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中國成立初期江西瑞金土改為中心的考察
內容提要:從國家政權構建的角度來說，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載體。本文從鄉土意識與國家建構關系的視角，以新中國成立初期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府江西省瑞金縣的土改為考察中心，探討鄉土意識與國家建構之間的磨合與互動，揭示革命理念的慣性作用與國家建構的路徑依賴。權力話語一方面要借助民間話語向個人話語進行“啟蒙”，使之棄惡從善、棄私從公；另一方面，權力話語還要保持對民間話語的過濾，使民間話語更能為權力話語服務。權力之于國家的至關重要，土地之于農民的生死攸關，國家與民間社會的相互激蕩，革命理念與農民意識的互化，這一切都得以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完美”呈現。
關鍵詞:鄉土意識；國家建構；土改；瑞金縣
一、引言
清朝末年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民族統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新的國家形態上的整合也漸露端倪，“國家建構”自然而然成為時代的主題。中國共產黨人開拓了一條以“革命文化”為象征的“民族統合”與“國家建構”之路，伴隨著土地革命的興起，在抑制紳權的同時，民權意識開始覺醒，鄉土意識也開始“登堂入室”，與“革命文化”相融合；共和國時期，由于革命慣性等因素，農民意識再次成為國家建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原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江西瑞金，國家認同的建構承繼了中共黨人革命年代的工作慣性與相關理念，以土地改革運動為契機，全面“嵌入”鄉土社會，并在全社會重塑政黨權威、建構國家認同。國家在土改運動中完成了向鄉土社會的滲透，但另一方面，農民世界中一系列的價值觀念、思維習慣、行為模式等因子也“參與”到了國家的意識形態建構之中。
二、原中央蘇區的土地占有關系與民眾的思想狀態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國家建構的進程中，作為新區土改的原中央蘇區很具典型性。原中央蘇區是解放了一年的新解放區，又是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心地區。在這一區域進行土地改革，除了南方農村社會情況普遍較北方復雜之外，更為糾結的是其過去經歷了土地革命，土地占有情況相對不是很集中。①江西作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老區，抗戰前的1936年，由于受中央蘇區革命的沖擊，地主總數和其土地占比在中南六省中都算是比較低的一個。但到了1948年，作為國共兩黨的角逐場而“重返”國民政府控制下的江西，在減租減息、一致抗日路線下，地主總數和其土地占比都有所上升，而中南其他五省的地主總數與其土地占比都有所下降。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江西土改必須面對的一個復雜而又微妙的情況。
一是人口構成、土地占有關系復雜。江西境內大致可分為三種區域：蘇區、游擊區和白區。蘇區土地占有情況如表1所示。
在人口構成上，白區、游擊區的地主富農多于蘇區，蘇區的貧農人口比重較游擊區、白區大，但同時，蘇區的中農人口比重比游擊區、白區低不少。蘇區中農人口占20.34％，游擊區占29.4％，白區占33.2％。又如蘇區貧農人口占63.3％，游擊區占52.6％，白區占46％。一般來說，凡經過土改的地方貧雇農都會得到土地利益，其經濟地位一度上升，許多雇農上升為貧農，貧農上升為中農，因此當時蘇區中農多，貧農少。總的來說，江西作為國共相爭的主戰場，其人口構成現狀與中共理念中階級成份的劃分還是有所出入。
蘇區雇農占1.11％，游擊區占1.58％，白區占2.29％，蘇區、游擊區、白區雇農占比依次遞增。產生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國統區（白區）相對穩定，而蘇區大部分青壯勞力都去當兵了，造成農村人口與勞動力大量減少，農村雇工不容易雇到，即使雇到工資也比較高，故請長工耕種土地不合算，因此地主富農愿意將土地出租而不愿意雇長工。
在公田占比上，蘇區、游擊區大于白區。蘇區、游擊區公田占比均超過15％，白區僅為6.7％。蘇區、游擊區公田多，白區公田少，表明蘇區、游擊區山地多，交通不便，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宗族關系比白區平原地帶要深，但封建的宗族關系強弱又隨國共勢力的消長而變化。
二是民眾思想的多元化。當時中共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調查顯示，新中國成立后土改前夕江西各階層的思想動態如下（根據吉安分區、萬安、遂川、永新三個縣的情況綜合）：
地主：由于受過蘇區革命影響，有反動的經驗，手段狡猾，故行動上又有各種不同形式出現：（1）一般的均表示不反對分田觀念；（2）假裝開明獻田；（3）分散財產；（4）勾結特務、土匪、造謠、破壞治安，企圖等待國民黨回來（永新）。
富農：（1）在征糧中表示“硬（寧）可完和地主一樣交糧，不當富農，要求把富字去掉。”（2）對政府政策擁護，覺得比蘇區時好，有的想在勞動中改變成份。（3）由于蘇區時影響，對土改仍懷疑，恐慌不安，因此有獻田的，主動的要求分田。（4）大吃大喝分散財產，造謠破壞者也有。
中農：（1）在征糧時有的地方產量提高，侵犯了中農利益，而打擊了情緒，于是害怕負擔重不愿多種田。（2）聽說中農不動，竭力擁護，高興滿意，同時也刺激了生產情緒。（3）永新萬安均發現，中農中田多者，自動要求拿出來分，認為不分將來中農是最富的了，是“老大”。
貧雇農：（1）積極要求分田，主張地主富農一起沒收分配，聽說中農不動不滿意。（2）生產情緒很高。（3）雇農因有的失業，要求分田更為迫切。手工業工人：自己沒田者也愿意得一部分，有田者知道自己的田不分比較安心，對土改無所謂。②
而原蘇維埃共和國所在地沙洲壩村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土改前夕的宣傳動員之后，大部分貧雇農認為減租是有希望的，能夠增加自己的收入，因而對減租持支持態度。如新屋家的老關系戶楊衍金說：“地主收了多少年的租，我們交的租買田都夠了，剝削太厲害了。”而有些農民認為減租雖有機可乘，但擔心地主抽田。30年代的土地革命給沙洲壩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認為“天上不會掉餡餅”，蘇區時分了田，后來又還回去了，而且惟恐將來加重負擔。一些村民認為“解放軍是解放我們的，還叫我們交公糧”。③他們不想既交公糧又繳租，而一部分農民則認為交租是天經地義的事，地主租田、佃農交租是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甚至一些農民還說：“這里的地主窮，減租了都活不成了。”
