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集體資產治理的金融創新維度
——基于張家界市案例分析
農村集體資產治理，有利于進一步界定其產權邊界，降低資產的市場締約成本。村莊是鄉村振興的基本單位，整村運營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而整村運營的前提，則是清點村集體資產，為村外的社會資本、服務團隊以及其他市場化組織參與鄉村振興降低交易成本。社會資本如果與農戶一對一談判，其交易成本則會顯得極端高昂，導致項目合約難以締結。因此，農村集體資產治理，能夠進一步理順其權利邊界，為盤活農村集體資產提供了制度基礎
農村集體資產屬于集體經濟的范疇。周其仁教授認為，中國的集體公有制既不是一種“共有的、合作的私有產權”，也不是一種純粹的國家所有權，它是由國家控制但由集體來承受其控制結果的農村社會主義制度安排。中國集體經濟的產權屬性，并沒有因為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得以改變，只是國家的控制方式、監管形式、管控內容有所改變而已。例如，農民不能隨意使用集體資產進行市場化交易。農民耕種的糧食用地，不能夠隨意“非糧化”、“非農化”。當然，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多年來在農村集體經濟基礎上累積起來的財富也應該屬于集體經濟。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權結構導致其委托-代理問題日益突出，作為村集體資產的代理人，某些村委負責人及其他相關利益者則可能利用其合約締結中的信息不對稱，侵入產權體系，并因此滋生腐敗，形成不正之風。
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張家界農村集體經濟治理中，存在如下問題，影響了農村集體資產進入市場，形成新的生產力。第一，農村集體產權的脆弱性可能導致長期投資激勵機制的缺失，也可能會激勵投資者的短期套利行為。這在張家界的農村是很典型的。第二，我們發現，農村集體資產進入到市場以后存在價值跨期交易問題，所有的價值跨期交易和跨空間交易都存在著時間差，而這個時間差往往是用金融方式或者金融技術來支持，但農村資產資本化缺乏金融技術，導致其治理邏輯混亂，從而引發治理缺失。因此，思考鄉村財富治理時，必須引進金融技術，否則難以達到預期。第三，由于存在委托代理機制，財務管理機制以及使用范圍邊界模糊等制度缺陷，所以農村集體使用的決策和村級債務的形成就亟需新的治理機制。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村級債務，為什么會以辦理村務為名大吃大喝、請客送禮？為什么能夠擅自處理集體的財務，甚至可以用集體的名義通過一些手段進行利益輸送，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通過進入合約設計，將不同利益者的利益納入金融合約中，從而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第四，集體“三資”邊界不清晰，缺乏規范的管理制度，農村集體資產治理普遍失序。存在非法征收、侵占，在集體資金使用方面謀取私利，一肩挑干部專行獨斷，缺乏監督等，這些都會導致這些問題的產生。
村集體資產管理存在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已經成為農村集體資產治理的頑疾。為進一步破解村集體“三資”管理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近年來，張家界市各縣區紀委監委立足監督職能定位，嚴格落實“四訪”工作機制，統籌“室組地”監督力量，不定期采取委班子成員帶隊、縣鄉兩級紀檢干部參與，分片分組深入村（社區）開展監督檢查，重點查找村干部違規承攬工程、違規套取項目資金、違規低價長期發包村級資產、私設“小金庫”、違規舉債等等問題。例如，2023年以來，慈利縣紀委監委持續延伸基層監督觸角，將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突出問題作為重點監督內容，督促相關職能部門采取開展駐場排查、全面起底問題線索等舉措，助力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工作規范有序，切實守好村集體家底。慈利縣紀委監委督促縣農業農村局、縣財政局、縣農村經營服務站聯合成立縣級“駐場排查”小組，重點對零陽街道、高峰土家族鄉等9個鄉鎮（街道）20個村（社區）開展了駐場排查，推動立行立改突出問題41個。共立案15人，處理處分26人，追繳退繳資金133.48萬元。
農村集體資產治理中存在委托-代理問題。桑植縣紀委監委以“室組地”聯動方式組織開展“入村親農”調研督導，檢查組發現該縣馬合口白族鄉青峰溪村在扶貧期間發展的村集體莓茶產業，存在后期承包協議簽訂極不規范的問題，協議中規定租賃期間，承租方僅需向群眾支付300元/畝/年的土地租金和土地復墾費用，未對村集體收益進行明確。張家界永定區某村有50多畝水庫，這個水庫的資產價格如果放在張家界農村資產交易平臺掛牌定價是5萬元/年，本來已經有人掛牌了，第二天該村文書將其掛牌撤了，其村支兩委用1萬元的價格承包給了另外一個人。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在掛單與撤單這件事情上，里面肯定是有我們難以知道的貓膩。如果不通過市場，農村集體資產定價就可能成為某些人的私下勾兌，其治理效率就會很糟。而通過市場提高農村集體資產治理效率的前提，是市場邊界要突破村組成員交易的藩籬，將其置于統一的市場體系和城鄉融合的視角里來思考。通過城鄉融合把人才、土地、資金、技術這些要素進行重新的組合，使之成為財富創造的源泉。
如何實現農村集體資產的資本化，通過金融方法來治理農村集體資產，這里講幾個在張家界觀察到的具體案例。
