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農民個人，還是家戶、村莊都存在于國家共同體內，其狀況和命運與國家政權和制度息息相關。田野政治學是由國家宏觀層面下沉到田野基層的，從自下而上的田野角度看待國家，又從自上而下的國家形態認識田野，由此將田野與國家形態緊密關聯起來。沒有國家關聯的田野很難稱之為田野政治學。田野政治學的貢獻之一便是將國家帶入農村農民研究領域，發現農村農民的國家化進程，并通過建構“國家化”的概念，認識國家形態演化的關系疊加機制。
1.起點于非均衡的中國政治 國家是政治學的核心要素，也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從某種意義上看，政治學就是有關國家的學問。但是，國家又是一個很不容易說清楚的問題。列寧深感：國家問題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是“一個最復雜最難弄清的問題”。我是在1980年代接觸政治學的國家理論的。當時，對國家的理解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側重于國家權力。這是因為革命的根本問題在于政權問題。二是將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盡管講到國家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但主要是涉及到不同的政治體制。我是從政治學的角度進入農村研究的。1986年承擔了國家教委（現教育部）首批青年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城鄉基層政治發展研究”。由此涉及到城鄉基層政治在國家體系中的地位和特點問題。 1980年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涉及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學界也主要是圍繞這一宏大問題展開，基層政治發展沒有引起太多關注。19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有復雜的原因，但也反映出思想界和學術界對中國政治的復雜性還缺乏深刻的認識。我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啟“我國城鄉基層政治發展研究”的，并于1992年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該書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從整體國家觀中跳了出來，提出了中國政治的非均衡性特點。 以往人們經常以所謂“大一統”之類的字眼來概栝中國政治社會的一致性特點。如果就國家的整體性，國家權力結構的一元性而言，這是不錯的。但是，如果我們將視野投向國家整體之下的基礎性政治社會之時，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遠非僅以“大一統”的字眼就能概括和涵蓋。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的國度里，政治社會狀況異常豐富和復雜。在國家內的不同地方、不同社會組織單位、不同人群里的政治狀況既有許多相似和共同之處，更有著不少的具體差別，表現出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非均衡特點。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非均衡性有中國這樣突出。國家整體層次的一元性、一致性與國家統轄下的政治社會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結合，“大一統”與非均衡的結合，才是中國政治社會的完整狀況和典型特點。 而中國政治的非均衡性特點又突出地表現為城市和鄉村這兩個具有鮮明特色的地域社會之間的差別。當我們全景式地掃描和追蹤中國政治社會發展軌跡時，就會發現：在古代中國，雖然皇權至上的專制主義一統天下，但專制主義政治在城市和鄉村這兩個社會空間中的作用和表現遠非一樣。以皇帝為首的權貴在各個層次的城市自上而下對四方發號施令，行天子之威。與統治堡壘的城市遙遙相對的廣闊鄉村卻與國家政治生活幾乎處于隔絕狀態，“天高皇帝遠”，成為皇權鞭長莫及之地。而在近代，當城里人津津樂道于海外傳來的“民主自由”，并為之奔走呼號時，鄉下人卻十二分詫異：民主自由能當飯吃么？城市和鄉村在政治方面的差異更是顯而易見。即使在當代，雖然遼闊的中國大地普照著社會主義民主之光，但在城市和鄉村卻會折射出不同的色彩。 將城市和鄉村作為兩個基本的社會地域體，具體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會狀況、特點和變遷，對于認識中國，特別是中國政治社會的進程與規律具有特殊的意義。 中國既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國，又是一個領土遼闊的大國。中國文明史一直是伴隨著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對立過程行進的，而且具有鮮明的獨特性，政治社會狀況的城鄉差別和不平衡尤為突出。對中國社會歷史有過深入考察的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分析1949年前的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時指出：“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是農村為數極多的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那里每個樹木掩映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原有的土地，沒有什么變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鎮的比較流動的上層，那里住著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勢者的家庭。……社會的主要劃分是城市和鄉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動上層階級人口之間的劃分。這種分野仍舊是今天中國政治舞臺的基礎”。只有深入到作為中國政治舞臺基礎的城市和鄉村社會內部及其相互間的二元結構，才能科學地解析發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撲朔迷離的景觀。 正是基于以上考慮，該書力圖將透視中國政治社會的視野投向長期為人們所忽視的基礎性政治社會，從城市和鄉村這兩個有著明顯差異的社會地域體入手，對中國政治社會表現于城市和鄉村的具體狀況、特點、變遷及它們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進行較為系統的比較分析。