三是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與敵對勢力的頑固性并存。如蘇區原中心縣寧都七里鄉全鄉轄七里、羅家、志坑、逢口、官路下（不含下廖村）等五個農會，共1250余戶，5150余人，耕地只有2000余畝，且分布很不平均。七里、官路下每人攤不到一畝，而有些地區則每人可攤兩畝多。土改時七里鄉同全縣各地一樣，封建宗族觀念強，反動殘余勢力干擾很大。七里、羅家、志坑三個農會姓賴的居多，逕口姓溫的居多，官路下雜姓多。全鄉有國民黨員包括區分部書記、縣參議員、鄉長、聯保主任、一貫道首等20余人，有的還匿在山上，有槍不繳，情況非常復雜。但同時七里又是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省委、省軍區也曾駐此。1934年紅軍撤離蘇區北上以前，贛南的瑞金、興國等20余縣廣大農民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分配了田地。但在紅軍北上抗日后，國民黨即對現有的土地、婚姻等社會關系再次進行了調整。這些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這一區域進行土改必須面對的問題。
三、土改的前奏——國家意識的介入
1950年7月5日，江西省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精神，著重研究《土地改革法》的實施細則與秋后土改的計劃。8月27日，江西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中南軍政委員會批準，代行省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會上，陳正人作《關于本省土地改革實施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江西實施細則》。從8月開始，全省有南昌、萬年等十個縣82個鄉陸續進行土改試點。從全省土改準備工作看，在路線、方針、政策、步驟、方法等方面，與中南軍政委員會提出的土改實施方案是完全一致的。為了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有序地開展了如下幾項工作，實現了國家意志在鄉土社會的滲透。
（一）公糧：國家意志的載體
“皇糧國稅”從來就是傳統帝國時代普通老百姓對中央政府的義務。新中國成立以后，公糧征收既是長年戰爭形勢和經濟援助的需要，也承載著國家建構中民眾的向心力與權威的滲透，又鍛造了一支具有明確國家意志的基層工作隊伍。
新中國成立初期征糧工作所承載的政治、經濟及其他社會功效，在1950年瑞金縣征糧工作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在這個激烈的斗爭工作中間，發現較好的積極分子約241個，洗刷了壞的鄉干部16名，村干部12名，改造了部分鄉村的政權，查出了逃亡地主黑倉1319石，全縣在1月20日前入倉僅達300萬斤，及至27、28日趨于停頓，地主逃亡多在這七、八天內，以后地委李政委來縣指示，各區鄉組織了催糧隊（平均每一新劃鄉20人左右組成一催糧隊，每人每天補助3斤米），在縣委會領導下動員了絕大多數的老關系參加催糧隊，加入了新的力量，加強展開了突擊入倉工作，從2月1日至15日僅半個月，入倉公糧達500萬斤。④
全縣在1949年完成公糧數平均達到49.6％（見表2）。
1950年春，瑞金縣再次提出：
在春耕備荒的中心下，集中力量突擊完成公糧尾欠500萬斤，普遍地展開雙減查公堂義倉入手，發動群眾爭取5月20日前突擊清查合理負擔，完成公社尾欠，收清田賦，結合公審已得上級批準的殺有糧的惡霸與貫匪，并做總結報告地委與專署。⑤
瑞金縣提出的口號是：“交完公糧就分田，完成公糧任務就實行土地改革”、“好人民交好糧，反對瞞田瞞產量”。⑥在這一動員下，各地交公糧也是爭先恐后，截至1949年12月25日，贛南各縣交公糧情況是：寧都400萬斤，會昌70萬斤，尋烏100萬斤，于都184.5萬斤，瑞金70萬斤，石城4萬斤，廣昌10萬斤。⑦
在公糧征收的背后也是階級分明，國家權力對異己分子的震懾力和對一般老百姓的暗示與偏向貫穿其中。公糧征收過程中對地富的超負荷壓力，以致中共中央中南局1950年1月10日轉發了江西省委關于糾正和防止征糧中逼死人等錯誤的補充指示，主要內容為：
①征糧負擔面應達到80％至90％。各階級的負擔比率：貧農8％、中農18％、富農30％、小地主40％、中地主50％、大地主和一部分中地主可達60％，超過上述比率者應減少。政府評定的主要依據是今年的實際產量。不合理地提高階級成分或按階級評定產量是錯誤的（這是逼死人的重大原因之一）。對地主富農的高利貸只能計算今年的實際利息收入，把今年以前的利息收入，尤其是把本錢都計算在總收入內是錯誤的。②經省政府批準減輕的公糧任務，應認真執行，并向有關地區的全體干部和人民宣布，說明政府是照顧群眾負擔能力的，以提高群眾擁護政府踴躍交糧的熱情。③在省政府規定的附加以外，各地任何附加及機動數字，一律停用。否則一經查出，當以紀律論處。④在不減少專署和縣的公糧任務的條件下，應對各專區、縣、區、鄉、戶之間的畸輕畸重負擔進行調劑。如果調劑影響到整個任務，必須以省政府批準。⑤必須立即糾正以亂押人亂打人作為征糧手段的現象，對于個別屢教不改的干部應給以黨紀處分，逼死人的應送法院懲處。對少數頑抗不交糧的地主富農，可用司法手段處理，并警惕反動分子乘機造謠破壞逼死人。⑧
雖然有這一文件出臺，地主的征糧在一些地方還是超出了其承受能力。如分宜縣金塘鄉池水村的一村民（地主）知道自己得征公糧6000斤，他說“我沒有糧，準備住逼良（糧）班房” 以示不滿。⑨
而對有過革命歷史的人員，則有很大照顧。如在瑞金縣老關系（指參加過土地革命的）、軍烈屬占有相當的比例，其負擔的公糧相對較輕（見表3）。在瑞金的李任、茶亭、凰崗、坪山四個村，軍烈屬、老關系戶平均占總戶數的33.2％，而其平均負擔公糧數只占全村公糧總數的9.3％。最少的是黃柏區坪山村，占總戶數44％的軍烈屬、老關系戶只承擔了全村公糧總數的4％。農民特別是貧苦的，不但征得少，而且能在征糧工作中受益。如贛南崇仁縣四區浯漳村公糧負擔13.5萬斤，其中地主、富農20戶，負擔81479斤，全村運動糧隊組織8個組，計114人，給地主擔一擔谷，15斤谷做工資，吃兩頓飯。⑩
公糧的征收過程，既是國家權力在鄉土社會的實踐過程、重塑國家權威的過程，也是中共干部的一次規訓與洗禮，還是國家意志介入、組織框架運作的嘗試與檢驗。所有參加征糧工作的人員，必須施行短期訓練，使他們了解政策、辦法、手續、組織與正確的工作作風，特別加強其依靠與發動群眾貫徹政策完成任務的教育，堅決反對強迫命令，包辦與違反政策現象。各專、縣應組織巡視組，深入區鄉了解情況，實施檢查督促，及時糾正偏向，解決問題，并注意重點指導，吸取經驗，做出樣子，及時介紹到各地以資示范，在秋征過程中各專署應臨時辦一征糧小報，以便指導工作。如在征收中發生畸重畸輕負擔不公以及其他違法行為，應公開宣傳，準許人民申訴，各級領導不得拖延不理，敷衍塞責。堅持匯報制度，以便掌握工作進度，了解情況交換經驗，及時糾正偏差及不良現象。各級匯報時間為：
鄉每三天向區匯報一次，區每四天向縣匯報一次，縣每五天向專署匯報一次，專署每五天向省匯報一次，從征收開始，直至結束為止，不得間斷，對于問題的請示，可隨時進行。糧局表報照原定制度進行。此外，從（1950年——筆者注）10月下旬開始，專署每三天電話向省匯報一次糧食入庫數字。11
（二）工作隊、宣傳員、會議：國家意志的踐行與傳播
