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世界上出現了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陣營，在這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早打出改革旗號的據說是南斯拉夫的鐵托，他大搞企業自治，想走出一條全新的社會發展道路； 爾后是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他在個人權力的鼎盛時期篤信黨是領導一切的，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在于黨的領導，因而異想天開地將蘇聯共產黨分割為工業黨和農業黨，并由 此埋下了黨內組織分裂的歷史禍根。和南斯拉夫、蘇聯比，中國于1978年才拉開改革開放的歷史序幕，因此從起步時間方面說我們并不占優勢。
但40年后，我們看到南斯拉夫和蘇聯這兩個國家早已解體， 二戰后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已集體滑向了資本主義。世界上選擇社會主義制度或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只剩下中國、 越南、古巴、朝鮮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且經濟發展水平又是如此的參差不齊，可以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方面，早已是一騎絕塵，不僅讓世界上眾多發展中國家艷羨不已，就連一些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的重要經濟體也不敢小覷。
中國人均收入從1978年155美元到2017年的8800美元，40年增長達近57倍。毫無疑問，中國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創造了一個經濟發展神話。當我們今天回過頭來重新思考這個神話的誕生過程時，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萬事開頭難”這句老話，中國的改革最值得慶幸的則是：我們有一個非常“容易”非常“簡明”非常順暢的開頭——農村改革。
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并沒有什么頂層設計，小平同志說的“摸著石頭過河”那也是后來才總結出來的經驗。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報》發表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以及由此引發的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實際是為改革鳴鑼開道的理論先聲，而1978年12月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 個農民簽訂的分田到戶聯產承包的生死狀則引發了一場席卷全國 的農村改革運動。
改革為什么始自農村，農村的改革為什么又發端于安徽省的一個窮困村莊，這一看似偶然發生的歷史事件實際上有著一種歷史必然性。
1978年，中國農村人口7.9億，在總人口中的占比為82%， 該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34元。我1968年插隊下鄉在農村當過兩年知青，當時曾親眼目睹了農村的貧困，吃不飽穿不暖是普遍現象，人民公社這種號稱有“一大二公”優越性的農村組織形式對生產力的破壞已一目了然。我下鄉的前郭縣八郎公社地處松嫩平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人民公社大呼隆的生產方式下，人 們出工不出力，糧食畝產非常低，在全國還有許多自然條件不如我下鄉公社的鄉村，那里農民的生活則更苦。我1976年到安徽省懷寧縣去接兵，對十個潛水新兵的大部分家庭進行走訪，當年淮北農村還有血吸蟲病流行，家家戶戶都沒有門，里屋門外屋門的隔斷只是門框上掛著半截破布，吃飯時沒有飯桌，男男女女每人端著飯碗飯上面放幾塊咸菜然后聚在某處邊吃邊聊天，這著實讓 我驚奇。我當年下鄉，干了兩個半月活，掙了3.65元，每天掙10 個工分的整勞力，日收入只有8分錢，這已經算是很窮的了，但看看安徽懷寧農村，似乎農民的生活水平還遠不如我插隊的八郎 公社兩家子村。1976年時我已當兵三年多，已經讀過許多本馬列著作，看到農村這些景象時，我想，農村的貧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不相適應造成的嗎？
對于中國農民來說，當初滿腹的改革沖動沒有誰會想到什么 祖國富強民族復興這些宏大目標，人們鋌而走險為改革甚至愿意先訂生死狀，充其量就是解決想吃飽飯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 治窮這個最低改革綱領才能最大限度地動員7億多農民的改革參與熱情。這也應了毛澤東說過的“窮則思變”那句話。改革從最窮處開始，而且自下而上，純屬自發。
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農民的改革首創為什么會出現在安徽？