第一個是張家界慈利縣金秋沙糖桔的案例。慈利縣農業經濟不發達，土地回報率不高，特別是多年前引進的40萬畝溫州柑橘，市場已經飽和，每畝年產值不到3000元，有時甚至覆蓋不了采摘成本。盤活這40萬畝柑橘園，提高柑橘園的畝均收益，關鍵是通過技術替代，引進新的柑橘品種。但是，橘子的新品種、新技術的引進，需要大量的資金以應對投資金秋沙糖桔3-5年之后才能掛果所帶來的時間成本。慈利縣的農民企業家李紅波主要通過經商積累資金，住房抵押貸款以及橘園經營權貸款等方式解決了長期資金的來源問題。李紅波根據張家界慈利縣的資源稟賦，從北京農科院引進了金秋沙糖桔這個優質品種，以替代已經沒有市場競爭力的溫州柑橘，通過7年多的努力，李紅波目前種植了1800多畝金秋沙糖桔，今年還沒有采摘的果子已經預售完畢，每畝純利在18000～20000元，總利潤將會達到3000萬元以上。而且，在李紅波的影響下，慈利縣種植了17000多畝金秋沙糖桔，大大提高了慈利縣土地的回報率。李紅波的經驗是將農業資源、城市技術、企業家精神很好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通過市場盤活資產，經營主體將實現土地等集體資產效用的最大化，例如，很多慈利縣種植金秋沙糖桔的經營戶，為了降低3-5年的掛果期限所帶來的風險，他們在橘園進行了土地套種，充分地利用了土地經營權。
第二個案例源于整村運營。卓尚勇曾經是張家界慈利縣東岳觀鎮北平村黨總支書記，2023年換屆卸任。在任期間，他主持修筑了全村路網，并實現了主干道的瀝青全覆蓋，支線全部建成水泥路。而在十多年前，這個村的土地撂荒面積達到了40%-50%，甚至有人說到達到了60%-70%。當時卓尚勇開礦賺了錢，決定將其人生的第一桶金反哺農業。首先，他開始逐步把村里撂荒的土地流轉過來，并對土地進行整治。當時流轉了4000多畝耕地和1000多畝“四荒地”。其次，通過對土地進行整治之后，他主要發展黃金茶與金秋沙糖桔。一是整修茶園，以黃金茶的名義在全國銷售；二是從李紅波那邊引進金秋沙糖桔。無論是茶葉還是金秋沙糖桔，他的目的是準備作品牌農業。通過延長農產品的產業鏈，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并因此形成比較穩定的收入流。一旦農產品產業鏈形成之后，他將會將流轉到手中的土地實現“租改股”，將從農戶租賃的土地轉變為農業生產企業的股份，從而將土地退還給農戶，從而改變其治理機制和組織方式。卓尚勇的“租轉股”是在農戶風險承擔能力與產業規模發展的約束條件下，將農戶損失降低到最低點的最優選擇。
第三個故事是關于農民的技術創新的。張家界永定區的童軍是湖南耕心自然農園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主要從事有機農業與功能大米的生產與經營。通過與湖南農大、農科所等高校和專業機構合作研發，童軍建立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生態有機農業技術體系，形成專利20多項，其企業被評定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湖南省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童軍的耕心農園公司在張家界種植1300畝有機水稻、2300畝有機水果、300畝有機茶園，全部采用獨特的生態有機種植技術防病蟲害和控制雜草生長，施用自研有機菌肥替代化肥，徹底摒棄農藥、化肥依賴型農業生產方式，實現了農業生產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減少農業污染，避免化肥產生的碳排放，具有典型的環境效益。此外，童軍通過產業發展帶動農民增收：（1）提供就業崗位。耕心農園公司現有職工和科研專家43人，為農民提供了研學管理、后勤管理、廠區管理等多種崗位，平均工資為3000元/月。此外，在農忙季節，耕心農園公司招聘當地農民“打零工”，從事糧食種植、收割、加工以及榨油等等臨時性工作，酬勞標準為80-120元/天不等；（2）支付農地流轉租金。耕心農園公司支付給農戶的農地流轉租金為300-600元/畝/年不等（流轉價格因農地質量而有差異），為農民提供了增收渠道；（3）與農戶之間股權分紅。耕心農園公司的生態農業產業鏈覆蓋了黃牛、黑豬生態養殖。在生態養殖方面，耕心農園公司與當地農戶之間采用股權分紅合作模式。耕心農園公司與合作農戶之間按80%、20%的比例分配銷售收入，激勵合作農戶精細管理、提高養殖質量。通過土地流轉，使之與其先進技術與先進的經營理念結合，能夠提高農地的生產效率，并創造財富積累，并自從基礎上實現了農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利益分享。
童軍正在實踐的一個最牛的項目是建立了一個擁有五六百個品種的老水稻種子倉庫。通過每年將其復壯提純，逐步培育出了不同的功能性水稻種子。有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吃了大米以后血糖會升高，但吃了童軍先生種植的米，其血糖不會升高，從而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福利。目前，童軍的公司已經與張家界農科院進行了深度的合作，進一步地開發這個種子。
總之，我們要進一步改革農村治理機制，關鍵是提高農村市場的配置能力。通過金融技術將不同的要素組織成為現實的生產力，并形成“財政+科技+金融+企業”的新模式，通過“融智、融信、融通”的渠道，促進創新鏈、產業鏈的對接，從而實現資源共享。另外要進一步改革現有農村資產的交易機制，提升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的功能地位，改革財政支持方式，組建鄉村振興基金，加大財政支持的力度，構建數字平臺，探索三資三化的新模式，以數字技術為底層架構，加速城鄉融合，實現農村集體資產與城市資源的要素結合，從而改變農村農業資源的稟賦結構，激發農民的企業家精神釋放，形成新質生產力，為現代農業體系化提供內在動力。
作者系中國農村發展學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委員、長沙理工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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