早在1969年，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提出，結構性的因素不能解釋中國革命的結果，在所有關于中共成功的解釋中，或許最為重要的但又最缺少研究的因素，恰恰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本身。12事實上，革命運動本身的可行性與生命力、革命組織發展的內在理路、人員的素質與配備、組織內新舊人員的更替等都相互關聯，中共黨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延續了革命年代的組織框架，在土地改革中，工作隊、宣傳員的組成與規訓，以及會議的政治化功效，促使國家意志得以踐行和傳播。
1950年，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發布《關于訓練土改工作隊的指示》，規定：
各地皆須按照中央的指示，按土地改革區域人口的千分之一的比例抽調鄉村農民積極分子和革命知識分子，挑選失業工人的優秀分子，組成土改工作隊，但其中應加著重的是：挑選一定數量的反霸、減租運動中的經過考驗的農民積極分子（包括婦女、青年積極分子），脫離生產，加以集中訓練，組成土改工作隊，經過土改實際斗爭鍛煉與教育后，能爭取一部或大部成為正式區級干部。13
在訓練干部方面，很注重基層干部的訓練，規定凡是同土改直接和間接有關的干部，特別是直接參加土改的干部，均須進行充分教育。要做到區級以上干部訓練一次到兩次，鄉村干部訓練兩次到三次，保證在將來實行土改時貫徹統一的、正確的領導。14據統計，全省參加土改干部共35282人（原文數據如此，按總和應是35285人），其中縣級以上（縣級、專署級、省級）干部610人，區級干部2278人，區以下一般干部14859人，臨時脫離生產的當地干部（按土改區人口千分之一抽調）17538人。15
在瑞金實行土改的前夕，也是通過一系列的訓練，形成了一支既具政治素質又有實際工作能力的土改工作隊：
（1950年）縣府開辦鄉文書訓練班時間十天至半個月，訓練內容主要是階級立場、工作作風、調查統計材料數字的常識；（6月份）縣委辦第一期鄉村干部積極分子輪訓班，名額230名（7月份是夏征，8月、9月辦第二期和第三期輪訓班各200人），結合檢查工作，進行學習立場、政策、辦法；有重點的整頓一個區的蘇區時代的未曾北上干部問題，改正以前形式的組織，正式成立有組織有領導有條件有紀律的學習委員會，取得經驗推動各區普遍整頓；檢查黨員干部思想作風及組織生活，總結組織部工作；檢查總結已成立的幾個區合作社。16
為了加強干部的配備，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論水平，以便給秋后打下土改基礎，建設土改中一支能把握政策又具戰斗力的生力軍，瑞金縣委開辦“土改訓練班”，歷時40天，以“毛主席三中全會的報告”、“土改法”、“算細賬”、“整頓思想作風”、“人民法庭組織細則”、“新婚姻法”、“政協綱領”、“劃分階級”、“土地法細則”、“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等文件為學習內容，并學習丈地方法。17
當時各地干部的訓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訓練農村在職干部，二是訓練農民積極分子和貧苦知識分子。第一種主要包括總結工作，檢查政策的執行情形，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著重地批判命令主義、狹隘經驗主義的不良傾向及其導致的違反政策的行為。第二種主要是通過訴苦和算地主的剝削賬，加強階級教育，進一步學習如何劃分農村階級和土地改革法中的具體政策問題。
如果說工作隊是國家意志的具體踐行者，那么，宣傳員則是國家意志的傳播者。瑞金縣在1951年6月1日和8月底開辦的兩期宣傳員訓練班中，每次培養學員250人，共500人。18他們成為鄉村宣傳的骨干。在1951年冬的瑞金土改中，從公私中學中抽出30人，組成一支土改宣傳隊，由縣土改委員會掌握使用，輪回宣傳。19瑞金縣1951年的工作總結稱：
全縣有報告員16名，宣傳員1050名，讀報組559組，參加人數2047人（其中男1520人，女527人），秧歌隊106伙，參加人數2499人（其中男1951人，女548人），腰鼓隊21伙（其中農村16伙，男229人，女73人；城市5伙，約150人），農村劇團25個，約500人，城內業余劇團3個，約150人……黑板報289塊，農村的宣傳隊78個，964人，共計黨的宣傳隊伍1065人，非黨宣傳隊伍23520人……黨內外的宣傳隊伍有45750人。20
這支隊伍的力量是宏大的。黨一號召，就可動員數萬宣傳大軍，把黨的政策迅速宣傳下去，把群眾的要求反映上來，使各項工作得以提前完成。
關于宣傳員的任務，相關文件作了細致說明：
一是關于國際國內形勢和各項政策、法令的宣傳解釋工作；二是關于推動各單位中心任務與各項重要工作的宣傳工作；三是搜集、研究每一時期群眾思想動態及其發生的各種疑慮、要求和錯誤認識，及時上報，并進行適時而正確的宣傳解釋；四是及時搜集謠言，與一切反革命宣傳作斗爭。21
為了確保相關人員的待遇，土委會擬訂標準，江西省全省3953個鄉，每鄉宣傳費用補助60000元，標語、漫畫每鄉補助14000元。22
時事宣傳工作是思想發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啟發與提高群眾思想水平、貫徹訴苦的必要工作，也是鞏固思想、發動與加強愛國主義政治思想教育和階級教育的關鍵一環。瑞金曾是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老百姓的身份復雜，社會關系盤根錯節，政治與經濟斗爭頻仍，農民對目前形勢難免模糊不清，有“變天思想”的也不乏人在，因此，土改中廣泛而深入地結合開展時事教育是消除土改思想障礙的必要步驟。工作收效大小與宣傳工作深入程度是分不開的。宣傳工作主要有以下幾項內容：一是組織宣傳員建立宣傳小組、宣傳網。宣傳員是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土生土長的宣傳骨干，是土改斗爭中培養出來的青年團員中的積極分子。他們的宣講通俗易懂，不但群眾接受快而且相信，把宣傳材料向群眾解釋明白之后，有關人員便分頭進行宣傳。如九堡15個鄉有13個鄉建立宣傳員、宣傳小組，宣傳員112人（男84人、女28人），凡報紙（《江西日報》、《贛西南日報》）有重要消息，區宣傳員就召集各鄉村宣傳員統一布置，由鄉村宣傳員回去領導讀報、講解，收效很大。又如壬田區沙坪鄉成立了宣傳網，由團支書領導，每村一個宣傳員，大部是團員。全縣土改區共組織了宣傳員723人，成立了宣傳小組75組。二是運用各級代表會組織代表深入宣傳。三是組織教員學生化裝宣傳。四是加強時事宣傳指導，除縣土委及工作團團部隨時以電話書信強調外，縣土委出土改通訊共14期介紹經驗，工作團先后出新聞資料16期、土改消息等小型刊物。這些材料除部分是指導干部土改思想外，另外是供給了區鄉關于宣傳工作的資料。土改中印發宣傳單12500份。五是在農村中組織識字班、夜校、黑板報及讀報小組等，不僅是土改中進行宣傳工作的有力工具，也是為今后領導有計劃地進行宣傳工作打下了基礎，五個區（黃柏、象湖、九堡、壬田、黃安）共組織了夜校識字班154班，參加人數5966人，黑板報163塊，土改中一般每圩（3天）出一次，共出5868次，讀報小組313個，人數5222人。小組宣傳達5990次，村的290次，百人以上鄉的198次，500～1000人區的代表會36次， 100～200人的全縣代表會4次。象湖區律陽鄉在《愛國生產公約》中提出保證夜校每天晚上能到男女識字人員500以上。23
