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我國工農城鄉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和農村生產關系等重大關系的循序演變。立足于當前國內外發展主要形勢和我國“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聚焦于闡述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的工農城鄉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和農村生產關系這三大關系的基本內涵與演進邏輯，從重大關系動態演進的視角出發，分析中國在現階段以及未來一段時期內，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所面臨的現實挑戰與困境，如農業“大而不強”、城鄉要素配置不合理、鄉村資源資產盤活利用阻礙大、資源環境雙重約束趨緊、小農生產方式轉型面臨瓶頸、鄉村治理模式亟待調整，等等。針對這一系列現實挑戰與困境，提出未來階段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目標，要始終堅持“大國思維”與“底線思維”并重，要在工農城鄉關系良性互動融合發展中謀突破，加快健全鄉村資源資產盤活利用長效機制，把綠色發展理念貫穿農業農村現代化始終，加快構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機制，健全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現代化治理體系。
關鍵詞：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人與自然；農村生產關系
“農為邦本，本固邦寧。”農業農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向來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一個國家保持長久穩定繁榮的根基。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基礎，承載著穩固國家發展根基、保障民生福祉等多重使命，關乎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成色。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作出了將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一并設計、一體推進的重要戰略決策。黨的二十大開辟了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新征程。從現階段國內外發展形勢和我國“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出發，要如期實現我國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其關鍵路徑之一就是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加快農業強國建設步伐。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保障糧食安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等“三農”工作重點任務作出深入部署和明確要求。黨中央在新形勢下圍繞“三農”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為今后一段時期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明確了方向。
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宏偉征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工農城鄉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和農村生產關系的持續深刻變化。這些關系的變化不僅體現了現代化發展的基本演變趨勢，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成敗進展。關于如何處理好這幾大關系以及在此過程中衍生出的一系列問題、挑戰，并有力有效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成為當下亟待討論和解決的重大課題。基于以上考慮，本文旨在闡述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幾個重大關系的基本內涵與演進邏輯，以及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動態關聯性，并從重大關系動態演進的視角出發，分析新發展階段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所面臨的現實困境與挑戰，并圍繞未來階段我國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原則、路徑等進行討論與展望。
一、從戰略全局角度把握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的三大關系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動態演進過程，伴隨著工農城鄉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和農村生產關系等重大關系的循序演變。現代化轉型過程中，“三農”問題愈加復雜，要處理好這一系列問題，不能將眼光局限于農業農村本身。我們應當從歷史的、全局的角度，深刻認識農業農村現代化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的戰略意義和理論邏輯，其關鍵是要把握好幾大關系的動態變化及其深遠影響。
（一）工農城鄉關系：從“重工優先、城鄉分割”到“工農互促、城鄉融合”
工農城鄉關系是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最基本的動態關系，在現代化進程中持續演進，并對城鄉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城鄉關系從對立、分離走向融合”，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城鄉關系演變必然趨勢的一個基本判斷。工農城鄉互動指的是各類要素在城鄉之間、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持續流動和配置組合。工農城鄉關系的轉變，實際上是城鄉、部門之間要素資源配置的優化調整過程。無論是“以工促農”還是“工農互促”的工農關系，都意味著更多要素資源要從工業轉向農業部門；而從城鄉統籌到一體化再到融合，城鄉關系一脈相承的演進，意味著農村和城市在要素資源配置方面應當享受同等地位，越來越多的要素資源將從城市轉向農村。
