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一年一度的春運拉開大幕，異鄉人在中國大地上再次上演大規模“遷徙”。在這最能引發國人“鄉愁”情緒的時刻，紫金傳媒智庫連續第二年開啟【紫金鄉愁系列】訪談。今日專訪嘉賓：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任劍濤教授。
任劍濤教授出生在四川蒼溪，少年到廣州求學，近年又在北京工作。作為一名政治學領域專家，他對“鄉愁”的解讀既能結合人生感觸，又有哲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的多重維度。而他對于城市化發展必然造成的鄉村衰落，進而產生大批無處安放的鄉愁并非是一味的悲觀態度，他認為可以從公共政策、個人的生活目標和人生理想等諸多問題上尋求一個大致的平衡。
紫金傳媒智庫（以下簡稱“問”）：任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紫金傳媒智庫的專訪。您一直遠離家鄉生活、工作，能否從您個人經歷談一談對鄉愁的理解？
任劍濤（以下簡稱“答”）：說到鄉愁，一般會認為是一種對家鄉心懷的一種愁緒，一種戀家、想家、依賴家的微妙感覺。實際上，鄉愁所包含的內容非常復雜，可以從幾個角度去理解。
第一層含義，鄉愁是離家之人心中的離愁別緒。如今中國迅速城市化，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得轉變生活觀念、離開熟悉的土地、告別熟絡的人物，離愁別緒也就伴隨日常生活。每年春節之際，是中國人“鄉愁感”重回現場最重要的時刻，自己的謀生之處與從小爛熟于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緊緊勾連起來。人們這時特別想回家看看所熟悉的事事物物，來讓離愁別緒化解于節日的喜慶之中。在最反映傳統習性的春節，鄉愁可能是最適宜于召喚國人認同的一個話題。
第二層含義，在物化空間和生活習性之上，鄉愁還是一種對生活所熟悉眷戀之地、所期望之所有一種無所寄托的感覺，這是一個準精神性的鄉愁。這樣的鄉愁可能更與人的生命有關。我們是社會的人，怎樣在社會中找到熟悉感、依托感、安全感、幸福感，使我們沒有離愁別緒，是生活能夠安定幸福的一種標志。這時鄉愁就伴隨我們對熟悉生活的物理空間的懷念，進而在心理空間上想謀求靈魂安頓的期望，這種期望是鄉愁當中較為深沉的東西了。
第三層含義，鄉愁是人精神生命的最高寄托。人因為是向死而生啊！我們總會在熟悉當中免除對某種不可把握的未來、尤其是向死而生的結局，心懷不安感乃至于畏懼感。對于人生來講，哪里是我們的靈魂和精神寄托之地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對我自己來說，我遠離家鄉讀書，在遠離家鄉展開職業旅程，鄉愁體驗更為深沉。我從年輕時候離家讀書，后來在廣州工作了二十年，轉輾到北京工作了將近十年。人到中年之際，每逢春節時會更加產生對家鄉的懷念、對親朋好友的眷念。對于人生遠離家鄉，四處漂泊的迷惑和嘗試性的理解，就構成我的鄉愁。在這里我可能跟幾億農民工兄弟和外地工作的朋友的感覺是那么貼近和一致。
問：近日霧霾鎖國，媒體又發出“逃離大城市”的聲音，也就產生了城愁，您有這種感觸嗎？
答：鄉愁作為一種擴展形態，是離愁別緒的一般心理情緒。它跟你具體工作的地方和跟家鄉的距離所導致的某種認知感、情緒性和理智性的反應混雜在一起。就像我們有揮之不去的鄉愁一樣，我們也會產生所謂“城愁”,尤其是在北京這種環境污染的城市。
今天中國的大城市甚至中等城市，都是霧鎖都城。“逃離北上廣深”是三年前大家就已熟悉的話題。對于中國大城市來說，人口眾多，機會也較中小城市更多。但在大城市里，你有沒有產生過一種像在家鄉一樣的親切感、熟悉感、成就感和穩定感呢？未必。其實大城市讓我們覺得非常隔膜，我們生活在鳥籠里，日常忙于工作生活，沒有辦法彼此聯系而產生密不可分的親近感。在城愁中，無形強化了我們離開所熟悉的家鄉而產生鄉愁之外的另一種離愁別緒。我們期望一個環境美麗、空氣潔凈、人際關系熟絡從而使我們有那種透里透外的熟悉感、穩定感、安全感和一種對別人的信任感，這可以從某種程度上解決我們的鄉愁。但我們的大城市在人情社會關系建設上的缺失，反而強化了城愁，這也是離開家鄉的人們不得不面對的一種境況。由城愁所牽扯的是我們想逃離大城市，但那不像是我們解決深居內心的鄉愁那樣，可以趁假期回到熟悉的家鄉，找回那種熟悉的感覺。解決深居內心的鄉愁相對更容易，面對城愁問題，我們則是一籌莫展。大城市已經成為我們新的生活的命運，必須要面對一個相對殘酷的現實——我們因城愁而逃離大城市，回到熟悉的家鄉，會意外、驚奇、不安地發現，我們生活的寄托實際上已經不在老家了，這就是我們不得不直面的魯迅先生所說的“慘淡的人生”。
