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更多地將中國農村改革視為農民自發推動的結果。通過對安徽省農村改革早期實踐的考察，本文認為國家在此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推動作用。集體化末期，原有治理模式的銷蝕殆盡和科層內部的意見分化為農村改革的基層實踐埋下了契機。通過在災害這一特殊背景下對國家政策的策略性變通，改革者成功實現了對基層民眾意愿的捕捉和凝聚，并進一步以“試點”的方式打開了地區政策變革的通道，最終通過話語重塑將鄉村社會的“生存倫理”轉化為國家制度轉型的合法性基礎，實現了國家在市場轉型初期治理意象的延續和統一。
關鍵詞：農村改革 權力實踐 試點 生存倫理 國家意象
一、問題的提出
在對東歐劇變與市場化轉型的反思中，許多研究者注意到東歐各國尤其是前蘇聯國家能力的嚴重削弱和坍塌，一度讓其經濟和社會生活陷入到快速衰退的困局之中。而中國則因其“漸進式改革”避免了激烈震蕩，并由此帶來了市場轉型過程中的“早期優勢”（initial advantage）（Walder et al., 2015）。然而已有研究卻較少探及以農村改革為代表的中國市場轉型為何能夠相對平穩和順利完成。“漸進式改革”或是作為與東歐諸國歷史比較的前提條件一筆帶過，或是被簡單的解釋為“領導者順應了自下而上的人民呼聲”，政策變革因其對社會需要的滿足自然而然地獲得了民眾支持與政治合法性基礎。30余載之后，回頭再看，作為主體的國家無疑是市場轉型的受益者，但國家主體在其中的意見分化，改革者在這場制度變革中所起到的凝聚和推動作用，以及在多樣化的權力實踐過程之中國家意象如何達到統一與延續，卻并未得到充分的探討和揭示。
本文試圖通過對農村改革先發地之一安徽省農村地區改革實踐的實證研究，重構集體化末期國家治理目標與農業發展現狀之間的落差，以及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所面臨的結構與意識形態壓力。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在歷史與現實的多重阻力下，分化的國家片斷如何借助對農民意愿的凝聚和建構來達到制度轉型過程中政治結構的延續和國家意象的統一。進一步而言，這一重要歷史變革究竟給我們留下了何種國家—社會關系的遺產，并繼續影響著當下的格局？正是帶著對上述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本文重新回到代表中國市場改革先聲的農村改革進程中，去揭示和剖析那樣一場歷史轉折之下的復雜、動蕩與微妙之處。
二、文獻回顧
（一）對農村改革的既有研究
中國的市場轉型始于農村改革，對這一歷史進程的研究不可謂不多。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沉寂了許久之后，中國農民力量的一次覺醒，是中國20世紀下半葉以來農民集體行動的高點（Kelliher, 1992; Zhou,1996），它帶來的結果是國家—社會力量交易的雙贏（周其仁, 1994）。很多學者都被農村改革進程中呈現出來的農民行動在先、國家政策變動在后的現象所吸引，認為變革的腳步是被來自下層的壓力所推動的，是農民將改革的步伐不斷推向前進。
然而上述觀點顯然不足以解釋為何在集體化時期，一些地處偏遠山區的生產隊由于交通不便、相對隔離于外部世界，其實一直私下實行家庭經營，但卻無法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也不足以解釋為何從之后的經驗來看，雖然在最初幾年中農業經濟和農民物質生活條件的確得到了非常規的增長，但是農民自主性和行動能力卻并未如學界預測的那樣快速成長起來。在此過程中，農民的意愿和行動是重要的，但卻并非歷史的全部。
相比而言，還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中央政府發展方向的變動給農民留下的行動空間，以及國家權力結構和指導思想變化所起到的根本決定性作用（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聯合專家組，2004：7）。還有一些研究則試圖通過實證材料說明，無論改革的結果如何，改革進程本身是由控制整個變遷過程的國家機器帶給農民的（Hartford，1985；Unger,1985）。
除了上述兩種判斷之外，崔大衛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地提出了省級領導者在貫穿農民和中央意志間所起到的不可忽略的作用。在對周凱的評論中，崔大衛反問道，既然農民對家庭經營的向往早已有之，為什么只在1978年前后，這一愿望才得以實現呢？而且那些最窮的地區并不是包干到戶最早的發源地呢？他指出：“關鍵的解釋變量并不僅僅是農民利益或內在力量……省級和中央的改革者在去集體化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Zweig, 1997:6）。但由于田野材料的限制（崔大衛的田野主要在江蘇省和黑龍江省兩地進行，而這兩個省都并非包產到戶最先發生的地區），崔大衛的研究無法就國家各個部分在推進農村改革過程中的具體作用方式展開深入論述。
上述研究的共性在于都試圖在國家與社會的連續體中尋找農村改革的所謂“終極推動力”，而忽視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原本就是國家—社會協同作用的結果。事實上，在農村改革的過程中，國家權力既非被動的遵從與撤出，也不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行動巨人，而是在重重歷史與現實社會網絡的嵌套下尋找可資利用的話語和資源，從而在原有治理框架陷入僵局的背景下開啟制度轉型的突破口，并在此基礎上重塑國家形象與能力。
（二）“社會中的國家”
在本文中，我們試圖在對農村改革起源的分析之中強調國家的重要性。在國家中心論者看來，國家是有生命的主觀體，它具有自身的文化價值、物質利益和行動意志，在對社會變遷的考察過程中尤其不能忽視作為行動者主體的國家的推動作用。國家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個完整的科層組織結構，這是國家意志順利貫徹的重要組織工具（Evans et al., 2009; Skocpol，1979）。在國家概念的使用上，本文借鑒了米格代爾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形態的分析：國家與社會不可能完全獨立或凌駕于對方之上，或是單方面地主導社會變遷的方向與形式；而是在互相碰撞、摸索與形塑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的目標、結構與規則。米格代爾對傳統國家理論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那些持國家—社會二元觀的研究中，國家被表現為連貫一致的、整體性的、目標取向的機體。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被切割為規則的制定者與規則的接受者、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事實上，國家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意識形態整體，而是嵌套在各種社會力量之中的一種網絡狀的權力關系。社會中的國家面對著各種層級的社會組織——家庭、宗族、社團、企業、部落、政黨及各種庇護關系。國家與社會是一個相互形塑的過程。“這種認為只有國家創造或應當創造規則，并采用強制手段使人們遵守這些規則的假設，將大量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協商、互動、抵抗最小化和碎片化了”（Migdal, 2001：13-15）。
