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開放的醞釀與準備階段
1975年4月，中央解除對我的政治監護，從北京下放到西安，但我的黨組織生活尚未恢復。1977年上半年，我給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黨校學習。黨的十一大召開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開始恢復工作，中央調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會副主任。我后來聽說，是李先念批的。
1978年秋，李先念到東北視察，他到了沈陽。當時，王恩茂是我們吉林省的負責人，他派我趕緊到沈陽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陽的當天晚上，就給李先念的秘書打電話。他的秘書請示先念后告訴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沒有時間，因為當地的干部要與李先念等中央領導會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飯以前去。第二天早上見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個要求：“現在要對外開放，國外的情況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讓我出國考察?”他當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給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讓他組織一個政府代表團。
這一年的11月，國家組織機械工業代表團對歐洲機械工業，特別是汽車工業進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時任一機部部長)是代表團團長，我是副團長，江澤民是秘書長(時任一機部外事局局長);團員是一機部的司局長和屬下的廠長、經理。我們到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國、德國，轉了一大圈。當時，給我留下印象的是，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在改革，如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原本是國有企業，是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資的，以后聯邦政府的股權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而且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和工農聯合體等;甚至羅馬尼亞的消費品也是依靠發展縣屬企業來解決的。這對我以后搞企業改革有很多的啟示。
我說這個事，是因為1977年下半年我剛出來工作，1978年就出國考察，所以印象很深。打倒“四人幫”以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干部，都在深刻反思歷史的教訓，這是一個總的背景。當時，外國究竟是怎么樣?我們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種困惑，為什么我們的經濟搞得這么差?我們的體制究竟出了什么問題?我們知道一點兒信息，日本、德國被戰爭打垮了，但他們為什么能在經濟上崛起呢?走出去看過以后，使我們大開眼界!可以說，這一次出國考察，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們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這只是一個例子。那時候，出國考察形成了一股風潮。中央各部門、各省市的負責人，包括一些大企業的領導都出國考察。這里，我想說，毛澤東晚年辦了很多錯事，但辦了一件好事——中美建交，中國加入聯合國，鄧小平去了美國，這對鄧小平的影響很大。所以，鄧小平以后在經濟上就是要學先進國家的經驗，他找國外很多人談，聽取他們的意見。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與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簽署了中美在科技、文化和領事事務方面的協議。
1979年，在陳云主持的國務院財經委領導下，由張勁夫的體制小組提交了《關于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這個《初步意見》主要強調了兩點：把企業從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改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按專業化協作和經濟合理的原則，組織專業公司和聯合公司;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調節為主，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在我看來，這兩點還是沿襲了過去的一些提法。
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國以來，由于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為主要手段的計劃管理體制。為了克服體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劉少奇找薄一波、葉林和我談話，設想用聯合公司或托拉斯這種組織來改組我們的工業企業。他當時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廳局都在干預經濟，這是超經濟的辦法。組織企業性質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機構管得好一些。他考慮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機關，而是經濟組織，這樣就可以更接近生產，更接近企業。8月，劉少奇代表中央批轉了國家經委《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報告，不久，全國煙草、鹽業、汽車、橡膠、醫藥等12個行業組織了托拉斯，經濟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劉少奇的嘗試也就結束了。