都市化是人類不得不面對的一種命運，這種命運可能就是必須要在日常生活中以城愁來應對我們謀求發展的機會。鄉愁是我們對從小生存環境的一種記惦，那么城愁則是我們面對發展不得不直面的社會狀態、心理狀態和精神狀態。內心的自我化解和在大都市中重建溫情社會，可能是化解城愁的最重要的出路。
問：您有不少文章在解讀現代化，印象較深的是您近期的文章《中華民族何以陷入現代化焦慮》，鄉愁是否也可理解為是一種現代化焦慮？
答：鄉愁當然是一種現代性的產物。在農業社會，人們幾乎終身居住在同一個地方，與非常熟絡的少數人打交道，這是一個人生活在熟人社會當中必有的一種狀態，也就很少有離愁別緒。“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儒家創始人孔子所講的這句話就告訴我們，在農業社會里，由于人們安土重遷，讓我們在心理上保有了某種安適感。但對現代工業社會來講它是一個普遍流動型社會，人們是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去謀求生存，追求發展，實現理想，安土重遷已是昨日情景了，人們不得不隨時進入一個不熟悉的環境，感受到陌生的人群和不能夠了然于心的職業和發展的環境。因而那種靈魂上的沒有寄托感和精神上的張皇失措，脫離了熟悉的物理空間產生的一種憂懼、徘徊、無奈、無望和我們對生命的強烈期望，各種情趣相混雜，強化了我們在現在處境當中的落寞感和憂慮感。
當代中國人的鄉愁，源于現代化轉型的艱難困苦以及現代化來勢兇猛。人們在被迫的、普遍的、人數眾多的卷入現代化和城市化洪流時，對我們情感的挑戰也就來得更為劇烈。現代化在某些國家表現為一個漸進的過程，比如在英國，農村和城市生活并沒有如此隔離，鄉愁并非如此劇烈和普遍。而對于中國來講，城鄉分離是如此劇烈，現代化進程是如此艱難和曲折，無形中強化了鄉愁。中國艱難的現代化所催生的普遍而揮之不去的深層鄉愁，不僅來自于我們謀求人的物質生命的生存所遭受到的巨大挑戰，也來自轉型的農村喪失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空間和資源。人們不得不被迫從農村轉向都市。中國大都市以上聚下的優勢，絕對不是鄉村社會和村鎮聚集空間所能夠想象得到的。因此現代化的物理空間的驟變，讓人們更無形強化了某種現代化焦慮而帶來的鄉愁。
進一步講，中國現代化還不是健全的現代化，個人所獲得的公平發展機會、社會發展中所獲得的平等和尊重、進入新的物理空間所獲得的新老居民的融洽，都不太令人滿意，這使我們難以融入一個期待人生發展的新空間。新空間的排斥，使我們對曾經生活的家鄉那一種熟悉安定和完全可以放心地融入其中的生存狀態失去了依托，像雨打浮萍一樣隨意漂流。
再者，現代化在發達國家和中國這樣迅速發展的國家，都有個人直接面對陌生社會、面對整個國家權力、面對組織結構的一個狀態。現代化把每個人都安頓在個人必須應付一切生存發展事物的緊張促進當中。一個人不得不去應對他可能在鄉村社會中不用去應對的種種陌生事物，這種陌生事物還必須上升到專家水平，才能達到被現代化洪流席卷時那種心理所懷有的期待。但做到這一點難乎其難啊！“鄉愁”怎么會不隨現代化而強化呢？
問：在您的文章《中國如何避開“窮得只剩下錢”的窘境》中我們看到過這樣一段文字：“農業社會的生活習性不見得是粗俗的，但一定難以精致化。短缺的物質供給，注定了發展高雅情趣的資源匱乏；土地的約束，讓人們很難打開視野，尋找更有趣致的生活模式。”相信很多從農村走入城市的中國人都有很深刻的感受，但鄉愁又被賦予了一種浪漫化的色彩，您如何理解這種矛盾的心理？
答：鄉愁也許永遠就是人類生活矛盾感的一種寫照。特別富有鄉愁感的人哪怕他非常具有文學素養，抑或是他非常具有理論上理性剖析的能力，抑或是他只有一種直觀的感受，都難于言表。每個人內心都很清楚“鄉愁”無論是從理論上去表述，還是從生活經驗上去表達，都有一種理不清、說不明、道不深的感覺。這正是我們生活的矛盾之處，或者是人類的基本處境所注定了的普遍心理狀態。
從比較理性的角度來講，人類體驗鄉愁不過是體驗自己生活的矛盾處境。對于現代化，每個人都能夠從理智上去認識清楚：適應現代化、融入現代化洪流是獲得人生發展而不被社會所淘汰的必須。但當我們離開所熟悉的環境，離開從小合作無間非常親密的親朋好友，我們在尋求發展時候的那種落寞感也是揮之不去。