其次，國家并不是鐵板一塊的整體，而是在具體環境中生成的具有不同運作方式的片斷。因而，國家對同一個議題或問題并不生產出一個單一的、無差別的反應。在行動的特定環境結構下，不同部分或片斷之間或是彼此聯合，或是與外部群體聯合，追求各自的目標。這些實踐和聯合推進了各種規則體系的出現，并且通常與國家自身的官方制度規則有所不同。正是這些“聯合”、“同盟”或“網絡”模糊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鮮明邊界。
第三，正是由于已有的理論將國家視為一致的、無差別的、目標取向的整體，因而過多地強調了國家在取得既定目標和貫徹政策時的行動能力和效率。這種理論認為，統治者之所以將國家塑造為全能者的形象，是為了使得被支配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將這種統治視為理所當然，并順理成章地接受這種支配。而事實上，如果我們承認國家是由嵌入于社會中的有差異的部分組成的，就應當認識到國家權力在推進自身意志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必然面對諸多阻力和限制。
基于上述懷疑，米格代爾提出了新的國家概念。他將國家界定為一個權力場域，以暴力的使用和威脅為標志，由“意象”（image）和“實踐”兩個方面所形塑（Migdal, 2001：16）。要理解國家，就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在國家理想狀態下體現出來的國家的一體性，一方面是在實踐中呈現出來的國家各個部分之間規則的多樣性及其松散的聯系。所謂的國家悖論就是在這些碎片化實踐的同時，保持國家形象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在這樣一個相互牽制的權力網絡中，米格代爾預計會出現兩種可能的結果：一是各個不同領域中的復雜斗爭導致分散的支配，國家的各個部分各行其是；其他一些情況下，各種斗爭的結果匯聚為一個統一的支配體系，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得以一致推行（Migdal, 2001：100）。
如果說在米格代爾研究的第三世界國家出現得更多的是第一種情形，那么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我們則更多地看到了第二種情形：國家意志仍然得到了統一貫徹，國家的政治結構和治理意象也依然得到了鞏固和延續。這就使我們不能滿足于米格代爾提出的強調社會力量制約國家行動的“社會中的國家”模型，而要進一步注意到中國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國家如何在各種復雜的利益斗爭、意識形態話語以及既有政治結構之下，繼續維持穩定的國家控制力與汲取力，并通過新的合法性話語的再造維持國家意象的延續和統一。
三、農村改革的歷史背景
（一）集體化末期農業發展的困境
人民公社時期，鄉土社會延續幾千年的的家庭生產模式被打破，農民作為集體生產的一個環節被納入國家控制鏈條中。這種對鄉土社會的激烈改造面臨著來自鄉村的種種非正式的日常策略和消極抵抗：瞞產私分、出工不出力、偷拿、“捎帶”（高王凌，2006），將更多精力投入“自留地”，甚至用多生孩子的方式來非正式地反抗國家的糧食征購（Nee，2003）。農民的反抗行為看似不值一提，然而長期、廣泛、普遍的存在，卻給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改造目標的實現帶來了阻力。
1966-1976年，10年間農業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只有2.2%，1976年和1977年都出現了負增長（蔡昉等，2008：31）。周其仁從經濟學費用—收益指數對比的角度發現，1957年之后，國家的費用指數在絕大多數時期的增長都大于收益指數。“這固然并不意味著農村體制對國家來說總是在絕對虧損的，但也意味著國家在多數年份承受著制度費用相對增長更快的壓力”（周其仁，1994：67）。
與此同時，國家經濟社會改造目標的需要又在不斷快速增長。工人生產生活、輕工業市場和資本的原始積累都有賴于農業的發展；為了獲取外匯資源并換取技術，農業產品也成為國家的外貿急需。然而在集體化時期，糧食作物產量增長緩慢，經濟作物的生產更是遭到極大破壞，無法適應城市需求的快速增長。不僅如此，依照柯丹青（Kelliher,1992）對農村返銷糧的估算，可以看出國家對農產品控制的相對份額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1978年出現了下滑的趨勢。就此而言，集體化體制下農民日常行動長期而普遍的存在不僅削弱了國家的農業收益，更為重要的是最終消磨了國家原有的合法性基礎與治理模式。
（二）科層內部的意見分化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雖然正式提出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發展目標，但是對如何發展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經濟的快速增長卻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一部分聲音主張在延續人民公社體制的前提下促進農業生產，另一部分則主張實行更加徹底的經濟體制改革。
1.促進農業發展的集體化路徑陷入困境
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的基礎性地位并非沒有得到國家的重視。相反，國家動用了各種方式試圖挽救集體農業，提高糧食產量。例如以政治運動的方式調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業學大寨）、城市支援農村、干部對口支援、化肥農藥降價等等。
