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小地方與大議題： 用民族志方法探索世界社會
在質化研究中，民族志的方法似乎一直被認為是理解某一個特定地方或者某一個具體環境的的“小”方法。但實際上，隨著我們對人類本身的關注，這種方法的應用也會不斷拓展。在這個過程中，理解以下幾個問題：如何用你的小地方研究去理解大世界？如何讓我們的訪談做得比記者出色？以及如何處理在這個過程中與研究對象群體之間的關系？等，對我們未來應用民族志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是閻云翔教授在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中的討論節選。（編輯：之之）
一、如何在全球視野中運用民族志方法
在推動海外民族志的過程中， 田野作業是很重要的。今天實際上我想說的只有兩點。
第一， 田野作業有自己的好處和優點， 但是也有它極大的局限，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以討論為什么田野作業會有它的局限？ 我覺得人類學的優勢和局限都在于它強調微觀研究。像我自己住在一個地點， 長期蹲點， 做不斷的、連續的、反復的田野作業。我們這樣做的長處在于對某個社區的深刻理解， 并在這個深刻理解的基礎上對當地的生活百態給予深度的描述。但是在當今這個瞬息萬變的全球化時代我們的微觀研究如何能和宏觀的東西緊密地結合起來？ 同時我們如何能夠拓展自己的思維、始終對這個正在變化的世界保持著密切的關懷并努力敦促自己有一個全球的視野？ 我覺得這是人類學家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人類學家正在日益嚴重地自說自話， 在這個小圈子里談自己這點事而和這個世界嚴重脫節。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大家可以討論。
第二點我想挑起關于訪談方法的討論。訪談越來越成為重要的田野作業的方法并沒有錯， 但如果只強調訪談， 則是錯的。我們傳統的田野作業不是只做訪談。調査型記者的訪談比我們做得要好很多， 我們在什么情況下能比一個記者做得更出色？ 就在于我們在訪談之外做的那些東西， 比如長期的參與觀察。在馬林諾夫斯基那個時代， 他告訴學生做田野時別和當地人說話。為什么？因為一說話當地人就開始提供答案， 提供答案后就把你牽往錯誤的方向。馬林諾夫斯基不是說不要做訪談， 而是說你一開始就要避開訪談。你要在那里長期住下來進行參與觀察，對整體的世界有你自己的理解之后才進人訪談階段你才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受訪人給你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 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隱瞞的？ 在多大程度上在受訪人那兒是真實的但你發現卻不一定是符合現實情況的？ 或者你們之間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差別。正因為如此， 田野作業應當是多種方法同時進行的。可是我們看現在的民族志幾乎就是訪談。我們到一個地方去， 找當地的幾個人好好地聊一次， 回來以后， 對照某些理論框架展開理論對話，再引出受訪人的原話， 就齊全了。我覺得如此下去這個學科也會被別的學科擠掉， 因為我相信那些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比我們做訪談要好得多。
我先回答關于田野作業為什么會有限制的問題。每個人講任何東西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我這樣講是以為我覺得田野作業有時會限制我的研究。如果您一次田野都沒做過， 那我剛才講的話對您就會是一個誤導， 誤以為我在主張我們就不需要做田野了， 只要談關懷就好了； 那樣我們干脆就學哲學好了不用再到人類學系學人類學。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的。從年到現在， 我回到下岬村次， 今年月將會是第次， 這么一路做下來， 我覺得我必須要盡我最大的努力擺脫下岬村對我的束縛但同時我又每隔一兩年回去一次， 這是我內心的掙扎過程。如果把我的話引申一下， 我覺得如果我們誰入了這行最關鍵的不在于你的田野做得多還是少， 而在于你對田野作業有一個自覺的認識， 知道它的長處和短處。如果你本身是一個田野做很多的人你應該認識到它的短處； 如果你田野做得很少， 你應該認識它的長處， 這是我真正想說的話， 在這個節骨眼說出來可能效果會好一點。