這些原因也許很難從這個鄉愁的視角去運用理論分析，因為鄉愁是一個生活感受的問題。那么在理性面對自己日常生活感受的時候總是心懷鄉愁、懷揣理想、奮勇向前，這才是現代社會對人們發展的基本路徑刻畫。人們也許有一種不得不如此的無可奈何的感覺，但只要大家靜下心來想一想，都會在理性上去承認現代化發展所給人們帶來的理智認識。但理性的承認和感性的排斥，是我們在現代化時期，在感性的角度認識生活當中必須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因此，從理性的角度轉換到情感的角度來說，也許鄉愁是我們一種揮之不去召之即來的感觸，是生活的必須，也是不得不去面對的一種情感生活狀態。
在現代化初期，從日內瓦這個小地方來到當時大都市巴黎的著名思想家盧梭，就以自己對日內瓦深刻的鄉愁來面對浮華無比的巴黎，從而表現出手足無措的狀態。與法國啟蒙運動領袖短暫的親密無間的商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盧梭的鄉愁，盧梭最終跟法國啟蒙運動領袖們分道揚鑣，那種鄉愁的情感、小城給他的安頓感的失去，讓他在巴黎成為浮萍，他很難以簡單的理性安排去應對在巴黎的局促生活。其他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如伏爾泰、狄德羅已經非常適應巴黎生活節奏，對鄉愁不再有浪漫的想象。
問：鄉愁為何會被賦予了浪漫化的色彩呢？
答：“鄉愁”被賦予浪漫化色彩，主要來自于三種動力。
一種就是從鄉土社會剛剛進入城市社會的陌生人。嶄新環境對他們的排拒感和小城對他們的接納感，完全是一種相斥性的感覺。后者那種深刻的眷戀就溢于言表，浮現在日常生活之中。
另一種是在城市社會里已經怡然自得而進入了新的一種鄉愁認同。那些對城市社會融入如魚得水的人，反過來催促了那些剛剛進入城市社會的鄉土派們對家庭眷戀的情感。
最重要的可能還是第三重動力，那就是在城市社會生活已經非常漫長、成功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市社會精英的人士。他們對于城市社會的疏離感還埋藏在自己內心的深處。因而當它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去想象一個非常溫情、安寧、溫馨的社會心理狀態時，他們也就不免給“鄉愁”涂上了浪漫化的色彩。在這樣浪漫化的想象中，有文學性的情緒和文化散文式的表達，催生了城市社會對鄉村社會的那樣一種眷顧心情。
誰都知道現代化的文學和詩學，對這樣一種浪漫化的“鄉愁”不知給予了多么令人懷念、多么令人向往的一種表達。這樣的表達確實是人們對于“厚鄉村而薄城市”的鄉村浪漫化傾向有一種心理上的內在認同驅動。好比城市生活里的高節奏感、冷漠感和尋求成功的艱難感，讓這種浪漫化的、文學化的散文表達在人的內心深處極易引起共鳴。正是這樣一種狀態，人們對于這種鄉愁的現代矛盾就更有了刻骨銘心的體驗。
人們在城市社會中發展，尤其是今天由成功學所引導的發展，主要體現為一種物質上的成功，比如說有房、有車、有地位、有名譽。這些東西跟我們向死而生的人生來比，鄉愁給我們的物質之外、精神上的感召，也就來得更為深沉、更為高雅、更為吸引公眾。這充分證明物質化的城市扛不住詩意化的鄉村，都市的成功學也永遠抵不過鄉村里給我們的滿足感。人總是有物質生命的同時追隨精神生命。物質上速朽和精神上的不朽鮮明的對比，是浪漫化“鄉愁”最重要的根。
問：北上廣等大都市即便有環境、交通、房價等諸多問題，仍然吸引著中國最具活力的一批人，而在城市的驅動下，鄉村人口的流失，鄉村空心化。城市化是否會形成新的鄉村危機？這種矛盾是否有化解途徑？
答：最近幾年，中國人已經體會到城市化的大輪回。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輪回可能正是尋求發展和離愁別緒之間的輪回。所謂的“逃離北上廣”，僅隔一年半，媒體又告訴我們，這些人又在逃回北上廣。當初逃離北上廣，因為在這些大都市生活已經與自己的生存目標和發展愿望有所背離，后來這些人又逃回北上廣，原因在于人們發現，小城市的發展和生活一旦成為日常生活狀態，與他們的盼望又有相當大的區別。因此，北上廣深這樣的城市，對于從農村向城市急劇轉型的現代中國來講，總會有一種像吸鴉片的感覺，有害但拒絕不了。