從城鄉區域維度來看，鄉村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城鎮化共同構成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兩大戰略支撐，亦是對城鎮化的重要補充。2023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66.16%，而和發達國家80%的水平相比，我國城鎮化尚有發展潛力。中國式現代化特別強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意味著城鄉差距不可能越來越大，城鎮化和鄉村現代化必須協調推進。在新的歷史時期，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可以說是避免鄉村衰敗、重塑工農城鄉關系的關鍵之舉。
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工農關系大體經歷了從農業支持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再到工農協同互促發展的轉變；城鄉關系則大致經歷了從農村支持城市到城市促進農村，從城鄉分割、以城市發展為先到城鄉統籌、一體化乃至融合發展的梯次演進。黨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標志著城鄉發展關系進入新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這一新表述既繼承了中央關于工農城鄉關系政策的一貫性，又符合新時代工農和城鄉發展的階段特征和現實要求，是馬克思主義城鄉融合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創新發展，彰顯了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在指導新時代“三農”工作和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科學價值。
我國城鄉格局經歷了從“鄉土中國”演變為“城鄉中國”的歷史過程，尤其體現在城鄉人口、收入等方面的結構性變動。現階段，我國城鄉人口比例大體接近的格局基本形成，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正逐漸縮小。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提到“適應鄉村人口變化趨勢，優化村莊布局、產業結構、公共服務配置”。城鎮化過程中，以農村人口持續向城市和縣城轉移為典型特征的人口變化趨勢，意味著大量農村勞動力伴隨著其他各類要素持續向城鎮轉移并集聚，這是農業農村現代化推進過程中必須科學合理應對的一個現實情況。
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對于農業農村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來說都極為重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當前，城鄉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三農”領域最為突出，而農業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仍然需要通過工業和城市力量的支持，形成內生驅動力。因此，有效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不能就農業農村自身而論，而應當牢牢遵循工農城鄉互動關系的客觀規律，加快形成工農有效互促、城鄉深度融合的新局面，這是按期實現強國建設目標的關鍵所在。
（二）人與自然關系：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貫穿人類社會發展始終，其變化深刻影響著農業農村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農民生活的品質健康。縱觀20世紀全球發展歷程，世界各國在以謀求經濟高速增長為導向的粗放式發展中，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客觀規律認識不足，為此付出過沉重代價。進入后工業文明時期，各國積極探索人與自然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可行路徑，尤其在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中積極謀求綠色轉型發展。
新發展階段，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并非只能以犧牲和破壞農村生態環境為代價。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充分認識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規律，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舉措，并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方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對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并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基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認識，黨中央的一系列決策部署，奠定了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綠色”基調。
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有效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基石和堅實保證。農業農村的高質量健康發展，以及億萬農民的安居樂業，都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支撐。小到村莊庭前院后的綠化美化，大到“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生態系統，每一個元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都關系到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能否持續高質量推進下去。
一方面，隨著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廣大農民對高品質鄉村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長，這無疑對人與自然關系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鄉村作為近5億農民的家園，僅僅滿足農民的基本生活和生產需求還遠遠不夠。要鄉村宜居、宜業，生態振興尤為關鍵。如何在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中充分彰顯“綠色”基調、如何為更高品質鄉村生活提供生態保障，成為新時代必須妥善解決的“人民之問”。