全書分為三篇，對古代、近代和當代的城市與鄉村的政治社會及其在國家進程中的角色進行了分析。2019年，該書進行了修訂并以《城鄉差別的中國政治》之名再版。修訂說明： 本書原書名是《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非均衡是一種狀態，與差別、差異一樣，是一種中性的狀態。現在看來僅僅用這樣一種狀態，還難以深刻反映中國的城鄉差異特性。修訂本書時，在認識論上有兩個突破。 一是著力于中國事實的理論表達。人類發展有共同性。但不同國家的發展路徑又有自己的特性。只有從中國看中國，從世界比較看中國，才能發現中國的特性。原書寫作注意了中西比較，但是還沒有形成自覺意識，也就是沒有充分進入中國事實本身去對中國事實加以理論表達，以深入發現和概括中國事實本來的特性。 二是以具體的人群作為研究的重點。城市與鄉村是地域空間的概念。但政治學不是一般的研究城鄉空間，而是要研究城鄉空間里的人；不是研究一般的城鄉關系，而是要研究城鄉關系下人的狀況和命運。政治學本質是研究具體的人及其政治關系的學科。城市與鄉村構成了國家的兩個地域部分，居住著不同的人群，他們在國家整體中處于不同的地位。原書注意到這一點，但理論自覺還不夠。 基于以上認識，本書修訂后的書名為“城鄉差別的中國政治”。在這里，差別具有相當程度的“差等”性，它可以更為準確地把握中國政治框架下城市與鄉村的地位與關系。從事實看，中國的城鄉關系不是平行的不同的經濟體之間關系，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地域空間的人群的政治關系。這種關系表示城鄉在政治共同體內處于不同地位，享受不同待遇，形成不同狀況并有制度支撐的差等性。差等體現差別，同時又不限差別，它要表達的是差別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的經濟社會過程，同時也是人為的干預和設定的結果。 政治的終極目的是讓人們過上美好生活。克服了城鄉差等性的中國政治，則是更美好的政治形態！ 《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反映了政治學的學科自覺，這就是關注農村是為了更好理解國家。我們在進入田野，關注農村時，有著宏大的國家關照。修訂后出版的《城鄉差別的中國政治》則體現了田野政治學的自覺，更關注城鄉兩個不同政治空間中的人的關系與命運。國家問題不是簡單的政權更迭問題，而是為了人的美好生活，最需要改變的則是長期處于政治邊緣的農民的生活和命運，其中包括農民的政治生活，由此將田野與國家形態關聯起來。 2.著眼現代化中的國家主導 1980年代，中國進入大規模現代化建設時期。在中國，現代化會帶來什么，特別是對國家穩定帶來什么？這是當時的學人較少思考的。19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表明，現代化在帶給人們全新世界的同時，也會造成政治的不穩定狀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政治不穩定狀態會由城市延伸到農村。1990年代初，我們承擔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了85萬字的最終成果《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一書。該書主要探討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對于國家穩定的地位。我在緒論中指出： 政治穩定通常是就國家整體而言的。但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總是由若干社會單元所構成。其中，城市和農村是國家的兩個基本單元。國家的政治穩定通過城市和農村的狀況表現出來。而城市和農村的差別又決定了政治穩定在城市和農村的表現有所不同。在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在現代化初期，農村的政治穩定在整個國家的政治穩定格局中顯得尤為重要。 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后果是造成了城市和農村的差距及二元社會結構。這一后果又構成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制約因素。同時，城市和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居于不同地位，并扮演不同的角色。對于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而言，農村扮演著雙重角色。 一方面，農村是國家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的源泉。這是因為，其一，農業是農村的基本產業，農村為社會提供基本的生活品。無論在什么時代，衣食都是人類的第一需要。不管是“以農為本”，還是“無農不穩”都反映了農業和農村在國家穩定中的基礎地位。其二，千百年來人和土地的關系培育出農民的務實態度。農民的需求較為實際，且相對不高。他們不會長時間為某種抽象的理念和激情所左右，所追求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他們的現實感和穩定性較強。周而復始，循時勞作是其人生習慣，安居樂業是其人生目標。這種社會生活的秩序化是一個國家政治穩定的基礎。其三，農業生產的分散性使農村社會缺乏有機的組織，更難以通過主動的政治參與爭取和實現其利益要求，他們不僅需要也希望政治權威來代表和保護他們。因此，農村人口對政治權威的認同性較強，而廣大農民對政治權威的認同則為政制、政權、政策和政局的穩定提供了強大源泉。 另一方面，農村又有可能成為國家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威脅性力量。這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它的一個必然后果是發達的城市和落后的農村并存的二元結構。雖然城鄉差別自古有之，但在傳統社會里被視為天經地義和無可奈何的事實。而在現代化進程中，隨著大眾傳播的影響、人口流動、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參與意識的增強，使農民，特別是青年一代農民對城鄉差別不僅難以認同，而且愈益不滿。他們要求改變既定的格局，變動感強于秩序感。其次，農民任勞任怨，有較強的承受力，但承受力總有一定限度。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的生活水平也可能得到提高，同時也會大大刺激他們的需求。但農業的一定弱質性決定了農民需求滿足的有限性，農民在現代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其利益要求難以充分滿足，甚至會受到損害。工業的擴張和城市的興盛往往是以農業的萎縮和農村的衰敗為代價。農民需求擴張和滿足程度較低的矛盾不可避免造成農民的相對剝奪感，為此積極要求改革現狀，平等分享現代文明成果。