北上廣深確實吸引了中國最具活力的一批人，這種生存狀態來得過于驟急，不僅造成了城市人口過于密集、鄉村空心化這種兩極化的狀態，城市化正在摧毀鄉村社會，這可能是除英美國家之外大多數后發現代化國家所面臨的嚴峻局面。尤其對于中國社會來說，農村發展機會幾乎趨近于零，甚至有人說趨近于負數，所帶來的鄉村的生存危機、發展危機、心理危機、精神危機，乃至于靈魂上的一種危機感，是我們無法不去直視的問題。
隨著城市化的世界大趨勢的形成，可能不能像某些研究三農問題的專家所認為的那樣，農村應該是一個蓄水池，讓農民在城市需要他們的時候來到城市，而城市不需要的時候就讓他們回流。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沒有任何理由去要求那些城市的新居民們，在城市不需要他們的時候又回流到缺少發展機會、缺少物質手段、缺少讓人有所寄托的鄉村社會，那是絕對不公平的要求。盡管提出這些要求的朋友大多數是以一種同情農民、重視農村、看重農業的姿態來表達相關看法的，但實際上是對農民的一種歧視，他們沒有把進城務工的農民看作城市的新居民，沒有一種現代平等意識。表達這些看法的研究三農的朋友多身居書齋，對農村向城市轉變有一種浪漫想象，這無助于化解農村城市化帶來的人類生存的緊張感、帶來的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難題以及給三農所帶來的現實困擾，是一種善心做壞事的悖謬。
這是否就意味著，城市化對鄉村的摧毀或者說鄉愁和謀求發展之間就是一個死結？也不盡然。從社會人類學家和歷史人類學家，比如艾倫·麥克法蘭這樣的著名人物所刻畫的，英國從鄉村向都市、從農業向工業、從農民社會向士紳社會轉變的大過程中，人們并不見得會處于一種“背反”的狀況。在從鄉村向都市社會轉型、從農業向工業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向都市社會轉型之際，如果想要化解都市社會發展的緊張矛盾，必須在公共政策、個人的生活目標和人生理想等諸多問題方面來尋求一個大致的平衡。
這種平衡可能首先涉及到整個社會對現代轉型當中的人生謀劃問題。所謂人生謀劃，就是說我們不要對失去的生活有一種想回頭看而不能往前看的眷顧，我們必須要面對城市社會轉型來進行人生謀劃，因此不要在一種懷念過去的鄉愁中安頓我們的精神世界來做出自己人生未來的規劃。
第二種平衡是要在公共政策上來回應鄉村城鎮化、農業工業化、農民市民化這樣一種轉軌的政治需求。就是說在政策安排上不能歧視農村、農民和農業。只要他們愿意進入城市，就應該獲得與城市老居民同等的待遇。相反，如果他們在城市居住，覺得城市化進程給生存發展帶來不利而要重回農村，那么鄉村本身的自主發展空間、發展資源配給，以及在公共政策制定上都應當給重返鄉村提供發展路徑和發展空間。
第三種平衡是要去彌補或者說縮小都市生活與鄉村生活的巨大差距，讓人們覺得在鄉村生活依然可以怡然自在。如果像麥克法蘭所描述的那樣，英國的鄉村生活與倫敦的都市生活差距并不如此巨大的話，也許就能夠縮小人們對城鄉生活巨大差距的認知感，也就可以減小人們對大城市趨之若鶩的動力，而使得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融洽生活和共同發展成為可能，讓人們對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生活謀劃有一種非常平靜的了解、處置和對比，不至于事無巨細都到大城市去解決，使得大城市緊張無比，而小城、鄉村空心化，這樣基本能夠化解我們的生存發展張力。
作者簡介：
任劍濤：四川蒼溪人，1982年南充師院本科畢業，1989年中山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畢業留校任教，1996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紫金傳媒智庫學術委員會委員。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府與政治。代表作有：《倫理政治研究》《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建國之惑》《公共的政治哲學》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紫金傳媒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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