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鄉域政治》序言
葉本乾博士的學位論文《鄉域政治：現代國家構建中農村基層政權的生成與重構——基于河南弦鄉的實踐表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9月)即將出版之際，邀我作序。我自感不能勝任，幾次推謝，最終還是盛情難卻，只好盡力為之。其中緣由有二：一是因為葉本乾博士于十多年前攻讀博士學位時師從我國著名農村問題專家徐勇教授，其學位論文是徐勇老師悉心指導完成的。徐勇教授與我雖無師生之名卻有師生之實，自從結識徐老師這么多年來，無論是對我本人還是我所在的西華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團隊，他都給予了許多的關心、指導和幫助，這些年來他本人親臨我校講學和指導就不下五、六次。而今葉本乾出版博士學位論文，學生幾次三番請我點評幾句，著實難以推辭。二是從四川省政治學研究隊伍的發展狀況來看，至少十多年前在全國范圍而言，四川的政治學研究力量基本上可以說是默默無聞，但近些年來隨著一批名校畢業的政治學博士先后在四川各個高校扎下根來，這些學術新秀已經茁壯成長起來，有力地推動了四川政治學研究力量在西部地區迅速崛起。當然，他們的成長還需要學界同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扶持。而葉本乾作為四川政治學界的新秀，其大作問世之際，我作為省內同行理應給予力所能及的評論與推薦。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才敢于不自量力，發表幾句感言，權且為序。
《鄉域政治》一書作為葉本乾在校讀博期間精心寫作的學位論文，又經過博士畢業后近十年的反復打磨，現在正式推出，可謂是鄉鎮政治研究的又一部最新力作。該書不僅凝聚了作者十多年來的辛勞與心血，也集中展現了作者關于這一問題的許多真知灼見。概括而言，我以為這部著作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作者具有非常明確的問題意識，提出了鄉鎮政治研究的一個很好的問題，并進行了系統深入、卓有成效的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在20世紀設立鄉鎮政權以后，鄉鎮的定位與職能總是處于一個“變動不居”的狀態？本書以農村基層政權行政區劃變動不居為問題意識和切入點，基于對河南弦鄉的淵源、發展及其現狀的考察，從基層政權發生學的角度研究農村基層政權的轉型及其重構問題。而隨著研究的深入進一步發現，在這一問題的背后，其實還隱藏著更為深刻的問題，即：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原先建立在傳統小農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之上的鄉村治理結構已經很難適應整個農村治理的需要，由此出現農村基層政權的治理結構和功能發生衍變：由于基層政權的一體化結構權力，在非制度化運作的情況下，由此形成全能治理與短缺財政的悖論，基層治理出現困境；擴展性權力的公共性、服務性與合法性受到嚴重削弱或者喪失，擴展性權力的不斷衍變與農村公共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形成了結構性矛盾，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出現困境；網絡性權力中“自治”與“官治”出現張力，民主選舉與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出現失衡與脫序現象。作者認為，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基層政權的治理結構沒有處理好公共權力、公民權利與民生公共品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其次，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創新，作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采用了一種新的分析框架，從而使學界對農村基層政權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重要一步。學界以往對農村基層政權的研究，主要使用“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進行討論。然而，既有研究成果表明，“國家與社會”作為一種具有特定內涵的分析框架本身具有難以突破的限度。正如這一研究方法的引入者鄧正來先生所言：“任何一種理論范式均具有自身的限度，不可能用來解釋一切現象。即使在它的適用的范圍內，它還有著自身的種種弱點。”“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國內學界興起的契機，主要源于改革開放所推進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既象征著傳統中國“家國一體”國家形態的沒落，也意味著“國家淹沒社會”的“全能主義”國家時代的終結。這些嶄新的變化使得集中于“民族—國家”視域內的“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在歷史上，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自古以來便是彼此交融、界限模糊的“家國同構”形態，即便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開始逐漸退出社會的“領地”，但與西方的市民社會形態仍然存在本質的差別。因此，如果完全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來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問題，往往顯得力不從心，難以抓住問題的關鍵。為了擺脫這一困境，本書作者運用現代國家構建理論，大膽嘗試把基層政權建立在公共權力、公民權利和民生公共品等三維邏輯框架中加以分析，從而揭示了農村基層政權變動不居現象與公共權力、公民權利和社會民生三個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以此解釋和說明農村基層政權變動不居的內在邏輯。同時，作者采用這一嶄新的三維邏輯框架來研究基層政權，又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很強的現實意義。亞伯拉罕·林肯早先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這一現代國家觀念，精煉準確地表達了對于政府和人民之間關系的理解與定位。受林肯思想的影響，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繼而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政治理念，極為明確地主張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他強調“國家之本在于人民”，為官者不論大小，都是人民的公仆。“民生，即民享也。天下既為人人所共有，則天下之權利，自當為天下人民所共享。”應當承認，中外先賢的這些重要思想對于我們今天準確地理解和把握現代國家政權的歸屬、定位和職能，無疑是非常寶貴的思想資源。在總結和借鑒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本書作者對于現代國家重要組成部分的基層政權的研究，大膽嘗試采用了公共權力、公民權利和社會民生等三維變量來考察和分析，可以說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適用性。