農村學大寨啊，城市支援農村啊，干部下放干活啊，在農村集體化的時候，也想了不少點子，出了不少力，采取不少措施，但最后就是不照（不行），確實不照。你像我們也到下面去干活一個月，也去過的，這說明它從思想上面是重視的，重視農村這一塊。各行各業都要支持農業，化肥降價、農藥降價，采取不知道好多措施，一直到改革開放前期。采取不少措施，想挽救這個集體農業。（THU060507SLS）
安徽省肥西縣的一位老生產隊長在回憶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生產時，提到自己所在的生產隊由于土地少、生產落后，被列為全區重點扶植對象，各種力量都匯集起來幫助當地提高農業生產收益。考慮到當地田少人多的地區特征，地方政府采取扶植農副作物生產的方式提高經濟收益（如種植經濟林、發展養殖業），其他扶植當地農業生產的政策還包括軍宣隊幫助調撥物資、整頓干部作風等等。然而由于生產過程中農民的主體位置和收益始終沒有被納入考量，而國家控制集體農業的成本又始終居高不下，因此挽救集體農業的一系列措施終歸沒有收到很大成效。在這樣的情形下，改革者希望能夠通過自上而下的體制變革煥發農村經濟的活力，但是集體化時期形成的結構和意識形態阻力也限制了改革者的行動空間。
2.自上而下的改革面對極大阻力
1977年6月，萬里任新改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并將農業生產作為安徽省的首要工作來抓。1977年11月15-2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會上形成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即“省委六條”），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一、搞好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工作；二、加速生產發展；三、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四、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分配要兌現；五、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六、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彭森、陳立等，2008）。這一規定確立了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鼓勵農民積極從事農業生產，保護農民經濟利益，尊重生產隊與農戶的生產自主性，對恢復安徽省農業生產的有序局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省委六條的出臺本身并非一帆風順。
萬里的講話只用了十幾分鐘。接著會議便進行分組討論。當時討論得很熱烈，也有爭論。持贊成意見的是少數，多數人不贊成，甚至提出疑問，提出這是不是社會主義？有的同志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方向，給農民的自主權太多了，這樣下去會滑坡。由于多數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反對，因此我們感到很難辦。原先我們準備在規定里再加上“聯產承包”、“包產到戶”兩條，聽了大家在討論中的發言后，周曰禮提出不要再加上了。針對這樣的思想阻力，萬里在我們匯報情況時對我們說：“稿子你們再修改修改，不要勉強。多數領導思想不通，你們要耐心等待，因為具體工作是要由他們來做。如果他們接受不了，硬要他們去做，那就會好心辦壞事，會搞糟的。所以像聯產計酬、包產到戶這些條文現在出臺還不是時候，不要寫到規定里去了”……試行草案出臺后，大部分地區的領導都比較能夠接受了，但安慶、蕪湖等地的領導同志對此仍有看法。（辛生，2006：234）
柯丹青在研究中指出，國家自上而下的變革在這一階段主要面對兩種阻力，一是科層制內部意見的不統一，二是左傾政治話語力量的限制（Kelliher, 1992：70-77）。如果無視這些問題的存在，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內部斗爭或話語沖突之中無法自拔。這一點在后來蘇東的轉型過程中得到了部分印證。正是出于國家政體和意識形態延續性的考慮，改革者自上而下的變革不得不考慮實際存在的結構張力，并繼續尋求采取更加策略性的行動模式。
四、從“試點”到“推廣”：改革者對農民意愿的捕捉與凝聚
“試點”是黨和政府慣常采用的一種工作方法，這種工作方法一般指是從小范圍的實踐中開始，逐漸上升到政策層面，然后再全面推廣。通常而言，試點往往是中央已經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或目標，但對于具體實踐的展開尚未達成一致意見的時候，先在部分地區進行嘗試性的運作，之后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前提下，向全國推廣展開的過程。可見，雖然是“試”，但并不是說這種嘗試本身是突破性的，而是在中央政策方向已經明確的前提下進行的具體運作方式上的“嘗試”。但是在市場轉型的進程中，特別是作為市場轉型的第一步，打開制度性缺口的農村家庭責任制的試點，卻具有與上述試點不同的性質。它不但沒有獲得當時中央文件的支持，而且直接與當時的文件規定相抵觸，這就使得改革者必須在另一種層面上尋求合法性基礎和共識。
民眾集體意愿可以說是除政策文件之外，政府行為合法性的另一個有效來源。然而在實際情形中，改革開放之前的農村并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分化的整體，長期集體化話語的宣傳和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也讓農民對觸碰“包產到戶”這一政治禁區有所忌憚。因此，吊詭的是，為了打破集體化時期形成的制度和話語桎梏，改革者反而需要運用到土改時期以來逐步形成的社會動員技術，才能讓普通民眾的聲音得以凝聚和表達。但是這次“試點”的最終目的顯然已經與之前的歷次社會運動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一）試點的背景：災害之下的政策變通
