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中國社會現代轉型邁向以城市信仰為中心的意義表述體系, 發展主義深入骨髓之時, 由親緣地緣、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構成的“后鄉土”社會正面臨著共同體的瓦解甚至是“農民的終結”的重大問題。在“后鄉土”實現鄉村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徑之一, 是找尋、重塑與創新鄉村社會的內生價值。以客觀科學禮敬態度, 發掘“新鄉賢”文化的傳統人文精神, 構建交融傳統與現代文化的新鄉村共同體, 賦予鄉村的新人文系統, 確立鄉村研究的新鄉土敘事, 促成農民的文化自覺以及鄉村文化發展的價值皈依, 實現“三治合一”的鄉村善治。
引言
鄉村堪稱是中華文明的搖籃, 但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鎮化潮流的強力蕩滌下, 它們愈發呈現出三大離散:村莊結構離散、村民關系離散以及價值離散。鄉村淪為孤島, 農業蛻變成弱質產業, 農民成了弱勢群體。在“后鄉土”社會隨鄉村精英的大量流失, 大到鄉村黨政建設, 中到鄉村環境治理, 小到老人贍養, 傳統鄉村正面臨失序, 甚至是“農民終結”。在農民生活個體化、農業產業弱質化、農村社會“過疏化”、村落共同體空心化的背景下, 以鄉政村治為基礎的鄉村治理范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如何阻止鄉村聚落日益凋敝的腳步, 保護、傳承鄉村文脈, 維護、保育寶貴的傳統文化空間, 激發鄉村自身特有的魅力價值, 實現鄉村社區永續發展;怎樣才能讓鄉土“風箏不斷線”, 接續千年文脈, 重塑更高意義的鄉村文化價值, 為鄉村社會重構精神家園, 這已成為新時代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命題, 亟需我們做出有力回應。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這是黨中央對于鄉村優先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本文嘗試從復興鄉賢文化入手, 詮釋鄉村新的文化意蘊, 激活村社共同體文化意識, 以期實現農民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1、傳統鄉賢文化:中華文化血脈的精神原動力
溯源“鄉賢”一詞, 它肇始于東漢,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 死則以為樂祖, 祭于瞽宗”[1], 這“有道有德”者經世俗化后, 就是“鄉賢”, 是“生于其地, 而有德業、學行著于世者。”[2]實際上指的是指品德、才學為世人推崇敬重之人。根據《周禮》“德化主義”的鄉建理念, 絕大多數鄉賢, 并不身居高位, 突出的主要是其賢達、賢能。鄉賢既可以是看得見、記得住的本鄉本土人士, 也可以是告老還鄉的官員。鄉賢雖沒有正式頭銜, 卻是“魅力權威”, 長期以來憑借自身出類拔萃的學識涵養、道德文章、人格魅力, 投身于公產、義學、社倉、水利、道橋等公益事務與義舉, 擔負起“道在師儒”的教化使命, 為淳化風俗、詩書傳家、和睦鄉鄰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撐。
鄉賢是鄉土文化的具象, 鄉愁是鄉土文化的折射。“常有一地有了一個成名的人物, 所謂開了風氣, 接著會有相當的時期, 人才輩出的。循環作育, 蔚為大觀。人才不脫離草根, 使中國文化能深入地方, 也使人才的來源充沛浩闊。”[3]譬如, 在鄉賢文化的風習浸染之下, 明末清初之際, 湖南走出了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劉坤一、陳士杰等國之棟梁, 都是經由湖湘鄉土文化的熏陶、滋養而成。
春秋時期, “亞圣”孟子便別出心裁地提出過構建和諧鄉村的準則———“制民以產”1。南北朝時,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也闡述了如何維護鄉村倫理、構建鄉村秩序, 推崇以“睦親”鞏固鄉村秩序。唐代劉知幾提出:郡書赤矜其鄉賢, 美其邦族 (《史通雜述》) 。大儒張載、呂大臨、朱熹、呂坤均格外強調鄉約之用, 強調“民胞物與”, 力主鄉賢對鄉村的規制, 強化禮治的教化意義。此后, 王陽明以“南贛鄉約”為利器, 大大拓展了鄉村共同體治理2。
