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村級經濟的運行方式或者說是生產經營方式，結合自己的調研實際，我把目前集體經濟的存在形式分為：經典模式、現代模式、現實模式、混合模式和普遍模式。下面具體講下這幾個模式以及它們的一些特點。
第一，經典模式。村莊案例選擇的是河南的劉莊。之所以取名為經典模式，是因為它的各種特征比較貼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或理論，而且它沿承了原來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某些特征。我主要歸結了這么幾點。一是生產資料的高度集體化：土地及村辦企業均歸集體所有，村民都是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二是經濟管理體制上的集體統一經營；三是農工商全面發展的產業結構（村民亦工亦農亦商）；四是它在分配制度上始終以村民共同富裕為目標，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制度；五是在這些村莊建立了比較好的社會福利制度，有良好的村民待遇和福利；六是它沿襲了濃厚的集體主義傳統。
這些村莊大多數是從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開始發展集體經濟，所以都有比較強的歷史感。其運行到現在，共產黨領導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這些村莊體現得比較明顯。但是，這些村莊也往往被一些人誤認為是“保守”或者“思想不解放”的典型代表，在每次改革潮來的時候受到比較大的沖擊。
這類集體經濟的村莊經過多年的歷練，已經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抵制風險的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這是其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內在動能。它們具有堅定的發展集體經濟的信心和決心，走的是適合自己村莊特色的發展道路，我覺得是這種模式長盛不衰的精神動力。其帶頭人脫穎而出，勇擔重任，同時他們不斷提高自身修養，形成強大的人格魅力，是這種集體經濟經典模式的共同特點，也是村莊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他們注重村級黨組織建設，不斷增強黨的號召力、凝聚力和戰斗力，集體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教育常抓不懈。
第二，現代模式。它在集體經濟內部引入股份制，也就是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其一，在這種村集體里面，應該是村級集體資產作為統一股參股或者是控股村辦企業。目前來看，還是控股的比較多，在所有制上是這種方式，所以村民既是股東，也是村民，也是勞動者。其二，村民既是股東，又是職工（勞動者），能夠在村集體與村民個人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 而且比公司加農戶這種方式更緊密。其三，由于它引入了現代企業制度，所以它在企業管理方面實行現代董事會制度。其四，它的所有制方式決定了它的分配方式就是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資本）分配相結合， 如此村民普遍比較富裕，但是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其五，它們具有較強的市場經濟意識和市場競爭能力。其六，它們一般具有踏實能干、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黨員隊伍。其七，村級黨組織注重引導農民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國家、熱愛村集體。這個模式在我的論文中，我選的代表是寧波的灣底村。如果用一句詩來形容這個模式，就是“長風破浪正當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為什么這么說？大家都知道第一種模式被批判為保守、思想不解放的代表，而這種模式采用了現代企業制度，所以它更容易被大家看成是積極順應改革潮流的集體經濟實踐形式，在每次改革的潮流中，較少遭到批評和詬病，而且它能夠在相對平靜的輿論環境中贏得更多的市場機會和發展機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要求，并且把集體資本也列入混合所有制經濟里。我覺得如果集體經濟能夠抓住這個機會的話，還是能夠有一定的作為。
