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謂“現代化農業”本質上是“石油農業”，即“利用土地把化石能源轉化成食品”[①]，它以工業化為支撐，以大量技術、資金和資源投入為基礎，依靠大量使用石化能源產品，如化肥、殺蟲劑、除草劑、激素和農膜等，維持農業產出。目前，除了在機械化、規模化方面還存在較大差異外，中國的“現代化石油農業”已經成型，大量使用石化能源產品已經非常普遍，甚至在偏遠山區，農民也已經大量使用毒性很強的除草劑和殺蟲劑。
“現代化石油農業”的非綠色生態性質非常明顯，筆者在《人口困局》一書中表述如下：“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膜本質上是對土地肥力的掠奪，是對土地竭澤而漁；大量使用農藥、激素和抗生素不僅毒害了我們自己，而且嚴重污染了土地和環境，最終損害了土地的生產力，嚴重削弱了土地的人口供養能力。其最終結果就是，在我們這幾代人身后留下一片片貧瘠的土地，這等于斷送了子孫后代的生路”；“普查數據顯示，農業源污染明顯超過工業或城鎮生活污染”，“農業源污染才是我國真正的污染大戶和第一水污染源頭”[②]。從生態環境和人類食物鏈的高度看，這一“非綠色生態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現代化石油農業“不可持續”的性質。
如果說，上述“非綠色生態性質”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只是一種長趨勢，眼下還不具有現實危險性，那么，中國石油供應鏈條的意外斷裂就是一種短趨勢，作為突發事件，它可能會給現代化石油農業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③]，中國石油產量在2010年后接近其產量峰值，中國自2000年以來的強勁消費勢頭，主要依靠同樣強勁的進口勢頭所支撐。2014年，中國石油依存度已經接近60%（見圖1）；若按《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計算，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早在2011年就已經高達64.3%。[④]
可見，中國石油的現實平衡處于一種非常脆弱的狀態。撇開意識形態不說，地緣政治所引發的任何局部軍事沖突（或小規模局部戰爭），都可能使中國石油供應鏈條意外斷裂。
假如，筆者是說假如，因為某種突發性事件，中國石油供應鏈條意外斷裂，它會給中國的現代化石油農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我們應該怎樣提前應對？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先來看看兩個遭遇石油“斷供”的極端個案，這其中就蘊涵了上述問題的答案。
（二）
1990年代初，朝鮮現代化石油農業崩潰的嚴重后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極好個案。
朝鮮戰爭結束后，從1953年到1970年代初，不到20年，朝鮮便實現了美國標準的農業現代化。這主要是受益于中國和前蘇聯的大力支持。朝鮮國土面積僅12萬平方公里，中蘇兩大國的“大力支持”，迅速提升了朝鮮農業的現代化裝備水平，朝鮮因此全面實現了農業機械化。1960年代末，朝鮮農村全部通電；1970年代末，朝鮮糧食實現自給自足；1980年代初，全部耕地面積的70%實現灌溉，插秧的95%和收割的70%實現機械化。1976年，朝鮮糧食總產量達到800萬噸；1984年，首次突破1000萬噸，實現了糧食自給并部分出口。1980年代末，朝鮮城市化率已經高達70%。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朝鮮與日本是東亞地區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并稱“東亞雙雄”，朝鮮被歐美譽為“遠東戰后的經濟奇跡”。有統計稱，1953年以后的10年，朝鮮經濟年均增長率高達25%，這可能是當時世界之冠。朝鮮“1979年按人口平均的國民收入，折合1920美元”（《世界經濟年鑒1981》P151），遠高于中國，也高于韓國。
經濟快速發展大大提升了當年朝鮮的社會保障水平。從1979年開始，朝鮮實行全面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制度，甚至為幼兒園、小學、中學和大學學生免費供應外衣、內衣和鞋子等生活必需品。一般認為，1979年的朝鮮已經是一個準現代化國家。[⑤]
不過，朝鮮的現代化是建立在沙灘之上，完全沒有自己的根基。