另一方面，人與自然之間最重要的一對關系就是人地關系，而最核心的矛盾就是人地矛盾。不同于眾多農業發達國家，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長期面臨人多地少的突出矛盾。超大規模人口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考慮可利用土地資源的供給約束，兼顧土地數量和質量對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長遠影響。因此，如何把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理念融入農業農村現代化戰略實踐中去，在當前和未來階段，變得尤為關鍵。
（三）農村生產關系：從“家庭聯產承包制”到以“三權分置”為核心的變革
農村生產關系是涵蓋了土地、勞動、生產資料等多個維度關系的集合，這些關系構成了農村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對推動農村生產力提升起到關鍵作用。“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而這一基礎性制度的接續變革，就是農村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變化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以后，黨和國家聚焦“解放生產力”，通過確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實現農地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的兩權分離，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此后，我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艱難實踐中，不斷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路徑，持續推動農村生產關系變革，為農村生產力發展提供動力。
農村土地制度是農村生產關系的核心，對土地利用和收益分配方式等具有決定性意義。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主線，也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切入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審時度勢地深入研究和推進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推動實現農地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的制度轉變。法律層面上，“三權分置”在2019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中正式被確定。當前，以“三權分置”為核心內涵的農村土地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雙層經營體制內涵得到了進一步豐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深化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為進一步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持續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提供重要保障。
實際上，無論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在此基礎上實行的“三權分置”，都可以被視為農地“公有私營”的一種實現形式，其目的都是為了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家庭聯產承包制”之所以能夠極大地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根本上在于其“私營”特質，最大程度地確保了小農生產的個體收益最大化。但是，隨著農業科技的不斷進步，農業自動化、機械化生產設備打開了農業生產力提升的巨大空間。而這一技術變革必須在一定規模的土地上才能實現效益最大化，即存在經營規模門檻。“三權分置”改革得以推行，實際上就是因為這一改革旨在破解土地閑置撂荒問題，推動小規模細碎化土地有序流轉，以土地集中連片和適度規模化經營，為科技進步促進下的農業生產力躍升提供施展空間。
當生產力面臨“瓶頸”時，就勢必要考慮如何調整生產關系，發揮其適應并促進生產力提升的關鍵作用。毫無疑問，農地“三權分置”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生產關系調整的又一次歷史性突破，進一步健全和創新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有力夯實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制度根基。實施“三權分置”的重點是放活經營權，核心要義就是明晰賦予經營權應有的法律地位和權能，目的是實現土地資源更加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當然，從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角度來說，農村一系列改革任務依然任重道遠。未來一段時期，關于在實踐過程中如何創新集體制實現形式、如何讓農地經營權發揮更大效能等一系列意義深遠的問題都亟待研究。
二、從重大關系演變視角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現實挑戰和困境
立足于當前國內外發展形勢和我國“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從重大關系動態演變的深層次視角出發，可以發現，眼下和未來一段時期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仍面臨諸多的現實挑戰和困境，對如期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以及農業強國建設的戰略目標構成阻礙。
（一）農業“大而不強”的現狀未發生根本性扭轉
作為一個傳統農業大國，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推行以工業與城市優先為特征的發展戰略，在此背景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得到長足發展，而農業現代化步伐緩慢，逐漸成為“四化”短板。當前階段，與發達農業國家相比較，我國農業“大而不強”的情況愈發突出，尤其是農業綜合競爭力以及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相對薄弱。基于此，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著力解決長期以來我國農業“大而不強”的現實問題，推動實現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邁進，而其關鍵就是要推動農業綜合競爭力和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實現“質”的躍升。