瑞金縣1952年度的工作總結再次提到，全縣已建立傳授站21個，報告員24名，宣傳員1862人，讀報組689個，參加讀報組13169人，訂閱各種報紙4872份，宣傳部23處，參加人數464人，劇團168個，有1012人參加，并建立廣播站25個，文化站105處，黑板報742塊，成為一支強有力的宣傳大軍。24農民文化站是鄉村文化政策宣傳的重要場所之一。1952年瑞金縣農民文化站推銷圖書17348冊，成立農村圖書館6處，新華書店專職推銷站7處，培養農村通訊員239名。25
還有一個動員群眾、國家意志傳達的重要舉措——會議。土改時期的會議基本上可分為三類。
一是群眾路線式的基層會議：
政策條例交給群眾，依靠群眾，相信群眾，但一定要通過弄好的鄉區代表會，才能把政策交給群眾，我們一定要走群眾路線，要群眾自己動手，工作才好辦，干部作風上也不會出毛病。26
二是專門的部門工作型會議。1950年春，瑞金根據縣委委員召集的一組蘇區時代土地部長、土地委員、一般老農參加的土地問題小型座談會，發現問題為土改提供參考。
縣委會議一月開兩次，上半月討論帶臨時性的個別任務的問題，下半月討論總結性的任務問題，單月偏重檢查總結財組問題，雙月偏重檢查總結公安局工作、地方武裝干部問題。區書區長聯席會議一般在每月25號前后召開，上級給予新的中心任務前都要召集區書區長聯席會議研究布置。要求地委專署訂出全年召開縣書縣長會議月份時間以便我們提前召開區書區長聯席會議的時間。27
三是對反對勢力的斗爭會：
開地主、富農的會，把政策講一講，說話要嚴正，態度要和氣，分別召開要有區別的對待，要說明富農只有靠近貧雇農才行，對地主說明要老老實實，不要以身試法。28
毫無疑義，這三類會議都極具群眾動員與干部洗刷之功效。在時間分配上，結合訴苦的劃階級、丈田、初步整頓農會、擴大農民隊伍的會議最長，達十天左右，其次是征收分配的五天，其他如縣（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軍烈屬代表會、青年代表會、婦女代表會、老關系代表會，都是三天左右。
（三）革命慣性與劇場效應
劇場效應，也稱劇場效果，指戲劇演出所激起的觀眾的審美反應。劇場是高級度的感知領域，又是天然的審美場所，當演員以其卓越的表演使觀眾注意力高度集中并情不自禁地參與劇情創造而沉醉于其中時，不僅觀眾會獲得暫時超越中的情感滿足和精神愉悅，而且演員也會由于觀眾的這種肯定性情緒的反饋而受到鼓舞，獲得心理上的補償與滿足。演員和觀眾在劇場這一特定場所中由于雙方的自然交流和自然融合而達到的滿足和沉醉狀態，就是劇場效果的最佳表現。29
這種劇場效應得以“完美”呈現有賴于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一是革命情景的召喚、感知與再現，是其背后的一個巨大場域。作為革命老區的江西，特別是原中央蘇區所在地的贛西南地區，不乏可感知的革命“情景”。江西省西南部老土地革命區廣大農民迫切要求實行土地改革。自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傳到該地以來，贛西南行政公署平均每天可接到農民要求實行土地改革的來信25封到30封，不少的信都是數個農民聯名寫的。江西省南部地區是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是抗日戰爭以前的革命根據地，農民在很大程度上也“適應”了以土改為中心的革命。革命老區諸如興國、瑞金、吉安、泰和等縣農民，特地推派代表，從數百里以外趕到行政公署，親自向行政公署羅季文主任表明他們的愿望。一個名叫貢立峰的農民代表，向羅主任呈上一本由30多個人簽名和按上指印的意見書，要求早日在其家鄉進行土地改革。30
江西省南康、寧都等縣農民，紛紛寫信給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領導機關，要求實行土地改革。寧都縣石上區62個農民代表寫信給省、縣人民政府，說：
一九三一年，毛主席領導我們分了田，使我們過了一段有吃有穿的好日子；一九三四年紅軍北上抗日后，封建地主們又把我們的田奪去了，燒了我們的房屋，我們許多人被逼出賣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今天希望政府領導我們收回失去的田地。31
1950年7月4日，寧都塘下村31個農民代表給《江西日報》編輯部去信，呼吁：“土地是我們的命根子，我們迫切要求土地返家。”321950年7月底至8月初，《江西日報》編輯部收到瑞金人民“上毛主席書”19件，一致呼吁：“親愛的毛主席！我們真盼望早日實現分田，早日求得翻身！”33
二是當下國家所面臨的危機與民眾家國觀念的契合。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與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相結合，國家意志與民眾的樸素民族意識相互激蕩，革命表象在洶涌澎湃的動員中得以“完美”呈現。這些地區農民已組織起來，防止和監督地主階級分散土地等反抗破壞活動。在瑞金1951年冬至次年春共九十余天的第二期土改中，共開大小斗爭會1469次，人民法庭開庭42次，被斗的地主、惡霸、反革命分子1104人，參加斗爭的有39718人，參加控訴、訴苦的有4895人。34在瑞金的象湖區東華鄉三天的捐獻就達150萬元，勝利鄉每戶都有抗美援朝問答詞，北郊鄉五天援軍12人。35
瑞金縣截止到1951年底，訂立愛國公約的群眾達13萬之多，占56％，受到愛國主義教育的達199700人，占88％強。361951年，全縣超額完成17339443斤（按瑞金縣當時23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75斤）公糧任務。37
三是國家意志與民眾革命表象的相互推波助瀾。在“劇場”中有兩個關鍵的主體性因素，就是國家意志和民眾革命表象。在土改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
實行堅苦的訪貧問苦，訴苦串連以苦引苦的方法。干部必須深入下去找苦仇深的貧雇農，住在一起幫助生產，建立感情閑談漫扯，啟發訴苦，打破顧慮提高覺悟扎上根子，然后推動根子串連發現與培養積極分子，形成骨干核心，在串連的基礎上，發動斗爭發動多數群眾，每個鄉要有50人至80人的積極分子，80％的人口參加運動，40％的人參加到組織之內，并建立貧雇農小組與貧雇農主席團。38
結合個別串聯訪貧扎根和典型訴苦的自我教育，“采用以苦引苦，以恨引恨的辦法，將一人訴苦引為大家苦，一人恨引為大家恨，啟發群眾”。39國家層面的象征權力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支配力量，重要原因在于它與人們日常生活世界的邏輯、生活理念和生存理想有著暗中的契合之處，每次土地產權的異動不是自上而下地憑空建構，而是融合了農民生活世界中的一些傳統理念與基本需求。另一方面，農民也有一定的“自主性”。作為被支配的農民不僅僅是接受和認可符號權力，也能對其作創造性的理解和踐行。
四、土改進行中——鄉土社會的重建
鄉村民間社會往往將土改這一歷史事件稱為“翻身”。“翻身”也就是歷來被壓迫的農民推翻各種壓抑力量而成為歷史主體的過程，在這里不妨稱為“鄉土重構”。伴隨這一過程，鄉村社會的各種力量在新一輪的角逐中重新組合，鄉村政治秩序得以重建。在20世紀中國政治跌宕起伏的大變革場景中，以土改為載體，導致了村莊權威與秩序結構的轉換、重構與變遷。
