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村官政策是黨和政府從國家全局出發作出的戰略決策，是國家落實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為了落實人才強國戰略，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同時滿足我國農村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2008年大學生村官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鋪開，各級黨政部門對此高度重視，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自此項工程開展以來,全國各地進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現已發展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時代“上山下鄉”運動。
一、大學生村官政策出臺的緣由
引導與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是黨中央、國務院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學生村干部是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黨政機關培養和儲備來自工農一線后備人才的重要來源。在政策文件規定中，大學生村官是指到農村（含社區）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助理或其他村“兩委”職務的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應屆或往屆大學畢業生，其工作多為社區（村）事務。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一些省市開始小范圍試行大學生村官計劃，2008年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其發展歷經了多個實施階段，并形成特有的政策機制。
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出臺和大范圍鋪開，是基于中國獨特國情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其主要緣由有以下幾個方面：（1）現代管理的制度需求。這是宏觀方面的原因。中國傳統的鄉村治理具有濃厚的鄉土性，長期依靠宗族制、家長制和人情關系，這與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民主、法制形成鮮明對比，為了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需要引入制度管理。（2）農村干部文化素質欠缺。這是微觀方面的現實原因。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傳統的農村社會利益格局出現分化，管理事物日益增多且趨于復雜化，對村級領導的綜合素質提出更高要求，而農村干部的文化素質跟不上時代要求，導致基層治理危機頻發。（3）農村精英流失嚴重。這是時勢方面的原因。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增加，學習成績較好的農家子弟皆有機會進入高校讀書，然后到全國各城市工作，那些具有闖勁的青年農民大部分時間在外地謀生，只是在過年過節才返鄉。在城鎮化浪潮中，農村精英大量流失造成農村工作缺乏人才支撐。（4）大學生就業形式嚴峻。由于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快速推進，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大學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為了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大學生村官政策順勢出臺，成為新時期中國的人才下鄉新政策。
從1995年江蘇省開展“雛鷹計劃”首次招聘大學生到村任職以來，大學生村官從無到有,數量由小到大，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過程。大學生村官制度不僅是我國嚴峻的就業形勢和新農村建設“留住能人、引進能人”需求下催生的一種制度安排,更是人才培養機制的一個新探索。當前新農村建設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開展的背景下，大學生村官政策對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培養一批對人民群眾具有深厚感情的后備黨政人才，對于緩解農村人才缺乏的狀況和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都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二、大學生村官政策實施的成效與問題
大學生村官政策是一項具有長遠意義的公共政策，是黨和政府為加快農村地區發展,推動新農村建設而實施的戰略舉措。經過長期的探索與實踐,現已取得一定成效并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
（一）大學生村官政策實施的成效
