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唐鏢等:影響農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

原題:“民心”何以得或失——影響農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五省(市)60村調查(1999-2008)

內容提要：哪些因素影響農民政治信任的變遷？本文利用實證調查和統計分析的方法，對十年間在江西、江蘇、山西、重慶和上海60個村的四波跟蹤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十年間，政府績效始終是推動農民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農民對于傳統政治文化的認同度降低，但傳統政治文化對農民政治信任的正向推動作用仍在繼續，然而其有削弱趨勢；自2005年始，農業稅費改革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對農民政治信任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而征地拆遷和計劃生育政策制約農民政治信任的提升；農民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和工作經歷在不同時間段對農民的政治信任起到不同效果的影響，黨員身份對政治信任的推動作用較為明顯。

關鍵詞：政治信任  政府績效  公共政策  政治效能感

一、引言

古有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的得失如何發生的？或者說，哪些因素會影響到民心的向背？本文試圖將“民心向背”轉換為現代政治學話語——“政治信任”，考察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實際上，在現代政治學中，政治信任涉及政治合法性、進而影響社會政治穩定。近年來在中國政治研究中，政治信任視角正受到日益廣泛的關注。肖唐鏢和王欣（2010）分析1999～2008年間中國農民政治信任以提升為特征的變遷，本文擬對此進行解釋性研究，討論農民政治信任變遷的影響因素。

在國外學術界，諸多學者討論政治信任的形成與影響因素[①]。就中國民眾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而言，張旭霞（2004）認為，造成政府與公眾關系衰落乃至喪失最為根本的原因是官僚制；影響政治信任的因素表現在三個層次，即個人層次、社會層次和政府層次（閆健，2008）；馬得勇（2007）提出，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視角對于政治信任生成原因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萬鈾能（2006）強調非政府組織是構建公民與政府間信任的積極而重要的力量。這些研究指出了不同方面的影響因素，但遺憾的是多數意見僅系初步的猜測和假設，未能通過實證性檢驗。胡榮（2007）認為，除性別、年齡、政治效能感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具有顯著性外，上訪對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響：上訪者到達政府層次每提高一級，其對政府信任就減少一個檔次。但胡榮的考察視角偏少，系統性略顯不足。與李連江（2004）和胡榮（2007）以單次調查數據的截面分析不同，史天健、呂杰（2007）以兩波前后相隔十年的國內抽樣調查數據，系統檢驗了“政績假說”、“信息假說”、“制度造成的城鄉二元分隔”和“文化假說”對中國民眾政治信任的形成和影響，他們發現：政府的經濟表現在1993年對民眾的政治信任無顯著影響，但到2002年出現了影響；接觸媒體的頻率與公民對政府的評價之間呈反向關系；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信任政府；我國政府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獲得了實質性的益處。

已有文獻對本文分析與探討提供了幫助，本文則對影響農民政治信任因素的討論，既檢驗了上述學者的有關研究結論，又有了新的發現。

二、研究假設與資料來源

本文從政府績效、公共政策、傳統文化、政治效能感和農民個體差異五個方面，討論其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提出如下五個假設：

假設1：政府績效的好壞對農民政治信任有直接的重要影響。具體地說，政府總體執政績效越好、官員執政能力越高、官員工作作風越好，農民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假設2：國家已施行或正在執行的一系列與農民利益切實相關的公共政策，也是影響農民政治信任變化的主要因素。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新型合作醫療制度、農村稅費改革、計劃生育政策，以及國家在農村進行的征地拆遷行為，對農民政治信任既可能產生積極影響，又可能產生消極影響；

假設3：以政府權威主義、家庭權威主義、集體主義等儒家傳統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農民的政治信任有著正向的推動作用；

假設4：農民政治效能感越高，其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假設5：農民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工作經歷等個人因素對政治信任有重要的影響。文化程度高的人，傾向于對政府抱有批判態度，因此其政治信任度要低；黨員、婦女、老年人和流動性低的農民，其政治信任度要高于非黨員、男性、年輕人和流動性高的農民。

本文利用調研數據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和含虛擬自變量的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其回歸方程如下：

其中， 是 +1個未知參數，f 為回歸系數； 為被解釋變量，即農民的政治信任； 是 個精確測量并可控制的一般變量，即回歸模型中的解釋變量。

本文數據來自于筆者所組織的對江西、江蘇、山西、重慶和上海（省、市）在1999年~2008年十年間四波跟蹤調查而形成的數據庫。四次調查所及的村莊數量略有變化，最少的一次是56個村，最多時為68個村（見表1）。