第一，就國際比較來看，中國農業綜合競爭力仍然處于相對弱勢。在國際市場上，同類農產品比較優勢不足，糧食等農產品成本較高、附加值和綜合利潤較低，國內經營主體對全球農業資源整合能力不強。從產業體系上來看，當前我國農業現代產業體系尚不健全，農業產業結構以種植業為主，農業與二、三產業融合水平不高，特別是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滯后、規模化不足。實際上，農業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在于農業科技水平。長期以來，各自為戰、低水平重復、研發與市場應用脫節、轉化率較低等問題制約著農業科技水平提升。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30%~40%，而發達國家的轉化率水平能達到80%。農業機械化率不高、部分高端裝備與優質種源依賴進口、部分“卡脖子”核心技術久久未攻克，造成我國農業生產效率和效益的長期相對弱勢。
第二，從供給側來看，國內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保供給基礎還不牢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增加，地緣沖突與氣候變化等“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給我國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帶來極大風險挑戰。國內大豆等重要農產品進口依賴程度較高，對國家糧食安全造成威脅。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更好地發揮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壓艙石”作用的必要途徑，而其首要的任務就是提升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水平。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尤其是2020年以后，我國14億人的“不愁吃”問題得到全面徹底解決，老百姓對于飲食消費品質提出更高要求。居民飲食需求從“吃飽”向“吃優”逐步升級，食物消費從以前的“糧食、肉食、蔬果”8∶1∶1結構，向4∶3∶3結構逐步優化。這對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黨和國家提出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的關鍵根據所在。
（二）城鄉之間要素配置不合理不均衡問題突出
城鄉之間的資源要素配置情況，是工農城鄉關系動態演變的直觀反映。城鄉發展不均衡，從更深層次來講，其實是源于城鄉之間的資源要素配置不合理不均衡。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要素配置市場化的改革持續深入推進，要素配置效率不斷提高。然而，從鄉到城的要素單向流動局面仍未根本扭轉，農村人口出村入城，伴隨著的是勞動力、資金等要素持續向城市匯聚，一度造成了“城市繁榮、鄉村凋敝”的景象。
長期以來，城鄉要素資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的直接后果反映在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居民收入和生活條件等方面的懸殊差距，嚴重阻礙了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城鄉關系中的二元結構尚未打破，信息不對稱、觀念陳舊、制度障礙等對要素流向鄉村造成了巨大阻力。例如，傳統觀念認為社會資本下鄉會排斥小農、損害農民利益，致使社會資本下鄉一度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農村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在要素市場化時代，各類要素投入往往受經濟效益左右，在城市的要素集聚往往獲得更大回報，使得各類要素主動流向更具有經濟優勢的城市地區。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進展和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城鄉資源要素配置的合理優化。未來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城鄉之間的鴻溝仍將存在，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態勢仍會持續。如何發揮和擴大農業農村比較優勢來吸引人才、資金等要素持續流入鄉村，從而有效激活農業農村“洼地效應”，成為眼下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亟須突破的一個難題。
（三）鄉村閑置資源資產盤活利用面臨較大阻礙
鄉村資源資產既包括森林、草原等自然資源，也包括各類要素投入形成的實物資產。現代化進程中，人與自然關系日益趨緊，與此同時，大量農村人口流失造成鄉村“空心化”加劇，隨之而來的是更多資源資產的閑置與低效利用。如何喚醒和盤活用好龐大的鄉村資源資產以實現保值增值，如何打通鄉村資源變資金、資金變資產的渠道，激發鄉村資源資產利用效能，從而有效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等一系列問題，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方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下，鄉村自然資源面臨生態保護與開發利用的沖突。自然資源是鄉村的寶貴財富。生態保護紅線的落地，為加強鄉村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修復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一定程度上也擠壓了鄉村現代化發展的擴展空間。相比于城市，農村土地類型和利用情況更加復雜，鄉村發展受人地關系限制大。鄉村發展必須嚴守耕地紅線、生態保護紅線等，受到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制約因素眾多。
另一方面，鄉村土地、房屋等實物資產閑置與低效利用情況普遍。從脫貧攻堅到現在的過渡期，各級財政加大農村發展投入，不僅推動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邁上新臺階，還形成了大量的廠房、設備等實物資產，成為鄉村產業和集體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過渡期以來，各地有關部門對幫扶項目資產進行全面確權，目前，已確權的全國幫扶項目資產高達數萬億元。然而，不少地區面臨鄉村資產“沉睡”、管護運維不到位、投融資渠道不暢等問題。國家鼓勵集體經濟發展的同時，受制于各種因素影響，缺少組織化管理和人才等關鍵支撐，合作社“空殼化”現象越來越普遍，在此過程中，伴隨著集體資產閑置、低效利用等情況。究其原因，主要是鄉村產業效益回報不高、對各類要素吸引力度不足。此外，鄉村用地規劃管理薄弱，鄉村建設項目用地審批牽涉部門眾多，程序繁瑣、限制因素多。