“大學生村官”政策是極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新時代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推行的一項人才下鄉政策，是富有成效的舉措。
1.大學生村官扶植和優惠政策顯成效
“大學生村官計劃”是黨中央作出的戰略決策,其目標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輸送和培養骨干人才，增強農村基層組織生機活力；為黨和國家事業培養熟悉基層、了解農民、對群眾有深厚感情的黨政干部后備人才；培養具有基層生活經歷的各行各業優秀人才。
（1）大學生村官政策取得顯著的社會效益
2005年7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政策文件《關于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2008年“選聘大學生村官”政策正式出臺，政策引導高校畢業生去農村就業，助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是我國組織人事制度的重大突破，全國各地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努力建設“素質優良、奮發有力、愛崗敬業、實干興村”的大學生村官隊伍，逐步建構起大學生村官干部培養鏈。
政策鼓勵大學生村官扎根農村工作。《意見》鼓勵在實際工作中表現優秀、黨員群眾認可的黨員大學生“村官”扎根農村。《意見》規定，聘用期滿、聘期考核稱職的大學生“村官”，本人提出續聘申請，經鄉鎮黨委初審，縣級組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審定，可簽訂續聘合同繼續留村工作。中組部等部門下發的《關于鼓勵和支持大學生“村官”創業富民的意見》（組廳字[2009]39號）對自主創業的大學生“村官”也有扶持政策，鼓勵并支持大學生“村官”自主創業，選派大學生“村官”到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業示范園區、專業合作社和專業協會參與實踐鍛煉。
這項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以來，成千上萬的大學生“村官”在祖國各地的農村發光發熱，貢獻著青春和才華，取得顯著的社會效益，逐步得到全國民眾、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認可。
（2）大學生村官選聘工作的探索顯成效
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是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近年來,中組部會同有關部委,先后出臺十多個文件,不斷完善大學生村官計劃,這一政策在全國各省市得到實施，已取得明顯成效。其中，江蘇省作為推行大學生村官計劃較早的省份,很多工作走在全國前列,取得了不少經驗。該計劃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以來,有效緩解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也為黨政干部后備人才的培養拓寬了路徑。
大學生村官選聘政策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緩解大學生就業問題起到了積極作用。十七大以來,大學生村官選聘工作為新農村建設、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培養了一大批后備人才和骨干力量。事實上，大學生村官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村級組織的生機和活力,優化了鄉鎮干部隊伍結構,形成了來自基層一線的黨政干部培養鏈,為各行各業輸送了一批具有基層工作經驗的有用之才。
2.大學生“村官”的出路多
大學生村官政策是黨和政府的一項重大決策，政策的實施為推進新常態下農村改革發展、夯實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注入了新生力量和新鮮血液,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了組織保障和人才支撐。
為鼓勵青年大學生追求進步，國家出臺了多個政策，構建了大學生“村官”流動機制,引導聘用期滿大學生“村官”通過留村任職工作、考錄公務員、自主創業發展、另行擇業、繼續學習深造等“五條出路”謀求發展。其中，對于大學生“村官”參加公務員招考，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規定：一是可參加面向社會統一組織的公務員招考，聘用期滿且考核稱職的享受有關優惠政策；二是大學生“村官”聘用期滿、考核稱職，并經縣級組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推薦同意的，可參加面向大學生“村官”組織的公務員招考。
3.農村基層治理結構優化
作為一種全國性的的制度安排,大學生村官政策不僅開辟了大學生就業的新渠道,也提升了基層治理能力,提高了農村工作效能。
目前，“大學生村官計劃”的實施取得了顯著成效。一批批青年大學生從城市走向鄉村，給我國農村基層管理帶來巨大的變化，提升了村官的整體素質，改變了村務工作作風。大學生村官在聘期內參與農村社區服務與治理，創生了一個特殊功能。有學者通過對SH市X區的實證調查發現,大學生村官在組織的推動和農村社區活動開展中開創了新型社區公共空間。大學生村官利用公共場所、公共活動、公共資源等社會條件和地方資源,實現了社區空間的形塑。但鄉村公共空間的形成并非該政策實施的初衷,而是大學生村官開展農村社區工作所取得的意外后果。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學生村官在農村社區扮演的角色就從傳統的“管理者”或“服務者”的身份開始向“農村社會工作者”身份轉變，他們逐漸成長為農村社區中的精英人士,積極參與社區服務與基層社會治理,從而實現了一種善治效果。
