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經濟》在中國“三農”研究領域始終聚焦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發揮學術引領作用，為中國的“三農”發展咨政建言，并培養出一大批“三農”研究知名專家。值此《中國農村經濟》創刊40周年之際，應邀撰寫此文，以表示祝賀和敬意。
改革開放以來，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遷的強大力量，支撐了中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世界工廠”的形成，在中國改革開放史和中國式現代化史上留下極為濃重的一筆，也成為人們觀察和研究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維度（李培林等，2019）。當年春運期間全國各大城市火車站返鄉農民工萬頭攢動的場景似乎已成為歷史，但這一現象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不可磨滅。
一、農民工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發展歷程
中國的農村改革一開始也是“摸著石頭過河”，一個被發展倒逼所開展的政策調整往往會帶來未曾預料的巨大社會變遷。農村改革初見成效以后，在中國農村人多地少情況下，經濟發展的邏輯開始驅動農村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鄉鎮企業迅速崛起。那時，中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在1983年之前，出于安置大批回城知識青年就業的壓力和糧食安全的考慮，在政策上還是實行“三嚴格”，即嚴格控制使用農村勞動力、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嚴格控制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當時相關政策的取向和目標是要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擔心農民工的流動和進城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費孝通先生在1983年發表《小城鎮 大問題》一文，闡述了鄉村必然經過工業化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認為小城鎮是農村非農產業的集聚中心，要通過農村勞動力轉移推動這些中心的形成。這一判斷受到當時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提出，要使集鎮逐步建設成為農村區域性的經濟文化中心，特別是首次提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選若干集鎮進行試點，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這本來只是在城鄉關系政策上“開的一個小口子”，說的也只是允許農民到集鎮落戶，但未曾預料到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政策上的小口子”，促成了此后全國性的農民工流動大潮，使整個社會發生巨變。
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農民工轉移方式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時期。1985－1990年，“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即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勞動力，已達2286萬人，鄉鎮企業是農民在職業上“農轉非”的主渠道；而同期“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即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村勞動力，還只有約335萬人。但在1991－1994年，這一形勢就發生了轉折性變化，特別是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之后，農民工進城的各種限制性政策都被沖破了。那時并沒有關于農民工的連續調查統計數據，但根據當時多項大規模的全國抽樣調查結果，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例平均為15%左右。據此推算，1995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已達到6600多萬人，而同期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勞動力為2754萬人，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開始下降，而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人數快速增加。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每年春節期間返鄉農民工形成的“春運潮”以及全國各大城市火車站呈現的返鄉農民工萬頭攢動的場景，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性場景之一。
進入21世紀以后，農民工的總量一直增長較快。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上有關年度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8年全國農民工的總量就達到2.2億人，增長最快的年份是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這3年農民工年均增長1000多萬人。由于經濟下行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比例下降，農民工總量的增長速度已大大放緩，每年增加的人數已經不足200萬人。202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8億人，比上年增加191萬人。農民工的這種發展趨勢，標志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一些重大轉變，即從勞動力充分供給轉變為勞動力結構性短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矛盾從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轉變為勞動力供需不匹配，促進就業的重點群體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變為高校畢業生。
二、社會學視域的農民工研究態勢
農民工的形成，推動了中國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轉型，是一種“帕累托改進”的樣板。最明顯的收益是經濟方面的。農民工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從勞動生產率較低部門向勞動生產率較高部門流動，每一個農民工的職業轉移，都意味著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工自身在這種轉移中能獲得極大收益，盡管他們的工資收入從全社會來看仍然較低，但已遠高于過去的農耕收入。他們的家庭也同樣獲益。2010年開始，農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四成多來自務工帶來的工資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家庭增收的主要促進因素。更重要的是，農民工走出封閉的傳統鄉村，開闊了眼界，提高了生產技能，實際上經歷了一場勞動力素質的大培訓；他們中的很多人把孩子帶到城市生活和上學，阻斷了貧困的代際傳遞。農民工大規模流動作為特殊的經濟社會現象，引起了學界普遍的關注，很多學科都參與了農民工研究。因筆者閱讀范圍有限，此文主要梳理社會學視域的農民工研究。
