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查出諸多村官貪污腐敗案件，一些案件涉案人數之多，金額之大，情節之惡劣，令人觸目驚心。比較典型的有媒體爆出深圳“20億村官”1次性受賄3100萬元，還牽連出多名“處座”“局座”。雖然該案當事人及行賄者都已經被查處，但該案折射出的村官腐敗現象令人深思。
犯罪集中于貪污、受賄和挪用公款
深入分析村官腐敗案件，不難發現此類案件有以下特征：
犯罪主體多為雙重身份。這些被查處的村官中一般都具有雙重身份，即村干部和村辦企業的管理人員。村干部代表村民，行使公共權力，目的是為村民謀福利；村辦企業的管理人員，代表的是企業，為企業創造利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統一的，都是為了該村的發展，在另一方面又是矛盾的，當二者發生利益沖突時，公、私不可兼顧，“為公”成為一種幌子，“為私”才是“硬道理”。
犯罪主體多為實體掌權者。腐敗的村官大多是具有決策權的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以及掌握經濟賬本的會計、出納，這些人對村里的財物擁有管理權和支配權，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或者相互勾結，共同作案；或者各自為戰，中飽私囊。
觸犯的罪名比較單一。隨著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很多農村和社區創辦村辦企業，以龍崗區南灣街道南嶺村為例，從一個小漁村到人均年收入（分紅）達15萬元的富裕村，發展奇跡全國聞名。一些發展良好的村辦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私自貪污、挪用集體資金，甚至以為他人提供便利而索要好處費的方式收受賄賂。因此，村官涉嫌犯罪主要集中于貪污、受賄和挪用公款。
村官腐敗的原因
村官權力較大且過分集中。通過辦理鄉村企業，農村和社區經濟不斷發展，村官的權力也就不斷膨脹，村官所要管理的資產資源資金類數額龐大。村辦企業的管理權力高度集中，讓一些村辦企業的管理層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獨斷專行，個別村辦企業表面繁榮，但實際上集體資產早已被公司管理層貪污挪用，成了一個“空殼”。
缺乏監督制約機制。一方面，村和社區多為熟人社會，村干部要比上一級鄉鎮領導更熟悉本村的事務和鄉土人情，在村內也更有號召力，這使得村官在本村的管理可以“一手遮天”，而鄉鎮領導由于缺乏對村的了解，其監督制約力度也會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村官大多是當地有名望、有地位、有勢力的人，而村內的其他個人，其能力有限，很難對村內的相關事務起到很好的監督制約作用。
村辦企業缺乏相應的管理章程。如前文所述，首先，村官在村辦企業中具有雙重身份，雖然在設立村辦企業時訂立了相應的章程和規章制度，但是村辦企業的管理層也是村官，他們在制定規章制度時必然會向個人私利傾斜。其次，由于村官權力集中，他們對村辦企業的管理制度和章程往往置若罔聞，獨斷專行，尤其是在一些新興的村辦企業中，個別負責人私設“賬外賬”，與開發商進行利益輸送。
村里財務管理制度不完善。一些農村財務制度無規章制度可循，有的即使有規章制度也不去遵守。有些地區，為了節省財政開支，很多村干部一人身兼出納、會計等身份，特別一些村干部收取的公款長期不交財務，自收自支，利用白條和虛假發票沖賬、隱瞞收入等手段進行貪污、挪用公款等。
村官文化素質較差，缺乏法治觀念。大部分掌握實權、實際支配鄉村資源的村官，其文化程度都是高中、初中甚至是小學文化水平，而且平時不善于學習文化、政治、法律等理論知識，個人思想覺悟有限，難以將自身的價值體現在為群眾服務上，而是為謀求個人私利。
村官腐敗的防范措施
分散村官權力，村辦企業管理權和所有權分離。通過專業技能和考試，選擇優秀人才去管理村辦企業，不僅能更好地促進企業發展、提高經濟效益，更能使企業的管理權和所有權分離，有效減少村官腐敗的可能。
建立完備的監督制約機制。加大檢查監督力度，上級政府可以建立完善村賬由鄉鎮財政所代管等制度，指導和監督村委會做好財務工作，不定期對村財務進行審計和抽查；還要推動村干部政務公開，加大村干部工作透明度，保證群眾有效地監督村干部工作。
提高村官選拔資格，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要保證換屆選舉公平、公正、公開，選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選舉權，選出思想政治素質高、工作能力強、有文化、有經濟頭腦的村干部。同時對于大學生擔任村官，進行重點培養，積極創造機會，使他們在思想認知和政治覺悟以及工作技能上起到帶頭作用。
加大對村官貪污腐敗的懲戒力度。在村干部貪污腐敗案件發生后，更要加大懲戒力度，加強不定期檢查和抽查，對工作不認真、檢查不合格的村干部給予相應的處分，并把處分與薪金掛鉤，將他們的工作狀態和工資待遇緊密相連，才能真正起到制約和懲戒作用。
（作者分別為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該院訴訟法學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檢察日報 2016年09月13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