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區3938個行政村中，符合或基本符合認定標準的傳統村落目前僅有52個
◆已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建議名單的52個村落僅有9個制定了保護規劃
◆門頭溝區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建議名單的11個村落中，有4個村落外出務工人員超過了戶籍人口數的20%，有的村甚至超過一半
◆一些古村落因為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才得以保留“原汁原味”
◆村落保護狀況不一，缺乏具體規劃，“同質化”“空心化”等問題明顯
◆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夠明晰，很難真正落實對傳統古村落的保護與利用
在北京城外的山川溝壑間，散落著很多原生態的古村落。這些古村落，不僅是北京周邊千百年來傳承農耕文明、山鄉文化的載體，也成為現代都市人探訪歷史遺韻、追尋精神家園的目的地，是構成北京歷史文脈的重要篇章。
在城鎮化進程中，這些京郊古村落與全國各地的古村落一樣，面臨著農村人口空心化、基礎設施短板、文物修繕不力、土地制度制約等一系列問題。京郊古村落如何保護、能否走向“新生”，考驗著地方政府的智慧。
爨底下村的名聲
相比很多籍籍無名的京郊古村落，門頭溝區爨底下村聲名遠播。村子依山而建，民居錯落有致，村內古建筑群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爨底下村也成為北京古村落開發旅游業的先行者。每到周末，從城里來的車輛常常要在村外排很久才能進村，村里幾乎家家都吃起了旅游這碗飯。
曾經，爨底下村山多、地少，人口流失嚴重，是要被搬遷的貧困村。1995年率先“吃螃蟹”開展旅游開發以來，不僅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如今村里的58戶、98名戶籍人口基本都在經營自家院，不愁客源，日子過得讓外人羨慕。
村支書韓革立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20年的旅游開發中，村子管理者有一個貫穿始終的原則，就是充分調動村民參與，確保村民受益。現在爨底下村聲名鵲起，成了品牌，一年能接待二三十萬人。
記者隨意走進一個院子，年近七旬的主人韓曉文熱情地上來招呼，雖然經商多年，但山民的質樸和熱情并未改變。韓曉文以前靠種些雜糧為生，現今他家是村里知名的接待戶，平時老夫妻兩人經營，周末還要雇人，一年毛收入十幾萬元。對祖宗留下的這個老宅院，韓曉文充滿了感情，精心打理。
“整個村都是博物館，全村人都是講解員。幾乎每個村民都能講出自家民居的歷史故事。”韓革立說，爨底下村對古民居保護工作非常重視。政府不斷加強教育引導，村民對文物保護意識也比較強，民居的保護情況都比較好。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正遇到從內蒙古包頭市包鋁中學來的一群美術學生在村里寫生。“這次來了100多人，已經在村里呆了三天了。”班主任趙心宇說，“這些古村落的景觀，城市長大的孩子們從來沒見過，我覺得對練習美術寫生幫助很大。孩子們能從中感受咱們國家傳統的歷史文化遺產，開闊眼界。”
水峪村們的“寂寞”
像爨底下村這樣的“明星村”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京郊古村落仍在寂寞中苦苦探尋“新生”之路。
記者了解到，有的古村落盡管“稟賦”較好，在保護和利用發展上卻面臨困惑。作為北京為數不多被認定為中國傳統村落和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的古村落，房山區水峪村有著600多年的歷史，保存了明清時期的村落格局。但由于缺乏產業引導，水峪村人口空心化嚴重，古村的歷史形態日漸破敗。在利用開發方面，水峪村更像“一張白紙”。不少城里人慕名前來，卻發現在村里連個像樣的公廁都沒有。
走進水峪村，記者看到，村里的道路、民居和一磚一石都充滿古樸的味道，但卻沒有形成成熟的旅游經營模式，基礎設施建設缺位。知名的“楊家大院”等房屋已經殘破不堪，由于缺乏系統開發和有效利用，只有少數幾家農家樂經營者。
“楊家大院”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間，王玉玲老人已在這里住了50年。“我們這里是塊‘死地’，缺乏經濟來源，我兒子常年在外打零工，剛工作的孫子在順義搞物流。”坐在院門口石階上的王玉玲告訴記者。
前些年，水峪村的勞動力大都在附近鄉鎮里的煤窯工作，2010年前后煤窯關閉，連帶著周邊的小賣部、小飯館、運輸維修等生意都受到了影響，村里沒活干，年輕的外出打零工，留守的多是老人。
由于缺乏規劃和有效的開發、引導，游客和“驢友”的到來并沒給廣大村民在收入、就業上帶來更多實惠。“我不太愿意游客來。”王玉玲說，除了經營農家樂的幾家，游客沒給其他村民帶來什么收入。
缺乏整體規劃不僅影響了村民靠旅游致富的步伐，也對文物古建保護造成一定影響。盡管如此，水峪村從沒有停止探索新路的步伐。
2016年11月，這里承接了北京市第四屆職業技能大賽暨第二屆青年建筑創意設計大賽決賽，主題是《水峪村傳統村落民居建筑及環境改造》，此次大賽以激活鄉土文化、再現傳統風貌為主旨，希望集納青年學子的奇思妙想，探索傳統民居建筑及環境更新改造的新模式。進入決賽的12組作品中，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有限公司團隊的《共享村落再生計劃》獲得金獎。而這樣精美的藝術設計何時能從圖紙變為現實，對水峪村來說還是個未知數。
探尋保護新路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加快，傳統村落陷入生存困境。一些古村落因為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才得以保留“原汁原味”。
