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鄉賢文化？如果換個詞來說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鄉紳。歷史書上和電影里革命群眾高呼的打倒土豪劣紳，說的就是這個階層。
鄉賢和劣紳其實是鄉紳的一體兩面。修橋補路、救助孤寡就是鄉賢；橫行鄉里、欺行霸市那就是劣紳。鄉紳文化是中國所獨有的一種基層治理結構。
自秦漢到明清這兩千年間，中國縣一級單位大致保持在1500個左右，但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官員一個縣只有四、五人。
這套行政班子包括：一個縣最高行政長官縣令，往下縣丞、典史、主薄。這是一個縣能稱得上是“官”的人，其余衙役、牢頭等當差的統統稱為“吏”或者“役”。但是，即使是這些“官吏”加起來人數仍然很少。
《劍橋晚清中國史》說：“中華帝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它能用很小的官員編制，來統治如此眾多的人口?！?/p>
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如何用極少的官員來治理一個疆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國家？這就是依靠縣級以下的宗族制度和鄉紳階層。
古代有“皇權不下鄉”的說法，就是說中央政府的權利是無法直達鄉村基層的。這是由于當時落后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
鄉紳階層的構成不同時期是不同的。隋唐以前漢代的察舉征辟制和魏晉的九品中正制選拔的官員都是世家大族出身，而到了隋唐以后，科舉制的發展打破了世家大族的壟斷，寒門學子獲得了更多向上的機會。
這時候鄉紳的基本由這幾種人構成：參加科舉有了功名比如秀才、舉人、進士等，由于退休、丁憂等原因未出仕的士人；家產殷實的地主、宗族元老等。
因為鄉紳具有一定的文化、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懂得國家法律典章制度，一些從官場退休的官員具有相當豐富的人脈和管理經驗，鄉村基層的管理中這部分人不可避免的會參與進來，使得鄉紳成為國家基層權利管理的一部分。
士紳有其優劣：
優點在于開明的士紳是農村良性文化的組成部分，起到協調宗族內部、宗族之間矛盾、維系基層穩定的作用，同時可以宣傳科舉與教育，使農村基層實現文治，以配合官府。近代以來，地方士紳投資鐵路、實業，獲得美名。
缺點就在于劣紳土豪推行基層的陋習，管理不公混亂，有時會鼓勵宗族械斗，成為地方不穩定因素。在動亂時，士紳可能組成武裝，使亂象更亂，官府更為失控。
正如上文所述，鄉紳階層的形成是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現代社會鄉紳階層的崩塌同樣是社會潮流的趨勢。
一些人一直以為，鄉紳階層在中國的消失是因為建國后的各種運動。誠然，建國后農村基層運動如土改等將鄉紳階層在中國大地上連根拔起，但是也應看到在建國前乃至辛亥革命前，鄉紳階層與基層民眾之間的矛盾沖突已經是非常激烈的。
辛亥革命前各地民眾沖擊鄉紳的新聞就屢見不鮮，這就是晚晴的“紳民沖突”。這種情況一直到國民革命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紳民沖突”跟歷史上的“官民沖突”是有很大不同的，底層民眾并沒有將矛頭對準當時的清政府，而僅僅是當地的鄉紳。
當時，各地“毀學殺紳”有其很深的社會根源。清政府為了維護統治在統治后期開始推動改革，在基層推行的辦學校、辦警察局等改革措施都交給當地鄉紳來做，這實際上是把當地實際權力交給了鄉紳。
權力滋生的腐敗和貪婪使得各地鄉紳公然借改革的名義將社會公權力私有化，由此激起了底層民眾的憤怒。國民革命期間國共兩黨打擊土豪劣紳運動乃至建國后土改等運動不過是政府為了奪回基層控制權的延續。
誠然，暴力消滅鄉紳階層確實有一些弊端，但是這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仍然任由鄉紳控制鄉村基層，依靠土地壟斷當地政治、經濟、文化，農民只能一代一代老死在鄉間地頭。經濟、文化、思想不能解放就必然不能適應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激烈變革。
正所謂：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鄉紳階層站在了歷史大勢的前方，必然是被歷史潮流所碾碎。
建國后，地方士紳被打倒了，黨干部成為了基層主導，利用了廣播、電報、鐵路、公路等現代設施，加強了對黨干部的思想控制，進而控制整個基層，建立了一個自上到下的金字塔極權社會?！罢c士紳共治”局面似乎變成了‘’政府獨治‘。這種措施確實起到調動了基層積極性的作用。
但是一旦領導層政策失誤，將會在底層造成無限放大。古代社會，士紳對于政權的批判作用隨著土改不復存在。
再次，黨干部的文化素質、政治素質不僅并未提高，相對于傳統士紳還下降了，傳統士紳社會的文治局面蕩然無存。
再有，黨組織極權化強行輸入信仰，黨組織極權化，而非法治化。
最后，基層由黨干部統治，并未打破血緣、宗族關系，農村戶籍政策（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限制人口流動，反而更強化了這種血緣宗族關系。不少黨干部仍來自于當地血親宗族中。
“政府獨治”重歸“政府與士紳共治”的局面。但是當下的“政府與士紳共治”比以前好得多了。
其一近代化過程中，破除了陋習，現代的法制意識一定程度進入基層；其二，當前的鄉賢們可以帶領當地宗族、民眾致富；其三，鄉賢能起到和以前一樣，協調矛盾，扶助鰥寡，維持基層穩定的作用，還能盡可能避免了大規模械斗的發生。
當然缺點也有（有些甚至不如古代）：其一，帶得不好的鄉賢帶頭作違法犯罪的事情。如陸豐的三甲村帶領大家制毒。其二，一些黨干部、宗族元老利用職權與名望，獲取財富，有些黨干部甚至成為當地土皇帝。其三、當前的黨干部缺少現代法治民主精神，可能成為法治民主化的阻力。
面對鄉賢文化的回潮黨和政府采取了一定措施。例如推行大學生村官制度，目的是提高基層干部素質，一定程度上消解鄉賢的權力，推行現代法治民主精神。但是通過這幾年村官制度的效果來看，收益甚微。
于是，只好從上級機關往下派駐在編公務員，這就是“第一書記”。但是作為“第一書記”的駐村在編公務員，如果大批量啟用，會導致政府在編人員嚴重超編，人力成本太大。再次，第一書記往往擔負扶貧任務，作為政府行政人員缺乏經商能力，導致扶貧方式全靠政策資金扶貧，治標不治本。
黨和政府將希望寄托在“先富”的那部分人。希望這部分人的成功能夠帶領民眾的發展。但是在傳統思想和資本的共同驅動下，“新鄉賢文化”能否擔負起鄉村振興的責任，仍然是未知數，有待時間的檢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河南省現代農業規劃設計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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