（二）大學生村官政策實施中的問題
大學生村官制度自實施以來,對我國鄉村社會發展及黨政人才培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隨著該政策及其活動的深入開展,大學生村官制度遭遇了現實的困境。在肯定成效的同時，大學生村官政策在理論與實踐中顯現出來的問題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1.大學生村官政策的理論探析：邏輯起點與制度困境
大學生村官政策是我國公共管理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該政策在中國探討多年，國內學者多持有這樣一種觀念與態度：大學生村官計劃根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觀點，植根于中國共產黨干部培養的基本理論與基本經驗。 在進行政策分析時，鄉村治理理論、精英理論和職業化理論是比較常用的理論工具。但是，這種表達過于籠統，其理論依據不足，難以指導大學生村官政策走向成熟，難以引導大學生村官的持續發展。
農村基層人才的剛性需求是大學生村官政策擬定的邏輯起點。從政策制定的起點和歸宿來看，首先這一政策緩解了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緊張局面,其次是滿足了新農村建設人才的需要。但面對國家政策導向下的大學生村官制度，我們不能忽視制度中存在的隱性問題:政府選派的大學生村官能否融入鄉村社會的環境?鄉村社會的大環境能否接納這群外來的村官?而這又涉及國家政策與基層政策的銜接問題，涉及國家意愿、村官意愿、基層意愿的統一和三方利益的制衡。
大學生村官制度是中國部分省區在鄉村建設中摸索出來的寶貴經驗，其對江蘇、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有較強的適切性，那里的人們思想觀念比較開放，經濟基礎比較雄厚。而這種鄉村建設經驗,這種不同于以往中國人才培養和流動的新想法和新實踐,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依，在國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沒有類似的從上到下系統推進的工程。“人往高處走”,這句諺語影響了幾千年的中國老百姓。長期以來,跳出農門是數億農村人一直追逐的夢想,孩子上完大學后再回農村,對大學生村官的家長來說，將之視為奇恥大辱。而現在的大學生村官政策開啟了“人往低處走”的新模式，牽帶著大學生村官本人、家庭及其就業觀的轉變。但這種轉變是有難度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學者利用第一手的問卷調查資料,基于Ordered Logistic模型對陜西省282名大學生村官的工作滿意度及留任意愿進行了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當前大學生村官的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愿普遍較低；留任意愿與大學生最初選擇村官工作的動機緊密相關；大學生村官的性別、年齡、從事村官年限、婚育狀況、學歷等人口學特征對其工作滿意度及留任意愿影響顯著；社會各界對大學生村官的重視與認可對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愿也有顯著影響；提高大學生村官的收入水平、實行連續三年考核優秀,直接晉升事業編制的政策及增加晉升為國家公務員等政治機會能顯著提高大學生村官的工作滿意度并增強留任意愿,而其它因素對于提高大學生村官的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愿的效果并不明顯。
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影響足夠廣泛而深遠,大學生村官在政府的政策感召下,通過設定的程序形成了“入鄉”的事實,這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撼動了幾千年來文人入仕的觀念。但大學生村官作為農村社區的基層工作群體,國內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大學生村官政策本身的探討,試圖把大學生村官當作國家制度在基層的代理人來解讀，這一研究范式在為我國農村社區工作的開展創造出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忽略了大學生村官參與農村社區服務與治理的特殊功能，使得大學生村官政策及其執行陷入制度困境。
2.大學生村官選聘工作的實踐困境
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實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也面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大學生村官服務基層、扎根農村的決心,影響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嚴肅性。下面我們從制度設計、政策執行、大學生村官身份以及農村社會環境等四個方面對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