朝鮮國土面積小，既缺乏石油資源，也缺少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等等生產能力，因此，朝鮮的農業現代化完全建立在外援的基礎上，不僅農業現代化的建立依靠外援，而且現代化農業的運轉和維持也主要依靠外援。例如，現代化農業所必需的石油、化肥、農藥、農機及其配件，就主要依靠中國、前蘇聯和東歐各國，其中，前蘇聯的廉價石油至關重要。
1989年，蘇聯解體，蘇東巨變，朝鮮現代化的根基被動搖。與此同時，隨著國際貿易環境日益惡化（例如，西方封鎖，中韓建交，俄羅斯不再同朝鮮搞易貨貿易，而要求朝鮮支付硬通貨來購買俄羅斯的產品，等等），朝鮮的外匯儲備越來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進口銳減，從而導致冶金、煤炭、電力生產大幅度下降，整個工業生產處于嚴重衰退之中。由于原料、燃料、電力嚴重不足，大多數大中型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企業設備運轉率僅有30%。
工業化的崩潰直接殃及現代化農業，再加上來自蘇聯集團的石油、農業設備、化肥和農藥供應的急劇減少（如俄羅斯對朝貿易從之前的53%狂降至1995年的3%），導致朝鮮的現代化農業崩潰，全面機械化的農業被迫重新回歸手工勞動，長期依賴化肥、農藥的農田大幅度減產。[⑥]
石油停供，農機配件短缺，農業機械全面“爬窩”，迫使朝鮮動員城里人“上山下鄉”，重新回農村當農民，并且是使用鋤頭、鐵锨和鐮刀種地。這種城市化的“逆轉”異動，顯然有悖于人的天性（由鄉村走向城市易，反之則難），因而遭遇諸多阻力。有學者指出，朝鮮的那些“脫北”之人，其實多半是“脫農者”，即他們不愿意“上山下鄉”，不愿意重新回到農村、農業去做傳統農民。
1998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實地調查后報告說，朝鮮4 / 5的農業機械和設備由于缺少燃料和配件而無法使用。調查人員在考察中看到，大量拖拉機、播種機、運輸卡車和其他農業機械擱置在農田周圍無法使用，“由于找不到運輸卡車，已收割的糧食被長期堆放在地里”。
此時，朝鮮城里人正在挨餓，它殘存的運輸能力甚至不能喂飽它的城市居民。
一個現代化的農業體系一旦崩潰后果不堪設想；并且，越發達，越機械化，越現代化，農業衰退得越慘，因為，一旦石油中斷，從生產到餐桌的所有環節都會“停擺”。
想想我們那些1000萬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僅僅運輸癱瘓或半癱瘓就足以讓其崩潰——14億人口狂熱追求70%的城市化率，這實在是一件令人……的事情。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朝鮮顯得束手無策。他們沒有及時對超前現代化進行反思，沒有通過根本性變革去應對危機，而是“死守現狀”。這顯然“加劇了持續到現在的糧食短缺”，例如，“由于缺少化肥，單產下降后政府盲目大規模開荒，造成嚴重水土流失，單產進一步下降，形成越開荒越荒的惡性循環”。朝鮮的現代化農業陷入絕境。[⑦]
1990年代，朝鮮人口約2300萬人，若要解決“溫飽”需要500萬噸糧食，若要實現自給自足需要800萬噸糧食。
1994年，朝鮮糧食總產量減少到760萬噸，這是朝鮮人能夠吃飽飯的最后一年。1995、1996年，朝鮮遭遇大洪災，糧食總產量分別減少到380萬噸和260萬噸，1997年，糧食總產量跌破200萬噸，朝鮮全國發生嚴重饑荒。[⑧]
雖然外界不知道朝鮮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但“餓死人”是毫無疑問的。
一個由外援支撐、由石油維持的現代化“神話”就此破滅。沒有根基、不可持續的超前現代化，尤其是超前農業現代化和超前城市化，最終以悲劇終場。
朝鮮石油農業的崩潰是一個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經典個案，需要全人類精英，尤其是那些主導美國式農業現代化的精英，認真思索，深刻反思。
（三）
實際上，當年遭受“蘇聯解體、蘇東巨變”打擊的不僅有朝鮮，還有加勒比海北部島國古巴。但令人意外的是，古巴的農業并沒有像朝鮮那樣徹底崩潰，相反，它在經歷了“第一波”打擊之后及時調整政策，終于化險為夷，順利實現了由現代化石油農業向綠色生態農業的轉型。
以下資料來自陳美玲、愛德華多?費依以（古）的《古巴農業的另一種選擇》一文。（香港社區伙伴出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古巴也是按照“現代化石油農業”的模式，在農業“實施了大規模的現代機械化項目”，其灌溉基礎與機械化設施比同一地區的其它國家多4倍以上，拖拉機使用密度與發達國家類似。同時，規模化種植“引發了大范圍的單一栽培和使用大量的農藥和化肥”；“為了增加糧食和農業生產的出口，古巴使用每公頃相比美國兩倍多的化肥量”。
到1980年代后期，古巴每年進口化肥13億噸，比1958年增加900%；進口農藥9500噸，耗資8000萬美金。從相對數來看，古巴每年需要進口94%的化肥、96%的農藥、97%的動物飼料，來維持其農業生產。