北京市旅游委產業發展促進處處長王清認為，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說，傳統村落也是北京歷史文化實物傳承的一個重要載體。當下，都市人到郊區感受原生態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強，門頭溝區爨底下村、密云區古北水鎮等擁擠的人流、車流體現出需求的旺盛和供給的普遍不足。
據了解，在《傳統村落評價認定指標體系（試行）》中，北京郊區3938個行政村中，符合或基本符合認定標準的傳統村落目前僅有52個，占北京行政村總數的1.3%。2015年北京市政協的調研報告顯示，其中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村落有13個，入選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的村落有5個。
調研報告也顯示，北京傳統村落保護狀況不一，缺乏具體規劃，“同質化”“空心化”等問題較為明顯。在調研組實地考察的12個村落中，除個別村落依靠旅游業得到發展以外，多數村落的保護現狀堪憂，缺乏因地制宜的合理規劃。一些民居外觀殘破，有的建筑已經瀕臨倒塌。
河北大學旅游管理系副教授邢慧斌認為，由于缺乏規劃、村民缺乏保護意識，導致大肆興建現代建筑，特別是在旅游發展滯后的村落，傳統建筑被拆除或改變樣式，嚴重破壞了傳統村落的整體風貌。
北京市政協調研統計，目前已經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建議名單的52個村落僅有9個制定了保護規劃，古村落保護很大程度上處于自發狀態。在門頭溝區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建議名單的11個村落中，有4個村落外出務工人員超過了戶籍人口數的20%，有的村甚至超過一半，村子人口年齡結構普遍偏大，空心化、老齡化問題突出。
北京市旅游委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一些傳統村落中的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勞力不斷“外流”，出現“人走房空”的現象。
據本刊記者了解，目前古村落保護和利用方面大體上存在三種方式：
基于村民的自主投入開發，村集體進行產業植入。這種模式產生矛盾最小，但通常成效也比較有限，村民在資金、技術、管理等要素方面均存在短板，通常是小打小鬧、難成規模，容易出現無序發展。
大企業進行整體開發和保護，這種方式見效最快，但很可能導致傳統村落面目全非，破壞原生態。
第三種方式是企業和村集體合作開發，形成合作社，把村落中房屋流轉到村集體、合作社手中，以租賃的形式進行開發，村民可以獲得租地租房的收入。這種模式能夠較好平衡各方利益，缺點是由于產權不清晰，企業投入無法得到保障。
走好保護與利用的“平衡木”
“我認為傳統村落保護最大的難題是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護處副處長李糧企認為，傳統村落在商業模式的沖擊下，往往面臨較大的破壞風險；但如果離開市場經濟的帶動，又缺乏保護的動力。希望在傳統村落的保護上，一是財政資金要可持續，二是在保護與利用上要找到一個平衡點，保護模式要可持續。三是保護也要分層次推進，首先是搶險保護，然后拆除違建，恢復傳統狀態，此后再整治臨街立面，進行環境整治，恢復整體風貌。
多位受訪業內人士認為，古村落保護亟須完善相關政策保障。其中，土地、房屋等產權問題是制約古村落旅游開發的首要難題。
根據政策，農村的農地、宅基地、農村建設用地不允許買賣，投資企業只能通過租賃土地和房屋進行開發。造成的問題，一是項目可能無法取得立項手續，相當于沒有“準生證”；二是目前地上物和土地不能分開確權。比如，企業投資進行房屋改造，但房屋產權仍屬村民。而村民契約精神普遍不強，合同糾紛頻發，一旦出現毀約情況，投資方就會“竹籃打水一場空”。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風險加大，投資熱情受限。
據介紹，北京市旅游委于2016年完成了對京郊24個重點傳統村落的資源調研工作并構建了數據臺賬。市文物局及各區已對包括水峪村在內的5處傳統村落啟動了修繕和保護規劃，并將逐漸擴展到所有京郊傳統村落。市農委聯合相關部門和各區推動傳統村落的規劃編制和檔案建立工作，實現“一村一規劃，一村一檔”。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必虎認為，由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夠明晰，很難真正落實對傳統古村落的保護與利用。他建議加快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采用地方立法形式賦予農民宅基地進入市場流動的權利，實現農民土地用于金融、合資、入股等。
中國旅游未來研究會常務理事劉思敏建議，可重點從省級以上層面推廣“產權置換”、“古鎮形態主題公園”兩種模式。
一是借鑒江西婺源古鎮模式，通過產權置換，企業與農民組織簽署土地流轉合同，農民居住在古鎮周邊安置房里，可回到古鎮工作。
二是可采取北京古北水鎮模式，地方政府通過征用土地把村土地性質先轉變為國有建設用地，再以招投標方式掛牌出售土地，整體開發。
邢慧斌說，傳統村落類型及歷史文化存在較大差異，應實施“精準化”保護，加強傳統文化整理與挖掘，不斷創新運作模式，更多地運用現代市場經濟合作模式推動傳統村落旅游發展。
（作者：《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刊于《瞭望》2017年第1期，原題《京郊古村落如何走向“新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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