正如“呂氏鄉約”的四大宗旨所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 承載了厚重鄉土氣息的“鄉賢文化”, 不僅有“烏鴉反哺, 羔羊跪乳”的素樸賢德, 也有“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的良善社交;不僅有“天人合一”的自然情結, 且有“趨福避禍”的民間信仰。美國漢學家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經長期深入研究華北鄉村社會指出, 鄉村精英人物“出任鄉村領袖的主要動機, 乃是出于提高社會地位、威望、榮耀并向大眾負責的考慮, 而并不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4]。中國傳統社會以禮代刑, 以教化取代法治, 這種鄉賢文化展示了中國傳統的自治精神, 而自治正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石。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標號, 鄉賢文化以鄉愁為基因, 以鄉情為紐帶, 致力于建設鄉村、改善民生、參與鄉里公共事務, 成為中華文明延綿不絕的精神原鄉, 展現出恒久魅力。
費孝通先生在《中國紳士》一書中這樣評述:“在中國傳統社會里, 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人, 學者—知識分子, 他們被排除于政局之外, 但還擁有社會威望。這樣的人并不試圖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來控制政治權力, 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倫理原則, 來限制政權的力量。”[5]可如今由于城鎮化的推波助瀾, 鄉村被迫充當了人才凈流出地的角色。當鄉賢的重要來源枯魚涸轍, 鄉村的凋敝也難逃厄運。
2、現代中國新“鄉愁”:以發展主義為中心的話語霸權
一代大儒梁漱溟從1929年起“本古人鄉約之意來組織鄉村”, 先后在山東鄒平等17縣從事鄉村建設運動, 他感慨道:“原來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 并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 多半是從鄉村而來, 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等莫不如是。”[6]作為一種生活制度和關系網絡, 鄉村本身是一個由親緣、地緣、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聯結而成的共同體。費孝通將中國倫理結構精準界定為“差序格局”, 它集中表征為:“自我主義”、特殊主義倫理、人治社會、長老統治。鄉土社會也是中國現代轉型中最艱難的部分, “鄉村和都市應當是相成的, 但是我們的歷史不幸走上了使兩者相克的道路, 最后竟至表現了分裂。”[3]急劇轉型中的中國社會, 單一城市化發展模式向城鄉背離化發展模式嬗變, 鄉賢文化備受摧殘, 鄉村陷入再荒蕪化的困境。在發展主義、城市信仰主義的強勢裹挾下, 尤其隨著鄉賢群體的集體流失, 鄉賢力量繼替的制度保障產生了歷史性斷裂, 村莊越發凋敝荒蕪, 出現了“村落終結”, 甚至“農民的終結”。
新型城鎮化的本質, 不在于物理空間的塑造, 而是對人的塑造。費孝通告誡道, 一旦城鄉經濟與文化的傳統連帶發生斷裂, 中國鄉村難逃潰敗的命運。因為“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 離鄉背井, 不回來了。一期又一期的損蝕沖洗, 發生了那些渣滓, 腐化了中國社會的基層鄉土。”[3]如今, 地方政府雖花大氣力投入建設的農家書屋、文化廣場等全面鋪開, 從沿海發達地域一直延伸到西部邊緣山區, 但它們并沒有填充農民的內在精神, 反而使之陷入物質深淵。由于強勢的城市中心論不斷把鄉村裹挾到他者的意義表述體系中, 鄉土文化走向斷層, 鄉村這一精神家園逐漸被荒棄。如今農村的空巢化已成為普遍現實, 當我們面對綿延幾千年的中國鄉村漸行漸遠并大規模消失的鄉村圖景時, 給我們帶來無處安放的新鄉愁, 是有史以來最痛楚的。