（四）農業農村發展受資源環境雙重約束日益嚴峻
良好的資源條件和生態環境是推進農業農村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必要保障。新發展階段，農業農村現代化面臨資源與環境雙重約束壓力，與此同時，農民對鄉村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生態環境改善提出更高要求，農業與鄉村綠色發展水平亟待提升。如何在綠色發展理念指引下，把握好人與自然互動關系的一般規律，有效推動農業農村綠色高質量轉型，實現糧食安全有效保障、群眾需求有效滿足、生態質量有效提升，是新形勢下必須重視的現實問題。
第一，傳統粗放式農業與資源環境之間的沖突加劇。中國長期以來都面臨人多地少、人均資源相對短缺以及生態承載壓力大的現實困境。一方面，我國耕地資源存量有限，后備耕地資源相對匱乏，且開墾難度較大、質量不高，同時耕地“非農化”等現實問題愈發普遍。另一方面，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片面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誘致農業生產主體過度使用化肥、農藥、灌水等粗放式生產行為，并引發農業面源污染、土壤污染、地下水超采、水土流失等一系列問題，影響農產品質量的同時，對資源環境造成持續傷害，特別是誘發耕地質量下降的潛在風險。耕地數量和質量的“雙降”壓力，給國家糧食安全及農業農村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帶來較大隱患。
第二，農業生產面臨氣候變化影響下的潛在威脅。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布局產生深刻影響，使得農業生產中的不穩定性增加，進而導致生產成本和投資大幅增加。傳統經營模式下的農業面臨長期回報受擠壓的風險，給農業農村現代化穩定發展造成一定阻礙。受氣候和經濟等多重因素影響，南方許多雨水充沛的農村地區不再種糧，而水土光熱條件較差的北方卻肩負起糧食生產重任，形成“北糧南調”的錯位格局。
第三，農民對鄉村高品質生活的向往，對生態環境提出更高要求。就目前來看，農民對綠色、環保等方面的需求無法得到較好滿足。鄉村現代化發展中，一些地區的傳統落后產業對鄉村環境產生較大污染，加之農民生態保護意識淡薄，農村人居環境在過去較長一段時期內，遭到了持久深刻的破壞性影響。總體上，鄉村生態振興底子薄，農業面源污染防治、農村生態系統修復等方面歷史欠賬較多。在這樣一個基礎上，要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需要我們有久久為功的耐心，還需要有科學長遠的謀劃，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人與自然關系擺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五）傳統小農生產方式向現代農業轉型遭遇瓶頸
由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向規模化、集約化方式轉變，這是推動實現農業農村高質量現代化發展的關鍵途徑。使用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小農生產方式，在生產力水平上，明顯落后于接受過現代化改造的規模化農業經營方式。因此，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可以說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然趨勢。然而，當前農村生產關系變革中的小農生產方式轉型陷入內生動力不足的瓶頸，遭遇土地規模化程度不高、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困難等困境，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闊步提升。
一方面，土地規模化程度不高，土地流轉障礙重重。“三權分置”改革后，我國部分地區土地細碎化、流轉不暢、農民流轉土地意愿低等問題仍然突出，對農業適度規模化經營產生較大制約。傳統觀念認為，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因此許多進城務工農戶不愿輕易流轉或出租土地，寧可撂荒也不耕種。部分地區農村土地利用效率由此大大降低，規模效益難以實現。究其原因，除了土地生產條件不佳以外，還存在制度因素。現階段，我國農業現代化滯后、農業規模化不足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講，并不在于農業勞動力太多太少，也并非土地太少，很大程度是在于承包權和經營權過于分散。從農業“三普”數據也能看出，占經營主體總數98%的小農戶經營了近七成的耕地，意味著另外2%的經營主體承擔了近三成耕地的經營。與此同時，耕地“非農化”“非糧化”情況存在加劇風險。盡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對耕地“非農化”“非糧化”行為嚴格約束，但類似變相違規的占用侵害耕地行為屢禁不止，在監管上仍存在漏洞，這對國家糧食安全構成不小的威脅。
另一方面，農村生產關系變革中農民主體失位，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難。首先，“三權分置”制度在實踐中面臨與政策目標相悖的困境，農民在作為承包主體時，通常處于弱勢地位。一方面，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一定程度上壓縮小農戶生存空間，削弱農戶談判能力；另一方面，土地流轉的實現過程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部分中西部農村盲目復制經濟發達地區的成功經驗而造成“水土不服”。其次，傳統農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的綜合素質。受過良好教育、年富力強的鄉村“精英”幾乎都離開鄉土，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多為文化水平不高且年齡偏高的勞動力，小農戶接受和掌握新技術的能力較弱，嚴重阻礙了小農生產方式的轉型升級。另外，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嚴重滯后，尚未形成體系，從全國范圍來看，農業社會化服務涉及領域較窄，主要集中在生產環節，而農業金融、農產品流通、農業信息化等領域的服務相對薄弱，特別是針對小農戶的差別化服務水平在不同地區參差不齊。
（六）鄉村傳統治理模式難以適應新形勢發展需求
“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深度轉變的時代背景下，農村人口持續流出伴隨著資本等要素下鄉，不同地區村莊出現明顯分化，一部分村莊在融入城鎮化的大好機遇中得到振興發展，還有一部分村莊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乃至消亡。鄉村治理的基礎和內外部環境產生深刻變化，傳統鄉村治理理念、模式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現實需求逐漸脫節。