劉少奇關于建立聯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構想，給當時主管工業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贊同。1979年，根據鄧小平的設想，把軍工和地方工業兩套系統的機械工業統一起來，平戰結合，軍民結合。管理上搞專業化的聯合公司，產品搞“三化”，即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這樣的改造涉及8個機械工業部，以及煤炭、輕紡、化工、石油、農墾等諸多部門。中央決定，這項工作由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負責，為此組建了國家機械委員會。當時，我已經從吉林調到六機部(即造船工業部)。薄一波要在造船工業部下屬企業多的地方，先成立兩個地區公司，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東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還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屬企業的關系并未理順。這是因為，當時江南造船廠和大連造船廠既是百年老廠，又是省軍級單位，很難協調。后來，薄一波又急于將部改為總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見，要我當董事長。當時，我對這個提議有些猶豫。我向他表示自己沒有搞過企業，缺乏企業工作的經驗，不能擔任董事長。我講這些，是想說明《初步意見》提出“組織專業公司和聯合公司”的歷史背景。實際上，還是延續了劉少奇關于公司制的嘗試，總體上還是設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改革。
“市場調節”講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陳云同志。早在1956年，陳云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就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其中就包含著市場調節的含義。陳云始終認為，國家計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市場調節只是從屬的、次要的和補充的部分。應當說明的一點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對“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個概念經常是混用的。應該說，在經濟工作方面，鄧小平是很尊重陳云的意見的。從這個角度看，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人吉布尼時，談到“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實際上還是“市場調節”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見》中提出，以計劃調節為主，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是符合陳云的一貫思想的。
從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設想，還是在堅持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將公司制管理和市場調節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并沒有打算要徹底否定計劃經濟。成立的公司，還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業化的公司。不論是企業還是公司，都還擺脫不掉行政附屬物的地位。用當時外國人的說法，中國只有工廠，沒有真正的企業;并說計劃經濟就是命令經濟。這些尖銳的意見，對我們這些長期搞經濟工作的人來說，確實觸動很大。
80年代開始時，趙紫陽當總理，碰到了一個“調整”的問題。那時候的說法是：重調整，緩改革。但是，趙紫陽一直是注重改革的。1982年春天，國務院決定，根據工作的需要，撤銷國家機械委，成立國家體改委，加強國家經委。最開始，呂東征求我的意見，是薄一波對他講的。薄一波說，要加強改革。因為趙紫陽已經來了，他是強調改革的。趙紫陽在四川，一個是推進農村改革，一個是開始企業改革試點。他到北京以后，一直強調要加強改革的機構。薄一波建議，趙紫陽兼體改委主任，總理親自兼，薄一波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讓呂東問我是不是到體改委去。另外，呂東對我說：“機械委的一部分人要到經委去，一部分人可以到體改委來。”這樣，就在國務院體改辦的基礎上，成立了國家體改委。另外，我從另一個渠道了解一些情況。劉明夫在原來那個體改辦，他在退出體改辦時，給趙紫陽寫了封信，推薦我到體改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劉明夫是計委的副主任，他和我在計委工作時比較熟悉，他是一個經濟學家。這是我知道的兩個渠道：一個是通過呂東，薄一波征求我的意見，說他要當體改委第一副主任，趙紫陽是主任，問我是不是能到體改委去。另一個是我聽說的，劉明夫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推薦我到體改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到了國家體改委?！ ?nbsp;
二、80年代改革開放的實踐探索
現在回顧起來，整個80年代的改革，可以說，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或者說是改革開放的探路階段，究竟要走什么路?也可以說，是上下左右學習改革開放的階段，因為人們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
當時，中央有兩句話，叫作“對內搞活，對外開放”。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論，但這兩句話的影響最大，為人民群眾的實踐探索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比如鄉鎮企業，由于各地的情況不同，實際上有三種不同類型：江蘇搞的是集體企業，浙江南部搞的是個體私營企業，廣東搞的是出口加工、三來一補?？偟亩冀朽l鎮企業，允許各地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搞，這不能搞全國統一的設計方案。又比如，對外開放也是放手讓地方去試驗。先是深圳、珠海，廈門、汕頭，以后是廣東、福建的特殊政策，再后來就是14個沿海城市搞開發區，這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試驗，后推廣。很多具體辦法都是地方根據自己的情況和可能來制定的。
拿我親身經歷的城市改革來說，80年代的改革重點，是以微觀改革為主，宏觀是為微觀改革創造條件。應該說，在80年代，宏觀沒有怎么大改，政府改革、機構改革也都不算成功。