1978年春夏，安徽省遭遇特大旱災，大部分地區8、9個月沒有下雨，全省受災農田6000萬畝，受災人口達400多萬，大部分地區人畜用水發生困難。面對旱災，安徽省委在9月初召開緊急會議，專門研究抗旱救災問題。萬里在會上指出：“我們不能眼看著農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倒不如讓農民個人耕種，充分發揮各自的潛力，盡量多種保命麥，度過荒災。”會議最后做出“借地度荒”的決定：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麥子；鼓勵多開荒，誰種誰收，國家不征統購糧，不分配統購任務（彭森、陳立等，2008）。省委的這份規定是在災害的特定條件下，對原有政策上做出的一些調整，但是仍然規定了調整的重重限制，例如“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度過荒災”等等。
類似的由村莊自救產生的包產到戶的萌芽在歷史上出現過不止一次，如大躍進之后1959年在甘肅等地出現的“包工包產”；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曾希圣在安徽省廣泛推廣的“責任田”等等（杜潤生，2005）。如果沒有接下來的一系列實踐和推動，不難想象，這次“借地度荒”的政策變通在災害結束之后，仍然會像之前的歷次嘗試一樣，在短暫的應急性調整之后重新回到人民公社的集體制度，而無法上升為全國范圍內的制度變革。
（二）試點的揀選與確立：“工作隊”下鄉
工作隊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就形成的工作方法，但是工作隊并不是一種常規的工作辦法，而是國家在正常的科層體制和工作流程之外，直接深入鄉村社會的一種獨特的工作方法。本斯將工作隊定義為“政府或政黨中，某一級別的干部組織起來暫時到下層展開調查、匯報當地的情況，監督政策的實施，并解決當地的實際問題”（Burns, 1983：192）。戴慕珍則依照工作隊的實際影響和導致變化的能力將工作隊劃分為調查工作隊和干預工作隊。前者只是對農村中的現狀進行調查，而后者對于改變鄉村的面貌往往有更明確的取向和行動（Oi, 1989:93-100）。
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進遭遇意識形態和科層結構的雙重壓力時，作為非常規工作辦法的“工作隊”可以越過科層制結構的層層限制，以政策合法的形式直接代表改革者意見深入基層。
1.試點的揀選：“人民來信”與改革設想的呼應
關于安徽省委最早的改革試點之一——安徽省肥西縣S公社，時任安徽省農委主任周曰禮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那時剛好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中央要求要原原本本的給農民傳達會議文件精神。這樣，1979年2月初，春節剛過，我們十幾人到肥西縣，縣委也抽出十幾個人，一共三十幾個人到S區宣講文件，不光宣講，還要組織農民討論。為什么選擇去S區，就是因為當時人民來信很多，主要反映的就是這個地方搞‘單干’，‘單干’其實就是包產到戶。我們就到人民來信多的地方去，所以我們先到S公社”（周曰禮，2006a：198-199）。
上述回憶揭示了此次“工作隊”的雙重性質，既有“政策宣講”，也要解決“人民來信”中提到的意見和問題。如果說“工作隊下鄉”是國家權力機構越過科層制層級，深入基層的話，那么“人民來信”則是民眾越過層層限制，直接向中高層領導者表達自身意愿與利益訴求的重要渠道。省委政策宣傳隊之所以選擇S公社，并不單純是由于這個公社的工作中存在問題，而是由于該區在之前的“借地度荒”過程中組織得力，區領導的工作方式與安徽省委的農村改革設想相呼應，時任S區委書記湯茂林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對我說：‘湯書記，你是干對了，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在北京召開，也許今后的路子就照你這么干’”（湯茂林，2006：262-263）。
2.政策宣講會：對農民意愿的引導和凝聚
1979年2月2日，省委政策宣講隊帶著特定的工作目標進駐S公社。然而由于歷次政治運動的影響，要想從民眾中直接尋求統一的意見作為試點展開的合法性基礎顯然也并非易事。因而在正式確立試點之前，需要以省委政策“宣講會”的形式，代表省委高層意見直接與被選地的干部群眾進行溝通，從而為下一步工作的展開奠定基礎。
到達S公社后，他們首先組織了區、公社干部會議。雖然明確了會議主題“怎樣把農業搞上去”，并且宣布暢所欲言、無所顧忌，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氛圍和形勢下，雙方都無法直入正題。省委干部“要求大家圍繞這個主題，大膽講”；基層干部則在揣摩上層的意圖，發言如同“押寶”，會議陷入了僵局。
文件傳達后，周曰禮就會議討論出題目：“怎樣把農業搞上去？”他要求大家圍繞這個主題，大膽講，不要怕……其中潛在的含義大家一下難以摸清。當時會場無人發言，每人心中就像押寶一樣，誰也不知道怎樣才能押得對。有的想講又不敢講；有的還要看看勢頭，否則，一句話不慎就要倒霉了。因農村干部在過去反“左”、反“右”中有不少人吃過這方面虧，所以會場只有極少數人發言。即便發言，也只是講些官話、套話，對不上他們的意圖。（王立恒，1998：102）
不但基層干部顧慮重重，有所顧忌，普通農民也“不愿先開口”。因為有國家正式文件的規定，官員不能在群眾面前主動“表明自己的態度”，而“要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講話”（周曰禮，2006a：199），希望群眾能夠主動提出土地制度變革的要求。然而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的群眾，顯然也有自己的顧慮。盡管在私下的場合，大家議論紛紛“包產到戶那倒好極了”，但是一到與國家政策宣講隊面對面的正式場合，“沒有人愿意發言”，“沒哪一個敢簽字”（THU070128DJ）。政治運動的一再上演，已經鍛煉出了農民們區分非公共場合與公共場合的能力。
在連續5天的宣講會陷入僵局的情形下，省委政策宣傳隊不得不采取更加明確的方式，“引導”農民們“回憶什么時候生活得最好”。“老百姓有的講土地改革時生活好，不少人講是曾希圣搞‘責任田’的時候生活好，‘責任田’時生活好是因為土地分到戶、老百姓生產自由。會上我們進一步引導他們說：中央期望你們多提意見，你們有什么好辦法就提出來，我們把你們的意見向中央反映。”這使得農民試探性的反詰：“包產到戶中央文件上講不準干？”（周曰禮, 2006a：199）從而把“包產到戶”這個當時無異于禁區的設想納入了國家以非常規形式收集民眾意愿的制度渠道。并且進一步以動員、會議、學習、討論的方式宣講田地包到戶的優越性：“后來就是三番五次地開會，做思想工作，講包產到戶好”（THU071027DZM）。
正是在這樣一系列策略性的上下交流和互相試探的過程中，無法自上而下打開制度性變革缺口的省委以“工作隊政策宣講”這樣一種合理、合法的形式，將農民的意愿調動起來，以對政策提意見的方式，表達了作為科層制一員無法直接宣布的、有違中央文件明確規定的異見。
3.試點的確立：被劃歸一致的聲音