其一, 鄉村主體結構的“空心化”。當無數青壯年集體逃離鄉村, 農業的生產沒落了, 農村的脊梁抽掉了, 只拋下一個老弱病殘的故園, 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獨特”的人造“風景線”:修路修橋, 無人牽頭;貧弱相鄰, 無人過問;水利興修, 無人去管;紅白喜事, 無人幫趁……與此同時, 勢如破竹的城鎮化, 幾乎一夜之間讓村民“洗腳上樓”, 進一步加速了村莊荒蕪。其二, 鄉村意識形態的“虛無化”。隨著鄉村人才的空洞化, 加之資本下鄉的自負與肆虐, 根本削弱了農村的價值之鏈, 其獨特的“鄉土性”日益流失。鄉村等同于落后的標簽, 農民則打上了卑賤的烙印, 鄉村變成終生不堪承受的“精神枷鎖”。其三, 鄉土傳統文化的“斷裂化”。近年來鄉村被動接受“文化高地”的侵襲, 鄉村社會凸顯了信仰異化、價值扭曲、倫理敗壞、迷信盛行等問題, 作為鄉村社會文化基因———“鄉愁”早已日薄西山。“快餐文化”取代了田園牧歌, 金錢成為宰制生活意義的不二工具, 不再有地方性的倫理共識, 傳統鄉村道德呈現出碎片化, 農耕文明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其四, 鄉村社會治理的“灰色化”。當社會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型, 規則沖突難以避免。村民之間“守望相助”的倫理觀根本斷裂, 村莊糾紛與矛盾的自我調節日益低下, 村莊公共輿論與獎懲機制日益弱化。鄉村干群關系日益疏離, 鄉村灰色勢力主導鄉村治理, 村莊正常的社會秩序變得偏離。
3、“新鄉賢”文化:新時代鄉村善治的內生價值
在傳統社會中, 鄉賢文化在促進宗族自治、民風淳化、倫理維系以及鄉土認同等方面扮演著非比尋常的角色。如今隨宗族關系逐漸解體, 鄉村生態相較傳統發生了巨變, 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傳統的鄉賢文化在今天鄉村基層治理中雖仍具有一定價值, 但已不能很好適應當下社會的新發展需求, 我們迫切需要結合新時代建構“新鄉賢”文化3, 全面推動鄉村有效治理。
無論在現代化“國家建設”還是“民族建構”中, 鄉村始終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不過, “將傳統中國預設為鄉村, 既可能使國人在處理國家事務時總是關注鄉村, 又可能使我們將鄉村簡單地當做現代社會的前身與‘敵人’, 使我們總是青睞于‘鄉村都市化’。”[7]新時代下我們必須反思:該賦予鄉村一個何種的“現代”文化?為扭轉鄉村社會的急速衰敗之勢, 20世紀30年代掀起過“到民間去”、“拯救農村”等系列鄉村建設運動, 終因理想高于現實未曾根本逆轉。20世紀90年代以來, 以城市為中心的城鎮化將諸多鄉村治理困境全景式呈現。中共“十九大”報告深刻指出,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不僅包括物理空間, 而且囊括文化空間建設。
缺乏鄉愁載體的鄉愁, 是一種東施效顰的無病呻呤。“知識分子怎樣才能下鄉是一個重建鄉土的基本問題”[3]。以留住鄉愁為契機的“新鄉賢”文化, 不啻是打開理解中國鄉土社會結構之門的鑰匙。它以其深厚的禮俗和生動的法理, 既發揚鄉賢品格又凝練了現代鄉賢品格, 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的產物4。正如費孝通一再強調的“鄉土重建”一樣, 鄉賢也可重建。這既為鄉村文化建設提供了實踐基地, 也為鄉賢文化的傳承與重塑提供了可行性。鑒于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不能歸因市場、政府、社區單一機制的失靈, 必須創新鄉賢文化, 使之成為“與基層治理相適應的價值文化與社會認同”。
3.1 整合“新鄉賢”的多重社會資本, 彌補鄉村結構“主體”的缺位
許多鄉村“淪陷”, 既凸顯了生存的自然與社會生態的惡化, 更意味著一種生活樣態和生存價值的退隱。鄉村已漸失話語權, 要逃脫“文而化之”的嫌疑, 必須避免“他者”視角。“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 必須弘揚中國精神, 必須凝聚中國力量。”[8]隨著建設美麗中國、振興鄉村等一系列戰略的部署, 怎樣發掘且激活現有的村社共同體意識, 讓村民滋生作為成員的由衷自豪感, 形成強大的村莊凝聚力和吸引力, 這是后鄉土中國語境下鄉村復興的難得機遇。基于“村莊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 二是村莊內生”[9], 在當前怎樣使行政嵌入與村莊內生的秩序達致平衡, 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動, 將新鄉賢有機“嵌入”到鄉村治理結構中, 變成一個“新變量”。