由于高度依賴外部資源，大量進口農業生產資料，再加上土地利用效率低（這是規模化種植的特點），早在1970年代，古巴的現代化石油農業便“開始顯示出低效率的跡象”。
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以及機械化規模種植，明顯使古巴70%農田的土壤退化。后來的研究顯示，古巴有45%—60%的土壤缺乏有機質，14%的土壤出現鹽堿化，48.3%的土壤被腐蝕，40.3%的土壤酸度過高。
當年，蘇聯為古巴提供了它所需要的70%的石油和75%的糧食，而古巴則以出口85%的糖作為交換。
1989年，蘇聯解體，再加上美國封鎖，古巴的“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急劇下降，古巴的糧食和經濟體制處于全面崩潰的邊緣”，而“糧食生產與供應系統近乎崩潰”。“每個人一天所吸取的熱量由2908卡路里跌至1995年的1863卡路里，平均每個古巴人減輕20磅的體重”。古巴人均食物（吸收熱量）減少了36%，這與朝鮮的情況類似。
不過，與朝鮮“死守現狀”不同，古巴人應對上述農業危機的思路很清晰，那就是果斷放棄“石油農業”，廣泛動員民眾，迅速恢復傳統生態農業。
過去20年間，“在有機肥料、土壤保持、作物與禽畜管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基礎上，古巴實現了生態農業的順利轉型，從而扭轉了糧食短缺的被動局面。
具體地說，古巴生態農業轉型主要依靠了以下一系列配套措施：（1）政府下放資源配置、生產、銷售和分配等方面權力（農業體制改革）；（2）借助廣大民眾的力量，創建、改建了多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社；（3）依托一系列國家計劃和農業發展項目來實施土地政策的改革。這些項目包括，生態農業燈塔項目、都市農業計劃和推廣國民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大眾米”。
1、生態農業燈塔項目。
該項目始于1990 年代初，即古巴農業危機剛剛開始時。用中國話說，古巴實施該項目就是為此后的生態農業轉型進行小范圍“試點”（所謂“燈塔”，即為生態農業轉型指路）。他們“應用生態農業理念，在全國范圍內尋求關鍵區域以推廣可持續性生產體系的農場”。“試點”首先選擇在哈瓦那省內兩市的3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展開，覆蓋了“這兩個地區的約150個家庭和近400位農民”。
該項目在實施過程中受到了很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支持，這“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可持續農業網絡和擴展組織、全國小農協會和國際樂施會等機構。同時哈瓦那農業大學和農業中專技術學校也提供培訓支持”。
2、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大眾米”運動。
所謂“大眾米”是指大眾種植的大米。它是古巴人的“生存策略”之一。
石油農業的崩潰首先沖擊的就是大米生產，到1993年，古巴的大米產量比1989年“下降了67%”。民眾感覺到了生存壓力，于是自發地起來自救。“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人們開始到處種植水稻，尤其是到小型區域、邊緣地帶、貧瘠的路邊或有水的低洼地帶去種植”；“短短4年間，‘大眾米’的產量超過了‘專業’水稻”。
“大眾米”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的傳統農業種植模式：“（1）以最小的投入進行可持續的生產；（2）使用適應不同生態系統的品種；（3）使用生物肥料、生物農藥、有機物質和綠肥（堆肥）的作物輪作系統；（4）利用生物多樣性；（5）中小規模生產；（6）廣泛使用畜力和農民培訓”。
由于“大眾米”的高產，古巴政府開始出面支持“大眾米”種植，并力促其擴大生產。1996年，發展“大眾米”并推廣產量的任務下達給了農業部門的水稻研究所；1999年底，農業部門又出臺政策，允許民眾小面積承包土地。到 2001 年，“‘大眾米’項目產出了島內50%的大米，到2008年達到了75%，占全國糧食消費的35％”。
3、都市農業。
“都市農業是指在城市和城郊地區進行密集的糧食生產”。當年，為了解決“吃飽”的問題，在古巴的城市和城郊地區，陸續有人開始建造一些庭院農圃，利用傳統生態農耕，“盡可能多地生產食物”。很快，都市農業便“獲得了政府和許多機構的大力支持”。
都市農業模式基于小規模、低投入、分散生產。它從城市廢物和副產品中獲得有機物作為肥料，并采用生物防蟲技術（隨后便立法禁止使用農藥）。
