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斯坦與印度尼西亞時接連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周邊國家的廣泛關注。“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期中國深化國內改革、擴大對外開放、改善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及實現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的重大戰略舉措。“一帶一路”建設牽扯面廣、涉及國家多、合作形式雜，包括交通、金融、工業、農業等領域。其中，農業關乎國計民生，關系一國發展根基，農業合作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重點。這為中國開展農業外交創造了有利條件，農業外交的有序推進也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進行及中國與相關國家關系發展鋪平道路。
一
傳統意義上，人們對國際關系及外交的關注點集中在政治與軍事等高級政治領域。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及國際政治的演繹，外交的表現形態及包涵內容有著依次發展及逐漸成熟的過程，即更加接近人類生產實踐與生活實際，從原本僅限于戰爭與和平等高級政治領域更多地向著經濟、文化、生態等低級政治領域轉變。作為一國生存根本的農業及其出現的農業合作成為近些年國際關系發展的新趨勢，并為農業外交的開展及演進提供了互動場合。
盡管農業與外交的交融向來存在，農業外交的實踐活動也早已有之，但作為一項研究議程的農業外交在理論界鮮有論及。農業外交不同于一般非官方的農業經濟合作，它特指一國政府以農業問題為切入點且依托農業資源手段與他國進行相應的合作，最終達到促進兩國總體外交關系發展的外交形式。
作為世界人口眾多且地大物博的農業大國，中國有著較為久遠的農業外交史。在古代封建王朝的農業經濟時期，中國依托自身相對發達的農業資源，不斷加強與古絲綢之路各國的農業聯系，把本國生產的農業產品及相關技術輸往國外，不僅促進了當地農業經濟的發展，還增進了中國與相關國家的友好關系。公元前6世紀，為了應對突厥在中亞崛起帶來的戰略壓力，中國遣使波斯，帶去大量的農產品及相關技術，以籠絡波斯共同對付與牽制突厥。明成祖時期，杰出的外交家鄭和在1405年到1433年間七下西洋，向各國提供中國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并積極引進沿岸各國的農產品。這種以農業為重要內容的官方貿易，使得明朝政府和印度洋各國處于特定的政治關系之中。[1]同時，中國中央王朝為了鞏固周邊的藩屬國，不斷向朝鮮及東南亞地區提供農業援助。可以說，中國建立的朝貢體系秩序之所以能夠長期延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發達的農業生產及對周邊地區的輻射與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后，農業外交一直在配合著國家總體外交且為中國外交全局服務。20世紀50年代，中國積極發展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外交，大量聘請蘇聯農業專家與顧問，實現農業專家的互訪與農業專業留學生的互派，不斷引入蘇聯等國家的作物良種及農機具等設施，同時輸出優良作物及農產品，加深了與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情誼。60-70年代，中國基于支持第三世界國家革命以及中國自身外交戰略目標的政治考慮，大力發展與亞非拉國家的農業外交。中國從革命后的古巴進口大量食糖以支持遭受美國封鎖的古巴人民，中國持續性地把本國的農田水利技術、選育良種技術以及最新農業科技成果傳入非洲大陸，并建造了水電站、大型農場、農業技術推廣站、農產品加工廠等農業基礎設施。如中國援建的坦桑尼亞馬巴拉國有農場，擁有3200公頃稻田、奶牛場及水電站，促進了該國農業發展，增進了坦桑尼亞對中國的感情。[2]80年代以后，中國農業外交的對象進一步擴展，逐漸把發達國家與地區列入農業外交的重點區域，包括與加拿大、荷蘭、新西蘭、法國等世界農業發達國家的技術交流，在俄羅斯、澳大利亞、美國等國的農業投資等。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加快了農業走出去的步伐與農業外交的力度，合作對象遍及全球五大洲，合作形式趨于多樣化，農業援助、農業貿易、技術合作、農業投資、聯合開發、無息與低息貸款等多頭并進，合作成果更為繁多且體現互惠互利的原則。
農業外交是中國總體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及重要補充，是中國特色外交理論體系的新型形式。外交政策是一國政府在與其他行為體交往中所采取的實現目標的戰略即方法。[3]農業外交作為實現國家特定目標、滿足特殊需求的工具及手段，有著重要的作用與特殊的功能。
首先，農業外交可以加強與對象國的友好關系。農業是任何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所必須，發展農業成為各國特別是農業基礎相對薄弱的國家迫切的戰略性任務，農業合作項目涉及國家的生存大計，易得他國民心與公意。中國夢有著深刻的世界涵義，其中要義是實現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溫飽。中國可以通過有力的農業外交推進對象國的農業發展，解決根本的生存問題，直接造福于當地人民的基本生活，并增強當事國人民及政府對中國的親近度與向心力，加深中國與對象國的友好關系。如中國對非洲的農業援助及時緩解了糧食危機，使得中國在非洲的軟實力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中非關系發展更加引人注目。[4]其次，農業外交可以彰顯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長期以來，我國對亞非拉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施以不附加政治條件的農業援助，加快了當地的農業進步與經濟發展，減少了當地的貧困與饑餓人口，為世界減貧事業做出了相應貢獻，這有利于中國展現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顯示中國的正確義利觀，能夠相應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比如，近年來，中國大力加強對太平洋島國的農業外交，大量進口島國農漁產品，幫助島國進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向世界顯示中國負責任的良好形象，也促進各對象國認為中國是值得信賴的大國。[5]