……再次，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的變動尤為劇烈。千百年來國家治理農村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將愈來愈失去有效性，國家對劇烈變動中的農村組織和控制難度增大，國家的有效治理往往趕不上農村的變動速度，從而為農民宣泄不滿造成了難以控制的空間。第四，農村的現代組織性和法制化程度相對較低，制度化參與渠道較少，農民的要求和不滿往往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方式的破壞性遠遠甚于建設性，從而構成對政治穩定的嚴重威脅。 美國的亨廷頓是研究發展中國家政治穩定的大師，他探討了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村各自扮演的角色，指出：“在現代化政治中，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鐘擺’角色。……它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他注意到了農村在中國革命中的角色，但沒有探討革命后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對于國家穩定的地位。《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的重點則在于此。與此同時，該書還認為，“與‘歐美式’和‘拉美式’現代化不同，中國現代化的國家主導和推進作用及對農村的關注特別突出。這是中國現代化高速發展和促進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的重要條件和特殊優勢。在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應該發揮這一優勢，有效處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該書注意到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國家形態特點，這就是主導性和能動性，并從多個方面論述了“通過國家的有效治理與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和整體發展來實現農村的政治穩定。”該書使我們得以將農村農民問題置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主導性框架之中，而不是孤立地就農村農民談論農村農民，從而將田野與國家緊密關聯起來。該書獲得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一等獎。 3.在自治中發現政府主動性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推動農村穩定與發展的重要舉措便是，在經濟上讓農民獲得更多利益，在政治上讓農民獲得更多權利。后者的重要表現之一便是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因此由農民群眾自發的創造轉換為國家行為。由國家主導和推動數億農民直接行使管理基層事務的民主權利，這在中外歷史上極其少見。1990年代，我們在農村進行了大量調查，特別是圍繞村民自治進程進行調查。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在中國的村民自治進程中，活動的主角是農民，但處處可以見到政府的影子。這在那些村民自治示范地表現得特別突出。我通過實地調查，在《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3期發表《民主化進程中的政府主動性——四川省達州市村民自治示范活動調查與啟示》一文。 達川市位于四川省東部的大巴山區，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構成中占較大比重。全市34.4萬人中，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達川市的村民自治的起步與四川省的整體發展相一致。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1991年5月28日，四川省第七屆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通過《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實施辦法》。四川省的村民自治進程由此在全省范圍內啟動。根據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村民自治的起步階段主要是進行試點，樹立典型，開展示范活動。四川省的村民自治示范縣（市）最初定在省城附近的彭山縣。該縣的村民自治進程較快，并出現了永遠村等示范典型村。達川市位于川東，距位于川西的省城成都較遠。1993年，該市成為四川省第二個村民自治示范縣（市）。其村民自治進程迅速加快，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不僅居于四川省前列，而且許多方面在全國也處于領先地位。 如果從長期缺乏民主傳統的角度看，對該市的民主化進程無論作什么估價都不過分。在這一平靜的民主化“革命”進程中，政府（這里是廣義的政府，包括執政黨、人大、政府等政治和政權系統）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主動性和積極性，其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現為：啟動、動員、引導、推進、規范等。達川市以政府組織系統推動村民自治，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它為認識中國民主化進程提供了不少啟示。 從西方民主化進程看，民主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然成長性。近現代西方國家的民主早在12-13世紀就在一些商業城市萌生，直到18-19世紀才上升為國家形態的民主，并成為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而中國直到19世紀中葉仍是專制力量十分強大的國家，長期缺乏民主傳統，民主發育程度很低。直到近代，伴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外來文明的傳播，民主萌芽才得以在中國社會自然生長，但仍十分脆弱，強大的國家政權系統一旦加以強力壓制，民主化進程即告中斷。這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特定背景，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的民主不可能像西方那樣緩慢地自然生長。但是民主化進程一旦得到國家力量的主動推動，就可能會大大加快。達川市的村民自治進程便可說明這一點。