（1）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制度設計存在問題
任何新生事物的發展都會存在發展性障礙，都會遇到一些難題。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實施并非一帆風順，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受到政策本身、政策執行主體、大學生村官自身以及政策執行環境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使得政策實施和原定的政策目標存在一定偏差,政策原本設定的愿景難以實現。
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制定涉及國家意愿、村官意愿、基層意愿的統一和三方利益的制衡,但政策設計中對三方價值主體分別持有的價值訴求考慮不周,造成國家與地方的制度銜接出現了斷裂。目前我國各地推行的大學生村官制度并不具有內在的創造性特征,更多的是行政權力的干預，是外在制度設計的產物,這使得大學生村官更多地成為村官自治制度的外在執行者。大學生村官模式在制度設計中存在不足之處:崗位職責欠明；身份定位不準；選調生招聘名額過少；這些問題影響大學生村官計劃目標的有效實現,也不利于大學生村官計劃的可持續發展。定位的模糊和角色的錯位帶來功能的沖突,最終導致大學生村官服務功能的弱化、虛化，進而影響該制度的長期性、有效性。目前,大學生村官選聘工作存在的實踐困境有：大學生思想不穩定、難以融入農村、專業不對口等，分析這些問題的原因，都可以在制度設計中找到答案。
制度設計的缺陷和制度嵌入的安排不足造成大學生村官制度建設的現實困境。第一，身份困局。大學生村官在法律上處于“非官、非農”的尷尬處境:他們既不屬于事業單位人員或鄉鎮公務員編制,也不是村委會成員。這種身份上的兩難,是制約大學生村官計劃推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制度的角度來看，大學生村官任期未滿就報考公務員或企事業單位招聘是由兩方面原因所致:待遇太低和出路不明朗。第二,政策困局。部分縣（區）將招聘到的大學生村官直接任命為村黨支部副書記或支部委員,這顯然是與我國法律是相違背的。況且,大學生村官遭遇了身份轉換的政策矛盾性,中組部提出5年內選派10萬村官,為我國未來的基層干部隊伍貯備人才,但中編辦卻又規定5年內不進人，各部門要求的不一致造成了政策執行的混亂。第三,出路困局。大學生村官未來出路的政策設定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推薦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不確定性；大學生村官創業優惠政策缺乏操作性；考研鼓勵政策發揮作用的有限性；大學生村官自主擇業的高難度性；對大學生村官扎根農村的優惠政策缺乏激勵性。在目前的政策范圍內，村官留村任職的可能性不大,參選村干部需是本地人的規定也是難以逾越的；考錄公務員和繼續深造的出路，對于大學生村官來說既令人神往又令人迷茫,繁雜的事務使村官們在準備考試時精力不濟，他們很難像在校大學生備考時那樣輕松自如。自主創業和另行擇業，對于多數大學生村官來說，更可能只是紙上談兵。遭遇如此困局，大學生村官在進退兩難間彷徨。
（2）大學生村官政策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大學生村官政策是黨和國家在新農村建設背景下出臺的戰略決策。國家有關部門在制度設計中對大學生村官的未來作了很好的安排,但政策執行中的差異性,不能保證村官的利益都能得到實現，也無法保障鄉村治理的有效性。
大學生村官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導致政策效果與政策目標相偏離。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受到政策本身、政策執行人員、執行機構、目標團體及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政策的執行與預期目標相比存在一定的偏差,影響著政策的權威性和完整性。由于大學生村官政策缺乏科學性、穩定性,政策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的非契合性；政策制定者、決策者沒有進行廣泛的調研，導致政策執行機構、執行人員出現執行博弈；另外，政策執行人員的政策水平、政治覺悟不高，政策對象的思想覺悟、利益取向、內在信念等方面會誘發其對政策產生抵觸情緒；另外，政策執行缺乏配套的人財物資源、信息資源，缺乏較好的制度環境……這些都會引發公共政策在執行上產生問題或偏差,導致政策預期目標難以實現。[6] 再加上政策本身的不完善、“村官”群體的身份認同缺失等共性問題，使得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執行偏離了軌道。
(3) 大學生村官的多重沖突問題
作為黨和國家立足長遠作出的戰略決策,大學生村官政策正顯現出積極效應。但由于大學生村官角色身份的特殊性,并受相關因素的影響,大學生村官在進村工作之后形成了強烈的角色偏差和角色沖突,以至影響大學生村官工作的長期發展。
為了鼓勵大學畢業生深入農村建設一線工作，黨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和優惠政策，例如，考公務員和研究生加分、選聘鄉鎮干部、各種生活和學習保障，等等。對此，眾多大學生“村官”邊工作邊學習，邊學習邊工作，在工作中積累了生產實踐，增強了村務工作的能力。但也有一些“村官”不是深入田間地頭了解情況和指導生產，而是天天伏在“桌頭”想后路、憂退路，不是琢磨考公務員，就是一門心思研究考研之事，如此“村官”，村民們意見可不小。人心不穩，事業如何穩。大學生村官是國家未來的接班人,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做人和工作。