（一）斗地主：政權建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
關于中國的鄉村社會，費孝通認為：
在它的權力結構中，雖則有著不民主的橫暴權力，也有著民主的同意權力，但是在這兩者之外還有教化權力，后者既非民主又異于不民主的專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社會，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確當。一定要給他一個名詞的話，我一時想不出比長老統治更好的說法了。40
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橫暴權力”、“同意權力”和“教化權力”三種類型的集中代表就是地主這一群體，因此，在鄉土社會，中共黨人權威的“嵌入”、國家形象的建構、對“地主”這一群體的打壓與顛覆成為必然。
當然，在國家權力向鄉土社會滲透的過程中，暴力現象也是難免的。早在1947年，隨著國共兩黨戰爭的升級，中共高層開始調整土改思路。毛澤東提出，土地問題要盡快解決， “用群眾運動來與地主決裂，來得到土地”。在此基礎上，康生對土改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不但要從經濟上把他（指地主——筆者注）打垮，而且要從政治上打垮他”，并鼓勵農民采用打耳光、跪瓦渣、澆毛糞、剝衣服等暴力手段，把地主的氣焰徹底打下去。其實到土改的時候，大部分地主尤其是小地主，早已是驚弓之鳥，噤若寒蟬，哪里還有囂張氣焰，而當時領導土改工作的劉少奇，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百分之九十以上群眾的意見就是法律，就是政策”，“太行的經驗證明： 消滅地主剝削一定要徹底，他叫做讓地主掃地出門，土地財產一切搞干凈，讓他要七天飯，挑三天糞”，“一定把地主打跨了，然后恩賜他一份，他才會感恩”。41在此基礎上，要求土改干部走群眾路線：“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分浮財，挖底財，分土地，把地主掃地出門。”這些激進觀點，尤其是所謂的“貧雇農路線”，“查三代，查歷史”的做法，使大量的中農、貧農和手工業者被劃為地主或“下坡地主”，受到強烈沖擊。無論什么人，一旦被劃為地主，就必然受到嚴酷的拷問，有的甚至斃命。盡管后來中共意識到“左傾”錯誤的泛濫予以糾正，但到50年代土改時，這種狀況依然存在。
在這場浩浩蕩蕩的土改運動中，地主無疑是被推上了“替罪羊”的位置。在瑞金的土改運動中，全縣扣押瑞金一區地主31人，富農40人，惡霸22人，偽聯保主任鄉保長為群眾痛恨的59人，其他破壞分子189人。象湖一個區，先后開庭45次，審訊39人。全縣59個土改鄉中，沒收地主278戶，征收富農74戶。42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農村的落后與苦難，并不會隨著土地改革的結束而終止，但將地主這一群體“替罪羊”揪出來，無疑為社會危機帶來了終結：在這個“翻身的佳節”中通過對“替罪羊”的消滅和驅逐解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冷淡，特殊的同志般的深情厚誼籠罩了整個農民群體，并在這種氣氛中奠定了孕育現代民族—國家的感情基礎。正如黨史學者楊奎松所言：
新中國的土地改革，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很大程度上依靠財富、血緣關系建構起來的傳統權力結構和統治秩序被徹底摧毀，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數億農民有效地組織在自己的——而不是借助于農村富裕階層和宗族勢力網絡的——權力系統之中。43
（二）量化的壓力型體制：行政力量的楔入
較早提出“壓力型體制”的學者榮敬本認為：
所謂壓力型體制，指的是一級政治組織（縣、鄉）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采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為了完成經濟趕超任務和各項指標，各級政治組織（以黨委和政府為核心）把這些任務和指標，層層量化分解，下派給下級組織和個人，責令其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然后根據完成的情況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獎懲。44
筆者在此借用這一概念中的核心內容“指標”、“任務”、“獎懲”，來解讀“國家建構”、“權威生成”與“權力滲透”等政治領域。
一是土改干部的訓練、黨員的發展有很具體的對象、指標與百分比。中南軍政委員會在土改前夕就提出：“你（江西）省今冬土改地區按七百七十七萬余人口，以千分之一計算土改隊編制。”45各縣也有干部訓練、黨員發展的具體指標。瑞金縣1951年7月至1953年發展新黨員500名，占全縣230000人口的0.21％，占積極分子2783名的17％，縣區鄉干部每55人中發展10名黨員，每個支部以7名黨員計，建立71個支部。1951年全縣訓練干部數目：鄉干部400名，鄉村宣傳干部380名，民兵干部267名，共訓練干部1047名。訓練計劃中，訓練對象為：黨的支部委員與黨的小組長、副組長、副農協主席、鄉團支正副支書、民兵隊長與指導員、鄉婦女正副主任、鄉公安員與村勞模、積極分子、宣傳員等等。訓練時間為15天，訓練5期，每期505人左右。46
1953年秋瑞金縣的土改復查在圳頭、洗心、長勝、高軒四個鄉進行試點，共集中干部19名，其中有縣級1名，區級1名，鄉骨干6名，其他為一般干部，還有8名干部，從9月30至10月30日一個月的時間。47重視組織力量配備干部。在干部中灌輸土改為當前壓倒一切的光榮任務的思想，動員參加土改干部445名。48計工作團干部68名，縣區干部173名，千分之一干部204名。
二是宣傳人員、內容、渠道、會議及請示報告制度都有很具體的規定。瑞金縣1952年的宣傳工作計劃中，要求在農村逐步做每鄉平均10～15人，每130～150人中發展1名宣傳員。為保證宣傳員的政治水平與宣傳質量，在8月底每區發展2～4個傳授站，區書、宣傳委員、正副區長為區級報告員，又是傳授站的傳授員，要求每半個月做一次形勢與政策報告或其他問題的報告，并領導宣傳員組織討論研究，同時要嚴格執行卡片制度。全縣要在8月底前成立480個讀報組，訂群眾報紙480份。49同時，要求“每個行政村建立黑板報1塊，并在交通要道和圩鎮建立黑板報，每三天出一次……廣播筒以圩鎮為重點，爭取每個鄉建1個到3個，并要求到年底在30％的鄉設立廣播臺” 。50要求每個讀報組發展1名通訊員，爭取到1952年10月底，發展農民通訊員330名，每個通訊員要2～4篇稿子。51
在土改過程中，鄉委要開四五次農代會。一次討論宣傳土改法，宣布土改計劃，丈田劃階級等重要作法問題，二次通過階級討論決定沒收征收對象，三次討論分配果實問題，四次總結與實現土改完成訂一年生產計劃。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政權建設的組成部分，而且是越到基層，會議建設尤其顯得頻繁。在瑞金縣1951年的工作總結中就提到，人民代表會議縣級開過3次，區級開了24次，平均每區3次，鄉的代表會議已為群眾和干部所重視，只要較大的事情必須經過代表會議討論清楚后實行，如律陽鄉每半月開1次。52