一方面，鄉村人口結構性變化引發鄉村治理基礎改變。鄉村治理，首先是人的治理，其基礎也在于農民，而在城鎮化快速推進過程中，這一基礎要素發生了根本轉變。農民與土地、村莊的黏度降低，尤其反映在“農二代”進城安家置業后不再回歸鄉土，一改過去“鄉土中國”階段“農一代”的“不離土、不出村”特點。農村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和精英人才持續流出，造成鄉村嚴重“空心化”，鄉村低文化程度、弱勞動能力的“老、婦、小”占比持續增加。同時，農村“老齡化、少子化”等問題加劇，鄉村治理主體發生變化，嚴重弱化了鄉村治理與發展的人力資源基礎，使鄉村治理面臨無人能治的局面。關于農村人口的一系列變化，引發了“誰來治理和振興鄉村？”的社會之問。鄉村人口結構的變化還引發了鄉村社會“原子化”問題，在村莊內部，過去基于血緣、人情關系的社會聯系與互動不斷衰減，村組織與村民之間的聯結也在弱化，即存在鄉村“組織衰敗”與“社會關系衰退”趨勢。
另一方面，鄉村經濟社會結構變遷對鄉村傳統治理造成沖擊。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農業在鄉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非農產業和服務業快速發展，鄉村產業結構與發展路徑發生了明顯改變。在此過程中，大量“農二代”出村進城，加速了鄉村社會結構變遷。年輕勞動力外出闖蕩，造成家庭成員聚少離多、老人兒童長期留守的困局，加劇了代際隔閡和家庭關系緊張。以資本為典型的要素下鄉，在促進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改造的同時，也深刻影響著鄉村社會結構和治理邏輯的轉變。一是村莊內部的松散與分化。新型社會組織和利益群體涌現，導致傳統宗族勢力持續弱化，傳統家庭結構和社會關系受沖擊。資本下鄉吸引大量外來人口進入鄉村，形成新的社會群體，同時能帶來新的投資和就業機會，造富一批農民，形成新的鄉村富裕階層，而其他農民無法適應市場競爭而陷入低收入陷阱，從而加劇鄉村內部貧富差距和階層分化。二是鄉村治理難度增加。新興社會群體與傳統農民群體在經濟利益、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上存在差異，導致鄉村社會結構更加復雜。資本下鄉引入了新的治理主體，帶來了資金、技術和新的治理理念和方式，促進了鄉村治理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推動鄉村治理模式從傳統的人治向法治轉變。但在這一過程中也出現了新的鄉村治理矛盾，如資本與農民之間的利益沖突、社會治安與生態保護等問題。在基層監管和協調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種種矛盾對鄉村治理的持續穩定性形成巨大沖擊。這些變化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須探索更具包容性、穩定性的鄉村治理模式，以適應鄉村現代化發展新形勢。
三、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未來展望
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中國式現代化在“三農”領域的具體化。展望未來，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從我國現實國情農情出發，立足新發展階段新形勢新變化，充分體現“中國式”特色。要樹立大歷史觀和全局觀，深刻認識到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整個國家現代化發展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的緊密聯系，從“全國一盤棋”的戰略高度，把握好幾大關系的動態演變特征，把新發展理念貫穿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過程。
（一）要始終堅持“大國思維”與“底線思維”并重
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始終堅持“大國思維”與“底線思維”并重。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項復雜持久的工程，不僅關系到國家現代化事業的興衰成敗，同時還關系到國家總體安全以及億萬農民的幸福美好生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堅持系統觀念，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關系。在新發展格局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全盤謀劃，久久為功，既要錨定戰略目標，一張藍圖繪到底，也要時刻守牢安全底線，自覺站穩人民立場，切實維護好農民根本利益。
一是要樹立“大國思維”。現階段，我國區域城鄉差異較大，意味著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不能“攤大餅”，也不可能各地完全“步調一致”。從“全國一盤棋”的戰略角度考慮，遵循好“全局謀劃、統籌推進”與“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相結合的原則。分階段、分區域梯次推進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探索和總結成熟可行的推進路徑和模式。從國家安全和戰略全局角度考慮，扎實提升農業綜合競爭力與農產品供給能力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基礎性任務。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加快形成系統穩健、運行高效的農業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起高水平開放的農業發展格局，推動國內和國際市場有效聯通，增強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的世界影響力。在國際貿易中，應統籌協調進口渠道多元化戰略布局，降低農產品進口市場集中度，提升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水平。要強化全球農業資源要素整合利用能力，通過多種方式支持企業走出去，提升企業跨國投資能力和運營水平，加強海外供應鏈的協同布局。