在安徽省農業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一篇名為《干部、社員普遍要求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宣講中央關于農業的兩個文件的試點情況》（以下簡稱為《試點情況》）的文件里，上述顧慮、“押寶”、試探、揣測、帶動和引導都被隱去了，我們看到的只是動員之后被劃歸一致的農民群眾的普遍意愿。
對包產到戶辦法，不僅群眾擁護，黨員、干部也擁護，不僅勞力強的農戶，勞力弱的，甚至連五保戶都擁護……紅星大隊三合隊社員汪其高今年75歲，老伴78歲。他說……如果搞包產到戶，我老兩口可以種2畝水田，1畝旱地。水田全年最少可收2000斤糧，除交征購和集體提留外，自己可得1350斤。加上去年秋借種的6分地，可收小麥150斤，總共可收1500斤，比去年從集體分配的還多300斤，而且還不要付款……公社糧站站長解其芬，家里7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供銷社主任廖子坤，家里5口人，4個孩子，愛人生病，他們兩人都說，從我們個人家庭來看包產到戶，生產有困難，但可以想辦法解決，從加快農業發展的角度看，我們積極贊成包產到戶。（周曰禮, 2005：27-28）
在這段文本中，農民的意見被置于國家政策制定的核心基礎位置。這表明在制定有關農業生產的文件過程中，深入了農村，傾聽了普通民眾的意見。在由省、縣、鄉各級領導干部組成的宣講隊面前，廣大農民群眾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踴躍發言，紛紛對文件中“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表示不滿，要求進行修改。不僅基層干部、先進分子和普通農民普遍贊成，甚至連弱勞力、少勞力的家庭也積極擁護。
盡管當時的安徽省委內部事實上對“包產到戶”仍未達成統一意見（周曰禮，2005：29），但是以這份《試點情況》為依據，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積極主張在個別公社和地區先進行“試驗”。1979年3月4日，安徽省委在給黨中央及國家農委的關于貫徹“三中全會”的兩個文件的情況報告中，不僅充分肯定了包產到組的作用，而且表明‘少數邊遠落后、生產長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經自發搞起了包產到戶責任制的，我們也宣布暫時維持不變，以免造成不應有的波動。由于為數不多，允許作為試驗，看一年，以便從中總結經驗教訓’”（安徽省檔案館編, 1999：96）。
（三）試點的阻力：來自科層制內部的緊張與化解
中國的農業去集體化與市場化過程是在政權和意識形態連續性的背景下運作的，在這種延續性下發動變革要求國家在轉變的同時，不破壞原有政權組織形式與合法性意識形態基礎。這就意味著國家在這場土地政策的變革中，實際上面臨著處理好下述三者之間的關系：土地政策變革的合法性、意識形態的延續性以及國家政權組織的穩定性。
懷特（Whyte, 1989：239-241）把中國科層化的特點總結為“結構科層化”與“功能科層化”的相互背離。前者指國家壟斷了整個制度建設的過程，正規的科層組織取代或廢棄了所有的傳統組織形式。后者是指正式科層組織的各種理性化的形式規則、規范化程序被有意識地加以拒絕或無意識地忽視，在這些大規模組織中通行的并非法理型權威，而是韋伯所說的卡里斯瑪型權威或傳統型權威，甚至就是簡單的強制。懷特所強調的第一個面向，是指獨立于目的理性之外的工具理性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力量，并且對社會生活的運作產生了強大的反作用，使得任何一項政策的實行都無法繞過這強有力的“結構性壁壘”。
1.試點的壓力：來自科層制內部的緊張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署名張浩的人民來信，名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并加編者按，指責包產到戶、聯產承包是錯誤的，是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行為，“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中共肥西縣委黨史研究室編, 2005）。
“1979年4月2日，省軍區一位副司令員到S公社找到黨委書記王立恒，當面一炮批評……批評之后，立即打電話給縣委書記李尚德說：‘包產到戶不能干，要收。’李書記又打電話給我，要我按副司令員的指示干”（湯茂林, 2006：264）。軍隊與地方是一種非常微妙的關系。軍隊并不只是國家暴力行動的工具。相反，無論是在征兵、救災、軍宣甚至生產過程當中，軍隊和地方實際上具有相當緊密、甚至是日常化了的聯系。軍隊在農民心目中是形象化了的“正義”和“紀律”的代表，而不僅僅是國家暴力的工具。因而，軍方對農村改革的懷疑、批評，甚至直接的干預和反對是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Kelliher, 1992：75）。
S公社所在的肥西縣委也為這樣一個自己轄區內的試點而感到棘手。縣委先是在試點確立之后的幾天內（1979年2月9日）召開“三干會”，宣布只準S公社搞包產到戶試驗，不登報、不宣傳、不廣播，其他公社不許搞（中共肥西縣委黨史研究室編,2005：93）。“帶頭搞責任制的干部受到批判，官亭區的一個公社黨委書記被宣布停職反省”（周曰禮,2006b：749）。伴隨高層意見的搖擺、科層體制結構本身的壓力和形勢的不確定性，1979年7月16日，縣委發布了［1979］第46號文件，對地區內實行的包產到戶進行批判和制止（中共肥西縣委黨史研究室編,2005：219-220）。
肥西縣委態度的變動直接指向了實行包產到戶的S公社，來自各方的壓力最后都匯聚在一個小小公社黨委書記的身上，他的舉措驟然間成為各方面矛盾斗爭的焦點。“包產到戶一經公開，立即引起一場思想大爆炸。公社干部壓力很大，這個日子不好過呀！社會上展開了‘陽關道’與‘獨木橋’的激烈爭論。與我一起共過事的知心好友及親戚都替我擔心，有的說：‘你要注意呀！這不是小事，搞包產到戶就是搞資本主義、搞單干，你不怕犯錯誤？’有的說：‘不要聽省里來的那些人的話，沒有中央的紅頭文件，怎么能這樣干呢？萬一以后犯錯誤，誰來替你承擔責任呀！’類似的勸說使我的思想背上了包袱。黨員干部們都處在是與非、進與退的矛盾中。包產到戶不久，便出現了爭水、爭牛、累死耕牛及拆倉庫、拆牛房、分豬場等事件。正在這時，縣委又發出文件，制止包產到戶。我的思想非常緊張，怕搞下去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怕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怕遭批判和斗爭。”（王立恒,1998：104）由于基層公社干部的直接反對，包產到戶試點也面臨失敗的危險。
