壞和優勝劣汰機制之外。然而，國家糧食安全、食品供給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對農業勞動者和農戶利益保護的考量，都要求在促進農業發展的過程中，既要抓住阻礙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堵點和難點，著力予以破解，也要作出符合該產業特點和特殊國情的制度安排，實現效率與公平、創造與破壞、優勝與劣汰的有機統一。這便是優勝劣汰與先立后破的有機統一。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鄉村發現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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