大學生村官在工作和生活中面臨著多重沖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行為取向上的義利沖突，行為動機上的心理沖突，行為表現上的角色沖突。一些大學生村官沒能處理好期待角色與實際角色引發的心理沖突，工作角色與生活角色的沖突，領導角色與順應角色的沖突，存在動機不純、精力肢解的現象，“人在曹營心在漢”，辜負了人們的期盼。再加上大學生村官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考核缺位、退出機制不完善等弊端,使村官計劃目標的實現受到嚴重制約,而這些問題關鍵在于大學生村官“出路”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大學生村官的穩定比流動更有價值。給予大學生村官合理的身份定位與待遇,保持他們在目前崗位上的相對穩定,比流得動更有價值。
（4）中國農村差序格局的制約
中國農村傳統上的社會環境，是一種以血緣、宗族為基礎的親情社會，是一種以人情關系為紐帶的差序格局，是一種半自治型的鄉土社會。在這種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大學生村官制度難以釋放其制度效能，在大學生村官和村干部的行為互動中，大學生村官作用的發揮過分依賴村干部。
造成大學生村官作用的發揮嚴重依賴村干部的原因與制度環境有關,現行的某些制度規定造成了村干部的強勢,大學生村官則處在相對弱勢的地位。大學生村官政策與村民自治制度、鄉土社會的特殊環境共同構成的社會背景下,大學生村官和村干部二者在身份地位、組織待遇、鄉土資源擁有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這對他們的行為具有巨大的影響。按照兩者利益訴求的不同,大學生村官與村干部的行為互動模式,可分為利益訴求一致模式和利益訴求不一致模式兩種大的類型,每種類型之下又包括兩種具體的模式,并且不同的模式隨著大學生村官和村干部所處具體情境的變化而相互轉化。在外部環境既定的情況下,村干部總體上在行為互動中處于優勢，大學生村官處于劣勢。大學生村官能否辦成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利益訴求與村干部的利益訴求是否一致。村干部的支持成為大學生村官能發揮作用的關鍵,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政策作用的有效發揮，不符合大學生村官政策的本意。在中國鄉村的熟人社會中,大學生村官在各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失去了話語權,原來的制度預期效果沒有實現,權衡改進之道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總之，大學生村官政策執行中產生了諸多問題，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國家意愿、村官意愿、基層意愿的不統一,沒能形成三方利益的制衡,三方價值主體分別持有不同的價值訴求,國家與地方的制度銜接出現了斷裂。因此,制度的優化與完善是發揮大學生村官作用的必需之舉。
三、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優化與完善
選聘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是黨中央站在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項具有長遠意義的重要政策。如何充分發揮制度創新作用,完善大學生村官培養制度,不斷提高大學生村官的綜合素質,促進大學生村官健康成長,更好地適應新農村建設需要,是擺在各級黨組織面前的重要課題。
1.加強理論研究，探索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
大學生村官政策的理論研究涉及到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目前學術界對“大學生村官計劃”的利弊得失尚未形成共識。從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初衷和理論邏輯來看,其積極意義是無容置疑的,但現行的政策導向屬于短期激勵,不利于建立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
選聘大學生到村任職,是黨和國家為保證社會主義事業薪火相傳、后繼有人的重要舉措。這一政策的實施涉及政府政策制定、高校教育管理、大學生村官個人發展、鄉村治理結構等諸多方面。正確的政策導向是:加強對大學生村官計劃的正向激勵和長期激勵,從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關系的戰略高度加大對大學生村官計劃的經費投入 ,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可以借鑒公費師范生制度的投資方式對大學生村官給予經費支持；推行大學生村官“合同制村民”和任職年限彈性制度,鼓勵永久任職,大學生村官配額應向老、少、邊、貧農村地區傾斜。“村官”群體的身份認同和大學生村官融入基層是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的難題。相關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大學生村官融入基層的影響因素及對策、大學生村官融入基層的歷史比較、大學生村官流失與出路等三個方面。進一步研究有:明確界定大學生村官相關概念,加強理論探討,從制度嵌入的視角探尋大學生村官融入基層的理論基礎,并用基層融入度這一指標來衡量大學生村官融入基層的程度。