此外，農業外交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外交方式，可以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面對著人地矛盾日益尖銳的情勢，糧食安全逐漸成為國家總體安全需要認真考慮的重大問題。以農業外交為依托，積極在海外尋找農業投資與穩定進口來源，大力引入國外農產品，以全球資源維護中國的糧食安全，促進中國建立新型的糧食保障體系。同時，農業外交還可以為國內過剩的資本、產能提供新的農業投資與輸出渠道，優化國家產業分工結構，從而推進產業的更新升級與現代農業的發展。正如有國外學者指出，“中國在非洲大陸進行的農業活動為中國企業創造了大量機會”。[6]
可以說，作為一種古老的外交形式，農業外交在新的歷史時期應當繼續發揮著既有的作用。當前，中國正在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其中的農業項目合作值得關注，也為中國開展相應的農業外交提供了有利機遇。
二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著力打造的促進自身與世界共同發展的戰略規劃，是中國主動進行國際經濟體系塑造的重要體現。這一戰略謀劃是中國在21世紀進行區域經濟整合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頂層設計，其中包涵著中國與他國農業方面的合作，為中國開展農業外交提供相應的契機與有利的條件。
首先，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戰略步驟就是加快農業的國際化經營與“農業走出去”，為開展農業外交注入了內動力。傳統的絲綢之路本是中國與外部世界進行農業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渠道，正是借助于古代絲綢之路，中國從國外引入了核桃、石榴、苜蓿、葡萄等農作物及諸多農業生產技術。當前，中國正在積極推行“一帶一路”戰略，其中的農業合作占據著重要位置。2015年3月，國家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指出“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有開展農林牧漁業、農機及農產品生產加工等領域深度合作。[7]把農業合作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著力點，是因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且是我國相對薄弱的環節，農產品供需不平衡現狀使得糧食安全日益成為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關切。因此，通過積極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實施“農業走出去”，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整合農業優勢資源，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業合作，就成為保障國內農業發展與農產品供給的有效途徑，也可以增強中國在全球農業供應鏈中的地位。
國家把農業合作作為“一帶一路”的重點為涉農外交或外事部門的農業外交開辟了道路。農業部、外交部等部委單位以及相關地方省份紛紛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媒介推進與沿線國家的農業接洽與合作，農業官員與農業專家外訪不斷，接待了大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業官員，商談農產品貿易、農業投資與農業技術合作等。同時，中國與有關國家的農業國際會議或論壇接連不斷。2014年5月，在絲綢之路經濟帶農業合作專題論壇上，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唐堯聲稱，農業部將繼續推進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各省區與中亞各國的農業畜業合作，積極構建境外農產品的生產基地，帶動區域農業經濟發展。[8]可以說，作為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大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主動與積極地推行以農業合作與農業共同發展為導向的農業外交創造了良機。
其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于發展農業的強烈需求為中國的農業外交提供了外推力。“一帶一路”牽涉亞歐非三大洲64個不同資源稟賦與獨特國情的國家，既有烏克蘭、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農業相對發達的農產品出口國，也有阿富汗、孟加拉國等農業生產落后且農產品需求量大的國家。但沿線國家多數對于發展與中國的農業合作均持積極樂觀的態度，一方面希望更多地向中國市場出口農產品，另一方面盼望學習中國農業生產的管理經驗與技術知識以及從中國獲取更多的投資、貸款與援助項目。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積極發展與中國的農業合作，希望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推進與中國農業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在客觀上有力推動了中國的農業外交。借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東風”，2014年5月，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協商加強兩國在農作物種植、畜牧養殖、動植物疫病防控、農業機械、農產品加工等領域的技術經驗交流。