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說到，中國農業生產方式主要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參見《中國農村土地基本經營制度現狀》一文）。你或許有疑問，既然農戶分散經營有政策依據和生產合理性，農業發展條件又使規模經營成為可能，那么農民又如何實現有組織的、規模化的生產呢？
總的來說，是要對現有的經營體制再進一步創新。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進一步提出，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這個體系新在哪里？《決定》的表述是：“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
可以看出，家庭經營仍然是基礎，但其它經營方式以后可能有更大發展。
這份文件還強調，“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扶持發展規模化、專業化、現代化經營。”“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向農業輸入現代生產要素和經營模式。”
簡要回顧近二三十年農業發展可以看出，農業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大的時代背景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消融、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過去有人提出，要富裕農民就要消滅農民。其實正面含義在于“減少農民”。
這倒是不用操心，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和30年前比已大大減少。常年進城務工的農民有2.3億甚至更多。農村種田的“兩極分化”明顯——一部分人成為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主，一部分人把種地當作基本生活來源、甚至緬懷某種農業文明精神的情懷。
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溢出，或者稱“流失”，也就是一些專家學者們提出的“誰來種地”命題，既給中國農業提出了嚴峻挑戰，某種程度上也給規模經營提供了內生動力。畢竟，農業的現代化進程，就是生產效率越來越高、農業人口越來越少的過程。只是土地的規模經營、農民的組織化生產，和過去相比，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內涵了。
隨著農業發展水平提升，農田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當初耕地的“肥瘦”在農民眼中，已經不像當年那么重要了。具體有這幾點變化：
1、農戶收入構成發生重大變化。
外出打工等“工資性收入”成為主體，農村出現大量“兼業戶”，農業經營收入（種植、養殖）已經不再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大約只占農民家庭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這與中國快速發展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息息相關。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中的關鍵——戶籍制度改革長期未破題（最新情況是：截至2016年9月，全國31個省份取消農村戶口，在戶籍上實現了城鄉統一），以農民“身份”而不再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居民，對耕地的好壞不再特別重視。
他們可能更關注的是越靠近城市郊區的土地越“值錢”，因為可能會有拆遷和占地帶來的“紅利”。這給進入農業生產的新經營主體和想擴大生產規模的農業大戶們提供了一大有利條件。
2、機械化水平快速提升。
綠色革命是20世紀最偉大、最深刻的一場農業變革。從這時起，工業和農業兩大系統相遇，石油化工和機械制造領域的眾多產業成為推動農業現代化的決定性力量，大大減少了饑餓人口的數量。農業機械，正是這兩大系統相互融合的最典型產物。
如果沒有農業機械的廣泛應用，中國的農民將仍然束縛在碎片化的小塊耕地上。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道路，第一要務正是機械化。這條道路，中國成功探索出了獨特的發展模式，成為全世界小農經濟推進機械化的樣板。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由幾名山西太谷農民發端的用收割機為種糧農民提供收費性服務，后來發展壯大成為全國性的“跨區機收”，這也是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創新。這是基于中國國情、農情而形成的一種特有的農業組織化生產方式。一些專業的農機合作社由此孕育壯大起來。
目前，全國主要農作物的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60%以上。小麥、水稻等機械化收獲水平已經接近極限，各地農機服務組織普遍發展起來，給耕地的規模經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3、國土整治、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村道路。
這一點由于政策性、工作性有些太強，在此不作過多介紹了。總體來說，胡溫以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當政以來對三農問題高度重視，以及隨著國家財力的日益強大，大力開展了土地整治、中低產田改造、小流域治理等涉及農業基本建設的工程。
同時，“村村通公路”、機耕道的廣泛建設，使農村道路條件大為改觀。這給農機作業提供了可能性。加上此前提到過的農田水利建設，耕地的“肥瘦”差異越來越小。
4、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如今許多地方的農民，是“穿著皮鞋”下地干活的。他需要做的就是付給專業化的社會服務組織一定費用，比如打藥施肥、農田排灌、收獲晾曬、地膜覆蓋和回收、動物疫病防治等。這種市場化、專業化的分工，既細分拉長了農業的產業鏈條，又使規模經營成為一種趨勢。
目前，為農業生產者提供經營性服務的組織形態主要有：農民合作社、專業服務公司、專業技術協會、農民用水合作組織、農民經紀人、涉農企業等。國家對此積極倡導和支持，采取了政府訂購、定向委托、獎勵補助、招投標等方式，引導經營性服務組織參與公益性服務，對符合條件的農業經營性服務業務還免收營業稅。
這種新型的社會化服務組織，是基于專業化的生產分工、由市場所形成的，超越了當年人民公社時期的（如公社、大隊、小隊）行政化界限，真正做到了“由市場配置資源”，更高效、更有生命力。
除了發展市場化的服務組織，國家也在強化農業的公益性服務體系。如：改革基層農技推廣體系，建立補助經費與服務績效掛鉤的激勵機制；支持高校、職校、科研院所開展農業技術推廣；加強水利、林業公共服務機構和抗旱服務組織、防汛機動搶險隊伍建設；推進農村氣象信息服務等。
可能還不止這些條件。無論如何，所有這一切都為規模經營提供了充分的支撐條件。只是這時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規模化”，其內涵已經和當年“集體化”所展現出來的“規模化”完全不同了。
反過來說，如果想要再以當年的“集體化”組織生產方式進行規模經營，無論大的經濟背景和環境，還是農村的微觀經濟基礎，都已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了。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國農業的“馬賽克”現象》中，提到的浙江姚浜村、四川崇州市和湖北沙洋縣，就是不同層面、不同方式的規模經營模式。包括但不限于的這些全新探索，也將繼續引領中國農村改革之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知食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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