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 如今由新鄉賢群體推動或引領的鄉村建設日益呈現出多元化。在中國, 桑梓情誼, 落葉歸根, 無論是退休還鄉的干部, 還是返鄉創業青年, 無論是“在土”的還是“離土”的賢達, 既能為美好鄉村建設出謀劃策、聚集資源、躬行實踐, 又能以見多識廣及生活方式垂范鄉鄰、傳播文明、教化鄉鄰。新鄉賢作為民意、民情的匯聚者與代言人, 有時一個人就能帶動一個鄉村的復興, 因為其懷有濃濃鄉情, 釋放出來的道德力量以及創業歷程, 反哺桑梓、澤被鄉里, 重構鄉村共同體文化, 使廣大村落從經濟至上、野蠻生長的1.0階段進入產業提升、設施配套的2.0階段, 進而晉升到美麗鄉村、多方共治的3.0階段。
3.2 重構鄉土“地方性知識”, 確立新共同體的信念土壤和道德規范
在眾多浪漫的鄉村話語譜系中, 無論是“歸園田居”還是“小橋流水”都寄寓著對鄉土生活的美好憧憬。然而, 一旦與農民相聯, 就平添了“三四畝地一頭牛, 老婆孩子熱炕頭”式的調侃。近年“返鄉體”的一夜走紅, 進一步表明鄉村現代性隱喻的“美麗新世界”日漸破碎5。一向表征中國社會的鄉村傳統被不斷地污名化、粗鄙化, “農民”幾乎成了野蠻卑賤的代名詞, 在農村生活就是“受罪”。甚至一些知名的電影和小說, 如《紅高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 也是把鄉村異化成保守與愚昧的野蠻之地。在農村由于神性闕如, 輕農去農, 已經上升為一種深入骨髓的民族文化。為此, 我們要立足于公共文化建設的基礎上, 重新理順混亂的道德價值標準, 弘揚鄉村傳統人居文化、農耕文化和山水文化, 重新塑造鄉村淳樸美好的正面形象。
我們要找尋既符合經濟市場化的“現代性的倫理話語”, 又汲取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本土倫理資源。新鄉賢建設拋棄了原生的風俗和行為習慣, 就成了無源之水。為此, 新鄉賢文化要尊重“地方性知識”, 以鄉里的“地方性知識”為基本因子。當然, 這種建設是在外部力量的強力助推下而實現的, 鄉賢和其他鄉人的內部眼光難免遭遇到外部眼光的審視。為此, 我們可以訴諸于人類學重建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圣世界的關系, 恢復鄉村的禮治秩序6, 重審城鎮化建設, 以此實現對文明傳統的再追問及當下社會的再修復。換言之, 我們關注村莊共同體文化滋生, 這也是當代新鄉賢涌現的土壤和環境7。
3.3 回歸鄉村作為“鄉土社會”的原點, 鑄造對傳統文化的再認同
過去的新農村建設, 不能不說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但不可無視其局限性, 主要表現三點:一是依賴政府而缺乏鄉村內生力支撐, 嚴重制約鄉村社會發展的廣度、深度;二是面向問題而非著力發展, 針對鄉村社會面臨的突出民生問題, 而針對鄉村市場發展與農民機會獲得感, 效果不足;三是注重建設而協調引導不夠。一些村莊雖然建設得似乎越來越時髦, 但居住生活的人卻越來越少, 表明村民的市場機會并未增進。
時間和空間才是鄉村得以在人類文明史呈現的總體性圖景。當各種鄉村旅游、美麗鄉村、村落保護等蜂擁而至時, 鄉村既不能選擇也無法擁有自主權, 無奈淪為各種力量角逐的利益博弈場, 鄉土傳統進一步土崩瓦解。為此, 中共“十八大”以來, 黨和政府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治理功能非常重視8, 尤其是當前鄉村的利益結構日益復雜, 原有治理體系表現乏力, 迫切需要新的治理要素加入進來。新鄉賢文化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力量, 彰顯其示范引領作用有利于教化鄉民、涵養鄉風, 使村民遵循合理合情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導向。由此, 新鄉賢文化成了我國文化自信的一個新表征。首先, 強化對傳統鄉村文化的再認同感, 合理運用且有效發揮鄉村傳統文化的良性功能, 恢復作為社會文化有機體的鄉村的基本尊嚴。其次, 培植現代公民意識及其政治文化, 努力形成現代鄉村社會的公民文化認同。其三, 增進鄉村多元文化之間的互動, 促進農民“主體性”的達成。此外, 高度重視農民人格自由的發展, 這是創新鄉村文化以及鄉村文化價值重建的重要因子之一。要實現上述目標, 必須發掘和激活“新鄉賢”, 探索一條可借鑒的鄉村治理之路9。
3.4 接續鄉賢文化脈絡, 重塑充滿生機的鄉村治理場域