當時S公社黨委書記……他呢，當時呢，是屬于一種什么情況嘞？就是極力反對責任制。那因為他黨委書記反對責任制以后，那其他人不敢講話，那不就順著他話講嘛。周曰禮就這樣搞呢，就很難推廣下去。（THU060507WMS）
2.壓力的化解：個人權威的推進與“內部說服教育”
在“結構科層化”的同時，正式科層組織的各種理性化的形式規則、規范化程序仍然被有意識地加以拒絕或無意識地忽視，傳統型權威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改革者的個人權威以及當時變動的政治格局仍然給試點的推進留下了足夠的縫隙與缺口。
在《張浩來信》發表后不久，萬里也很快組織安徽省農委給《人民日報》撰寫了《正確看待聯系產量的責任制》的來信，并對由于這場風波帶來的部分地方領導態度的搖擺進行嚴懲。
第二天（3月16日）一早，我就出發到下邊去了。首先到了皖東的全椒、滁縣、定遠、嘉山等縣，一路上做穩定干部、群眾情緒的工作。我一再講，“責任制是省委同意的，還有什么問題省委負責。”“既然搞了，就不要動搖。”“生產上不去農民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人民日報》？”“《人民日報》能管你們吃飯嗎？”經過緊張的、大量的工作，絕大多數地方干部、群眾的情緒穩定下來了，但個別縣的領導不行。他們不聽省委的招呼，跟著那封“讀者來信”干了……霍邱縣三分之一的生產隊由聯產承包退到不聯產。結果，周圍各縣因為搞了聯產承包責任制，1979年普遍比1978年大幅度提高；而霍邱縣不但沒增產，反而減產了20%。為此，我提出要撤縣委書記的職。（萬里，2005：8-9）
對肥西縣委的反對態度，萬里在省委常委會上指出“S公社包產到戶試驗是省委決定的，如果有什么錯誤，應由省委首先是我來承擔。肥西縣強制收回包產田是錯誤的”（周曰禮，1998：20）。8月5日，省委副書記王光宇專程到肥西召開縣委常委會議，傳達了萬里的意見。肥西縣委于8月8日下發第50號文件，提出“生產責任制的形式，應當允許多種多樣，不能只實行一種辦法，不可以強求整齊劃一，搞一刀切”（周曰禮,2006b：749）。
安徽省委之所以選擇一個小小的公社作為試點本身，就是為了工作能夠更加順利地展開。對于省委領導而言，“一個公社收不到糧食，省委調糧食給他們吃”，“哪怕肥西縣沒有糧食，省委都能調糧食給他們！”（周曰禮，2005：29）從安徽省委到一個小小的公社，這樣一種絕對權力的政治壓力足以讓省委高層意見能夠越過層層中間結構的阻力，推動試點在權力末梢的展開。
在一段當事人回憶萬里和S公社書記首次接觸的口述歷史材料中，如此描述了二人見面的場景。
“他當時就上來跟萬里握手啦，萬里瞅都沒跟他瞅”，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今天是來跟你吵架的！”不難想象省委書記如此鮮明的批評態度會給一個基層干部帶來多大的壓力。然而即便在這樣的情形下，公社書記仍然提出“你叫我們搞責任制照（可以）哎，你要下紅頭文件”。而萬里則明確表示：“搞個試點嘛！下文就成功嘞，搞試點怎么下文呢？……成功了，再宣傳再推廣。不成功馬上就收回來，不追究任何人責任嘛。不成功我擔著！”公社書記仍然“接受不了哎，他不照（不接受，不贊同）”（THU060507WMS）。
這樣一個堅持大集體原則的公社書記成為當時試點工作最直接的障礙。然而作為一個基層干部，他又沒有違背國家的現行政策，因此只有采取讓其暫時離開工作崗位，送學習班轉變思想的辦法，將試點工作繼續推行下去。
（公社書記）他是膽小些，“這樣干跟三面紅旗不反對嗎？”他說話也蠻叨叨的，他不注意，“不反對嗎？”“哎，老王啊……你思想怎么不先進呢？你大腦子要好好發達發達，好好轉動轉動哎，要轉變思想。”好吧，就整那思想，周曰禮就找他談話去了，有個三次吧。讓萬里把（他）帶走，帶到六安地區，學習、學習六個月。（THU060507LZZ）
戴慕珍在研究中指出，“對基層干部最嚴重的懲罰可能就是送去‘學習班’。這個聽起來無害的詞語是讓公社領導層中的基層干部由于其錯誤路線被‘教育’的婉語；在其中，他要認識、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錯誤，并同意跟隨‘正確的’政策方針”（Oi, 1989：101）。不難看出，“學習班”具有如下的雙重性質：一方面，被送“學習班”是一種懲罰方式。在持續幾天的學習過程中，生產隊領導或是農民無法正常工作并獲得工分，更糟糕的是，他面臨著生產大隊和公社權威的政治與心理壓力。另一方面，僅僅被送“學習班”意味著被懲罰者仍然被接納為科層體制內部的一員，只是在具體的工作觀念和工作方式上存在問題，需要接受科層體系內部的說服和教育。
在公社黨委書記被批評甚至調離工作崗位之后，公社其他基層干部即便仍然有一些懷疑或顧慮，也很快就順應上級要求，將包產到戶的試點工作推進下去。
包產到戶試點的確立并非一帆風順，在建構起群眾的公意基礎之后，改革者還面臨著來自體制內部的不同意見。通過科層制體系內部權威的運作和工作方式、方法內部“說服教育”方式，地方層面的變革嘗試繞開了結構科層制的壓力，避免了直接對抗和斗爭，從而確保了國家基層政治結構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正如萬里在自述中所言：“農村改革看起來容易，實際上并不容易，斗爭非常尖銳，只不過沒有公開化，不使它公開化”（萬里，2005：15）。
（四）試點的驗收、示范與推廣
1979年12月萬里對S公社試點進行檢查和驗收。據檔案材料記載，萬里此次到訪一共提了6個問題，分別是關于實施包產到戶之后當地“國家安全”、“支援工業發展”、“（鰥寡孤獨的）生存保養”、“公共設施”、“集體財產”等方面的建設情況，最后一個問題才關乎包產到戶之后的糧食產量問題，并且主要是關于之前糧食產量落后的“窮隊”能否解決糧食增產的問題（中共肥西縣委黨史研究室編，2005：120-121）。從這樣一種提問方式可以看出，在人民公社制度延續近1/4個世紀的背景下，制度變革的合法性可能主要并不來自于之后確立起來的“經濟發展”的話語和邏輯，而是在不破壞原本制度原則（如國家安全、集體利益、確保工業生產等）的前提下，提供了糧食增產這一額外的“紅利”。可見此時的試點尚未突破原有制度的意識形態話語。
上述問題得到肯定回答后，地區試點被上級領導予以肯定和表揚，這同時也是一個確立地區典型，發揮示范作用的過程。有了S公社成功試點的推廣示范效應，再加上“包產到戶”政策本身對農民生產自主性的尊重，這一政策變化很快就在周圍區縣得到了推進。“1979年春統計，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全縣總隊數的23%，夏季栽秧時發展到37%，到秋收時達50%以上。到1980年春，全縣已有97%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中共肥西縣委黨史研究室編，2005：22）。