如果沒有國家有關村民自治示范的政策導向，沒有達川市政府組織系統的強力推動，村民自治所要求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是不可能迅速落實到社會基層的。 也許人們會說，這種民主帶有強烈的人為性，它能否持久鞏固，值得懷疑。如果領導不再重視，王昭林不再擔任民政局長，達川市的村民自治是否會終結？我在達川市調查時也聽到這樣的議論和質疑。我在調查期間與當時民政局王局長有過很好的互動，他之后還專程到武漢來交談。那年的武漢冬季特別寒冷，學校門口的馬路上結下厚厚的冰層，公交車無法開行，我們只能行走在冰面上。我們深度討論過如果他不擔任局長后，村民自治進程是否會受到影響的問題。對此我們有一定的共識。這就是論文中談到的： 任何政府行為都帶有人為性。領導人的意志和注意力的變化，領導人的更替，都會影響民主化進程。但是，只要政府行為不是脫離實際或強行移植的，它所造成的后果就不會發生重大變化。村民自治并不是政府領導人的主觀偏好，它所體現的民主精神事實上深深地蘊育在民眾之中。隨著農村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農民要求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政府行為只是將這種民間訴求提升到政府工作層面，并加以制度化、規范化。由于村民自治所體現的民主精神并不會隨著政府行為的改變而停息，那么，村民自治的進程亦會延續下去。特別是民主進程一旦轉換為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便很難被改變。如在達川，村民民主選舉已被村民視為天經地義之事，如果村組領導人不經群眾選舉或認可，其合法性基礎就會大大削弱。 通過對達川市村民自治的調查，我提出了一個政治學的命題，這就是“政府主動性”。在中國，政府的力量強大，民間社會的力量弱小。成一事，要依靠政府；敗一事，往往也在政府。這是中國的國家特性。“所以，在民主化進程中，不能簡單地將國家力量和政府行為視為消極物，在一定條件下，它會起到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于發達的國家組織系統在歷史上長期延續下來的中國來說，民主化進程應該充分利用國家力量和政府行為。這或許會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大大加快，并走出與西方不同的道路。”通過調查和思考，我已開始注意到中國的國家力量在社會變遷中的特殊角色，從而將村民自治與國家形態相關聯。 4.將現代國家帶入鄉村治理 1990年代后期，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突出，鄉村治理成為學界的熱點問題，相關意見不一。國家應該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并進行有效治理，成為共識。但對于國家為什么要這樣做的理論依據還缺乏充分的論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將現代國家理論帶入鄉村治理的研究，將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舉措置于現代國家建構的框架下，提出“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必然要求，而不是一時之舉。由此將鄉村治理與國家形態的轉變關聯起來。 現代國家理論是從外國輸入的一種國家理論。它的重要價值在于將傳統國家與現代國家區別開來。而我國正處于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轉變之中，這一理論對于我們如何從國家轉型的角度研究具體問題提供重要啟示。我很早就注意到這一理論并將其置于中國的場景下加以再認識。我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發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一文。該文認為，現代國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在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中，非均衡性表現得尤其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文明的積淀、社會的構成、國家的結構。我在《東南學術》2006年第4期發表的《“回歸國家”與現代國家的建構》集中地反映了我對現代國家建構及其中國進程的理解。論文開頭表示： 筆者早在1990年代初開始“發現社會”，提出了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的二分法，并一直從社會的角度研究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10年后，筆者開始“回歸國家”，但著眼的則是現代國家的建構。 論文提出：現代國家是相對傳統國家而言的。界定現代國家的關鍵詞是主權與合法性。由此引申出現代國家的雙重特性，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它是現代化鍛造的現代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中國的現代化和現代國家的建構都是在外國入侵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使得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表現出十分不平衡的特點，缺乏穩定性的制度將異質性的社會整合為一體。論文因此指出： 對于處在現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當今中國來說，更主要的任務仍然是建構，是建構一個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相對均衡的現代國家。通過民族—國家的建構為每個國民的自由發展提供組織平臺；通過民主—國家建設，為每個公民的平等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由此達致每個國民對國族的高度認同和忠誠，并不斷提升國家的能力。 我研究現代國家，不是一般地研究國家理論，而是為國家有效治理鄉村，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一種理論導引，由此將田野與國家形態關聯起來。在傳統國家，有“三農”而沒有“三農問題”。“三農”作為“問題”發生于現代化進程之中。對于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現代國家來說，解決“三農問題”是一種必然要求，也只有解決“三農問題”，才能建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正是基于此，我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加以論證。