彼時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源于“鄉村救濟”, 鑒于“今日中國問題在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 而新者未立;鄉村建設運動, 實為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6]新時代有效的鄉土社會治理, 亟待結合現代公共治理和傳統人文精神。從社會發展立場看, “文化自覺”由“不覺”而“覺”不能單靠民眾的領悟, 還需外因的合力。
正像陳序經先生在疏理鄉村建設運動時指出的那樣, 其精神本質就是“鄉治”傳統, 堪稱是中國基層社會組織的一次重新發現。那么, 新鄉賢文化無疑是新時代參與社會變遷當中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一次社會知覺。值得關注的是, 目前不管是資本下鄉與農村土地流轉帶來的制度變革, 還是農村自身的再組織化 (如各類農村專業合作社) , 均未能在根本上扭轉社會組織基礎薄弱, 社會組織化程度低的局面10。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本質是還政于民, 我們亟待把組織還給社會, 拓展新鄉賢在內的民眾參與治理渠道、自主成立議事監督組織、培育發展協同治理機構, 搭建新鄉賢與鄉村社會結構有機融合的平臺 (包括鄉賢理事會、鄉賢工作室、鄉賢駐堂制度、鄉村黨外人士工作室, 等等) , 促進公共服務普及與公序良俗形成, 構建兼具鄉土性與現代性的現代鄉村治理模式。
事實上, 鄉賢文化的接續“并未懷有復古, 也不是鄉村再造, 而是要在修復文化斷裂的同時, 與時俱進地建構起有效的文化銜接與整合機制”[10], 因此, 其文化重建“不能按照文化革命的邏輯和方式去推進, 而是要充分尊重鄉村居民的文化主體性以及鄉土文化的整體性, 通過鄉村居民的文化自覺, 激發鄉村社會發展的內在動能”[10]。畢竟, “鄉村振興”不只是表征一種發展戰略, 它預示著許多鄉村之外的強大力量介入, 應注意與原有鄉土傳統中的組織系統有效兼容。即尊重鄉土社會的地方差異性, 解決地方化問題。
要解決從國家投入到農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問題絕非易事。“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失落, 孝道不彰、人情競爭失控等問題的發生, 固然有城鎮化、市場化大潮影響的背景, 但缺乏組織的原子化的鄉村對這些沖擊缺乏抵抗力。鄉村建設最根本的當是基層組織建設。”[11]新鄉賢既是“尚賢敬德、造福桑梓”的傳統文化的傳承者, 又是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者。而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的新鄉賢文化, 正是引領當代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載體之一。為此, 大力挖掘和傳播傳統鄉賢精神, 傳承鄉土歷史文化。廣泛開展鄉賢遺產保護、鄉賢家規家訓整理、鄉賢文化調研等活動, 加大對與鄉賢文化一脈相承的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田野調查, 編印系列歷史文化叢書11;大力開展評選“新鄉賢”, 讓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的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鄉村能人、身邊好人等走上舞臺中央。
一是從德治層面, 積極開展鄉賢文化“四進”活動 (進廳堂、進課堂、進講堂、進禮堂) , 通過村史方志、好人故事、創業典型、家規家訓等專題, 涵育重德家風, 培樹崇文學風, 引導清明政風, 淳化質樸民風, 支撐、充實、強化鄉村社會組織建設。如廣泛成立縣、鄉、村三級的“鄉賢文化研究會”、“鄉賢聯誼會”、“鄉賢參事會”、“鄉村文明促進會”, 組建鄉賢信息庫, 設立以鄉村能人為主體的美麗鄉村建設村民理事會, 通過這一系列的平臺運作, 促進農業轉型發展、農民農村順利融入現代化進程, 分享改革開放紅利。