S公社包產到戶的試點并不是孤立的。1977年，安徽省委六條辦法之后，安徽農村普遍加強經營管理，農業生產責任制也得到迅速發展。1979年2月，在確立S地區包產到戶試點之后10天左右，安徽省委也在滁縣、巢湖、六安等地推廣政策允許范圍內的各種生產責任制形式（如小段包工、定額記工、包產到組、責任到人等等）。萬里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各種形式責任制都應當在實踐中相競爭而存在，相比較而發展，只要能夠增產、增收、增貢獻，就是好辦法”。“各種形式責任制，試驗一年，年終總結”（中共肥西縣委黨史研究室編，2005：30-31）。以安徽、四川等地為代表的農村改革試點，為全國層面上的農村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實踐基礎和依據（陸學藝，2009）
五、轉型話語的塑造：上升為國家“治理意象”的生存倫理
如果說多點推進的試點改革還只是一種權力實踐上的策略，那么接下來，如何將個別村莊和地區的成功上升為國家治理的符號和意象層面，從而在實現制度轉變的同時確保意識形態話語的延續性和一致性，就成為改革者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在這個意義上，改革者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和支持以證明其改革措施的合法性，鄉村社會也迫切需要改革以實現其家庭生產的自主性。二者的相互契合是改革者能夠在基層村莊不斷深化政策改革的嘗試，農民在感受到有利的外部環境之后甘愿承擔風險、突破既有政策邊界的根本原因。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國家在集體化時期確立起來的種種社會規范和信仰——包括集體利益、社會公平、公共福利等等，仍然深深鐫刻在國家肌體之上。這就要求改革者在進行農村政策變革的同時，需要從已有的國家話語要素中進行揀選和重新接合，從而提供一套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能夠與既有國家話語銜接的符號體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所熟知的“小崗故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符號作用。在這段人們耳熟能詳的敘述中，以小崗村18戶普通農民為代表的基層村莊，出于擺脫饑餓和貧窮的基本生存的需要，打破了集體化制度的樊籬，率先開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嘗試。改革者尊重并順應了農民的生存欲求，進一步推動了農村改革在全國范圍的推進，并最終解放了被集體化制度所禁錮的農村家庭生產力。由此，千百萬農民及其對生存的渴求成為制度變革的推動力量。
生存倫理是根植于農民社會經濟實踐和社會交易之中的道德原則和生存權利（斯科特，2001：8）。它包含兩條基本原則，一是“安全第一”，極力“避免風險”，二是在同一共同體中尊重人人都有維持生計的基本權利和道德觀念。在嚴酷而強大的生存壓力面前，“生存取向”在農業社會中具有毋庸置疑的道德壓力，并在改造之后繼續成為“革命”與“翻身”得以推進的道義基礎（李放春，2005）。
與純粹的經濟理性相比，傳統鄉村倫理和階級沖突的話語所共同珍視的道義基礎包括：在根本利益關系上，“全體村民的安危高于個人利益”與“人民群眾的利益高于一切”；在社群關系上，“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與“合作、互助、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等等。這就使得“生存倫理”的道義基礎一方面來源和扎根于農業社會家庭綿延的根本需要；另一方面，其看重鄉村共同體基本生存需求的道義壓力也在革命話語中被繼承下來，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基礎。無論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農民的生存倫理都曾經是國家資源和符號動員的重要象征手段。
但另一方面，“生存倫理”的道德要求本身還蘊含了國家治理話語發展的新的可能。以生存為基礎的生產雖然不同于單純經濟理性的“發展”，然而二者之間都更加看重物質生產本身，而非其他社會或意識形態層面的改造目標。正因為如此，以人民群眾“生存倫理”為基礎的“小崗典型”才能夠在“革命”和“發展”的話語之間搭建起重要的橋梁紐帶，使得國家治理的話語邏輯向新的可能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由此開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轉型話語開始取代“階級斗爭”的政治話語，繼而為上世紀90年代之后國家話語進入“發展是硬道理”的新階段邁出了重要但卻是轉折性的第一步。
六、結論與討論
（一）改革者的聯結作用
家庭原本就是農村基層社會生產、生活乃至倫理關系組織的基本單位，但由于集體化時期形成的話語結構和政治壓力，完全由農民自下而上發起的政策變動仍然面臨著強大的制度壁壘和意識形態話語的限制。就此而言，國家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層面的轉變確實是政策變革重要的先決條件。陸學藝（2009：18）將這場改革視為“上下互動的結果，也就是廣大農民群眾和黨的領導相結合的成果”。在這二者之間，改革者的基層權力實踐和符號話語的塑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聯結作用。
在實踐的層面上，當國家“專斷權力”走向巔峰的同時意味著國家的基層合法性可能正在面臨著危機。截至上世紀70年代末，集體化農業的失敗導致國家開始呈現出一種“片斷化”的特征，作為主體的國家事實上并未形成一致的意見與行動方案，而是由分化為不同力量的各個“片斷”在互相博弈與妥協的過程中將改革推向前進，而這也是安徽省委能夠在國家政策規定之外開展地區性農村“試點”工作的歷史背景。
然而，面對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洗禮的基層群眾，改革者反而需要運用“暗示”、“調動”、“選拔”、“培養”等社會動員時期的治理技術，才能將民眾意愿加以凝聚和發聲。當村莊層面的變革遭遇到已有的科層制阻力時，改革者又以權威主義和科層制“內部懲罰”的方式將變革的制度壓力加以化解，從而確保了政權結構的穩定性。
如果說多樣化的權力實踐模式是確保國家治理有效性的現實要求，那么“意象”層面上的話語符號則需要重塑國家在理想狀態中的統一性和神圣性。“小崗故事”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滿足了國家制度轉型的話語要求。在“小崗”符號中，延綿鄉村社會共同體以及“確保基本生存權利”的道義規范，被轉化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話語基礎，在制度轉型的過程中煥發出耀眼的光芒，為國家的制度轉型賦予了神圣的政治合法性基礎。