從我做完下岬村私人生活變革的研究以后， 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個村莊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就產生了一些變化。我暗自告訴自己至少在我退休之前我不再寫這個村子， 但是我一定要爭取每年都回來。后來因為事情太多不能做到每年都回來， 現在基本上可以每兩年回去一次。為什么呢？因為我在這個村莊會發現很多事情， 類似的事情或行為方式能在全國各地找到； 至少下岬村給我的啟發會有助于我觀察全國各地的情況。很多時候我是靠在網上搜索各種資料來了解全國各地的情況同時我總有下岬寸做我的現實參照。我相信大家都在互聯網上花很多時間，但是如果您沒有一個現實生活中的立足點， 這個網上世界便是虛無縹緲的， 沒有跟大地連在一起。對我而言比較幸運的是， 在任何時候我都要問自己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下岬村， 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會有什么樣的體會？村中有幾十個人， 我每次回去是固定要和他們聊天的只要我一在我常住的地方扎下根來他們就會來找我。
說到底， 田野作業收集的很多材料是幫助你理解人的， 通過理解人來理解生活、理解社會。比如說， 我最近寫的一篇關于后離婚的文章就是基于這樣的過程。大約六七年前， 我在下岬村開始觀察到父母權利的回歸。父母權利的回歸在后、后這一代人身上特別明顯， 展現在生活過程的各個重要環節里， 離婚不免是一個特別戲劇性的環節。我在做價值觀變遷研究的時候， 從后離婚這件事上發現一個有趣現象： 與年代的第一次離婚大潮相比’ 那時候的口號是“ 我的婚姻我做主”， 劉巧兒她們那一代人在這個口號的感召下走上追求愛情、追求獨立自主婚姻的道路。但是后離婚個案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 我的婚姻您做主”， 雙方的父母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這是不是意味著后的主體性喪失？ 恰恰不是。因為在“ 您做主”的背后， 后的年輕人實際上得到了他們想得到的東西。
如果拿這一代人與年代人相比最大的差別在哪里？ 最大的差別不在于他們的行為模式而在于年代那一代人非常真誠地相信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 而我們現在就不太相信。從“ 我不相信”到“您做主”， 這個過程很有意思。如果你讀更多的材料會發現， 實際上在全世界的范圍內都有這樣一個類似的過程， 我把它叫做“第二次祛魅化過程”（ 我們都知道第一次祛魅化是因為宗教喪失了對世界的主導作用。人們不再相信一個至高無上、無所不能的上帝， 因此我們每一個個體才獲得了真正的解放我們不再為上帝而是為自己活著。但在那個時候， 我們還相信一些東西， 特別是科學和意識形態； 但是， 這二者在年代末期都被解體了。一系列后現代理論的建構導致科學主義的徹底解體， 意識形態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共產主義陣營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解體而瓦解。在這之后的十幾年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全世界的第二次祛魅化過程，但是可悲的是第二次祛魅化后，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可以替代的東西。由此我才發現實際上我們的后、后在行為方式上可能比美國的后、后更極端一些但是在本質上沒有差別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這就驗證了高丙中老師講的“小地方、大世界”的觀點， 即所有東西是可以從下岬村觀察出來的， 但是不能停留在下岬村的邊界之內這樣人類學才是一個有意思的工作。
我認為人類學有兩個功能，一個是作為透鏡， 觀察你所研究的社會同時你把這個透鏡反轉過來， 它就變成了一個觀察自己的鏡子， 這是理想的狀態。但是在觀察自己的時候請記住透鏡是反過來的，換句話說你不能用自身的文化觀察自身一定是通過另外一種途徑。從哲學意義上說， 我們比較晚近的突破是越來越多的哲學家認識到這個世界實際上更是一個復雜的關系過程。但是我想補上一句話，這個復雜的關系過程是無法從關系角度分析的， 分析的時候一定要借用原先的二元論、結構分析等方法，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關于中國人情文化的研究。好的關于人情的研究好像都不是從本土角度做的， 這實際上涉及分析關系的問題這也是人類學的價值所在， 就是它始終把他者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上， 有的時候把自我變成了他者這樣自我才能成為一種分析工具來分析你所收集到的資料。我自己的老師詹姆斯華森（ 在我讀書的時候瞅著我一籌莫展地說：“ 對于別的學生我的工作很簡單， 就是使勁地把他們推到田野里去到你這兒我覺得有些麻煩，我把你推進去還得把你拉出來。”