[9]2014年11月，在第21屆中國楊凌農業高新科技成果博覽會上，來自俄羅斯、塔吉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農業官員與農業專家稱農業合作正成為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引擎。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緬甸等東南亞國家著重發展與中國在雜交水稻種植、熱帶水果培育、農機具等方面的合作。在2014年，中緬兩國農業部長簽訂《關于加強農業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建立農業合作副部長級雙邊機制，成立農業、畜牧獸醫和漁業合作分委會，全面指導兩國開展農業技術推廣合作、育種合作以及現代農業改造等。2015年5月，中國農業部長訪問格魯吉亞，后者明確提出愿意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框架下積極推進與中國的農業合作。[10]位于中南半島的柬埔寨希望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實現與中國務實的農業合作。[11]中東歐國家則在長期與中國農業合作的進程中，以“新瓶”裝“舊瓶”，在2015年6月成立中國—中東歐國家農業合作促進聯合會。[12]
最后，“一帶一路”戰略的開展以及中國與沿線各國農業資源的契合度為中國推進農業外交搭建了穩固的橋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是經濟相對落后的農業國家，缺乏相應的資金、技術與基礎設施。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有著較為充沛的資本、相對先進的農業技術與更為強大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能力。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著農業合作的確切契合度，資源稟賦的互補性關系與發展的代際差異關系有利于雙方的資源整合，也為中國開展有針對性的農業外交營造了相當有利的條件。2013年，中烏簽署協議，中國未來將在烏克蘭租用300萬公頃農田，主要作為糧食和肉類的生產地，實現中烏雙方的互利共贏。[13]
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有自身農業的特色與特長，中國可以從中學習、引入與利用，并可擴大從對象國進口相應的農產品以及引進相應的農業技術。東南亞國家的稻米、棕櫚油、橡膠、蕉麻、林產品與漁產品均具世界前列，南亞的黃麻、水果與棉花生產享譽全球，中亞的小麥、棉花、大麥與畜牧業生產能力不俗，西亞的牧業與灌溉技術值得借鑒，東歐國家烏克蘭的玉米產量多數供往中國。2015年8月，農業部長韓長賦在會見以色列官員時，指出中國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學習以色列的節水灌溉、海水養殖等技術。[14]可以說，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農業上的較大互補性與較高契合度為中國與相關國家的農業合作做了很好的鋪墊，更為中國由此推進與當事國的農業外交創造了機遇。
三
“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在歐亞大陸與相關國家開展農業外交帶來了有利的機遇，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著不利因素。總的來說，在“一帶一路”戰略下開展農業外交面臨的不利因素，除了“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常見的風險如東道國國內政治風險、地區安全風險、大國地緣政治競爭風險等之外，還有以下一系列實在或潛在的消極因素。
第一，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農業外交受到國內相關部門與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影響。對外政策不是獨立的，永遠不能脫離其國內背景的發源地。[15]在“一帶一路”戰略規劃提出后，出于部門利益的考量，國內關乎農業的各單位各領域紛紛提出各自的對接計劃。由于分配機制的不協調，涉農外事部門、專門外交部門以及部分國有農業企業等存在著各行其是的現象，缺乏必要的合作與配合，不能從宏觀戰略層面進行抉擇，影響與對象國的外交接洽。同時，“一帶一路”建設帶來地方政府爭奪外交決策權的動力加大。[16]一些農業資源豐富的地方政府希望獲得更多的中央政策扶持與項目支撐，提出諸多不切實際的“農業走出去”與“農業引進去”計劃，以至于出現幾個省份爭取與某一個沿線國家簽訂某個農業合作項目讓對方難以應對的情況。國內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出現的個別競爭現象不僅造成資源浪費與重復建設的后果，還導致協調成本增加，影響中國與沿線國家開展農業外交活動。
第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農業外交面臨著多數沿線國家國內農業基礎設施落后的不利條件。農業外交以洽談農業合作為主要內容與基本形式，農業合作成功與否與成效大小是衡量農業外交質量的重要標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是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農田水利建設連同關系密切的交通配套基礎設施發展相當滯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不力的現狀導致農業投資環境相對較差，很多國家水電以及交通等供應成本較高。如柬埔寨電力、供水、道路交通處于落后狀態的現實，使農業開發等發展緩慢。[17]在中亞，多數國家沒有高速公路，連一般的公路路況也是相當差，阻礙了農產品的及時運銷與農業設備的行駛。滯后的農業基礎設施不利于中國與相關國家及時有效地開展農業對接，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進行前期的準備工作，給中國與相關國家的農業合作帶來延遲效應，從而影響中國農業外交的順利開展。
