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講，城鎮化進程應是農村人口轉移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城市人口與城市建設用地增加的過程。然而，我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減少的同時農村建設用地不減反增，農村建設用地粗放利用、浪費嚴重。2013年末，城鎮化率達53.7%，然而5億畝建設用地中村鎮建設用地占3.7億畝，城市建設用地占1.3億畝，村鎮建設用地是城市建設用地的2.85倍。由此可見，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巨大空間是農村建設用地的整理，而且應以農村閑置宅基地的整理為突破口。但閑置宅基地的順利退出問題，始終困擾著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進程。
宅基地閑置程度及影響退出的因素分析
筆者擬依托行為經濟學的稟賦效應、現狀偏見、不確定性厭惡、錨定心理、社會性特征等假說來分析農戶宅基地退出認知和決策影響因素。同時，采用條件價值評估法（簡稱 CVM），通過設計問卷、解釋問題、直接調研等方式進行分析，進而對真實過程進行模擬。
宅基地閑置程度。根據調查，按年齡階段劃分，30歲～55歲群體的宅基地使用率相對較高，全部使用率達到63.1%；30歲以下和55歲以上群體宅基地全部使用的比率分別為32.4%和55.1%，表明30歲以下和55歲以上被調研者的宅基地均存在一定程度閑置。分析其原因， 30歲以下群體的宅基地閑置多由外出打工、求學所致，55歲以上多由兒女欲成家或已成家分戶，形成“一戶多宅”。
從農戶生活狀態看，宅基地的閑置分4類：第一類“偽農戶”, 其宅基地完全閑置，失去居住價值；第二類“舉家城市定居農戶”，其宅基地完全閑置，基本失去居住價值；第三類“舉家城市暫住農戶”，其宅基地交由父母、兄弟管理，基本閑置。第四類“主勞力城市暫住農戶”，宅基地階段性閑置。
宅基地退出影響因素統計學分析。1.農戶個體特征。農戶年齡負向影響宅基地退出，年齡越大退出意愿越低。統計結果表明，55歲以上的農戶僅有36.7%愿意進行宅基地退出，30歲～55歲的農戶有41.6%愿意退出，30歲以下農戶中67.3%的農戶愿意退出。農戶兼業程度正向影響宅基地退出，兼業程度越高退出意愿越強。農戶從業狀況中，從事純農業生產的農戶中愿意進行宅基地退出的比例僅39.3%，非農業主導型農戶愿退出的比例達59.3%。農戶受教育程度正向影響宅基地退出，受教育程度越高退出意愿越強。高中及中專愿意退出的比例為58.7%，大專以上的高達89.1%。
2.宅基地的稟賦效應。稟賦效應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宅基地使用年限越長退出意愿越低；二是農戶要求以高于市場價進行宅基地退出補償。說明農戶對宅基地的主觀估價及心理預期高于客觀標準。
3.農戶的現狀偏好。現狀偏好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農戶當前生活、工作、社會地位滿意度負向影響宅基地退出。如“很不滿意”的農戶中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比例高達79.5%。二是對農村生活品質評價越高，宅基地退出意愿越差。認為“農村生活更有品質”的農戶中有50.2%愿意進行宅基地退出，而認為“城市生活更有品質”的農戶中愿意進行宅基地退出的高達70.5%。
4.農戶的不確定性厭惡。在問卷調查中，不愿意進行宅基地退出的農戶，顧慮最多的是就業問題，高達71.1%，其次是養老及社會保障問題，為63.2%，再次是預期生活成本變化，為54.3%，不愿失去對土地的依賴為49.7%，生活不適應為32.8%。表明就業、養老、生活成本、失去土地、不適應等成為農戶宅基地退出中的關鍵因素，降低農戶的退出決策。
5.農戶的錨定心理。對宅基地騰退的整體認識中，37.1%的農戶選擇“宅基地退出是工業化、城鎮化的必然趨勢”，有33.7%的農戶選擇“宅基地退出損害農民利益，影響社會穩定”。在如何評價“宅基地退出中的政府行為”中， 44.1%的農戶選擇“政府損害農戶利益，暴力事件帶來惡劣影響”。另一方面，錨定心理使農戶對個別沖突事件有顯著印象，得出片面結論，負向影響宅基地退出。調研發現，農戶的認知夸大了利益受損、沖突事件頻發等現象，得出了片面的結論。產生這一認知偏差的原因在于農戶受媒體報道、消息傳播的影響，信息不完全下農戶關注、記憶媒體報道的“暴力拆遷”、“上訪事件”等顯著的、難忘的小概率事件，片面認為宅基地騰退過程損害了農戶的根本利益，而忽略城鎮化、工業化等大背景。
6.農戶的社會性特征。社會性特征表現為農戶的從眾示范效應和利他互惠行為。從眾示范效應雙向影響宅基地騰退，如當鄰里中絕大部分認為宅基地退出是有意義時，有67.9%的農戶選擇會考慮進行宅基地退出；當退出成功者認為宅基地退出是值得的，有61.9%的農戶選擇會考慮退出宅基地，表明農戶的從眾效應以及成功者示范效應等對宅基地退出有著顯著影響。
宅基地退出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首先，對調研問題備選項進行賦值。賦值結束后，進行回歸模型的選擇，農戶宅基地退出決策為因變量，影響因素為自變量，考慮因變量為典型的兩分類變量，因此，選擇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自變量與因變量的關系。運用SPSS16.0軟件，采用全部變量進入法，對數據進行回歸處理。