在80年代，企業改革都是采取過渡形式。因為在當時，我們面臨的是短缺經濟，除了個別企業外，企業產品不愁沒有銷路。因此，當時的國有企業很少虧損，很少破產。大量企業虧損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當時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業，使企業職工增加工資。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初的一些過渡性措施，還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比如說利改稅，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稅的設想是，降低稅率，為企業平等競爭創造條件。這個設想是很好的，但在開始執行中，因為那些好的國有企業留利較多，財政部對此有意見，所以后來加了一個調節稅，那是照顧到財政。當時的財政也確實很困難，中央財政要增加100億收入都非常非常難。因為放權讓利以來，中央財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當時企業改革是從調整分配結構入手的，企業多拿，職工多拿，財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這樣。為了讓財政能夠過得去，所以加了一個調節稅，這是一種過渡措施。
又比如承包制，趙紫陽開始并不贊成承包制;但現在看來，也不能完全否定承包制。要承認這是一種過渡形式，承包制對有些企業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鋼鐵工業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對鋼鐵工業的投資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潤上繳的，超過增長比例的部分留給企業，有利于企業的技術改造和增加職工工資。采取這樣一種過渡措施是有歷史原因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倡導發展重工業。“大躍進”中，又強調“以鋼為綱”。當時，有一個規劃，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這個鞍鋼、武鋼、包鋼;“五中”就是太原、馬鞍山、重慶、本溪、首鋼;“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點兒資源的就可以搞。這些企業長期得不到很好的發展，只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步走了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愿意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因為過去的辦法是，企業全部利潤上繳財政部，財政部又劃給國家計委，計委再根據國家計劃投到企業。實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潤留給了企業，企業可以根據市場情況自主決定改造什么，怎么改，這對國有企業轉變為市場主體起到了促進作用。當然，我們這些過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當時，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沒有十全十美的辦法。如果具體的改革辦法都由國家來設計，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
在企業改革方面，趙紫陽是贊成搞股份制的。但是，要全面推行股份制，當時的條件還不成熟。最早，世界銀行的林重庚跟我談過股份制，但他也沒想出具體的辦法。他說：“能不能讓國有企業互相參股?”但這在實際中是很難做的。趙紫陽說，要試點。所以，股份制試點就先在上海、廣東、深圳搞起來了?？傮w來看，在十三大以前，體改委跟經委合作得很好。股份制試點是體改委搞的，其他方面的企業改革很多是經委操作的。應該說，80年代的企業改革，經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是搞城市試點。那時候，下邊的話是，搞活企業，搞活流通和發揮中心城市作用。我們搞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就是為了幫助地方實現這一目的。1982年，我到體改委以后，已經確定了先在兩個中等城市搞試點，一個是湖北的沙市，一個是江蘇的常州。我剛到體改委就去看了這兩個城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的新產品。那時候，沙市的床單，常州的燈芯絨，很是暢銷，不是在國內而是在國外，有多少就能出口多少，國內都買不到。實際上，他們的產品已經市場化了。他們為什么能發展?就是因為他們退出了傳統的流通環節，直接到國外市場參與競爭!所以，當時搞活流通很重要。以后在重慶、武漢搞試點時，都把搞活流通放在重要地位。在傳統體制下，我們的流通層次分為一級站、二級站、三級站，生產企業的產品(消費品)分別交給這些站進行批發。在城市改革試點中，企業與商家直接見面，減少了流通環節，降低了交易費用，這在城市改革中是一個很大的舉措。那時候，各個城市都在搞百貨中心，就是那個百貨大樓，讓生產企業把產品直接銷到百貨大樓，不經過一級站、二級站、三級站。這樣，就把傳統的流通環節全拋掉了。這以后，就是搞橫向聯系，有些地方也叫橫向聯合，就是生產企業之間的協作配套。我記得，1986年，我們正在搞橫向聯合，這是紫陽提出的。在杭州，陳云把我找去，問：“橫向聯合是什么意思?”我解釋說：“就是不是像過去那樣由計委和部門垂直指揮，而是推進企業間橫向的經濟聯系?！彼f：“我同意你們搞改革探索。我是主張先生活、后基建，就怕你們把基建攤子搞得太大?！?nbsp;
80年代，我們總的經驗就是，中央為改革開放探路做了兩件事情：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指導意見和要求，具體操作是下邊群眾創造的。通過群眾創造，經過試驗，逐步推廣。因此，很多改革不是事先設計好的，承包制是由企業首先倡導搞起來的，鄉鎮企業不是中央設計的，流通體制的改革也不是上面設計的。群眾的創造各式各樣，最后是各種改革方式的合流。比如說，鄉鎮企業就有很大的變動：蘇南開始是集體企業，搞承包制，以后呢，是股份制了;浙江開始是個體企業，以后是私營企業，再以后是股份合作制，現在也是股份制、公司制；廣東先是來料加工，三來一補，以后是合資、公司制。這條路是各個地方根據本地的情況走出來的，把全國的企業改革統一設計成一種形式，在當時是辦不到的。如果說我們設計的統一方案能夠實行，那就是走計劃經濟的路。
廣東從承接“三來一補”業務起步。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
三、中國的改革是如何趨近市場化目標的
坦率地講，中央決策層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問題上，并不是一開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據地方和企業的實踐探索，同時注重學習、借鑒國外的經驗，逐步明確的。