農民工在改革開放初期還沒有相對固定的名稱，通常被稱為民工、流動民工、外來工等，主要指沒有固定工作單位的務工人員特別是從農村進城的務工人員。有的人還給他們冠以“流民”“盲流”等稱謂，認為他們是影響社會穩定的負面因素，甚至提出“歷代王朝都毀于流民之手”這類聳人聽聞的比附。學術界最初更多地從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角度研究農民工。根據陸學藝（2003）的考證，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城鄉社會學研究室主任的張雨林最早提出“農民工”概念。1983年，張雨林在《社會學通訊》（《社會學研究》的前身）上發表題為《縣鄉鎮的農民工》的論文，專門研究當時在蘇南鄉鎮企業打工的當地農民（李培林，2019）。盡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農民工”的概念就已經成為學術界的普遍用詞，但直到2006年，這一概念才被正式固定下來并寫入中央文件。
2006年，時任國務院研究室黨組書記、主任的魏禮群領導國務院研究室主持了一項關于農民工的調研課題，國家有關部委和一些省（區、市）都參加了這次農民工大調查，并撰寫了一批調查報告（例如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2006）。經過深入調研、反復研討和多方聽取意見，國務院決定正式采用“農民工”稱謂，并在隨后頒布的《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國發〔2006〕5號）中，第一次把“農民工”的概念寫入國務院文件。這個文件不僅將“農民工”定義為“戶籍仍在農村，主要從事非農產業，有的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亦工亦農，流動性強，有的長期在城市就業”，而且對農民工的政治地位和階級屬性作出判斷，指出“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同于經濟學主要從勞動力市場視角來研究農民工，社會學對農民工的研究更集中在社會結構的變遷和轉型視角，涉及農民工相關問題的方方面面，但從學理層面看，主要集中在三個維度。一是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維度，即把農民工視為在社會結構變遷中介于工人和農民之間的一個具有相對獨立利益訴求的新社會階層，他們的社會位置的水平流動，產生了“鯰魚效應”，激發了整體的社會活力；而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的垂直流動，成就了無數底層勞動者改變命運的夢想。其中的一個重要發現是，與原有的移民理論相悖，農民工雖然收入較低、工作更辛苦，但他們呈現出更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二是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的維度，即認為農民工原有的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網絡，成為他們具有社會資本功能的社會支持網絡，為他們進城找工作、生活安置、社會融入、心理適應提供幫助，也為他們解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家庭責任問題提供支撐。這種對社會網絡“強關系”的研究，拓展了關于西方現代社會“弱關系”更具有社會資本功能的假設。三是社會整合和社會治理的維度，即圍繞農民工進城的社會適應和社會融入以及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土地保障等，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社會整合和社會治理舉措，豐富和完善了這方面的理論體系。在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大規模社會流動中保持社會穩定，成為世界現代化移民史上罕見的現象。
三、農民工未來可能的發展變化趨勢
中國已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發展的動力、方式、約束條件和外部環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農民工未來可能的發展變化趨勢，仍然是影響經濟社會全局的重要因素。
第一，農民工總量增長將逐步走向轉折點。農民工群體自身呈現明顯的高齡化趨勢，2023年超過50歲的農民工所占比例已超過30%。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及在人口總量中比例的降低，特別是農業勞動者老齡化狀況的加劇，農村可以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勞動力已經很少。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總量的年增長量將進一步減少，并逐步走向由增轉降的轉折點。
第二，農民工的就業結構將發生較大變化，就業“三產化”比例持續增加。長期以來，農民工是中國制造業和建筑業勞動力的主要支撐，農民工主要在工業領域就業。直到2015年，農民工的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仍超過55%，但到2023年，農民工的這一比例已降到45%，而農民工在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的比例則接近54%。農民工就業的這種“去工業化”和“三產化”的態勢未來還將延續。
第三，農民工的勞動力素質將進一步提高，收入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在2013－2023年，農民工中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勞動者比例從約1/5增加到約1/3；與此同時，在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農民工的勞動技能得到普遍的提高。隨著農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出現，農民工與城鎮就業人員的工資差距也會縮小。
第四，農民工新就業群體發展較快，新農業工人成長壯大。隨著中國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相關的新業態從業者也呈井噴式出現。以網絡主播、網上代購者、網約車司機、平臺外賣員等為代表的“新就業群體”發展迅猛，勞動和時間自主成為新一代青年擇業的重要價值。農民工也成為這個“新就業群體”的主要參與力量。相關調查數據顯示，在全國“外賣騎手”中，農民工占比達65%以上。另外，隨著中國農業規?；洜I的發展，土地流轉面積占全部承包地的面積已達35.4%。依靠農業生產獲得工資性收入的新農業工人已成長壯大，被稱為“新型職業農民”“新農人”“新農業工人”等。農村中的傳統小農可能將會是中國最后一代傳統農民，農業勞動者將成為可選擇的職業。
第五，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進程加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將縮小。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是以常住人口來計算的，包括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農民工及其家庭。2020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9%，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5.4%，兩者間還有18.5個百分點的差距，這意味著全國在城鎮常住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約2.6億人還沒有實現真正的市民化。隨著中國城鎮吸納人口能力的上升和特大城市以外城市落戶政策的調整，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
總之，在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農民工的發展對于支撐制造業升級、推進城市更新建設、縮小城鄉差距和解決好“三農”問題依然至關重要，需要學術界給予高度關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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