關于聯絡與請示報告制度，江西省的相關文件規定：
各級領導必須注意保持一定的參謀部，土改運動一經開始，各級領導就必須像指揮作戰一樣，以加強運動的指導，充分運用一切可能支用的最迅速的交通工具（每專署應配備汽車二輛，縣里可備馬匹或自行車），建立嚴密的聯絡制度，縣以上機關皆須設收音機，由專人負責，切實掌握北京、中南及省臺的播音時間，縣到區以及重點鄉都要盡量架設電話（電話匯報縣對專區一日一報，專區對省兩日一報，省對中南三日一報，特殊情況臨時報告）。書面匯報亦有具體的規定（縣對專區五天一次，專區對省七天一次，典型材料可單獨報告）。省及專區經常派出巡視團、檢查組定期到土改地區巡查與督促工作，每鄉尚須設置人民意見箱，廣泛聽取人民意見，以便及時發現與解決問題，糾正偏向，交流經驗，推動運動。53
三是具體工作的一些步驟、順序、功效有縝密的安排。第一期，瑞金縣1950年冬實行土改，主要是在群眾覺悟較高的核心城區。全縣18個區、81個鄉（土改開始后擬劃為10個區、100個鄉），土地37萬畝以上、人口20萬以上，準備在1951年2月底前完成。1951年11月25日至1952年1月20日，是瑞金第二期土改時間，主要有5個區（武陽、謝坊、沿岡、岡面、瑞林）、31個鄉、133個村的土改，有12604戶，49774人，818008畝土地。另外，在土改中還有對3個重點鄉（黃柏區的洋溪、柏村和大柏區的大柏鄉）的復查工作。54這5個區是瑞金地廣人稀的邊緣地區。土改采取了由覺悟高、人口密集地區向覺悟低、人口稀疏的地區逐步推進的方法。
同時，為了有計劃、有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土改，瑞金縣成立了土改委員會，以張哲等23人為縣土改委員會委員，下設辦公室、調研、宣傳、檢查等組，指導全縣土改。
土改進程一般步驟：大會小會上講解教員學生宣傳，宣傳土改法、政策、條例，做到家喻戶曉；第二步，訴苦提高階級覺悟，打破封建派系觀念，整頓組織，壯大土改隊伍；第三步，丈田、查債、劃階級，確定沒收征收對象，調查地主分散應沒收的財產，民主成立沒收征收的組織，接收保管要有公約紀律，分配果實、復查、總結、建政制訂生產計劃。55
瑞金縣的土改工作開始于1950年12月5日（個別鄉略早），至第二期土改結束，一般是在次年的4月5日，為時4個月，中間除去開會、過節所費時間，經由三個月左右，第一期土改，一般歷時50天左右，第二期個別鄉45天，一般為一個月。56
總的說來，這種量化的壓力體制有兩大優點：一是確保了國家意志、任務的具體傳達與落實；二是對于鄉民來說，它既具備可操作性，也是人們階級性的一個真實感知。
（三）“親不親，階級分”：新型鄉村倫理的形成
以宗族制度為基礎的中國鄉村社會，政權上基本是由地主、鄉紳控制。血緣關系作為聯結鄉土社會的紐帶非常堅固，“階級”這一概念對農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詞匯。土改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要顛覆宗法制度，以階級觀點啟發農民，喚醒其階級意識，用“親不親，階級分”的新觀念替代血緣關系之上的宗法觀念。因此，在新區土改過程中劃分農村中的階級，便顯得尤其重要。劃分農村階級不僅是一個作為分配土地的經濟概念，更是一個貫徹土改運動政治路線的必要前提。
既然中共確立的土改總路線是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保護富農，消滅封建地主階級，那么，首先要搞清楚哪些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1950年8月14日，政務院第四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在土地改革中，對農村社會成員的階級成份進行了劃定。正是在這種革命的話語和國家權威強有力的“嵌入”下，農民的階級意識逐漸養成，并得到迅猛成長。“地主”成為“恥辱”的代名詞。燕京大學教授林庚參觀土改后的感觸是：
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農民是真正站起來了，“地主”兩個字已成了農村中罵人的名詞。而農民一旦站了起來，就具有高度的主人翁態度。57
在瑞金，壬田區的中農劉春，即使收成不好也愿意捐獻出4萬元，向貧雇農靠攏。第一區七堡鄉的富農楊家來，在捐獻活動中，自愿拿了5萬元，還說：“要給我降低階級，我自愿再捐他十萬元也可。”58就是在普通老百姓中，也普遍有三怕：怕發財、怕多交公糧、怕提高階級。社會學家楊慶堃對廣東省一個村莊的土改有如下表述：
那個村莊彌漫著很濃的憂慮和緊張氣氛，因為每一個家庭這時要劃定一個具有社會、經濟和政治后果的階級地位。被劃分為地主階級的家庭等待受罪。被劃分為富農的人非常不安，因為他們的前途渺茫，盡管有“保守富農經濟”這項臨時政策。中農們疑慮重重……他們不知道將來是否有一天他們的階級地位會“提升到富農一級”。59
在分田活動中更是“旗子分明”。在瑞金縣黃安區黃安鄉的查田運動中，先動員群眾將自己分到的田插上旗子，已分的田插上紅旗，公田插白旗。60另一方面，土改的歷史進程也是階級塑造的過程，“窮苦”是一種榮耀。貧雇農小組5個區中發展261個，會員8621人，民兵6878人，團員107人，5個區中涌現積極分子817人。61全縣土改區鄉12萬以上貧雇農成為中堅力量，在一系列的斗爭與運動中，各種組織都有所發展，農會會員由15000人增至30000人，婦女會員由4400人增至11000人，青年團員由143人發展到487人，民兵出動6000人，搜山59次，培養出貧雇農為主的積極分子8000人，成為群眾運動主力。62
五、土改的效果——政治導向的優先性
毫無疑問，土地改革的效果是綜合性的，作為生產資料的異動，其直接的經濟成就是明顯的。但從長遠來看，經濟上的成效非常有限，這從土改前后的“中農”這一階層的變動情況可見一斑（見表5）。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認為：
（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成就是政治上的。……決定性的事實是，舊秩序已經證明毫無力量，農民現在可以滿懷信心地支持新制度。氏族、宗廟和秘密會社等舊的村組織已被新的組織代替，承擔了它們的教育、調解和經濟職能。從貧農和中農隊伍中產生了新的村干部精英，這些貧農和中農的眼界已被中國共產黨的有階級傾向的觀點擴展了。……有助于農民群眾相信黨的事業的正義性。由于在土地改革期間中國共產黨顯示了它既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又是較好生活的提供者的可信性，它大大地提高了將來在農民中的說服力。63
楊慶堃在1948年至1952年間對廣東一個村莊進行研究之后，指出：“階級的（土改調查所確定的）一般比例大體上與我們在共產黨統治以前所了解的鄉村階級構成相一致。”64