在農村改革的進程中，無論是國家還是鄉村社會本身并未形成確定的行動意向與符號框架。在上述復雜權力關系的相互博弈和建構過程之中，各方都需要在其他行動主體上找尋可資利用的資源與框架。分化為不同片斷的國家力量與社會關系的碰撞、交涉、博弈乃至相互建構也構成了中國市場轉型的基本特征和場景。
（二）作為國家意志承載者的農民
通過對農村土地政策的調整，在集體化時期被束縛的農民家庭生產積極性的確在一些地區被更大程度地發揮出來的。這種農民生產的自主性與改革初期國家征購價格的上調共同為農民收益的快速上升創造了可能的空間。1979-1985年是農民收入增長的超常規階段，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52%（宋洪遠，2008）。安徽省比全國農村改革提前的3年是一段非常寶貴的時間，這一時期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相對較低，而當時國家為了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在這樣一種低成本—高收入的格局下，農民以傳統家庭為單位進行的精耕細作的確給雙方都帶來了極大的收益。
然而，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并不是以農民勞動力支出的不斷擴大為基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糧食市場價格、農業生產成本、國家農業政策等其他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這就使得市場改革初期的農民的確為國家創造出了持續而穩定的糧食產量增長，但在自身的經濟收益上卻呈現出更多的不確定性。這種制度優惠和轉變的早期優勢在1985年之后開始逐漸消失，農業生產的依附性位置和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與此同時，包干到戶之后，農民不再像人民公社時期那樣能夠從集體那里取得維持最低生存保障的權利。農民要對自己的生產成本和生產收益負責，生產失敗只能歸咎于農民個體的原因而非制度性的原因。“收成不好的人少，他搞他也沒辦法講啊，沒辦法講，怎么講啊？那你懶漢，你沒種到，你收少收少就是了”（THU060511XSD）。從而使得農民回到了孟德拉斯對“小農生產制度”的描述之中：“既然農民熟悉他的土地，懂得耕作，于是缺陷只能是來自實施不力、延誤、疏忽、勞動不足或干得不好，總之，是一種個人自律上的缺陷”（孟德拉斯，2005：177-178）。
農民收入得到了增加，國家在農業財政收入上則獲得了穩定而持續的增長，從而根本逆轉了集體化時期延續近30年的農業生產低增長率。
國家從農業體制改革中得到的收益并不止于財政收入方面，中國農村改革所具有的延續性特點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鄉村政府及國家對鄉村重要資源的控制；二是從土地作為領土的視角來看，所有在其領地上的發展都歸功于、同時也屬于國家”（Brandtst?dter, 2005：23）。國家也深知農民在情感上對國家主體的依賴，并借此影響和召喚農民的市場行為——農業收益的提高來自于國家政策的變革，作為改革受益者的農民不應“忘本”，要把超產量賣給國家，回報政策優惠（THU070128DJ）。
作為整個中國市場改革的先行軍，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為之后整個國家市場轉型的推進奠定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礎。而農民群體除了用辛勤勞作為自己爭取到收入增長之外，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則承擔著國家經濟發展和政治轉型動力的基層行動者的角色。
（三）國家能力的延續和再造
已有很多研究指出，市場轉型過程中，國家在某些經濟及社會領域的退出固然造就了部分的社會自主空間，然而國家的退出并不必然就意味著國家能力的衰弱。“國家的意志在農村仍然基本得到貫徹執行”，其具體表現為“該征的糧食基本都征上來了，該收的錢基本都收了，控制生育的目標也基本達到了”（孫立平、郭于華,2000）。如何理解這樣一種看似矛盾的狀況？在對農村改革初期的研究中，我們或許能夠找到其歷史根源。
米格代爾認為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可以從“順服，參與及正當性”三個指標體現出來。即社會大眾對國家要求的配合程度越高、被國家動員的程度越高，對于國家法令的接受程度越高，則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就越強，反之則越弱（Migdal, 2001）。在集體化時期，盡管國家通過對鄉土社會的全面改造將個體小農全面納入國家治理的鏈條，并在對生產過程的全面控制過程之中對農民身體加以動員；然而農民在體制內、外廣泛存在的尋求生存的各種日常策略已然構成了對國家要求的消極抵抗。到集體化末期，烏托邦理想和實際治理之間的顯著對比已經導致國家合法性基礎的削弱。而在農村改革之后，國家對社會的滲透雖然從形式上看不再采取直接管理與安排的方式，但是農民被國家以物質利益間接動員的程度反而增強了；另一方面，民眾對國家意志的貫徹——主要體現在糧食征購任務的完成上——也絲毫沒有降低；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農村改革的過程中，國家合法性程度由于上文提到的各種原因，不但沒有降低，反而由于其政策受歡迎的程度和實際得到的收益而有所提高。
在農村改革早期階段，這種持續而穩定的國家能力主要建立在相對穩定的政權結構與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再造的基礎之上。就前者而言，通過領導者個人權威和科層體制“內部辯論和說服教育”等方式，基層政權體系并未出現根本性的解體與坍塌，從而確保了市場轉型過程中國家持續而穩定的汲取力。就后者而言，國家成功塑造起一套來自于鄉村社會地方性知識、能夠被治理雙方合意性認同、與國家既有的社會主義話語并不矛盾，但又蘊含著新的轉變契機的話語框架，從而在意象層面上維持了國家形象的延續和統一。可見，國家在集體化末期的農村改革過程中并非只是扮演了被動撤出和順應民眾意愿的角色，而是更為復雜的一種國家能力被加以重組、置換并得到鞏固、延續和再生產的過程。
作者單位：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工作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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