通過回歸分析可知，分析模型擬合優度較好，模型回歸結果與統計性描述結果基本一致。農戶特征中農戶年齡負向顯著影響宅基地退出，農戶兼業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正向顯著影響宅基地退出。稟賦效應分析表明宅基地是具有較高稟賦效應的人格資產，農戶主觀估價偏高。現狀偏見中“當前狀態滿意度”顯著負向影響宅基地退出。不確定性厭惡中，“城市生活適應程度、預期生活成本升高、養老社會保障以及就業問題顧慮”負向影響宅基地退出。錨定心理指標中，農戶對“宅基地退出意義”、“政府行為做法”的認識與評價負向影響宅基地退出，驗證了農戶錨定負面信息，負向影響宅基地退出的理論假設。從眾、示范效應中“成功者的贊同意見”顯著影響宅基地退出。在利他互惠行為上，農戶注重宅基地退出的代際影響，關注宅基地退出后子女教育的改善。
宅基地退出的政策引導與政策銜接
宅基地退出政策引導。1.消除農戶“利益受損”錨定心理。應加強宅基地退出中正向典型案例，和諧平穩推進地區的宣傳，發揮示范作用。加強城鎮化戰略、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土地利用率提高的政策宣傳與解讀，將農民對閑置宅基地退出及整理的理解置于實現現代化、城鎮化、工業化的大背景下，消除農民對宅基地退出過程中地方政府獲益、農民權益受損等固化的、歪曲的認識。
2.消除地方政府“轉移農民市民化成本”的錨定心理。農民工市民化是宅基地退出的重要銜接環，只有較好地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才能夠更有效地促進閑置宅基地的退出。然而當前，學界、社會各界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關注多，收益關注少。實質上，農民工市民化具有長遠利益。國外學者測算，農民工進城以后20年的工資勞動力回報可以持續提高，僅僅是勞動力參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能夠使GDP提高0.88個百分點。舉家進城，能夠站穩腳跟的轉移農民，貢獻了勞動力價值，繳納了個稅，其轉移成本通過勞動已經被沖抵，且前者小于后者。因此，地方政府應破除市民化成本的錨定心理，充分認識農民工市民化在增加城市勞動力供給、拉動內需、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效應。
宅基地退出政策銜接。1.宅基地退出與安置措施、土地整理政策的銜接。一是宅基地退出應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相匹配。宅基地退出過程中的安置與補償應針對4種類型的農戶而不同，對于第一類已在城鎮購有住房，且有穩定收入來源，不想要更多房產的，可以與集體簽訂放棄宅基地的協議同時獲取貨幣補償；對于第二類、第三類在城鎮有穩定收入來源，沒有自購房的可以置換由城鎮統一建造的市鎮安居房，具體補償、置換標準由各地區制定。農戶簽署放棄宅基地協議，或簽署置換協議并搬入新居后，舊房由鎮村統一組織拆除，復墾或整理。第二類、第三類農戶宅基地退出進入城鎮居住必然伴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鼓勵土地向種田大戶流轉，實現規模經營，也可以采取土地承包經營權換社會保障的方式，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10年以上的，可按照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中城鎮居民的繳費標準和待遇置換社會保障。
二是依托“三區一平臺”建設，實現土地整理、農戶安居、就業的聯動。宅基地的退出應依托農業園區、工業園區、安居社區的“三區”，打造“培訓平臺”，實現工業向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社區集中、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
2.宅基地退出后的就業政策銜接。依據地方政府財力，實施“農戶主要勞動力保護性就業”政策。如城鎮化推進中的公共工程、公共設施建設，應積極吸納農戶主勞動力就業，在缺乏公共工程就業吸納時，就業部門應優先提供主勞動力的就業技能培訓、就業扶持，有財政能力的地市在缺乏公共工程的就業吸納時，要以相應標準逐月向農戶主勞力發放工資。
3.宅基地退出后農戶轉入地、轉出地教育政策的銜接。將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各級政府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范疇，按照安居社區、保障房建設合理規劃學校布局，保障隨遷子女以公辦學校為主接受義務教育。
4.宅基地退出與社會保障政策、落戶政策的銜接。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統籌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把轉移農民逐步納入醫療、養老、失業、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社保機制。
(作者分別就職于河北廊坊師范學院經濟學院和河南開封新型城鎮化與中原經濟區建設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國土資源報2016-04-01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