另外，從一個社會中農的收入、支出等狀況所反映出的生活水平來看，土改的經濟效果非常有限。據相關統計，在江西省14個縣內14個鄉126戶普通中農生產水平與經濟收入統計中，水田總產量在抗戰前是676917斤，新中國成立前為643829斤，土地改革后為670696斤；畝產則分別為468.57斤、402.96斤和455.37斤；全年的人均收入分別為1456.68元、1305.54元和1365.85元。在抗戰前、新中國成立前和土改后三個時期生活費用占總收入百分比分別為65.80 ％、68.10％和71.39％；支出總計人均折谷為1240斤、1368斤和1290斤；納稅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5.90％、18.40％和12.17％。65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改政治功效大于經濟功效。總的來說，政治意義上的土改蘊含著以下幾個層面的意義。
（一）群眾動員——愛國激情的喚起
1950年7月8日，中共江西省委發出《關于土地改革中加強婦女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進一步加強對婦女工作的組織領導，培養、提拔婦女干部充實領導機構，深入發動廣大農村婦女群眾參加農協組織，積極投入土改運動。7月17日至21日，江西省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召開全省首次婦女代表大會，確定今后婦女工作的任務是：動員婦女積極參加恢復發展城鄉生產，參加農村土地改革。11月17日，中共江西省委發出《關于發動婦女積極參加土改的通知》。
全省有組織的農協會員達282萬余人，婦女會員110萬人，在斗爭中發現與培養貧雇農積極分子85700人。至1951年7月底，全省有組織的群眾，農協會員達238萬人，婦女會員134萬人，民兵54萬人，少年兒童隊員48萬人，在運動中培養積極分子27萬人。66這種被大大激發起來的群眾熱情在具體工作中也是威力無比。在瑞金縣1952年的工作總結中就提到，動員了10萬人參加捕蟲運動，7天之內捕捉到各種害蟲1300多斤，先后發動3次積肥運動，共積10828358擔。67在群眾衛生運動中，半年之內群眾捕捉老鼠129789只。68
1950年8月，土改前夕的組織發動情況如下：30％的地區農民群眾的發動較深入，50％的地區已初步發動。在運動中組織了村農協113680個，占全省行政村的83.6％，擁有會員130余萬人，婦女會員726491人，民兵106628人，提拔與培養了18萬人左右的鄉村干部與積極分子。69在江西的第二期土改運動中，參加運動人數共680242人，占秋季土改區人口的57％。1951年秋季土改區有組織的群眾，農協會員237496人，婦女會員150445人，民兵52641人。439個鄉統計建立青年團支部638人，團員2260人，少兒隊49346人，共計有組織的群眾400651人，占秋季土改區人口的35.8％；據247個鄉統計，在運動中涌現與培養積極分子8640人，每鄉平均31人，如按完成土改的645個鄉，每鄉平均以31個積極分子計算，即約有積極分子19995人，占土改區120萬人口的1.66％。70上饒分區自地委擴大干部會后，幾天內各縣即抓起600個地主惡霸分子。南昌分區之豐城5區一夜即把500戶地主統統監視起來，參加運動的達10000余人。地主階級一般（以區或縣為單位）應占當地人口4％或5％（蘇區為3％到4％）。
南康縣潭口區在區、鄉分別成立了農民協會，計會員18040人，婦女協會會員56100人，少先隊員12040人，并成立了農民主席團350個，貧雇農小組766個，貧雇農民9461人。為了打擊地方的反動殘余勢力，各區成立了人民法庭，還建立了地方武裝組織民兵，全縣共有民兵16958人。南康縣于1950年12月由黨、政、軍、群、司法、學校等成立了南康縣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楊煥章，副主任劉鐵英、賴雅文，委員有許超、何佩等，下設土改指揮部辦公室，并組織了1323人的龐大土改工作隊伍，其中縣級干部9人，區級干部45人，一般干部（占比0.1％）523人，鄉干部165人，村干部（不脫產）682人。71
在江西，農民協會會員達310萬人，占農村人口40％，涌現了十余萬農民積極分子，其中樂平、吉安、南康等10個縣，團結在農民協會周圍直接參加土改的群眾共有160多萬人，已達農村總人口的80％。72
（二）干部整肅——組織向心力的加強
新中國成立后，這種總體性的“全能國家”的構建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干部隊伍建設。
有效的方式是在徹底顛覆農村傳統權力架構的同時，建立一種新組織架構，把分散的農民個體重新組織起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系統和整個國家的一個零件部件，與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協同互動。73
土地改革就是在保證農村社會秩序的同時，重新組織農村、農民。尤值一提的是，在鄉土社會納入國家建構的歷程中，克服了杜贊奇所謂的“國家權力內卷化”的頑癥。
一是在土改工作隊的人員選拔與組織上，考慮到了土改對干部的教育功效。
（土改工作隊）只有一小部分——最多也許為10％——是有北方農村斗爭經驗的老干部。大部分是學生和其他城市知識分子與地主和富農有家族關系的農村知識青年、城市失業青年，以及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激進的青年以及有問題的階級背景常常可以作為這些政治工作者的特征 。74
如在江西上饒的縣長組成人員中（見表7），就有不少是地主出身的學生，讓他們組織、參與土改是一項“洗心革面”的工作。
二是土改運動中進一步加強干部的整頓與學習。江西省浮梁縣柳溪灣鄉鄉長王水盛思想松勁，退坡不干工作，全省開展批判“王水盛思想”，75是干部“退坡”的典型。王水盛是個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土改后翻了身，家里分到了田地房屋，又選上了鄉長。但他想，現在有了田地房屋，自己加勁生產，保證生活無憂， 于是辭掉鄉長，自在種田。經過學習和整頓，王水盛挽轉了退坡思想。
同時，1950年12月，中南軍政委員會發布關于干部在土地改革時期的八項紀律，要求一切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與工作人員、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人民政府與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以保證土地改革的正確實施：第一，嚴格執行政府法令，認真掌握土地改革路線，依靠雇貧團結中農。第二，堅決保護農民利益，不得包庇地主，不得附和地主叫囂。第三，依法嚴懲不法地主，堅決領導群眾開展合法斗爭，打擊地主抵抗與破壞行為，防止亂打亂殺。第四，明確劃清敵我界限，不得喪失立場，制造與參加鄉村宗派糾紛。第五，絕對禁止貪污受賄，必須廉潔奉公，艱苦樸素，不得侵占斗爭果實，不得假公濟私。第六，切實服從農協決議，尊重農民意見，凡事要和群眾商量，不要個人決定，強迫推行。第七，堅決服從上級指示，不得陽奉陰違，不得各自為政。第八，嚴格請示報告制度，不得虛報情況，不得報喜不報憂。對上述各項執行有功者予以獎勵表揚，違犯者按情節的輕重予以處分。據統計，中南區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干部，“河南省97500人，湖北92312人，湖南省78271人，江西省57698人，廣西91328人，廣東123390人，廣州市1842人，武漢市3400人，共計545741人” 。76