二是堅持“底線思維”。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提保障就是守住底線，確保基本盤不出問題。既要守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個底線，也要在農村改革中堅守底線紅線。一是要全力做好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這個頭等大事，深入推進“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穩步拓展農業生產空間，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把14億多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二是要不斷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成果，持續優化調整各類幫扶政策舉措，加快探索形成針對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的常態化幫扶有效路徑和機制。三是要嚴守農業農村改革的政策底線，穩慎抓好改革試點工作，堅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充分保障農民利益，確保不發生顛覆性錯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二）在工農城鄉關系良性互動融合發展中尋求突破口
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在工農城鄉關系良性互動融合發展中尋求突破口。步入“城鄉中國”新階段，城鄉關系更加緊密交融，解決鄉村問題越來越離不開城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重要戰略部署，強調“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動鄉村內生發展的關鍵之舉在于推進城鄉要素合理有效配置。而要實現城鄉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重點在于以體制機制創新為抓手，打通城鄉要素順暢流動的渠道，尤其是人的要素的合理流動與配置。
一方面，農業農村現代化離不開城鎮化的支持，要更好地借助新型城鎮化之力，形成鄉村振興與城鎮化良性互促發展關系。一是優化城鄉空間布局，提高城鎮空間承載力，暢通以縣域為“樞紐”的現代要素下鄉渠道，加快形成“人”“地”“業”循環互動的發展格局。二是扎實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與服務水平，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暢通轉移人口落戶渠道，擴大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向非戶籍常住人口覆蓋范圍并且加大支持力度，確保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安居樂業。三是完善縣城就業服務保障體系，開拓縣域就業新空間，立足縣鄉村本土優勢，培育適合于縣域發展的新產業新業態。
另一方面，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提升內生發展動力，要強化鄉村發展內核動力，讓現代生產要素在市場配置和政府引導下更加有序地流向鄉村，讓新型工業化、信息化更好地賦能鄉村發展。鑒于發達與欠發達地區城鄉間尚存在巨大發展差距，并且在短期內難以消除。為此，要推動跨區域的城鄉資源要素流動，建立持久穩定的常態化跨區域協作幫扶機制，讓發達地區的先進生產要素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協同引導下持續向欠發達地區縣域、鄉村流動。
（三）加快健全鄉村資源資產盤活利用長效機制
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要加快推進鄉村資源資產盤活利用相關改革，以優化資源利用模式、提升資產運營效益為核心，健全自然資源和鄉村各類資產盤活利用的長效機制。這是激發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重要抓手，而健全長效機制的關鍵在于“妥善確權、合理賦權、明確職責、強化監管”。
一方面，要充分挖掘鄉村自然資源價值潛力，深入推進農村“三變”改革，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與機制，以確保鄉村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與有效利用。首先，要加強政策引導和扶持，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體系，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參與資源開發利用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其次，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作用，推動生態產品市場化、多元化、差異化發展，以品牌建設和宣傳推廣為依托，不斷提高生態產品的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為鄉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營造有利條件。
另一方面，要提升鄉村資產運營效率，優化財政資金投入利用方式，尤其對于幫扶項目資產，要加強后續管護運營，確保資產良性穩定運行。可以通過引入先進的運營技術和理念，比如物聯網、大數據分析等，對鄉村資產進行智能化管理和優化配置，提升資產的使用效益。如何盡可能避免鄉村過度“空心化”導致的各類資源資產閑置棄用，破題的關鍵一步是要深化鄉村各類要素市場化改革。迫切需要深化農村“三塊地”改革，通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激活村莊發展活力和沉睡的土地資源，同時，審慎推進閑置宅基地和廢棄建設用地試點入市，進行適度市場化和規模化經營，化解市場化盤活中面臨的社會資本下鄉銜接不暢、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創新不夠、農房抵押貸款憑證不足、審批手續辦理效率不高等關鍵堵點。
（四）把綠色發展理念貫穿農業農村現代化始終
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將綠色發展理念落到實處，將其貫穿農業農村現代化各環節全過程，把握好高質量發展和生態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現代化農業農村發展道路。
一是要加快農業全產業鏈綠色提質升級。產業體系上，要加快構建農業綠色產業體系，探索形成農業上下游產業低碳循環發展完整路徑，讓綠色發展方式滲入到農業種植、加工、運輸、銷售等全領域各環節。科技創新上，要把握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著力點，推動農業綠色發展技術標準體系建設，以綠色生態提質為基本導向，強化農業資源保護與生態修復等具體領域的專項性科技攻關，同時，健全農業低碳與環保技術推廣體系，讓科技成果有效惠及農民。