第三，現實模式。所謂現實模式，是說它具有更廣泛的現實的制度基礎。這樣一些村莊較多產生在原有的集體經濟基礎差、工業基礎弱、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農村。也就是目前大多數的農村，如果是要發展集體經濟的話，這種模式可能更接近一些。它的特點就是以發展家庭經濟為突破口，通過為家庭經濟提供社會化服務逐步增加集體積累，充實村級集體經濟，村民收入快速增長，村民福利不斷改善。 這類村莊我選擇的個案是天津的毛家峪。這個村在2000年的時候，積累是零，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00元。一個小山村，當時是“春種幾壟地，秋收幾框果”。這幾框果秋天也運不出去，因為沒有道路。到2008年的時候，村民人均年收入是3萬多元，村級積累達到了1億元。對它來說，建立一個比較初步的村級集體經濟之后，往往會通過聯合或合作，比如村企合作、村村合作等途徑來實現集體積累的提升和飛躍，形成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制度和路徑依賴，這是保證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它需要不斷地、及時地、持續地加強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為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思想支撐。對于集體經濟來說，集體主義還是它的靈魂。如果光有經濟沒有精神的話，這個村莊很快就會失去發展的源泉。
第四，混合模式。這類村莊的代表就是廣東省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在這個村莊內部有多種經營方式存在。首先在集體土地上，仍然保留了人民公社的體制，就是集體統一耕作。然后，按照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管理辦法進行一定的調整。比如臨時性的分田到戶，就是在冬天的時候，土地空閑下來，還能種植一些不便機械化的作物，比如馬鈴薯，把土地分給村民耕種，但是到春天能進行集體化作業的時候就把地收回來。在這個村莊里還存在一個租賃制。圍海形成的一些地，租賃給一些養殖場或者企業，收取一定的租金。當然，崖口村也實行了村民股份制，有兩種形式，一個是紅本的股份制，一個是綠本的股份制。
第五，普遍模式。所謂普遍模式，就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模式。很多人覺得這已經不是集體經濟，但是如果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以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來看的話，我還是把它歸結在集體經濟這樣一種形式里。因為目前我們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還是歸集體所有的，只不過是在經營形式上分散經營。按照鄧小平所說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一種低水平的集體經濟，將來要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實現一種高水平的集體經濟，就是集體化要不斷地提高。當然，我們對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需要辯證地認識。當初實行分田到戶的時候，在一些貧困落后的地方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我看史料說是“被饑餓逼迫出來”的一個改革。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當時也存在“一刀切”的做法。外國學者安戈調研了大概28個村莊，說已經實現了家庭聯產承包的28個村莊有22個是在上級壓力之下承包到戶的。當然這種低水平的集體經濟目前來看越來越不適應集體化的大生產。
在全國已有不少高水平集體經濟的農村，這個沒有具體的統計。去農業部，他們口頭告訴我說，全國沒有分田到戶的農村大概為2％。如果按目前50多萬個行政村計算，那就有1萬個左右，我不知道有沒有這么多。但是，廣大農民發展集體經濟的心聲是能夠感受到的。比如說河南劉莊，在史來賀的帶領下，周邊也出現了一批集體經濟的農村，他們都公開說史來賀是自己的老師。又如天津毛家峪發展集體經濟之后，周邊的村要求跟毛家峪走集體經濟的道路。我感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重申農村改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例如2013年的農村工作會議就提到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是改革之魂，后來確定三權關系等。我覺得農村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不應是削弱而應是鞏固集體所有制的過程，不應是弱化而應是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過程，不應是降低而應是不斷提高集體經濟水平的過程。
