賑酒本是有紅白喜事時，親友、鄉鄰間相互幫襯、體現人情的重要活動，是我國的傳統風俗，但隨著人們對經濟利益和所謂“面子”的追逐，基層賑酒呈現出“三增一弱”的不良態勢，人情禮金更是讓人民群眾經濟負擔加劇、苦不堪言，亟待改善。
一是禮金標準增高。近來來，人情禮金上漲幅度遠超居民收入增速，已成為“賑酒風”盛行地區群眾的一項沉重經濟負擔，部分貧困農村家庭甚至因此負債累累。據《人民日報》“新春走基層”欄目報道，湖北中部某縣賑酒上禮金“行情”是“一般農戶送200元，特別貧困的送100元，姑舅姨等近親送1000至5000元不等”，而2010年前后，當地農民隨禮一般僅50元。近親的禮金漲得更兇，一般千元起步。
二是辦酒名目增多。一些地區賑酒涉及范圍越來越廣、事項越來越多、頻率越來越高，且其中有很多沒事找事的“無事酒”，以致出現親友“當面恭賀背后罵”的現象。例如：今年2月初，央視新聞頻道報道，部分農村地區還流行懷孕整“保胎酒”、出獄整“洗心革面酒”，甚至母豬下仔也要賑個酒；在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重慶巫溪，一些農民不堪“無事酒”重負，甚至編了順口溜：年年“整酒”有搞頭，兩年“整酒”打平手，三年才辦冤大頭。
三是往來范圍增廣。由于來客人數與收取禮金數逐漸演變成一項衡量人緣好壞、面子大小的重要依據，導致部分群眾為了面子千方百計擴大人情范圍。據澎湃新聞網報道，湖北省中部地區，一個包工頭辦酒時四處請客，共收禮金60多萬元，成為“有面子”的“美談”。另一方面，按照農村風俗，賑酒時只有親友和本村民小組鄉親吃酒隨禮，但部分既非親友又非本組鄉親的商家為了爭取客戶，與當地農民建立人情往來。
四是“治酒令”對普通群眾整治效果弱。近年來，各級各地區出臺的“治酒令”，但大部分僅針對國家工作人員，少數地區雖然將普通群眾一并納入整治范圍，但沒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對普通群眾的“賑酒風”難以有效整治。如湖南省漢壽、桃源、慈利等縣都出臺了關于規范黨員干部及國家工作人員賑酒的相關規定，但普通群眾賑酒風卻難以形成有效遏制。再如，部分農村將規范賑酒納入《村規民約》，但缺乏強制性懲處舉措，賑酒風依舊。
作者單位：中共湖南省桃源縣委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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