在全書的闡述和論證過程中，作者正是通過對國家權力的下延與公民權利的保障以及為民眾提供公共品的互動分析，深入探討不同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組織和控制的基礎是什么，中國農民及鄉村社會是基于什么理由并通過什么方式組織起來的，特別是探討建國以來基層政權的變遷對傳統的鄉村社會的改造及規劃性變遷所導致的結果，以及對現今基層政權所造成的影響，從基層政權緣起的歷史分析來解讀基層政權發展的趨向，進而闡述關于中國基層政權的重構及其改革問題。綜觀全書，可以認為作者所作的這種學術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那么，如果延續作者分析農村基層政權的這一邏輯進路,還可以進一步深化和擴展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從現代國家建構來看，公共權力、公民權利和社會民生既構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同時也存在著內在的緊張與沖突，并且這些矛盾和問題往往又是錯綜復雜，相互纏繞的。而從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政權改革和重構面臨的困境來看,迫切需要研究和解決的矛盾問題也不少，但以下兩個問題亟待引起學界的關注和重視：
一是鄉域政治中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問題。基層政權作為國家與社會聯系的橋梁與紐帶，要取得合法性和正當性，必然要得到本轄區內民眾的認同，這就需要通過公民行使權利從而制約公共權力，從而保證公共權力服務于民眾的根本目的。那么，在現有的壓力型體制環境之下，鄉鎮政權要真正實現職能轉變，從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化，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就必須對其權力來源、權力結構以及權力運行和監督等體制進行民主改革。只有通過這樣的改革，才能使鄉鎮政權不僅要對上負責，同時也要對下負責，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鄉鎮政權的職能轉變問題。而這一改革的起點便是開展鄉鎮選舉制度改革。實際上，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全國已有一些地方進行了十多年的試點探索。早在1998年底，四川省遂寧市步云鄉就進行了全國第一次鄉長直選。接著從1999年到2004年間，又有山西、湖北、江蘇、云南等好幾個省份也先后加入了鄉鎮長選舉改革的行列。但是，由于諸多現實因素的限制和制約，鄉長直選最終成為“曇花一現”。而隨著鄉鎮長直選被叫停，鄉鎮黨委公推直選便成為鄉鎮選舉改革的另一種延續。由于黨的十六大對于黨內民主的重視提升，鄉鎮黨委公推直選又成為黨內基層民主的試驗場。從2004年開始，鄉鎮黨委公推直選試點大范圍展開，全國有十多個省份先后加入試點行列，四川和江蘇是迄今試點最多的兩個省份。然而，鄉鎮黨委公推直選的探索實踐在經歷了十多年的蓬勃發展之后，近幾年來也遭遇瓶頸制約而悄然停滯下來。可見，由于長達幾千年的中國政治文化歷來缺乏民主傳統，同時，國家在急速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基于對社會穩定的戰略考量以及現有法律制度對基層民主發展空間的剛性約束，加之近些年來伴隨選舉過程的種種亂象諸如賄選拉票、宗族影響以及黑惡勢力操控等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出來，上述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決定了鄉鎮民主建設只能在曲折中艱難前行。
二是鄉域政治中公共權力與社會民生的關系問題。自本世紀初以來，為了適應城鎮化浪潮沖擊并導致農村社會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農村社會內部客觀上迫切需要通過協商民主方式來解決其日益復雜的公共事務及其多元化的利益訴求，于是農村基層協商民主開始在各地農村蓬勃興起。并且，從基層民主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為了深化和鞏固改革以來基層民主實踐已經取得的成效，逐漸形成長期持續發展的態勢，也迫切要求基層民主的發展路徑必須實現一個戰略性轉換，即從民主選舉繼續推進到民主治理。因而，近幾年來，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側重點開始從民主選舉轉向民主治理。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積極開展基層民主協商的新要求，于是極大地推動了各地基層協商民主的興起和發展。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社會背景之下，為了提升鄉鎮政權為廣大農民進行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優化新農村建設中的各項公共政策，迫切需要通過積極發展基層協商民主，有效開展農村基層社會的協商對話，從而實現鄉鎮政權與廣大村民之間的合作共治。近幾年來，四川省彭州市進行的一項重要實踐探索，就是搭建市、鎮、村三級聯動平臺，從而構成了覆蓋整個基層社會的民主協商對話制度體系。彭州市積極構建多層次協商民主制度體系的實踐經驗表明，在當前的鄉村治理實踐中，構建農村基層社會的協商對話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樣既可以進一步拓展基層社會廣泛開展民主協商對話的平臺，建構一整套從村莊--鄉鎮--縣級以上的協商民主制度體系，使鄉鎮政權與村民群眾之間有了一個制度化的民主協商平臺；同時，又滿足了廣大基層群眾迫切要求參與各項公共事務、開展協商對話的愿望與訴求，可以有效化解伴隨城鎮化進程而出現的各種利益矛盾和沖突，顯著提升鄉村社會的治理績效。
回顧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鄉鎮民主建設的發展歷程，實踐表明，民主選舉和民主治理作為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兩種基本方式，在基層民主實踐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兩者之間是無可替代、不可或缺的。盡管目前鄉鎮選舉制度改革正處于困境之中，但其改革的民主化取向完全符合整個國家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趨勢，是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的，因而很有必要對過去十多年來開展鄉鎮選舉改革探索的經驗與教訓加以研究總結。而基層社會的民主治理也是建構于特定的選舉基礎之上的，它的實際運行需要一系列現實條件的保障，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充分滿足，基層社會的協商民主就會面臨諸多困境。比如，在各方進行的民主協商過程中，如果協商主體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對稱、渠道不暢通等等，都可能會影響協商民主的成效。可見，民主選舉并非是民主治理的天然對立物，恰恰相反，它作為民主治理的前提和基礎，是民主治理生長發育必不可少的現實條件。由此看來，基層民主實踐只有在不斷總結、完善、鞏固和提升民主選舉質量的基礎上，積極構建和逐步完善民主治理的程序、機制與技術，逐漸形成民主選舉與民主治理均衡發展的良好態勢，這樣才能持續推進基層民主建設的深入發展，從而為農村基層政權的改革和重構創造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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