表1 四次調查的數據樣本統計

第一次調查在1999年，在江西C、T兩縣、江蘇H縣，按照等距抽樣方式先選取5個鄉（鎮），各選取四個村，每縣各20個村，每個村選取20個村民樣本進行調查，回收有效問卷1200份；第二次調查在2002年，對江西C、T兩縣40個村的追蹤調查，每村選取10個村民樣本，在山西X市（縣級市）共20個村，每村選取10個村民樣本進行調查。但受“調查準入”等因素的限制，X市最終只完成了對16個村的調查，該次調查共完成了56個村，回收有效問卷547份；第三次調查在2005年，對江西C、T兩縣40個村及對山西X市9村追蹤調查。在上海Q區和重慶B縣按照分層等距方式抽樣選取20個村調查，共完成了對78個村的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671份；第四次調查在2008年，即對江西C、T兩縣40村的第四次調查，重慶B縣20村和上海Q區11村的第二次追蹤調查，回收有效問卷1280份。

在每一次調查中，調查員均嚴格按照分層等距的抽樣方式選取樣本村，調查員采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兩人一組進入村莊，食宿在農民家。首先，主要通過對所調查村的村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三人進行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達到對該村的基本狀況系統了解；其次，利用本村的村民選舉手冊，按照所要調查的樣本數進行分層等距抽樣，確定調查對象，登門進行問卷調查。在各村也選取一定數量的村民進行深度訪談，以求對所調查村莊有更為深入的觀察和剖析。

應當說明的是，在上述五省（市）對樣本縣（市、區）選擇來自立意抽樣，即：請當地同志幫助推薦和選擇，其原則是盡量體現該省（市）農村的一般特點，如作為調查主體的江西省C、T兩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居全省中等程度，其文化有著“贛文化”厚重的傳統。不過，本調查盡管難以真正代表五個省（市）以及國內的一般狀況，但按照美國著名政治學教授墨寧的說法，其相關性分析也是能夠成立，具有推論性（墨寧，2004）。

三、研究發現

（一）政府績效

政府績效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農民的切身生活和利益，從而可能影響到農民對于政府的判斷。問卷調查中設計了如下的一些問題，以此來考察政府績效的好壞：

（1）與五年前相比，現在我國的形勢是變好了還是變差了？

（2）與五年前相比，現在農村的形勢是變好了還是變差了？

（3）您覺得現在鄉干部對解決農民的實際困難能有幫助嗎？

（4）您這里干部貪污腐化的情況怎么樣？

（5）您認為在中央政府里，貪污腐化的情況普遍不普遍？

將前兩個問題的選項“好很多”、“好一些”、“跟以前一樣”、“差一些”和“差很多”依照程度由強到弱分別賦值為“10”、“7.5”、“5”、“2.5”和“0”，因子轉換后合成為一個新變量，稱為政府總體績效因子；依照此法，將第三個問題的選項“有很大幫助”、“有較大幫助”、“有一定幫助”、“少數情況下有幫助”和“完全沒幫助”以及后兩個問題的選項“幾乎沒有”、“沒有多少人貪污腐化”、“部分人貪污腐化”、“貪污腐化相當普遍”和“幾乎人人都貪污腐化”分別賦值，再將后三個問題合成，得到一個新變量為官員執政能力因子。同時，將農民對各個公權力機構的信任程度“一貫相信”、“多數時候相信”、“有時相信”、“多數時候不相信”和“從不相信”依照由強到弱分別賦值為“10”、“7.5”、“5”、“2.5”和“0”，再利用因子分析將其合并為一個變量，稱為農民政治信任因子。通過多元回歸分析，考察政府績效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得到表2。

表2 政府績效對政治信任的影響

注：*p<=0.10，**p<=0.05，***p<=0.01，****p<=0.001。

由表2回歸模型的分析結果可見：政府總體績效和官員執政能力對農民的政治信任的影響均具有統計顯著性。政府績效作為影響農民的政治信任變化的重要因素，在十年間的四次調查間一直起到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公共政策

近些年來，為了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城鄉差距，推動農村發展，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在農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收到了一定效果。在2005年以后的調查，本文所考察的政策包括：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農村稅費改革、計劃生育政策、征地拆遷和補償政策。假設這些政策與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理應直接影響著農民的政治信任。在研究中，本文分別考察農民對這些政策施行的滿意程度或支持度，并依照先前的做法將滿意程度或支持程度賦值為“10”、“7.5”、“5”、“2.5”和“0”或“10”、“6.7”、“3.3”和“0”，再將這五項指標各自合成為一個新的因子，作為自變量與農民的政治信任因子進行回歸分析，得到表3。