我在《社會主義研究》2006年第1期發表的《國家整合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文，指出： 現代化在造就城鄉差距的同時，又在鄉村動員中傳遞著一種平等發展的理念，賦予每個人以平等國民的身份，并由此構造民眾（包括廣大農村人口）對國家的認同。因此，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尋求一種縮小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的方式，以建構統治的合法性。如何改變農村狀況，是現代國家面臨的重要任務。 國家與社會的一體整合，是將國家內業已分化的各個部分作為一個統一的平等主體對待，將居于國家且業已分化的居民作為平等的國民對待，由此強化國家認同，建構一個有強大內聚力的國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則是統籌城鄉發展，將分割著的城鄉整合為一體，并通過各種方式促進資源向鄉村配置。 在《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發表的《現代國家建構與農業財政的終結》一文，指出： 農民負擔沉重是現代國家建構中的產物，免除農業稅是建構現代國家的需要，它的深刻意義在于為建構一個現代國民國家創建更廣泛的合法性基礎。 在《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6期發表的《現代國家的建構與村民自治的成長——對中國村民自治發生與發展的一種闡釋》一文，指出： 從現代國家建構的角度看，中國的鄉村治理體制也需要相應的轉型，對各種權力資源和治理機制加以整合，實行國家治理與鄉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這一過程中推進村民自治的發展。 在《河北學刊》2007年第2期發表的《現代國家建構與土地制度變遷——寫在<物權法>討論通過之際》一文，指出： 近百年以來，在以工業化為主導的民族—國家建構中，農民的土地權利尚未切實得到保障。隨著民主—國家的建構，需要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權利，將農民對土地的經營和收益由“責任田”向“權利田”轉變，以國家賦予農民土地權利來重新建構農民的土地主人地位及對國家的認同。 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發表的《現代國家建構中的鄉村治理》一文，指出： 對于現代化進程的中國來說，除了外部獨立以外，還必須推進內部的一體化，將分散分化的部分整合為一個整體。這其中，對鄉土社會的整合，從而建構其現代性，是最難的難題。整個20世紀，中國都處于解決這一難題的進程之中。這是我們研究中國鄉村治理變遷及走向的基本背景。 現代國家理論對于實踐有很強的指導意義。記得我受邀到中共中央組織部井岡山干部學院講課。有一名授課對象來自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官員。我問他：農民是否屬于勞動和社會保障的對象？他說：不屬于。我問他：農民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他說：是的。我說既然是的，為什么不屬于勞動和社會保障的對象？他說過去沒有思考這個問題，歷史以來就是這樣。歷史確實如此。因為歷史上的國家屬于傳統國家。傳統國家對于民眾主要是稅役。而對于現代國家來說，通過普遍的國民待遇建立起廣泛的國家認同是基本要求。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主管部門專門設立了農民工司，農民納入最低保障范圍，都屬于建構現代國家的要求。因此，將現代國家理論帶入鄉村治理研究，有助于推進鄉村治理的改善。 葉本乾是我指導的博士生。為了進一步將改善農民狀況納入到現代國家建構的框架之下，他在《東南學術》2006年第4期發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均衡性分析：三維視角》，提出了“民生國家”的概念。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生成與重構：現代國家構建中的農村基層政權 ——以河南弦鄉為例》便是以此展開的。 5.從“下鄉”建構“國家化” 20世紀是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種各樣的“下鄉”活動不斷出現。從20世紀初，由“皇權不下縣”到“政權下鄉”，再之后的“政黨下鄉”、“宣傳下鄉”、“教育下鄉”“醫療下鄉”，一直到20世紀末的“民主下鄉”、“法律下鄉”和21世紀初的“服務下鄉”等。我們在20世紀末還專門進行了“民主下鄉”的實驗。這一系列“下鄉”活動意味著什么，如何用一個總體性的政治學概念加以概括？從各種各樣的“下鄉”活動中，我們都可以發現與國家形態的關聯。這就是在由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變中才發生了一系列的“下鄉”活動。為了從總體上理解這些“下鄉”活動，我建構了“國家化”的概念。 “國家化”的概念最初來自于對村民自治研究產生的一個概念。2002年，我在為《現代化、城市化與農村基層民主》一書作的書評中指出： 將村民自治放在珠三角地區這一特定區域進行考察，研究村民自治的地區個性。在這里，可以生成國家化、地方性等一系列分析性概念和框架。 國家化是一個過程，標志著國家性日益深入地滲透于主權國家領域。國家性是人們對國家整體和代表國家主權的中央權威的認同，也即整體性和中央權威性。代表整體國家的中央統治權威集中體現著國家意志。這種國家意志反映了國家的自主性。國家通過各種自主性方式將國家意志貫徹到國家領域，進入國民生活之中，便形成國家意識。 我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發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一文，指出： 現代化不僅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而且是由一個分散、互不聯系的地方性社會走向現代整體國家的過程，這就是國家化，或者說國家的一體化，也即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 “國家化”的概念與現代國家建構同義。只是“國家化”更強調過程性，強調傳統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轉變及其基礎。