二是從法治層面, 大力引導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帶頭樹立法律法規和村規民約在基層群眾中的權威, 積極推動申請農產品商標, 增加農產品品牌價值;結合工作實踐、社會閱歷等優勢, 對黨的創新理論和具體政策進行適時的傳播、解釋, 增強村民的認同感。這樣, 借助于諸種力量的互動和博弈, 逐漸達到了廣泛參與、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境界[12]。
三是從自治層面, 新鄉賢的影響不是來自行政力, 而是來自感染力, 源于鄉村民眾的自我治理能力提升。為此, 新鄉賢廣泛參與鄉村社會治理, 不僅要拓寬鄉村民眾個體的利益表達渠道, 使諸多鄉村社會矛盾在基層得以有效化解。更重要的在于, 充分利用新知識、新眼界、新價值和新技能, 運用“互聯網+”等新技術手段, 來充當連接城市與農村、傳統與現代的媒介, 實現信息回傳、資金回流、企業回遷、人才回鄉, 為鄉村振興注入內驅力。
當上述“中和式”的社會活動越來越多, 這意味著鄉村振興的政治經濟土壤日益豐厚, “本意上是體認中國鄉土文化的自覺復興、尋根之路”[13], 在其間, “新鄉賢”是種子, 也是風。它們不僅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鄉土的守護者, 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農村的踐行者。“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 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8]以“新鄉賢”為示范, 推進新時代鄉村文化建設。真正在廣袤的鄉土大地上培育起蓬勃的新鄉賢文化, 在傳統文化的底色和現代文化的主色交融中, 揮灑出屬于自己的時代風采。如湖南辰溪縣舉辦“鄉賢文化講堂”、浙江紹興地方政府借助鄉賢研究會等機構, 發起“萬人計劃”, 重構鄉村文化, 其“上虞現象”堪稱范本。
4、結語
“作為新鄉愁的書寫方式”[14], 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鄉賢”文化的涌現是新時代現實使然。為了“重新建構起一個中層結構來填補鄉村的一個權力真空”[15], 它不僅關乎國家發展道路, 也關涉民族道德模式。是對鄉村乃至民族生命之根的重新發現, 也是破解鄉村社會始終走不出歷史周期律的入口。要走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公里”, “后鄉土”鄉村建設與鄉村善治必須著力發掘、組織、培育“新鄉賢”文化, 以自身文化為基點, 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具有內生權威性的新一代鄉村主人———新鄉賢是鄉規民約、慈孝文化等傳統文化的先行者、引領者, 在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內生權威與外生權威之間架構起連接的紐帶, 成為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和促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推手。以德行凝聚鄉鄰, 賦予鄉村文化以新的精神內涵, 將基層民主建設、公共服務普及與鄉土文化的延續、良俗公序的形成有機結合, 才能找到公共治理規則與傳統禮俗的最佳平衡點, 才會有更多宜居、樂業的鄉村詩意棲居于大地。
基金：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點委托項目“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的多重意義” (編號:17WRB23); 湖南省社科評審委員會成果課題“綠色發展視閾下羅霄山片區新鄉土文化研究” (編號:XSP17YBZC162);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新時代南嶺走廊新鄉賢文化構建及應用研究” (19YJA71000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基本方略的理論特色與實踐要義研究” (18JDSZK084);
作者單位： 湘南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發展研究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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