老田：作為一種生產政體的集體經濟村莊
我今天介紹的是湖北的HL村，以這個村為例，來觀察集體經濟村莊對管理理念，跟現在提倡的現代企業制度和股份制企業的對比；借鑒生產政體的概念，來對照集體存在與現代企業在相關問題上的不同處置方式。
（一）作為一個觀察視野的生產政體
布洛維提出生產政體的概念，是試圖考察生產領域的上層建筑，觀察勞動過程、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以及更為宏觀的市場競爭和國家干預對企業內部管理的影響。在這個觀察視野里面，一個集體經濟村莊就像一個企業一樣，有其經濟基礎，也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筑。而集體經濟村莊的特殊性，就在于干群關系不同于私企，也與改革后確立主流勞動雇傭關系相區別，這既體現在勞動過程中間，更體現在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中間。很多人都講到集體經濟村莊內部的集體主義精神，這在今天應該算是一個稀罕的事物，考察它到底是怎樣構建出來的，是怎樣起作用的，就能夠說明生產政體概念所包含的很多內涵。
毛澤東當年和劉少奇、鄧子恢爭論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放在這個生產政體內部來觀察，例如他1957年從正面講《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8年從反面提出批評資產階級法權，1959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所講的生產關系就不是說所有制，而是指生產場所的官民關系問題。今天的研究普遍是把這些涉及具體管理環節的內容和主張，拔高到哲學和方法論的角度去理解，甩開了這些講話在社會經濟過程中間的針對性，就總覺得離開實際很遠。
（二）湖北HL村成長的幾個關鍵階梯
回到HL村，這個村子的發展有幾個重要階段。1970年之前這個村子很窮困，處在江漢平原上最低點洪湖邊上，澇災特別嚴重，只要一下雨，莊稼就淹掉。1970年，村子里有27戶在外面流浪討生活，此外還有150多個勞動力平時不出工，都是在外面討生活。
這一年葉開始擔任大隊書記，他在任職演說中說：“三年之內如果不能把村莊的面貌改變的話，我自動下臺。”毛時代很多基層干部都有著勞模的生理特點，比如身強力壯、干活干得比別人多，所以就很有領袖風范。葉這個人恰好是沒有這些特點，而且眼睛極度弱視，只有0.1的視力，按照農民的說法，這算是“半瞎子”。他上去之后，特別能提振民氣，第一件事就是帶領群眾大搞水利建設，給低湖田建設一個可靠的防澇圍子。與周圍的村莊相比，水災之年HL村的圍子是唯一的一個保證了收成的。此外，他還很有戰略眼光。當時洪湖附近水田很多，各個村子相互穿插在一起，地勢高的高湖田澇災風險低，潛在價值就高，一畝高湖田可以換幾畝低湖田，葉書記用本村的高湖田就把周圍村子不要的低湖田統統換過來。因為當時耕作距離比較遠，為了解決運輸問題，還組織群眾修了一條從定居點到田畈的運河。
當然，僅僅依靠一個村子的力量去治理低湖田，肯定成就有限。從1958年大搞水利到70年代，整個湖北省的大水利已經開始成型了，就全省而言，治理鄂西北的“旱包子”和江海平原的“水袋子”是兩大重點。到了70年代中期，江漢平原按照等高線開挖的排水河，逐次開始起作用。在這個大的背景之下，一個村莊投入幾萬方的水利工程圍堰，就能夠很好地起到防澇作用，先于周邊村莊解決水稻生產最大的限制問題。就水利發展的大背景而言，英雄還是跟“時勢”之間有因果關系。僅僅三年時間，HL村就解決了溫飽問題。到1980年，“全大隊總產值可達120萬元，人平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現在，全大隊公共積累80萬元，流動資金36萬元，儲備糧120萬斤。全大隊擁有各種動力機械36臺，計馬力679匹；大拖拉機兩輛，汽車兩輛。農業生產中的耕整、抗旱排澇、收割、脫粒、運輸實現了機械化。社員富裕程度也顯著提高。全大隊家家進款，戶戶余糧，百分之百的社員住上了磚瓦房，大多數人家購置了自行車、收音機，絕大多數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戶還購置了縫紉機、電扇等，社員家庭基本上實現了電表化、自來水化、沼氣化。生活標準已經趕上和超過了一般城市居民”。②到了第二年政策要求強制分田的時候，村民思想非常統一，一致堅決反對，而葉書記也敢于冒一點點的政治風險，頂住了來自上級的政治壓力，順應了民意，所以就沒有分田到戶。