資料顯示，早在1961年，安徽省的包產到戶率就已高達80%，而同期全國農村的包產到戶率只有20%。安徽省在包產到戶方面并不是開先河者，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最早可追溯到四川江津地區和浙江永嘉縣的燎原高級社，其中，永嘉燎原社的做法全國影響最大，因為他們在實踐中總結出了一整套經驗并且在 1957年的反右中，力推包產到戶的永嘉縣委副書記李云河被劃為 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下放工廠勞動改造。1958 年，在人民公社如火如荼發展起來時，勞動集中管理和分配平均 主義的弊端比之高級社時期猶有過之，在中央提出對人民公社一些做法進行調整整頓時，一些地方在各自找尋農村經濟的自救之路。當時甘肅的農民提出“包產單位越小越好”；河南的新鄉和 洛陽都大量出現了包產到戶現象；湖南一些地方實行“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的辦法效果相當不錯。但所有這些看似簡單有效 的改革措施都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被當成“右傾”成為了政治打擊對象。1960年天災人禍出現后，由于全國饑餓嚴重蔓延， 中央于1960年7月在北戴河開會，確定“調整、鞏固、充實、提 高”八字方針，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包產到戶被當成了危機自救的有效手段。正是在中央的認可下，安徽省才在全省較全面地展 開了包產到戶工作。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曾希圣在1961年3月廣 州會議期間向毛澤東主席匯報了安徽省包產到戶情況并在會上作 了發言介紹安徽做法，當年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兩次派人調研考察安徽的包產到戶工作,1962年4月鄧子恢又到廣西龍勝進行調研，更加認可了農村包產到戶的做法。從1962年5月31日到7月11日，鄧子恢在中央黨校等中直機關做了六場報告，明 確肯定包產到戶。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作報告和講話，首次提出：當前的經濟困難不僅天災還有人 禍，即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在講話中也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七千人大會之后毛澤東派秘書田家英到湖南農村進行實地調查。田家英原來是不贊成安徽等地包產到戶做法的，但在 1962年三四月間到農村進行了兩個多月深入調查后也變成了包產 到戶的積極支持者；田家英的調察匯報得到了劉少奇、鄧小平、 陳云的稱贊卻遭到毛澤東的明確反對，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一 種后退、是單干，是集體經濟信念的喪失。
毛澤東對包產到戶的態度為什么陡然轉變？這些在爾后的中 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可以找到答案。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此 前，中央曾在北戴河開了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 東做了關于階級、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提出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還錯誤地批判了“單干風”（指包產到 戶）、“翻案風”（為彭德懷翻案）和“黑暗風”（指對經濟困難 的充分估計）。至此，毛澤東作為具有崇高威信的黨主席亮出了自 己對農村包產到戶的終極表態，黨的左傾路線傾向已明顯抬頭。
直到毛澤東逝世，中共黨內發生了主導權實質變化，左傾路線終結之后，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才得到中央高層支持并最終在全國范圍推行。這使得那個獲得教科書式贊 譽的人民公社制度徹底瓦解。農業生產效率從此年年大幅提升。 從農業生產要素說，我們并沒有增加新的投入只是改變了生產組織方式及相應的分配形式，農村財富就從地底下大量涌冒出來。 我1960年有過刻骨銘心的挨餓體驗，傳統計劃體制下的糧票、布票及各種票證記憶深刻腦海，直到1985年我到中國人民大學做博 士研究生時也時不時去農貿市場拿全國糧票換雞蛋。但到了1990 年代初期，我突然發現糧票已變得可有可無了。這意味，只是經過了十多年時間，中國就通過成功的農村改革解決了十幾億人 口的糧食限量供應問題，這件事的巨大意義，只有我們這些有過 1960年代挨餓經歷的人才能充分理解。
中國改革從農村起步符合先易后難規律，我們的決策層在改革初期只是作為群眾創舉的支持者和政策松綁者，農民在改革初期得到的是土地使用權、生產經營自主權和剩余產品所有權（所 謂“繳夠國家的、留下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就驟然提升，在家庭自主支配下，全國農田畝產水平大幅提高。農業基礎的穩定、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幾億人口的陸續 脫貧，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具備了良好順利的開局。
按照高標準要求，似乎中國的農村改革最終目標是用大農業大生產的方式讓農業人口比例降至最低例如20%或10%以下，農 業產值也應該在GDP中占比最低，例如5%以下，因為農業人口越 少農業產值占比越低說明一國的經濟越現代越發達。但中國農村改革之路的選擇權一直在農民自己手里，家庭聯產承包作為改革初期的舉措從歷史角度看就是從中國農村國情出發的最優選擇， 因為這種農業生產方式，中國農民從1956年、1958年、1961年起就已經開始了不屈不撓的探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和訊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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