2. 優化村官制度，建立公務法人性質的社會組織
大學生村官制度是解決人才資源配置難題、保證城鄉協調發展的有益探索,但是,大學生村官合法地位的缺失為該制度的長期推行帶來了隱憂。在理論層面,無論是將大學生村官轉變成公務員還是村干部的做法都缺乏合理性，同時，也缺乏可行性。在不違背村民自治的前提下，可建立一個公務法人性質的社會組織來取代政府對大學生村官制度的運行進行全面管理；同時，應以市場化、職業化為導向，將大學生村官逐步培養為以管理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內部公共事務為職業的“職業村官”。
在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執行過程中，大學生村官合法地位的缺失使得這項制度受到根本性壓制。現代企業管理中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可為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鑒，即通過職業化的途徑將大學生村官定位為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內部的專門管理者——職業村官，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通過公務法人制度來破解大學生村官法律地位難題。大學生村官的身份是由三個層次的外部結構性力量建構的，包括經濟產業結構、農村社會基層治理政策和人力資源配置，也是由作為互動主體的村鎮干部、村民等多元他者所建構的，作為行動主體的大學生村官對被建構的身份形成認同和困惑，面對群際差異，積極用行動尋求從“我是誰”向“我會成為誰”的認同變遷可能性。
大學生村官制度優化的路徑是從“嵌入”到“融合”。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后農業稅時代的大學生村官逐漸成為一股新的鄉村治理力量。從產生程序來看,大學生村官是“空降”到村莊中去的,大學生村官制度是“嵌入”到村民自治制度中去的。從實踐效果來看，十多年的政策施行正在悄悄改變著鄉村社會的治理結構和運行邏輯,推動中國的鄉村治理從“硬治理”向“軟治理”轉型。作為新時代精英下鄉的大學生村官,是外在于鄉村社會關系的力量,他們不同于本土干部，作用的發揮終歸有限。因此，需從法律上對接和制度上接納，保障大學生村官制度建設的合法性認同，確定大學生村官在基層的合法性,即對村民自治制度、基層黨內選舉制度、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進行修訂,積極推進村級干部的養成制度,使大學生村官納入基層人才的政治生活中。地方政府與村兩委應充分發揮地方優勢,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出臺扶植政策,讓大學生村官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3.改進選調生村官模式，高校對接“大學生村官”培養工作
選調生村官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普通大學生村官的出路問題:明確了大學生村官擇業動機，完善了大學生村官考核機制，解決了大學生村官后顧之憂，推動了村官計劃目標的有效實現。但是，選調生村官模式仍具有制度缺陷，需作出政策的自我調整:健全選聘制度,優化選調生考錄機制；完善管理制度,明確選調生工作職責；加強考核制度,形成選調生優留劣汰機制；健全激勵制度,激發選調生內在動力；加強大學生村官專業化教育，提供基層鍛煉機會,提高實踐能力；強化崗位培訓,增強工作能力；明確自我定位,提升服務基層意識和能力；盡快轉變角色,積極融入基層；自我調節,在實踐中磨煉提升。總之，實施“大學生村官計劃”符合當前社會的發展形勢，對于選調生村官宜采用動態的管理模式。
大學生村官政策是國家落實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作為村官搖籃的地方高校,在這項工程實施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學生村官”計劃需要國家政策的大力引導和地方政府的認真實施，更需要高校的鼎力相助。高校應主動對接“大學生村官”培養工作，從辦學理念的時代性、招生安排的計劃性、專業設置的針對性、課程設置的科學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導向性、跟蹤培養的主動性等方面入手，探索并創新高校對接大學生村官培養工作的舉措。
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高校在大學生村官培養工作中具有自身的責任擔當。隨著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大學生村官計劃的全面鋪開,構建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保證大學生長期扎根農村、服務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已成為大學生村官工作的核心。為了發揮高校的人才培養的優勢和為社會服務的功能，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承擔著培養大學生村官的重任,要從長期性和穩定性角度深入思考大學生村官的培養模式,為廣大農村地區輸送合格的大學生村官,推動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