表3 公共政策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

注：*p<=0.10，**p<=0.05，***p<=0.01，****p<=0.001。

回歸結果顯示：在2005年調查中，僅征地拆遷一項對農民的政治信任的影響具有統計顯著性，并具有消極作用。在2008年調查中，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實行對農民政治信任起到正向的推動作用，而計劃生育政策和征地拆遷卻具有反向作用。其他政策的實行均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在上述結果中，令人不解的是，全面取消農業稅費負擔的改革居然對農民政治信任沒有顯著影響。按理，這項改革徹底改變了兩千多年來農民種田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農民得到了實惠。從表4中列出的數據可以看出，取消農業稅之后，9成以上的農民也表示稅費負擔減輕了。然而，前述回歸分析結果卻顯示，取消農業稅的實行并未對農民的政治信任產生任何推動作用，為何如此？

表4 與五年前相比，您家的稅費負擔加重了還是減輕了 單位：%

在仔細分析調查樣本中，本文認為：這可能與上海地區農村樣本的“干擾”有關。在上海農村，由于其地方財政和鄉村集體經濟的富足，2005年之前已實行農業稅費的減免或補貼，國家全面取消農業稅費負擔對其影響不明顯。而長期來農民負擔較為沉重的中部地區江西和山西，這一政策的經濟和社會效果將可能明顯不同。為此，為了進一步考察農業稅費改革等政策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本文僅利用江西和山西的調查數據重新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江西和山西省公共政策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

注：*p<=0.10，**p<=0.05，***p<=0.01，****p<=0.001。

除了農業稅改革政策外，其它政策的影響結果大體同如表4所示。農業稅費改革在2005年對江西和山西農民的政治信任均具有積極推動作用，且對江西的推動作用高于山西，而在2008年江西地區農業稅費改革的正向作用不再突顯，這或許反映了該項政策的“邊際效益”已下降，形成慣性后社會政治效益不再明顯。

（三）傳統政治文化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政治文化，曾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實踐。本文在問卷中設計了16種說法（見表6），考察傳統政治文化對農民的政治信任所產生的影響。它們所傳達的主要思想，包含了政府權威主義、家庭權威主義、集體主義等在內的儒家傳統思想。答案分為“非常對”、“對”、“不對”、“非常不對”四項，選擇“非常對”和“對”表示受訪者的傳統文化意識很強，選擇“非常不對”和“不對”則表示受訪者的傳統文化意識很弱，本文按照意識強弱分別對四種答案賦值為“10”、“6.7”、“3.3”和“0”，并將16種說法合并成一個變量，稱為傳統文化因子。

表6 測量傳統政治文化的量表 單位：%

表6列出自2002年至2008年三次調查，農民選擇“非常對”和“對”的百分比[②]，選擇這兩項答案表示其對傳統政治文化的認同度高，可以看出，農民對傳統政治文化的認同度呈下降趨勢。

表7對傳統文化影響農民政治信任的回歸分析。在2002年、2005年和2008年的三波調查中，傳統政治文化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均具有統計顯著性。也就是說，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傳統政治文化是影響農民的政治信任度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些對傳統政治文化的認同度高的農民，其政治信任度也高。不過,從三波調查看，傳統文化的這種影響在減弱。

表7 傳統文化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

注：*p<=0.10，**p<=0.05，***p<=0.01，****p<=0.001。

(四)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指一個人認為他自己的參與行為影響政治體系和政府決策的能力，一般來說，政治效能感強的人比政治效能感弱的人會更多的參與政治。本文要考察的是，對于農民個人而言，政治效能感是否是影響其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本文設計了如下問題來考察農民的政治效能感，對這些問題持肯定態度的人表示其政治效能感很高：

（1）如果您有困難需要政府幫助解決，您覺得自己會不會受到公平的對待？

（2）如果您碰到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事情需要領導解決，您向領導提出要求，會不會有用？

對上述兩題的答案“一定會”、“會”、“不會”和“一定不會”分別賦值為“10”、“6.7”、“3.3”和“0”，并合稱為一個新變量，利用政治效能感合成后的因子與農民政治信任進行回歸，結果顯示：在2005年和2008年的調查中，政治效能感對農民的政治信任影響具有統計顯著性，農民的政治效能感對農民的政治信任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那些具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的農民，其政治信任水平也相應較高。

表8 政治效能感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

注：*p<=0.10，**p<=0.05，***p<=0.01，****p<=0.001；括號內為標準化回歸系數。

（五）農民個體差異影響

在農民個體差異方面，本文擬考察年齡、性別、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工作經歷等因素對其政治信任度的影響。對這些因素，本文進行如下操作化處理：