1980年4月，趙紫陽到北京全面主持經濟工作和改革工作。但在他剛到北京的一個時期，工作是比較困難的。實際上，趙紫陽到北京，是鄧小平定的。陳云當時為什么能把財經委讓出來，讓趙紫陽來搞，就是因為趙紫陽有一個思想，他們都贊同。這就是趙紫陽始終強調，改革一定要讓群眾得到實惠。農村改革就是讓農民群眾得到實惠;擴大企業自主權，就是要搞活企業，企業工資提高了，企業職工得到了實惠。他常說，判斷一個改革可行不可行，衡量利弊的標準，就是看群眾能不能得到實惠，生產能否得到發展，這是最重要的。
嚴格來說，趙紫陽沒在中央部委工作過，缺乏管理宏觀經濟的經驗，所以他很現實。他強調，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這與鄧小平強調“兩個積極性”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鄧小平是堅決支持趙紫陽的。鄧小平曾對趙紫陽說過：“文化大革命批條條專政，將大部分企業下放到地方，現在不要收回來。改革要發揮兩個積極性，這樣有利于經濟的發展?！蔽腋杏X，在這一點上，鄧小平與毛主席有點兒相像，當然也有很大不同。在“大躍進”以后，毛主席再三講，經濟管理要適當分散。他特別堅持說，歐洲能夠發展，就是歐洲有很多國家;中國人口比歐洲多，發展不起來，就是太集中，因此要分權。毛主席的分權思想，就是想打破大一統的體制，那時候是針對計劃管理說的。鄧小平走財政包干的路，首先包干的是廣東，以后是江蘇。在廣東和江蘇的經濟發展中，財政包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鄧小平看來，行政分權的目的是要調動兩個積極性。地方要有一定的經濟權力，如果什么都由中央大包大攬，這是不行的。在這點上，趙紫陽與鄧小平是一致的，也是他們的一個指導思想。
9月，根據趙紫陽的指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國務院體改辦起草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明確提出了“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這一份《初步意見》是由薛暮橋和廖季立主持的，它提出了兩個新概念：一個是發展多種經濟成分，一個是商品經濟，這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突破。但當時的大背景是，“重調整，緩改革”，改革要服從調整，致使改革的工作部署很難有實質性的推進，《初步意見》中的一些改革設想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1981年4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對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態度，將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不那么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三類是不太堅定地贊成商品經濟的;第四類是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當時，把對商品經濟的態度，看成一種政治態度，作為政治排隊的依據。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強調了“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12月下旬，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陳云針對包產到戶以后出現的新情況，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實際上，他是間接批評了“商品經濟”的說法。
緊接著，在1982年春節，陳云又把國家計委的負責人找去，著重強調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這在當時黨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薛暮橋長期在陳云領導下工作，對陳云的意見是很尊重的。1982年，我到體改委后，廖季立曾告訴我，他和薛暮橋都是主張提“商品經濟”的。但在當時情況下，暮橋不得不在一次會上做檢討。這一年9月，黨召開十二大。由于當時對“商品經濟”有爭論，不能寫進文件，只提出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經營方式”，這是當時群眾創造出來的，大家都可以接受。
到了1984年，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前，由于陳云講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什么擴大市場調節、縮小指令計劃等，都是要受到批評的。但是，到十二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要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擴大市場調節范圍。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同時，還強調了改革的兩個重點：企業改革是中心，價格改革是關鍵。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重要的轉變呢?這主要是歸功于企業和地方的改革實踐取得了重要突破。農村包產到戶后，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對外開放后，搞經濟特區，三資企業發展起來了;國有企業搞承包制試點，企業有了很大的自主權，一部分產品直接面向市場;發展集市貿易，打破傳統的流通體制，產需直接見面了;再加上地方財政的包干制等一系列過渡性措施;等等。這一切預示著，我們的體制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的認識也隨之產生了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尋求改革的共識，趙紫陽巧妙地說服黨內老同志。他先讓馬洪搞了一個報告：《關于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再思考》。隨后，將這個報告送給一些老同志，“投石問路”，老同志們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于是，趙紫陽組織起草小組就《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是否寫入“商品經濟”進行了多次討論。我記得，第二次在中南海討論時，除了起草小組成員以外，趙紫陽還請了鄧力群參加。