古巴的經驗證明，生物防蟲有利于農業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功能的恢復，有害物種的種群也能得到控制和調節。目前，古巴“有超過200 個在不同地區及省市層面設立的蟲害生物防治中心，用半工業或手工生產生物控制和預防蟲害的材料，被認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基層控制害蟲的革命”。
目前，都市農業項目覆蓋了以14個省會為中心方圓10公里的區域；以市區為中心方圓5公里的區域；以及以城鎮為中心方圓2公里的區域。2008年的數據顯示，都市農業項目的覆蓋面積“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14.6%”。
在過去10 年，古巴都市農業項目“使新鮮蔬菜的收獲總量增長了1000倍”；“到2007年底，都市農業生產的新鮮蔬菜占全國消費總量的75％”，這還“不包括小型家庭試驗田和后花園的產量”。
從總體上看，古巴生態農業的發展，“得到了農民、多個機構、大學和研究中心的支持，已成功地找到替代短缺的燃料、肥料和農藥的方法，正如畜力牽引替代拖拉機和燃料使用；輪作，多種作物間作等豐富作物種植的多樣化；綠肥，堆肥，蚯蚓養殖，豆科作物種植，生物肥料如菌根、根瘤菌和生物質等快速地增加土壤肥力；種子保護和生物防控替代化學農藥”；“1988—2007 年間農民雖然減少了化學農藥的使用，但農作物的產量卻增加了”。
（四）
在中國人的眼里，朝鮮和古巴都是“彈丸之地”，但在筆者看來，朝鮮的“崩潰—大饑荒”和古巴的“崩潰—轉型”對中國都極具現實意義。因為，如果石油“斷供”，中國最有可能遭遇的情況很可能是，“朝鮮＋古巴”。
14億人口大國，沒有條件像古巴那樣，全國說轉型就立馬轉型。更多的情況也許是想轉型也難以轉型。
因為1950—1970年代的錯誤人口政策，導致中國人口持續膨脹至今，這使得中國成為全球人口壓力最大的國家。（盡管最近20年，中國人分享了“人口紅利”，但隨后的人口壓力“天大”。）
以2010年的數據，在我國“人口分布地理線”以東地區居住了全國92.9%的人口（12.4億人），人口密度321人/平方公里（接近日本的人口密度）；在我國中、東部18省市有約10億人口，人口密度430人/平方公里（超過日本人口密度）。若用“人口壓力指數”（它等于“人口密度×總人口”）去描述一國（或地區）總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那么，我國“中、東部18省市（10.16億人）的人口壓力指數高達4743，在全球擬排第1位”。
筆者在《人口困局》一書討論過，若在全國推廣“可持續的綠色生態食品種養殖模式”，停止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動植物激素、抗生素和農膜，那么，“我國生產的食物恐怕連半數國人也養活不了”；因此，“我們不得不讓13.4億人口一起去大量‘消費’化肥、農藥、激素、抗生素和二惡英毒素”。[⑨]
想想，在如今生態失衡的情況下，完全停用化肥農藥會招致多大的減產？現在喂激素，生豬3個月出欄上市，雞鴨1個多月上市，若停用激素，生豬、雞鴨需要1年才能上市，算算，全年肉類供應會減少幾成？
在如此現實的情況下，如果石油供應鏈條意外斷裂，那中國絕大多數人口將面臨朝鮮“崩潰—大饑荒”的處境；少部分人，主要是此前已經開始綠色生態種養殖的地區和那些遠離城市的地區，可以像古巴那樣在石油農業崩潰后陸續向傳統綠色生態農業轉型。但對于全國來說，全面平穩實現農業轉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如此一來，目前散布于全國各地的綠色生態種養殖試驗，對于未來中國意義重大。
在筆者的視野之內，2003—2006年，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和他的團隊在河北定州翟城村進行了生態農業試驗，雖然，那曾經是一個“長滿蟲子的有機農業”，但還是有所收獲；2006年至今，中科院蔣高明研究員的弘毅生態農場有效運轉，盡管試驗前兩年減產40%—50%，但在試驗的第5年取得了“年單位糧食產量達到1噸／畝”的豐碩成果；2010年至今，四川簡陽市雙河村拒絕化肥農藥激素，在全村形成了農作物品種全面生態種植的局面，他們甚至陸續找回了本地農作物種子，不再使用農業公司那些不能自留種的種子。[⑩]
2年前的一天，筆者在江邊散步時，與一位正在地里勞作的80歲老太婆聊天。她認為現在完全依靠種子公司風險很大：不能自留種，終會遭遇大饑荒！我對老太太有此觀點吃驚，不是對“遭遇大饑荒”吃驚，而是這一觀點出自一個“三年大饑荒”的幸存者。也許，她比我們那些主導“絕育”種子公司的專家看得更遠。
在筆者的視野之外，更多的綠色生態種養殖在全國各地遠離城市的鄉村，如星星般“閃爍”。筆者“驀然回首”，發現它們竟然也在我的周圍。近兩年，夫人去農貿市場，總有一些時候能夠買回城郊農民不打農藥、不施化肥的蔬菜，偶爾也能買到不含激素的豬肉；今年，小城里已經有幾家專門銷售不用激素的生態雞鴨和豬肉。今年年初調研，我和同事竟然發現了早就存在于我們身邊的生態奶牛養殖場。主人為我們端上來的鮮牛奶，口味“真的不一樣”。