我通過這一概念解釋20世紀以來的各種各樣的“下鄉”活動，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包括：《“政權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社會的整合——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國家視角》（《貴州社會科學》2007年第11期）、《政黨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的整合》（《學術月刊》2007年第8期）、《行政下鄉：動員、任務與命令――現代國家向鄉土社會滲透的行政機制》（《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法律下鄉”：鄉土社會的雙重法律制度整合》（《東南學術》2008年第3期）、《“政策下鄉”及其對鄉土社會的整合》（《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年第1期）、《“服務下鄉”：國家對鄉土社會的服務性滲透》（《東南學術》2009年第1期）、《“宣傳下鄉”：中國共產黨對鄉土社會的動員與整合》（《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0期）等。 正是在長達10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我最終寫成專著《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并于2019年出版。該書開宗明義指出： 在中國，改天換地不僅僅是對自然的改變，更是對社會的改變。從中國的傳統政治語境看，“天”意味著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地”意味著億萬民眾及其存在的鄉土社會。進入20世紀，崛起的現代國家正在取代數千年以來的傳統國家，一方面是散落在社會中的權力向國家集中，國家的統一性高度集聚；另一方面是高度集聚的國家權力力圖將長期歷史上處于分散的鄉村社會與國家整合為一體，力圖根據其意志改造和改變傳統鄉村社會。那種以往“是松馳的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國家權力如今以強大的力量進入民眾的日常實際生活之中。正是因為這種改造和改變，傳統鄉村社會的農民性迅速消逝，國家性因素滲透到廣袤的鄉土社會之中，鄉村社會發生了歷史從未有過的深刻變化。“天”改了，“地”也換了。 本書試圖超越一般的政策主張和短時段經驗，根據理論—歷史—變遷的邏輯，將鄉村治理置于20世紀以來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整合這一框架下加以理解和分析。國家整合是現代化進程中日益集中的國家權力對長期存在的分散分化的社會進行聯結，從而實行橫向社會的一體化和縱向國家的一體化。其核心思想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建構，國家權力向社會滲透，力圖根據國家意志改造和構建社會，社會日益國家化，具有愈來愈多的國家元素；二是社會認同，社會對國家滲透并不是消極的接受，而會以各種方式作出自己的反應，順應抑或反對，以及國家對社會的反應作出的調適。 該書試圖通過“國家化”的分析框架，將有關各種下鄉活動及其碎片化的理解加以整全，形成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理論體系。 6.在深耕田野中擴展“國家化” 國家化的概念出于現代國家理論，具有鮮明的現代取向。我試圖通過這一概念解釋和理解20世紀以來的國家形態轉變，并將“三農問題”的解決和鄉村治理的轉變置于這一框架之中，從而建立起田野基層與國家上層的關聯。但是，隨著村民自治遇到挫折及圍繞農村基本問題的認識分歧，逐漸將我們的視野引向歷史深處，這就是認識中國的國家轉變和鄉村治理的歷史根基和傳統底色。這是因為，現代國家理論畢竟是引進的，具有一定的價值規范性。在引進和運用這一理論時，注重的是現代性取向。在關注現代性取向的同時，忽視了傳統性。而傳統對于中國的國家形態和鄉村治理的轉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傳統性對于現代性并非完全是消極的存在。正是基于此，自2010年之后，我便將視野由現代國家建構轉向傳統國家形態考察，發起和推動了“深度中國調查”。這一調查是大規模的田野調查，是對田野社會的深度耕作，重點是了解傳統社會形態的構成。我本人參與了100多個村莊的實地考察。 “深度中國調查”的主要內容是以村莊為基礎的農村社會形態調查。通過這一調查，我們發現中國農村社會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不僅表現為其內在的自然、經濟、文化和社會構成，也反映了國家形態在其中的不同表現。 早在1992年出版《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時，我就注意到，國家整體層次的一元性、一致性與國家統轄下的政治社會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結合，“大一統”與非均衡的結合，才是中國政治社會的完整狀況和典型特點。但直到“深度中國調查”對全國各大區域的村莊實地考察，我才切身體會到這一點，并發現不同地方的國家權力的滲透和人們對國家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異。 在華南宗族村莊調查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過去這里是“宗法大于國法”，宗族子弟無論在朝廷做多大的官，回到村莊時仍然得按宗族輩份排序，得遵守宗族規矩。在長江區域小農村莊調查時，村莊權力表現為多樣性，國家權力延伸的保甲長只是其中的一種，且不占主導性地位。在黃河區域的河北省村莊調查時，訪談的老人首先問：給領導報告了沒有？畢竟這里是“天子”腳下，人們的國家意識強。在東北村莊調查時，所到的村莊人們都會談到“胡子”（土匪），因為1949年前缺乏國家力量所建立的秩序。在東南工商村莊調查時，村領導將我當成招商引資的老板，極力推介該村可開發的項目，其“市場意識”遠遠強于“市長意識”。在內蒙古調查時，行走在茫茫大草原上，我才切身感到皇權“遠在天邊”。但在訪問夏季牧場時，見到當地鄉鎮服務站直接進駐牧場，我又意識到如今的國家已是“近在眼前”。而在大小涼山的崇山峻嶺間，我真實感受到國家為何難以進入，從而使這里的奴隸制得以長期延續。 從田野中觀察國家，使我發現傳統國家在各個地方的表現有很大的差異性，有的直接受到國家權力的支配，還有相當多數的地方，國家權力只是若有若無。中國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國家建構的，其路徑和方式有很大差異。 將全國分為若干區域進行村莊調查，還使我切身感受到，中國的國家權力由中心向邊緣滲透的特點。中國很早就有了完整的國家形態，只是這種國家形態的權力更多集中于中心地帶，國家對地方的控制相當程度取決于對該地的稅收。在福建沿海的一個偏僻地方，長期歷史上屬于統而不治，只是因為稅收才設立治所，建立縣制。這一特點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與西歐有很大差別：一是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之前，已存在完整的國家形態，國家權力機器發達。而西歐的現代國家建構是建立在封建社會的“空地”上，權力主要散落在封建領主莊園中。現代國家建構就是將分散的權力集中于國家之手。