二是要推動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不斷創新。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生態振興，統籌兼顧生態治理和鄉村發展。要堅持節約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方針，強化“山水林田湖草”大生態綜合治理。制度設計上，要加快健全與現代鄉村發展需求相適應的鄉村綠色發展制度體系，探索資源集約高效利用長效機制，強化生態環境保護監管力度，筑牢鄉村綠色發展制度保障。鄉村建設中，要把浙江“千萬工程”的理念精髓融入各地鄉村建設實踐，以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提升鄉村生活品質為切口和導向，全力打造一批美麗宜居村莊示范樣板，以高標準示范創建引領鄉村風貌煥新顏。
（五）加快構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機制
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要加快構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機制，把握好發展適度規模經營與扶持小農戶的平衡點，推動現代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全面優化升級，同時更加注重提升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發展的綜合能力。
第一，推動農業規模化經營，要基于客觀現實，把握好適度原則。所謂“適度”就是說，土地并非無止境的集中交給更少的主體經營，而是經過較長時期的調整，使農業規模經營水平同發展實際相適應。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要進一步優化農業內部分工，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如有學者提出，推動種植業向“二八格局”轉變，20%的大農生產80%的農產品并貢獻20%的增加值，以保障糧食安全；80%的小農生產20%的農產品并貢獻80%的增加值，以保障收入持續增長。類似格局實際上就是通過優化農業內外部分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更符合“大國小農”國情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與共同富裕愿景。
第二，農業規模化經營，需要協同推進農村土地和農業社會化服務規模化經營。一方面，要提高細碎化土地整合使用效率，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提供條件。例如，推動土地細碎化整治可以借鑒和推廣部分發達地區先行探索的“承包權不動，經營權連片”的“小田變大田”模式。通過“兩次流轉”或“土地入股”等多種形式，有效依托土地流轉中介組織發揮農地經營權“零存取整”的作用，以提高土地規模利用效益。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動農業社會化服務朝著多層次、系統化、專業化方向持續發展，尤其是要提升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水平，通過提供土地托管服務、暢通銷售渠道等形式，為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第三，要以更有力的政策支持，提升小農戶內生發展動力和能力。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穩步推進，從根本上講，靠的是“人”，農業生產和鄉村建設需要大量農民的親力參與，這一過程實際上離不開農民的現代化。從人的角度來說，就是要確保廣大農民盡可能地參與到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中去，不讓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掉隊。因此，要聚焦小農戶人力資本價值提升，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培訓，加大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力度，打造一支具備高素質、高技能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注重發揮政策導向作用，引導農民加強自身能力培養和技術更新，通過提供多樣化、針對性的培訓、指導和扶持，激發農民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鼓勵和支持農民參與科技創新和技術交流，引導農民積極嘗試和采納新技術、新模式。
（六）健全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現代化治理體系
高質量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要秉持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本思想，以更好地滿足農民群眾對美好和諧生活的期待為目標，持續完善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現代化治理體系。
從形勢機遇角度考慮，推動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必須準確認識和把握鄉村社會環境與治理基礎的變化邏輯和趨勢。一是要加快適應農村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精準治理鄉村“空心化”“老齡化”等迫切問題。在政策設計上，重點關注鄉村留守老弱婦孺群體實際所需，破解農村老人贍養、婦女就業以及兒童教育等民生問題，更好實現老有所養、婦有所扶、少有所撫。二是要積極應對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資本等要素下鄉對鄉村社會結構變化及鄉村治理體系重構的機遇和挑戰，以精準舉措化解各類矛盾，促進鄉村社會和諧發展和鄉村治理有效運行。
從實踐路徑角度考慮，提升鄉村現代化治理水平，必須將治理目標瞄向農民。一是強化黨組織在鄉村治理多元主體中的引領與主導作用。完善黨建帶村建機制，建立健全基層黨組織與村民組織的協調聯動機制。支持引導多元主體參與治理，探索“村企、村社共建”的有效路徑，發揮各主體在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社會事務中的作用，形成黨組織領導的多元共治的現代鄉村治理格局。二是激發農民參與自治積極主動性。拓寬農民參與鄉村規劃、決策、監督等事務的合理途徑，保障農民參與治理的主體地位。健全村民代表大會、議事會等議事協商平臺，確保農民能夠充分表達意見和訴求。建立鄉村治理有效激勵模式，以樹立典型、宣傳表彰等方式，激發農民自治主體性、積極性。三是補強鄉村治理人才梯隊，尤其加強欠發達地區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創新實施駐村干部幫扶機制，為推動欠發達地區鄉村加快提升現代化治理水平提供人才支撐和保障。
【作者張琦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作者王一凡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與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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