4.加強崗位培訓與繼續教育,引導大學生“村官”有序流動
大學生村官政策同中國農村治理的現代化及其發展方向是高度契合的。十年探索中,大學生村官政策雖然在選聘規模和質量、焦點問題、隊伍能力等方面有所完善,但現實中大學生村官干不下來、融不進去、留不住人、解不了題的形勢依然嚴峻,迫切需要實現大學生村官的精準化、職業化、制度化以及體系化,為中國農村治理與發展注入真正的力量。實施大學生村官政策是為了給農村社會引進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為農村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以此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施要靠農村基層，首先就離不開“村官”這個橋梁。農村的發展必須靠知識豐富、視野開闊、具有創新型思維的新型人才來改變面貌，必須重視“村官”的培育。
發揮制度創新作用，完善大學生村官培育制度,加強崗位培訓與繼續教育，不斷提高大學生村官的業務水平和綜合能力。新時期做好大學生村官繼續教育工作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一是提高黨在農村執政能力；二是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三是促進大學生村官的個人職業生涯發展。明確大學生村官角色定位,引導大學生村官處理好“地頭”和“桌頭”的關系，讓大學生村官顧大局、識大體，用實實在在的行動，爭得組織和村民的支持，爭取實現更高的目標。大學生村官”是當今中國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新目標,是實現農村人力資本優勢的根本途徑,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效形式。為了讓大學生村官“下得去、呆得住、干得好、流得動”,要念好“育”“管”“歷”三字“真經”,確保村官大學生修成“正果”。
發揮大學省村官對農村創業富民的引領和帶動作用，推動選聘到村任職高校畢業生服務期滿后有序流動。引導大學生“村官”有序流動，需進一步完善大學生“村官”扶植政策，相關政策包括公務員選拔中增加對服務基層業績考核的比例、為大學生村官扎根基層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和為大學生村官創業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支持等，從“政策吸引”向“職業發展”轉變。在解決大學生村官政策執行偏差問題方面，一方面黨中央及國務院等政策制定機構、決策機構,及政府相關執行機構，要在法律保障、前期調研、政策宣傳、選拔招考、財政支持、待遇保障、有序流動等方面對制度進行完善；另一方面高校畢業生及大學生村官要端正態度、堅定信念、提高素質，助推大學生村官政策有效執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出一份力。對于大學生而言，在農村基層工作,是人生一次珍貴的鍛煉機會，也找到了一個可以實現自身價值的舞臺。大學生在農村工作和生活可更好地了解基層和農村,熟悉農業和農民，培養群眾意識，擴大自己的視野，增長閱歷，完善和提高自身素質,從而勇擔重任，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結語
大學生村官政策是現時期黨和國家對社會資源進行權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是國家進行的人事安排制度。“大學生村官計劃”對于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提高農村干部隊伍整體素質、優化鄉村治理結構、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具有重大意義和實踐價值。經過長期的探索實踐,大學生村官政策現已取得一定成效并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同時，該政策也存在著許多不足,需要完善與優化。
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制度優化應以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為價值取向來實現其效能的最大化,重點關注實質性效能。在實現程序性效能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與大學生村官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大學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建立科學合理的大學生村官考核機制，提高大學生村官的工資及福利待遇。大學生村官制度優化的路徑需從選拔、培養、基層民主建設以及激勵等環節著手,努力塑造制度“嵌入”的支撐體系,健全大學生“村官”的選拔錄用機制、培訓管理機制、考核評價機制、激勵機制和退出機制；轉變政策目標群體的觀念和優化政策執行的環境等，從而使大學生村官計劃契合于我國農村社會環境,以取得更大的成效。
作者系衡陽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4年4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