二是中國很早就有了地域遼闊的政治統一體，國家通過中心權力對其他地域進行滲透和整合。從國家一出現，便開始了這一過程。而西歐只是隨著封建社會的替代才建立起統一的國家，并有了國家權力向社會的滲透。通過比較，使我意識到，根據西歐經驗形成的現代國家建構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有一定的限度，我過往基于現代國家建構理論形成的“國家化”的概念也有一定的限度。 為此，我對原有的“國家化”的概念加以擴展，這就是“國家化”不僅存在于現代國家建構時期，而且存在于自國家產生之后。當氏族社會為國家所替代，便開始了將不同于氏族性的國家性擴展到國家地域的進程。我在《廣西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發表《國家化、民族性與區域治理——基于歷史中國經驗的分析框架》一文，對“國家化”作了新的界定： 國家化是人們超越血緣氏族組織，設立國家政權并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推動組成社會的人們獲得國家性的過程。包括人們由一般的社會成員成為國家居民的過程和人們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獲得其地位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為國家整合或者國家的一體化，即將異質化的人群整合到國家體系中，并獲得國家的統一性。國家化是一個歷史過程概念，有助于認識國家演化的過程性、層次性和類型性。它包括兩個不可分離的過程：一是人們從社會走向國家，以國家形態存在的過程；二是國家政權將人們整合到國家體系中的過程。“國家化”是對“國家性”的過程概括。 將與現代國家建構相提并論的“國家化”擴展到只要國家一產生便開始有了“國家化”，更具有包容性，也更能解釋中國的國家進程。這是因為，產生于西歐的現代國家建構理論與“民族—國家”理論是一致的。現代國家建構是以一個民族建構一個國家為指引的。這一理論基于西歐的經驗。民族國家理論的重要創立者吉登斯再三申明：“民族—國家在其發源地，亦即‘西方’的發展”，指“‘歐洲民族—國家’。”如果簡單使用這一概念，就會遮蔽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進程和特點。我對“國家化”的概念加以擴展，有助于解釋中國的國家形態，這就是自產生了國家，中國便開始了“國家化”的進程，只是這一過程十分漫長和緩慢，直到1949年后才有了跨越式的進展。但這種跨越式的進展與傳統國家提供的基礎并不是毫無關聯的。盡管對一些邊遠地方的人們，國家“遠在天邊”，但畢竟是國家的屬民，這為后來的國家“近在眼前”提供了基礎。 7.國家在關系疊加中的演化 2015年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的重要內容是以村莊為單位的社會形態調查。社會形態體現著人與社會的關系及其特性。“關系”成為村莊調查的主要線索。我在村莊調查設計時表示： 村莊調查主要是以村莊為單位的調查，了解不同類型的村莊形態及其變遷實態。農村社會是由一個個村莊構成的。與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相比，農業文明的社會聯系更為豐富，“關系”在中國農村社會形成及演變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國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關系國家”，但是作為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文明多樣的大國，關系格局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現，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村莊。國家政策要“因地制宜”，必須了解各個“地”的屬性和差異。村莊調查以“關系”為核心，注重分區域的類型調查。 在深度的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農民生活在一個“關系的世界”里。長期以來，農民被定義為“原子化”，似乎他們生活在真空中。事實是：各種關系將孤立分散的農民聯結起來，并構成農民的行為邏輯。調查中問農民最愿意與誰合作？通常的回答是，“關系”好的人，包括親戚、朋友。當問及生活態度時，不約而同地回答是搞好“關系”。農村社會簡直就是一個關系社會。正是基于此，我們及時調整了調查提綱，將關系作為調查的重點。在初步調查基礎上我指導的數篇博士學位論文，均是研究村莊社會關系的。關系因此進入研究的視野。我為此撰寫了專門的理論與方法論文《關系權：關系與權力的雙重視角》，提出：“關系即權力，權力在關系中”的命題。 在進一步調查中，我發現農民的行為不僅為私人性關系所支配，還受制于更為豐富的關系的支配。我們的調查分為七個區域，不同區域的村莊形態有著不同的關系構成。總的來說，村莊愈發達，關系愈豐富。在靠近緬甸的云南邊境的一個村莊，我們驚訝地發現，就在數十年前，那里還是刀耕火種，根本不知道“國家為何物”，更遑論政治關系？而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不僅有了豐富的財產關系，而且“國家就在眼前”。社會發展進程亦是關系不斷擴展的過程，由此有了關系擴展的概念。 而在對不同區域村莊調查的對比中，發現即使是那些發達的村莊，也保留和殘存著非常古老的宗族傳統，盡管受到沖擊，但經常死灰復燃，綿延不絕。就在距離發達的廣州市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人們還居住在以祖宗祠堂為中心的村莊里，其成員資格和行為邏輯的來源是祖宗。我因此撰寫發表了《祖賦人權：源于血緣理性的本體建構原則》的論文。盡管這一論文對于長期為“天賦人權”影響的思維是極大的沖擊，并遭遇爭議，但它是基于歷史事實現象的提煉和概括，要揭示的是殘余的血緣關系仍然在支配著人們的行為。將人們聯結起來的各種關系猶如壘疊的土層。由此有了關系疊加的概念。 關系、關系擴展、關系疊加的理論和方法源自田野調查。這一理論和方法對于我對國家問題的理解有很大幫助。我是在1980年代初學習并進入政治學研究的。鄧小平1980年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一文是我們反復閱讀的文獻。該文深刻反思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體制和歷史原因。指出：“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眾所周知，陳獨秀是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五四運動”的旗手之一。中國共產黨是在激進的“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成立的先進政黨。為什么成為中共黨的領袖之后，陳獨秀等人卻沿襲了古老的家長制的政治樣式，之后這類現象為何反復發生？這一直是沉淀在我腦海的一個問題。