所以我覺得王建民老師講的關懷絕對非常重要， 就是別等著老師推， 自己先鉆進去進入田野、進入小地方是至關重要的事。我開頭說的那句話實際上是想有誠意地引起一點爭議。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能不能進人小地方直接關系到你是不是能很好地理解大世界。
二、如何處理訪談與參與觀察的關系
下面我來介紹一個背景就是為什么我說訪談很重要， 但不是唯一重要—這是我應該表述的方式。背景就是大約世紀代后期和年代， 至少在美國的人類學領域里很多新的民族志是沒有訪談的， 最流行的方式是自己觀察自己。到一個地方去看看電視感受一下自己在一個異文化中受到的種種沖擊， 然后回去寫一本具有高度反思性的民族志。作為對這種方法的一種反動或者批判， 很多人開始講生活不是這樣的有了訪談才能真正了解當地人的生活。他們開始說一個觀點， 就是過日子不同于體驗生活（ 原話是這樣：life as lived is not the same as a life as experienced） 。換句話說， 如果你只是懵懂地從1歲長到28歲或是58歲，這是你生活過的時間過程或者說過的曰子。但是， 當你開始講述你的經歷的時候， 你在意識中經過了一個反思過程，一個加工的過程。訪談起的作用就是這樣， 訪談挖掘出的是你的生活經歷， 你的生活經歷包括了你對你生活歷史的一種解釋， 這種解釋包含了很多你自己的主體性。每一個人， 比如說在同一個社區經歷過類似的大生活事件、或是有類似生活史的人， 他們的生活經歷很可能不太一樣， 甚至當他們講給你聽的時候也很不一樣， 這就導致了一種新的認識， 那就是說好像沒有一個統一的生活， 沒有一個統一的歷史， 所有的東西都是由主體性決定的， 這實際上是對前一階段的又一飛躍。
但是， 由此再往前推又可能走向另外的方向。比如說， 我目前最感興趣的就是人類學最近十年左右又開始重新喚起對倫理和道德問題的興趣， 全世界范圍內有大約幾十個人同時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開始做研究發表成果我們把這叫做道德人類學的復興。這個新潮流的主要推動者實際上是都通過訪談來做研究的； 他們強調道德的相對性， 重視個體的道德經歷（moral experience） 。如果再往前推， 越來越多的學者覺得倫理道德實際上沒有一個普世的標準， 倫理道德本身就不存在， 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絕對的善因為每一個人做的事都有自己的解釋。這是我觀察到的道德人類學的最新發展； 我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 與生活實踐差距較大。
當人類學家訪談時， 受訪者會有意識地講解很多生活中的事情而不僅僅是客觀陳述； 特別是他(她)運用某些倫理觀點來解釋個體經歷的時候,實際上這個人是在經歷一個倫理合法化的過程。在田野作業的研究中， 我會特別注意這一過程， 注意倫理合法化的解釋和實際發生事件之間的差距。比如說兩年以前， 發生“ 小悅悅事件”的時候個人走過去， 事后記者找到了十幾個人試圖訪談他們講的東西也是一種道德經歷。但是這個道德經歷跟他們從小悅悅身邊走過不假思索做出那樣的反應之間是有差距的， 那樣的反應是道德行動。換句話說， 我們只靠訪談做研究做的更多是主觀世界， 是主觀世界主體性對自己做過事情的反思， 而不是我們自己真正做過的社會行動。兩者同等重要， 不可重此輕彼。
再回到道德行為上， 道德行為可以分為在當時情景中的道德行動， 你看到小悅悅躺在那里是前去幫助， 還是不； 是裝作沒看見還是看她一眼然后揚長走開這時候多半的人是沒有時間思考的。我相信這不是經過思考做出的理性決定更多的是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應， 但事后訪談的時候這些人會給你一個非常完整的解釋。
實際這后面是有兩大學術傳統的。強調道德經歷、強調解釋的學者基本上延續的是康德和福柯的傳統。很多人覺得這是不夠的， 因為在很久以前也有另外一個傳統它強調倫理情感， 而倫理情感是靠日常的、潛移默化的、大的社會里的社會行動形成的，是和社會化過程連在一起， 包括亞當斯密、大衛休謨對此都有特別成熟的論述。所以倫理判斷（moral reasoning） 和倫理情感(moral sentiment),兩者會導致完全不同的民族志，每一種民族志只強調一種方法。觀察這些發展你會發現很有意思的現象在理想境界下二者應該同等重要， 當我們的學科發展每向左偏一下， 你就會考慮到另一邊被丟掉了什么東西， 當往右回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左偏的時候價值在哪， 這樣就始終保持清醒的觀察。這也是一種對你自己學科的觀察， 這樣收獲會更多一點， 這就是為什么我一開始故作驚人之語， 我現在把它收回來我說的就是訪談和觀察的關系問題。