第三，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農業外交會遇到與對象國在農業監測標準、農業政策以及執行效率等方面差異的干擾。由于農業資源稟賦以及農業生產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農業特別是農產品合格標準上存在著差異，特別是一些國家采取嚴格的環保技術標準，甚至推行較為苛刻的綠色壁壘，影響了農產品的進出口，也對中國開展與相關國家的農業外交帶來不利效應。比如，近年來，由于中歐之間的標準差異，歐盟奉行的綠色農業產品認證制度與標準給雙方在農業領域的全面合作造成一定負面作用。同時，中國與沿線國家不同的農產品價格補貼政策且缺乏有效順暢的協調機制，又沒有健全的法律法規，使得農業反傾銷案件頻發，甚至造成外交上的糾紛。另外，農業合作項目與方案的執行效率方面存在的差異影響雙方的合作與外交上的磋商。如中國與中亞相關國家簽訂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農業合作協定》，但在農業生產資料合作方面進展緩慢，農業經貿信息合作協商解決的路徑缺乏，影響了相關協定的可操作性。
最后，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農業外交，還要面臨著自然災害與動植物疫情的風險。農業生產是一項高風險產業，極易受到自然條件、氣候變化等外在環境的影響，自然災害往往會對農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東南亞和印度洋國家是我國開展農業外交的重要對象國，不過這些國家經常面臨著洪災、颶風、地震、海嘯、干旱、雪災等嚴重自然災害的威脅。2004年12月的印度洋大地震以及由此引發的海嘯，給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海平面上升30米淹沒了大量良田及農業基礎設施，給受災各國農業生產帶來極大困境。2015年4月，尼泊爾發生8.1級大地震，給該國的農業生產及糧食安全造成滅頂之災。[18]在南亞及中東地區頻發的旱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各個區域的農業經營活動。一系列自然災害盡管是天災，但很容易引起“人禍”，即干擾中國與相關國家的農業合作項目的實施以及中國農業外交的開展。此外，關乎農業生產及經營的傳染性疾病如禽流感以及植物病蟲害的出現對中國與相關國家的農業合作帶來相應的沖擊，處置不當就會影響雙邊的合作。
四
當前，“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國內各部門、各領域熱議且尋求融入的議題，成為國際社會及“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廣泛關注與積極對接的戰略。國家把“一帶一路”上升到戰略高度，希望以此達到中國國內產業升級與可持續發展以及各國共同發展的目標。農業外交可以輔助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一方面推進與沿線國家的農業合作，另一方面能夠起到外溢效應，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在“一帶一路”視閾下，要做好農業外交，基于利弊因素分析，可以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達成相應目標。
首先，做好農業外交的頂層設計。通常，國家的對外政策需要面臨國內與國際兩個交錯的場合且在雙層博弈中進行。[19]農業外交政策的制訂與外交活動的進行，會涉及到不同的部門利益與多樣的權責分工。中國的農業外交會牽扯到外交部、農業部、商務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國家開發銀行以及相關地方政府等單位。為了防止“政出多門”、決策碎片化與分散化及辦事效率低下的問題，需要優化決策結構，提高各部門間的溝通、協調與合作力度，以最少規模的資源支出實現最大程度的效益所得。要完善頂層設計，可以考慮在國家層級設立農業外交協調機制，由負責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主抓，各部門明確角色定位與職能發揮，真正把農業外交這個“大外交”做好，以服務于國家的總體需求。同時，做好地方政府間以及部委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工作，就具體農業項目而言，可以考慮包括農科院所、涉農企業與政府各部門結成聯合體，共同完成相應的合作事宜。
其次，推進沿線國家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相應的農業外交，需要與當事國共同推進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以夯實農業合作的基礎。中國應積極支持對象國做好農田水利建設，實現引水、灌溉與防洪的綜合效益，鼓勵當地建立農業技術與農產品優良品種推廣中心，發展集約化的生態農業園區經濟。中國還要配合相關國家搞好農機設備生產，推進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完善氣象基礎設施水平，以服務于農產生產。同時，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大框架下，中國應大力支持當事國搞好交通與發電等基礎設施，特別是完善農業交通運輸網，以降低貿易成本，實現農產品的互聯互通。另外，中國需與相關國家進行接洽，做好農業技術的推廣與交流，發展農業教育事業，以實現農業知識的對接工作。
再次，加強與對象國的農業合作機制建設。機制具有剛性特征，可以確定國家行為的預期，把國家鎖入（lock in）既定的、可預判的行為軌道。[20]中國在開展農業外交的過程中，需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高層互訪、對話交流與人員往來，為相關國家培養農業技術人員，召開農業學術研討會、農業合作論壇，建立不同層級與各異范圍的農業機制安排。比如可以構建雙邊與多邊農業合作聯委會與具體的工作組，搭建農業合作中心，以實現農業合作俄機制化、常態化與模式化。中國應與沿線國家建立符合國際慣例且滿足WTO規則的農產品檢測標準體系與農產品信息網絡體系，做好跨境農產品聯防聯控合作，以協調好農業貿易中的種種關系。為應對自然災害及可能出現的病蟲害與傳染性疾病的襲擾，中國與沿線國家可以共同建設長效的災害預警監測與預防機制，及時通報相關災害及疫情信息，交流動植物疾病防控防治的經驗。