我在《學術月刊》2010年第12期發表的《家族政治：亞洲政治的魔咒》試圖解答這一問題，但沒有方法論上的思考。通過對田野的深耕，發現關系、關系擴展和關系疊加對于解釋困擾我長久的國家問題有方法指導意義。回頭再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增強了我從關系的視角理解國家現象的信心。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研究國家生活現象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視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而用當事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但是存在著這樣一些關系，這些關系決定私人和個別政權代表者的行動，而且像呼吸一樣地不以他們為轉移。”“現實的關系決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陳獨秀等人沿襲了古老的家長制的政治樣式，家族政治得以成為亞洲政治的魔咒，表明了古老的血緣關系對現代政治生活仍然有頑強的支配作用。國家不是抽象的機器，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構成的，人受制于關系，國家正是在關系的變化中演化的。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撰寫了多卷本的著作《關系中的國家》，力圖將關系疊加作為國家演化的支配性因素，由此發現國家形態的多層次性、國家進程的復雜性、曲折性和多面性。 8.探求田野與國家互動機理 田野政治學以國家形態為關聯，將田野與國家聯結起來，體現自上而下的國家關照和自下而上的田野發現的雙向互動。這一路徑反映了田野政治學的特點。 在國家觀照下認識田野。田野是一個領域，這個領域不同的學科都可以介入，并賦予其學科意義。而田野政治學視域下田野，是體現國家關照的田野。自有國家以來，任何田野都是國家化的田野，是國家整體的一部分。田野政治學賦予田野以國家意義。離開了國家的關照的田野，便不具有政治學的特性。特別是隨著國家化程度日益提高，自然形成的田野愈來愈具有國家建構的屬性。只有從國家關照的角度才能深刻理解田野的屬性。在傳統社會，有農業農村農民，并不構成“三農問題”。“三農”成為“問題”產生于現代化進程之中，并成為現代國家需要解決的問題。問題不在于“三農”而在于國家。只有解決“三農問題”才能建構起現代國家，換言之，解決“三農問題”是建構現代國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將“三農問題”提升到國家形態轉變的高度，才能為國家解決“三農問題”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這正是政治學關注田野的使命所在。 在田野中發現國家。自有國家以來，任何田野都具有了國家的屬性。但是，國家在廣袤田野大地上的分布和表現不一樣。在廣袤田野大地上的人群眼里的國家也不一樣。只有深入到田野大地上，才能更深入具體地發現與統一文本不一樣的國家形態。田野政治學與一般的政治學所不同的地方，便在于是從田野而不只是從文本上認識國家。田野的質性調查將“一口井”打深，不僅僅在于發現這口井的自然、社會和文化的多層次性，更要發現這口井的國家的多層次性。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經常會聽到農民的一句話，這就是“中央是恩人,省里是親人,市里是好人,縣里是壞人,鄉里是惡人,村里是仇人,街頭執法的不是人”的流行語。它反映了農民眼里的國家形象的多層次性。只有進入田野現場，從田野的角度才能理解這一流行語的背景及其對國家認知的多層次。與此同時，國家在不同的田野場域表現形式也不一。正是在2015年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中，我們才發現國家在不同田野上的多樣性表現形式，才形成對國家的關系疊加式變遷的認識。沒有對田野的深度調查，便很難產生對國家的深度認識。 田野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建立在田野基礎上，由此形成田野與國家的互動。如何探求田野與國家的互動機理，是田野政治學的重要使命。田野政治學通過建構“國家化”的概念來理解和分析田野與國家的互動，有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但有待進一步開拓。2015年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對傳統農村社會形態進行了大規模調查，但需要探求傳統農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聯結與互動機理。目前，已有了通過稅收、技術等機制將田野與國家聯結起來的研究，如陳軍亞教授發表于《云南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的《因稅而治：區域性國家治理的機理——以區域村莊形態調查為依據》等論文，但這還只是開端。另一方面，隨著國家化的推進和深入，還有更多的理論與實際問題需要深度研究。例如，現代國家政權建設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這就是“內卷化”，即國家政權愈是深入到農村，農村對國家的離心力愈強。這一命題建立在1940年代農村調查事實上，與政權的特性相關。進入21世紀，國家進入農村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以往，是否造成了“內卷化”？如果沒有，又是什么原因？特別是隨著國家化的推進，國家不僅僅日益深入到人們的身邊，而且要求深入到人們的內心，由此建構對國家的認同。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命題。即使是那些建構起現代國家的地方，也存在著通過國家整合解決不斷再生的社會分化問題，以重新達致全體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正因為如此，“國家化”是一個比現代國家建構更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概念。它更強調“國家化”是一個沒有終點的過程，是一個國家形態需要不斷提升的過程，是一個需要不斷改進國家治理從而獲得全體國民內心認同的過程。 過往的田野政治學從關注現實到走向歷史，在深耕田野中擴展了“國家化”的概念。那么，今后的田野政治學可以通過有國家關照的田野調查，深化田野與國家互動機理的探討，推動國家化理論的建構，使之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從而為田野政治學走向未來、走向世界開拓出新的境界！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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