將（））（）（）年齡：調查中的受訪村民均為18周歲成年人，四次調查的受訪村民的平均年齡由1999年調查的44歲上升到2008年的47.6歲；2.性別：男性的編碼的為1，女性為0；3.文化程度：本文按照由不識字、小學、初中、高中、電大、本科的定序順序分別賦值，然后整除100得到結果；4.政治面貌：主要考察黨員身份對政治信任的影響，黨員占受訪人數的比例較小，編碼為1，其他非黨員均編碼為0；5.工作經歷：本文將其簡化為三類，即：未曾外出工作者（務農種田、管家務、在本地鄉鎮企業打工），有外地工作經歷者（在外打工、做生意、跑運輸、搞建筑、參軍），鄉村精英（村干部、教師、醫生、集體企業負責人、私營企業主），共3大類。四波調查中這三類人員的分布情況見表9。

表9 受訪者的工作經歷 單位：%

為了減少三類工作經歷的交互影響，本文以工作地的流動性為中心，對含多項選擇結果的表9再做簡化處理，制作單項選擇結果的表10。其中3個變量構成互斥性關系，即：僅有本地工作經歷（未有流動），鄉村精英（含有本地工作經歷），有外地工作經歷（有流動性工作地），有此工作經歷編碼為1.沒有編為0。以此結果納入多元回歸分析。

表10 受訪者的工作經歷

受訪者個人特征與其政治信任之間關系的多元回歸統計結果見表11。

注：*p<=0.10，**p<=0.05，***p<=0.01，****p<=0.001。

2005年、2008年兩波調查表明，年齡越大的農民，政治信任越高。1999年、2005年和2008年三波調查顯示，女性政治信任度顯著地高于男性；文化程度因素對政治信任度的影響不顯著。2002年、2005年和2008年調查表明，黨員身份對農民的政治信任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黨員村民對國家和政府的信任程度要高于非黨員身份的村民。工作經歷對農民的政治信任的影響較小，僅在2005年和2008年調查中，外出工作經歷對農民政治信任的提高具有反向作用，這表明，工作流動性導致農民政治信任的流失。

在前述假設中，性別假設得到檢驗，婦女政治信任高于男性；年齡與政治面貌因素僅在部分時段的調查中得到檢驗，老年人和黨員的政治信任度要高于年輕人和非黨員農民；文化程度假設未能得到檢驗；工作流動性因素僅在個別調查中具有弱相關性，但結果與假設一致，即流動性對農民的政治信任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四、結論

本文從政府績效、公共政策、傳統文化、政治效能感、農民的個體差異等五個方面，考察影響農民政治信任變遷的可能因素。結果顯示，五個假設多數得到驗證，僅個別假設未被支持或被反證。其一，政府績效對農民政治信任有著顯著的正面推動作用。在自1999年至2008年的調查中，政府績效作為推動農民政治信任發展的動力一直發揮著正向作用；其二，公共政策對農民政治信任的變遷有著重要影響。本文自2005年開始考量公共政策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發現：除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影響不明顯，其他四項改革政策均有著顯著性影響，不過，農業稅費改革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起著正向的推動作用，而計劃生育政策與征地拆遷行為卻起到了障礙作用；其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政治文化對農民的政治信任的提升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盡管其作用已呈削弱趨勢，農民對于傳統政治文化的認同度也在降低之中；其四，政治效能感對農民政治信任的影響如所提出的假設一樣，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五，農民個體差異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呈現多樣性和變動性，婦女政治信任高于男性，流動性差、老年人和黨員農民的政治信任度要高于流動性強的、年輕的和非黨員的農民。

本項研究采納了前述胡榮和史天健、呂杰研究的部分假設，如前者的“政治效能感假說”，后者的“政績（政府績效）假說”和“文化假說”。結果顯示：幾項研究的指標設定和測量盡管不盡一致，但這幾個假設均得到共同的驗證。本文還考察了公共政策因素和農民個體差異因素對政治信任的影響。這表明，影響政治信任的因素是復雜多元的。

上述結論有著豐富的政策意義。應當承認，在高速轉型的中國社會，民眾政治信任的變化不可能只是單向直線型，其影響因素盡管也會變動不居，但基本因素仍將始終發揮著作用。就提升民眾政治信任而言，加強政府建設、提升政府治理績效，擴大公共參與、提升民眾政治效能感，注重公共政策的惠民利民取向、擯棄其擾民損民性，繼承和光大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積極因素，應是始終不棄的政策選擇。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穩定與危機管理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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