說到觀察， 我覺得我們的訓練應該有對學生觀察力的培養這一條。觀察力要求有社會閱歷， 但很不幸的是現在已經很少有人類學工作者初出道便有社會閱歷。只有像我們這一代人， 入學的時候已經先有了社會閱歷。因此， 在方法論訓練的時候我們不妨加入觀察力的培養。我覺得人類學家所謂的秘密武器就是觀察能力的提高， 人類學家的觀察力要比別人強、比別人敏感。實際上本土人類學家在這方面有天生的劣勢。第一， 大家都知道他不具備客觀性， 因為他是文化中的一個部分。更加重要的是， 他沒有敏感性， 逛來逛去也發現不了有意義的問題。你說你作為一個外來人語言不是那么流暢所以產生了雙方都努力的交流和碰撞， 恰恰給了你有利的位置， 所以馬林諾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叫做“人類學就是傻瓜學，就是把自己裝成傻瓜不斷地問一些問題”。但關鍵是只有外人才能扮演傻瓜，例如我在下岬村就不能扮演傻瓜。因此， 中國學者做海外民族志是有優勢的。
三、民族志研究者的身份認同
我在下岬村做了那么多年調査確實也面臨這樣一個困境那不光是感情問題， 還有其他的問題。你在那個村子里做很多研究之后，村子里許多人會有期待， 他們會希望你幫他們辦事。那你怎么辦？ 這不 僅是身份的混淆問題， 也是一個立場的問題。例如， 我在下岬村有個最好的朋友， 每一次我去村里吃住都在他家里； 我從年開始就認識他， 我覺得他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當他請我辦一件對他而言非常重要事情， 要求我在村子里兩派政治斗爭之間站隊， 因為我的站隊能夠影響勝負， 這時候我該怎么辦？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拒絕或是接受的問題， 因為看似簡單的拒絕或是接受意味著我會因為我的這個朋友而喪失我的工作倫理， 或者因為保持我的工作倫理而喪失我這個朋友。這時候也涉及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做田野作業的時候一定不會認為我的訪談對象與我在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能力上有任何差別， 東北人的話叫做“ 你心里有捨我心里有啥”， 你別裝傻，對方也不會和你裝傻；你不要扮精明，對方才會重視你拿你當回事。所以我和我的好朋友坐下來說，為什么我們人類學家在田野作業中應該保持一個客觀的立場， 特別是政治問題我們不能介入， 等等。但是我對他說：“如果是你個人的事， 我絕對幫你。”后來我也彌補了一下兩年以后他蓋房子，我幫助支付了將近一半的建筑費。
我總結了一下剛才大家從不同的角度的提問， 就是在做海外民族志的時候我們的中國情懷問題我可以說中國情懷對你既有好處也有壞處。我覺得馬林諾夫斯基當時是沒有波蘭情懷的， 拉德克利夫布朗、埃文斯普理查德是沒有英國情懷的， 卡爾馬克思也沒有德國情懷所以他們才做得那么好。或者說他們的情懷不會直接干擾他們的研究， 這是我的一點隨想。問題在于我覺得人類學和社會學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 人類學從建立學科初始就在努力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而社會學研究社會制度， 更多地和自己的民族國家分不開。
我覺得人類學者下田野不是去搜集文化的碎片， 而是從那些看似瑣碎的現象中去理解內在的深層意義和它對于文化統一性的功能、貢獻等。怎樣才能達到那樣的層次呢？ 這涉及我一直想說、但是不太好講的一件事， 這些話只對那些決心人行的人有用。第一， 我認為民族志不是一個搜集資料的辦法，田野作業不僅僅是為了搜集資料； 搜集資料是次要的， 如果你們允許我說的過火一點的話。我覺得這實際上是一個態度問題， 如果你覺得下去做田野就是想去理解那一方土地、那一方人， 那第一你不會著急搜集資料第二， 什么都是資料—任何你在當地觀察到的東西，別人告訴你的內容， 用我的話說就是“ 撿到筐里的都是菜”。你拿回菜以后什么時候包餃子， 或是炒菜， 都是事后你自己的認識問題。從這個比喻看， 首先不存在很多碎片， 之后也不存在回去后把碎片編織起來的問題。我認為根源還在于對于田野作業的認識， 如果你真是想去理解， 而且通過理解那一方土地、那一群人來豐富你自己的內心世界， 編織的問題是不存在的。然后你在這行做進去才能夠不斷地做到興趣盎然， 你就會欣然自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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