HL村工業化最重要的起步，是在1979年。這年洪湖市投資建立了棉紡廠，要征用村莊的土地，當時一般村民的眼光就是需要多給招工指標，或者多要征地款，葉書記跟村委一班人討論之后覺得，不要征地款，也不要招工指標，要求幫助建設小棉紡廠。通過這個小棉紡廠的孵化作用，80年代搞了十幾個小工廠，這個村就從農業逐步走向工業化了。非常有對照意義的是，1979年國家投入巨資建立的國營棉紡廠在2002年的時候辦不下去了，為了動員職工不反對改制，縣委副書記親自到場做工作，被工人包圍在工廠里面24小時。HL村這個時候站出來，出資1900萬把這個廠接下來了。HL村接管國營廠的時候，向職工承諾穩定就業和穩定工資，這樣，原國營廠的干部職工都很歡迎。縣委書記解決不了矛盾，葉書記只用了一句話就把問題解決了。很多學者論證說，按照傳統的僵化的國營企業管理模式管理，國企必定要垮臺。恰好相反，葉書記就是承諾按照老式國企的經驗模式來管理，最終把紡織業經營成為HL村的支柱產業。
2009年北京很多大學生社團到這個村做寒假調查，學生們聽到葉書記介紹到接管國營企業的承諾時，格外不理解，就提出疑問：“你把大部分的管理手段放棄了，要是他們不努力干活，那你怎么辦？”葉書記當時有點激動，高聲回答說：“哪怕這個人的心是一塊冷鐵，我也把他焐熱了。”我當時就坐在旁邊，聽了很感慨，這些集體村莊的帶頭人對于管理的理解，和我們在學校習得的管理知識，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邏輯，相互之間不僅不兼容，也相互不理解，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管理知識體系的碰撞。在這個村子里，主要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來約束人，主要是建立一個共同體，讓大家都認同集體是我們的家，集體利益實現是我們個人利益實現的必由之路，有了這種集體主義精神之后，管理過程對于激勵手段的依賴就很小了。直到2003年葉書記每年收入僅僅與普通勞動力相當，5500元左右，到了2009年稍微有點差別。
（三）共同體信念或者集體主義精神的建設過程
如果干部不掌握控制勞動者經濟利益的各種管理手段，那么就需要勞動者有相當高的自覺性作為替代，否則，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就很難進行。而來自勞動者的“自覺性”或者“主人翁精神”，還沒有人能夠給出很準確的理論提煉，都是應用各種相近的詞匯加以經驗性描述。
在HL村，葉書記上任之后3年時間就解決了溫飽問題，這就有了讓大家安身立命的基礎。村里采取了一個重大行動，把外流的27戶人家全部找到并接回村里生活。其中有姓楊的一家人，在3年之內就搬了3個省、6個縣，村里費了很多心思才找回他們；因為在外流浪也是生存艱難，女主人在長期的生活壓力之下，精神已經不太正常，遷回來生活穩定之后，精神狀態就慢慢好起來了。這個重大舉措，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村子的興旺意味著每一個人、每一家人的興旺，個人或者家庭利益依靠集體利益進一步來實現，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或者紙面上，要體現在現實當中。這件事成為全村人的共同記憶，也成為管理層經常宣講的重要事例，用于論證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一致性。
HL村在地理上靠近湖南，四五十年代長江大堤防護能力差，通常是南岸比北岸更差，所以災年就有湖南人流落過來，在湖邊的空地搭棚子安家開荒，這群人被當地老百姓蔑稱為“湖南棚子”。合作化之后，承認他們的村民資格，單獨成立一個生產隊。因為靠近湖區釘螺滋生地，70％的家庭有罹患血吸蟲病的病人。1971年大隊狀況改善之后，就決定把這40多戶拆遷出來，并說服其他村民讓出宅基地，給他們建房。這也是證實村民資格“有效性”的重要案例，葉書記在很多年之后還說：“1971年這件事在我和我們全村人的頭腦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記，從那時起，我便開始考慮做有心人，要因勢利導地把我們村民中流露出來的這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樸實感情，提升為一種精神和一種理念。”③今天葉書記的主要助手之一，也常強調自己是“湖南棚子”出身，以此隱喻個人與集體利害關系的一致性。
葉書記要求黨員“帶頭富服從帶領富”，不能利用自己的地位追求個人利益的優先實現，“在我們HL，發展黨員我們始終把握這么一點，無論是誰，你再有本事，賺錢再多，你不關心集體事業，沒有奉獻精神和奉獻意識，不能帶領群眾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發展”，“近30年來，由于我們始終堅持抓好了以上兩個重點，所以迄今為止，我們全村78名黨員沒有一個人圖個人發財離開村集體的，我們村也出現既沒有百萬富翁，更沒有貧困戶的事實”，“使我們共產黨人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和村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在HL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④葉書記本人長期拿本村的平均工資，后來也只接受略高于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對集體的不認同，可能有很多原因，但首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少數人脫離多數人的先富先貴現象，不僅在一個特定的場域中間造成“集體的心理報酬遞減”，同時那一部分好起來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成就構成心理上的貶低和壓力，而且鼓勵個人脫離集體尋找個體奮斗是一個示范作用。