最后，擴大與涉農國際組織的合作。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同期盼，也是相關國際組織的一致目標。中國開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業外交，可以持續擴大與國際農業發展基金、世界糧食理事會、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糧農組織等涉農國際組織的合作，重視諸如國際水稻所、國際種子聯盟及國際馬鈴薯中心等專門性農業機構的作用，并以上述組織為重要依托及橋梁，加深中國與相關國家的農業合作。同時，中國還可以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作為融資平臺，在資金使用及優惠貸款等方面提高與各國的農業開發與合作水平。此外，中國可在“絲路基金”中專門撥出相關的農業發展基金，以促進與沿線各國的農業合作項目。
注釋：
[1]沈福偉著：《中國與非洲——中非關系二千年》，中華書局，1990年，第453頁。
[2]Goran Hyden and Rwekaza Mukandala，Agencies in ForeignAid:Comparing China，Swedenand theUnited State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9，pp.177-178
[3]Steven Smith，Foreign Policy:Theories，Actors，Cases，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8，p.11
[4]張春著：《中非關系國際貢獻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0頁。
[5]“Chinese Assistance in the Pacific: Agency，Effectivenessand the Role of Pacific Island Governments”，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pp5.35/full（上網時間：2015年8月10日）
[6][美]黛博拉·布羅蒂加姆著，沈曉雷、高明香譯：《龍的禮物：中國人在非洲的真實故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30頁。
[7]“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人民日報》，2015年3月29日。
[8]“絲綢之路經濟帶農業合作漸入佳境”，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1/06/c_1113145366.html(上網時間：2015年8月13日)
[9]“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聯合宣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20/c1001-25037649.html（上網時間：2015年9月26日）
[10]“韓長賦會見格魯吉亞總理加里巴什維利”，http://www.moa.gov.cn/zwllm/gjjl/201505/t20150513_4592608.html（上網時間：2015年9月26日）
[11]“陳曉華與曼安諾共同主持召開中柬農業合作工作組會議”，http://www.moa.gov.cn/zwllm/gjjl/201506/t20150619_4712818.htm（上網時間：2015年9月26日）
[12]“中國—中東歐國家農業合作促進聯合會正式成立”，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26/c157278-27215481.html（上網時間：2015年8月13日）
[13]“烏克蘭將成中國最大海外農場 提供300萬公頃農田”，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23/c70731-22997138.html（上網時間：2015年9月24日）
[14]“韓長賦會見以色列農業與農村發展部部長烏里·阿里埃勒”，http://www.moa.gov.cn/zwllm/gjjl/201508/t20150813_4789256.htm（2015年9月25日）
[15][英]克里斯托弗·希爾著，陳玉剛等譯：《變化中的對外政策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頁。
[16]“‘一帶一路’建設需防國家利益‘地方化’政策誤區”，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2-16/7068632.shtml（上網時間：2015年9月28日）
[17]盧光盛著：《中國和大陸東南亞國家經濟關系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45頁。
[18]“Nepal Earthquake’s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e likely very high”，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85171/icode/（上網時間：2015年8月15日）
[19]Robert Putman，“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2.
[20]John Ikenberry，“Institution，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s Postwar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Winter 1998/1999，pp.43-78.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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