趙紫陽問大家：“理論上有沒有問題?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有人提過?”楊啟先回答說：“理論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亞日夫科夫提過?！彼謫枺骸昂蛻椃ㄓ袥]有矛盾?”鄭必堅回答說：“沒有矛盾。憲法上沒有寫‘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壁w紫陽最后說：“那就這樣定?！碑斎藗冋酒饋頊蕚渫藞鰰r，趙紫陽又問鄧力群：“老鄧，你怎么看?”鄧力群回答說：“我在1979年就贊成商品經濟。”條件成熟后，9月9日，趙紫陽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寫信，用傳統提法包裝了新的思想，提出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老同志們表示同意，于是將這一提法寫進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接下來，就是1985年9月初的巴山輪會議。這是由國家體改委、社科院與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聯合組織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科爾奈提出：“各國宏觀經濟管理模式可以劃分為四種：直接行政調節、間接行政調節、宏觀控制下的市場協調和完全非控制的市場協調?！笨茽柲握J為，“匈牙利還是處在第二個階段，就是間接行政調控，將來要走向宏觀間接調控”。當然，科爾奈也說，“最后一種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國家都沒有完全不受控制的市場協調，實際上只有前三種模式”。這個意見對趙紫陽的影響很大，他對將來要實行“宏觀間接調控”很重視，就把這一觀點加到9月中下旬黨代會的《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的說明中，將經濟體制分成三個層次：宏觀間接調控，發揮市場作用，企業自負盈虧。以后，在搞“三五八”規劃時，我還提醒李鐵映，設計方案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1985年召開的巴山輪會議，在轉折處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前行。圖為與會的經濟學家，從左至右：薛暮橋、馬洪、李克穆、吳敬璉
這里有一個“插曲”。我記得是1986年春夏之間，趙紫陽要我找一些從國外學習回來的年輕人，讓學過西方經濟學的人搞一個方案，提一些思路。5月底，我找了宮著銘、樓繼偉、郭樹清、劉吉瑞等人。由宮著銘牽頭，他們住在國務院西山招待所(即杏林山莊)搞了一個月。6月底，這個方案寫成文字了，先后開過幾次會，討論修改。7月27日，拿到北戴河匯報。當時，有趙紫陽、姚依林、我，還有計委的陳先聽了他們的匯報。這個方案是很開放的，完全是學西方的體制。依林講了一句話，說“這個體制不行，這個體制是市場社會主義!”當時，趙紫陽沒說什么。因為趙紫陽很注意聽取陳云的意見，也很注意姚依林的意見;一個方案最后要不要通過，他還要征求他們的意見，所以這個方案沒有再拿出來。下來，我問陳先：“你是什么印象?”他說：“依林講得不夠，不是市場社會主義?這是社會市場經濟!”我說這件事，是想表明，趙紫陽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是很開明的，很注重學習、了解國外的觀點;同時，也想說明，在80年代中期，一些年輕人就已經認識到，中國的改革目標要搞市場經濟，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有了1985年“宏觀間接調控，發揮市場作用，企業自負盈虧”三個層次的劃分，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關于體制模式的提法就很自然地發展成“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句話是趙紫陽聽取了廖季立的意見，他特別欣賞這句話。當時，很多人也都贊成這句話。袁寶華搞《企業法》，就將這句話加到《企業法》當中，這是上了法律的!
再一個就是1987年10月搞的“三五八”規劃。當時，李鐵映接趙紫陽任體改委主任，我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體改委顧問。財經領導小組要李鐵映搞一個今后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規劃，簡稱“三五八”規劃。由國家體改委委托有關經濟主管部門、科研機構、大專院校的專家，以及部分地方體改部門牽頭，分別對今后八年(1988—1995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綜合規劃和專項設計。但是，這個規劃只是內部的，沒有上報。為什么沒報呢?這是因為到了1988年初，李鐵映到了教委，李鵬接了體改委主任。當年，鄧小平提出價格闖關，我們都是聽李鵬傳達的。這樣，就把那個“三五八”放下了。實際上，“三五八”是總結了過去的經驗，當時搞了幾個方案;其中，最激進的方案是宮著銘的。他提出：先經濟自由化，后政治民主化。我看過后，說：“中央的政改方案提出從黨政分開入手，你提這個政治民主化，提得太早了。”后來他改了。最后，由體改委規劃局把幾個方案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報告，這不是宮著銘搞的，但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那個時候，年輕人就已經形成了先經濟自由化，以后要搞政治民主化的思路，這給我的印象很深啊!
從以上的情況看，我們的改革目標就是這樣一步步走向市場的。這不是事先設計的，是一個逐步探索的過程。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凡是事先設計的具體的改革實施方案，往往不能取得成功。但是，設計這些改革的規劃和方案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有利于大家在改革的目標、方向和道路上逐步取得共識。實際上，真正影響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則，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眾的創造，允許群眾的創造，由下邊試、下邊闖、下邊探索，這就是在改革初始階段走出的一條路。
（本文由安志文口述，魯利玲整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與改革同行：中國特色社會的哲學理路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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