筆者普通老百姓一個，沒有“特供”，但已經有渠道吃到部分綠色生態食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好兆頭。當然，筆者的這種待遇主要得益于遠離了大中城市。
顯而易見，這樣的綠色生態種養殖越多，它所探索的綠色生態種養殖道路就越寬，未來中國遭遇“意外”時，也就會有更多的人可能逃離朝鮮那樣的災難，而中國受到的沖擊也會因此而減小。
大部分人逃不掉，但越是覺悟得早，就越有可能遠離災難。
最后，我們仍然要記得朝鮮的深刻教訓：朝鮮現代化的失敗，尤其是現代化農業的失敗，本質上是石油經濟尤其是石油農業的失敗。這是全球各國石油經濟尤其是石油農業崩潰的預演，是上天對人類目前不可持續、非綠色生態發展模式的一次嚴重警告！
無視這種警告的后果應該很嚴重！
（五）
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到，“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在農業生產方式上，人類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彎路上”[11]。而“美國式農業現代化”正是引領人類步入歧途的根源。當然，它也是人們沿著“工業化”線性思維的產物。
美國學者的研究顯示，“美國農業高度機械化和化學化，帶來了非常嚴重的水土流失。美國農地表層土壤從1960年以來流失了一半。而現在美國表層土壤流失的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由于灌溉方式不當和濫用化肥，美國大約有1/10的可耕地，“在過去50年里因鹽堿化而土質退化嚴重”。
與此同時，美國的化學化農業遭遇到“效益遞減”的問題。例如，1980年平均每施用一噸化肥可以收獲15—20噸玉米；但到了1997年，每施用一噸化肥只能收獲5—10噸玉米。
美國產業化大農業帶來的大規模單一化種植，使得一些病蟲害大規模爆發，即使“爆打”農藥也無法控制；同時，大規模單一化種植也使得大部分食品需要長途運輸才能到達終端市場。
“依靠大型農業機械和化肥農藥、長途運輸，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使得美國農業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農業。每生產1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10卡路里的化石燃料。”[12]
30多年來，中國一直致力于學習和模仿美國的農業發展模式，這包括把農業機械擁有量、化肥使用量、農膜使用量，甚至農藥使用量等指標，都看成是農業技術進步的標志。[13]
如果說，中國采用美國式農業模式，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激素是迫于巨大的人口壓力，不得已而為之，那么，近些年羞羞答答地推動規模化種植，鼓勵非農資本下鄉，就主要是利益驅動。
實際上，中國傳統精耕細作農業的單產水平遠高于美國式大規模耕種。在自然條件特別好的地區，例如筆者所在地區的幾個鄉鎮，1980年代前后，水稻單產超過1000公斤/畝，小麥單產接近500公斤/畝[14]。
農業統計數據顯示，除開這類特例，上述判斷也依然成立。1990年代，美國稻谷單產413.2—441.5公斤/畝，小麥單產177.1—191.5公斤/畝，玉米單產495.9—559.9公斤/畝[15]。2016年，雙河村“全面生態種植”的生態水稻平均單產接近500公斤/畝；蔣高明研究員的弘毅生態農場，2010年，小麥和玉米單產分別為480.5和547.9公斤/畝[16]。
美國人采用機械化、規模化耕種是因為它地多人少（農業人口的人均耕地高達57公頃/人）。中國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僅0.1公頃/人[17]），本來沒有普遍采用機械化、規模化耕種的理由，但現在有理由了，這就是，70%的城市化率需要更多農民進城。
問題是，為什么一定要忽悠農民進城？或者問，農民進城對誰有好處？最后還是可以在利益那里找到答案。
不過，終極問題還是要追溯到能源、石油。如果說，石油產量峰值這個全球性危機一時半會兒還來不了，但是，石油供應鏈條意外斷裂卻有可能被人惡意利用，并致中國于非常危險的境地。這一點，全球精英心知肚明，不點破而已。
錯誤有兩種性質，一種是可以改正的，另一種是沒給你機會去改正。關乎14億人口生存的方向性錯誤，多半沒機會改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改革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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