在加強干部學習方面，要求：
每天1.5到2小時的學習時間，主要以自學、討論為主，上大課為輔，在學習一個文件時，首先要組織閱讀、細讀、精讀，再提出問題，進行座談討論，并要求記學習筆記和寫學習心得，然后歸納問題作解答討論，每星期集體學習——座談討論3—4小時，其余為自學時間，但要防止往往自學而不學的偏向，縣區每月固定測驗一次，公布分數，縣領導干部到區檢查工作或干部集中開會時舉行臨時測驗，同時總學委、機關分學委，要搜查和普查干部的學習筆記。每月1日、15日規定為學習生活檢討日。77
三是土改復查運動中對鄉村干部再一次整肅與洗刷。講清楚檢討目的、意義與檢討方式，不但在干部會議上檢討，而且在群眾大會上檢討。為了正確處理鄉村干部中存在的思想、作風以至成分不純的問題，以達既提高教育鄉村干部，又不傷害群眾民主的積極性的目的，先“背靠背”，即一方面將鄉村干部集中在縣區教育，發動檢討，一方面在群眾中收集意見而后面對面。781951年10月1日，瑞金縣干部擴大會議上指出：
三年的工作暴露了工作中思想上的錯誤與缺點，已暴露大小類型62種，暴露出大小問題3762件……在不少外地干部中認為“全國勝利了”、“土改快要完”、“沒什么大問題”，鄉村干部回家生產發財，要地干部認為搞點生產，回家安樂倒比革命好一點，老同志認為自己奮斗十幾年了有了功勞，應該享受享受……在這次會上有316人參加，工作消極的有105人，占33％；不安心的183人，占60％，改行的189人，占62％，要求退伍的118人，占35％，鬧個人享受的220人，79％。79
1951年11月7日，瑞金開辦土改復查訓練班，參加受訓學員共626人，主要是區鄉級干部，其中女學員85名，黨員84名，團員209名。職別上，機關干部141名（縣機關21名，區120名），任鄉長職務的98名，鄉主席88名，婦女主任61名，民兵隊長92，鄉委員26名，村干部17名，積極分子63名，土改復查干部（三千分之一）40名。學習14天，整頓的對象包括：松勁退坡的有249人，貪污占小便宜的有246人，不講民主脫離群眾的有175人，封建殘余思想輕視婦女的有104人，敵我不分包庇地主的有119人，封建姓氏觀念的有166人，剝削思想放高利貸的有121人，成分不純辦事不公的有25人。80
在瑞金縣的第二期土改斗爭中，建立和健全了各種組織。整頓農會50個，肅清鄉村壞干部593人，農村組織也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有農會會員194人，比以前增加了41％，婦女會由土改前3573人增至6867人，民兵由3693人增至4509人，培養積極分子1768人。81在1951年11月瑞金的一次干部擴大會議上，有如下總結：
參加會的316人中，有105人工作消極，占33％，不安心工作的183人，占60％，要求改行的189人，占62％，要求退伍的28人，鬧享受的220人，占79％，有自由主義背后議論的163人，散布不滿的68人，功臣自居40人……由此可以看出，這個數字是驚人的。松懈了黨內的斗志，這種思想這次得到解決和克服。第二是浪費貪污腐化，316人中有100人貪污，共貪污924萬元，武陽鄉步升鄉長劉春和貪污救濟糧49擔，全縣土改時的浪費統計就有462106000元，賣耕牛250頭，搞女的41人，占13％，浪費的87人，占29％。82
（三）黨農關系：國家權力在鄉土社會運作模式的初成
首先，廣大農民成為鄉村政治生活的主體。土改運動中農民所表現出來的空前的政治參與意識和高漲的政治激情，保障了國家權力的滲透，也使農民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新政治權威的主體。土改中農會成為合法的執行機構。1950年7月14日政務院第四十一次政務會議通過的《農民協會組織通則》第二條規定：
農民協會的任務是：團結雇農、貧農、中農及農村中一切反封建的分子，遵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步驟地實行反封建的社會改革，保護農民利益。組織農民生產，舉辦農村合作社，發展農業和副業，改善農民生活。保障農民的政治權利，提高農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參加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工作。83
在土改運動中，江西省全南縣仙女鄉的“各種群眾組織逐步得到建立健全和發展壯大，共組織發展了農協會員342人，鄉干部7人，村干部44人，民兵59人，婦女會員136人，青年團員8人，少兒隊長96人” 。84加入組織共有692人，占全鄉人口總數1203人的57.5％。
各地大量的統計數據說明，經過土改斗爭的鍛煉，廣大鄉村涌現出了大批的農民積極分子。他們紛紛加入各組織，青年團、婦女會、兒童團、貧雇農小組等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中共黨人也注意在積極分子中發展新的黨員，以保證對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正如廖魯言在總結三年來的土改運動時所言：
一般鄉村已樹立了農民的真正優勢，農民協會在那里有很高的威信，真正掌握了農村政權，解除了地主的武裝，武裝了自己，管制著那些不安分的不服從勞動改造的地主，農民真正成了農村的主人。85
其次，鄉土社會權威的重塑。新中國成立后，中共要把其權力滲透到廣大鄉村，首先是廢除保甲制度、顛覆鄉紳，將權力轉移到農民協會的手中。而土改運動則是這一權力交接的最佳方式，其最終目標是要樹立中共黨人在鄉土社會的權威。對此，謝覺哉有較為精辟的論述：
封建專制主義的物質基礎是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度。我們改革地主的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即挖去了農村封建統治的根，打下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物質基礎。在封建的原根上生長出的官紳保甲統治等上層建筑，不會不推自倒，需要經過反霸、清算和人民法庭的審判鎮壓，以及依法于必要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公民權，才能掃滅清凈。在新根上萌芽出來的人民民主制度，也須要培土溉水，才能很快地成長。我們不要把土地改革與建政打成兩橛，那樣將走彎路、費力多，而應該是土地改革過程即是建政過程。86
六、結語
土地改革運動是農民意識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歷史進程。土地改革在鄉村社會全面展開，“階級剝削”、“翻身”等政治話語浮出水面，進入日常生活領域并在新的一系列“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時常被忽略的主體性，懷揣著自身的傳統與取向，以一種隱晦的方式，進入意識形態與國家建構的歷程。鄉土意識的國家性表達，農民在土改運動中的經歷、感受、記憶及其在獲得物質利益的同時所獲得的榮耀感與精神愉悅，為我們解讀與理解鄉土社會日常生活邏輯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提供了一個主體性視角。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