按照葉書記自己的總結：“一是全力營造我們HL人認可和接受的道德觀念及價值取向。在做這項工作時，我所遵循的原則時‘循循善誘、潛移默化’，我運用的主要方式是開會，可以說我對開會是‘情有獨鐘、樂此不疲’。為什么呢？因為一般的工作例會除外，在其他會議上，我能以‘看似未帶觀點、實則已帶觀點’的講話引導村民看問題、想問題，讓村民在看和想的過程中提高認識，達成共識，最后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形成一種理念。比如80年代中期，‘HL是個大家庭，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帶頭富要服從帶領富，帶領富要講奉獻精神’‘先富幫后富，HL有義務’‘賺錢不賺昧心錢，發財不發不義財’‘既要用金錢裝滿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換的思想充實自己的腦袋’等這些樸實無華的觀念，就在我們村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了，時至今日，這些觀念也未曾改變和動搖過，按現代的說法，這應該叫一種‘企業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在鄉村的共同體中間，葉書記還很重視兩項禮節性的事務：“春節時給村民拜年和村民有喪事時一起給死者開追悼會兩件事。因為每逢春節，既是我們每個村民大團圓的日子，也是我們HL這個大家庭大團圓的日子。一年一度，村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HL的建設和發展都盡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應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給每個村民送一聲祝福，道一聲吉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還可以彌補我們有時平時工作上的不足。對于為去世的村民開追悼會，我認為只要我們深入挖掘、細心提煉、正確引導，它所起的作用就不僅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還可以起到教育激勵生者的作用。”⑤
說教能夠起作用不是偶然，有了搬遷“湖南棚子”和接受外流27個家庭的共同記憶的支持，集體利益對于個人利益的支撐作用，才足以讓人信服；有了黨員干部帶頭作用不率先謀取私利，才有說教不會貶值的可靠保證——集體不是干部個人的階梯，而是所有人的依靠。葉書記還喜歡引用毛時代就已經流行的順口溜來說明問題：“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干部，黨員看支部。”
管理的一個關鍵任務就是要溝通個人利益與集體目標的不一致，如果有了對于集體的普遍認同，那么采取各種激勵手段反而有些多余了。對于集體的不認同，通常與村內的社會分化和競爭有關，這些都在有意識地加以抑制。葉書記說對于村民建房，絕對不容許高出鄰居一片瓦一口磚。反過來，最主要的激勵手段——對于利益的分配倒過來為促進集體認同來安排，視村里企業盈利狀況好壞，是按村民的家庭來分配企業紅利的，三口人的核心家庭就分一份紅利，與長輩一起過的四五口人的家庭則按1.5份分。此外，得益于集體經濟的支持，村里提供很多福利，例如吃水和用電不要錢，為所有老人購買了社保，村衛生室已經升級為衛生院，免費治療村民的常見病和多發病。對于外來務工人員，設立成員資格獲得年限，例如工作達到7年之后經本人申請可以享受村民資格待遇。
我多次去這個村莊調查，由此形成了對于管理的認識：只有在認同徹底瓦解的結構中，激勵才需要管理手段，制度建設相應地上升到管理的第一位。
較為平均的利益分配，在不同的群體中間引起的主觀評價是不同的。對于底層勞動者而言，均衡分配是一種增進認同的手段，但對于那些處于技術和管理高級職位上的群體而言，這是一種增進不認同的方式。在大的社會背景中間，較高的管理、技術和銷售職位上所積累的個人經驗和關系網絡，通常要給予較高的收益，特別是周邊存在吸引高層職位的高收益時，這種外部壓力就不能忽視。
南街村、華西村和HL村一樣，都承認村民的成員資格，以及由成員資格所規定的分享企業紅利的權利。不同的是，南街村通過70％的按需分配來實現紅利共享，華西村則是在承認職務差別的情況下讓每一個村民都得到記賬紅利，HL村則每年年底按戶分配紅利。
有一點很清楚，集體經濟村莊內部，干部的權力很少來自于運用各種激勵手段所帶來的控制權和強制性，大多數來自于村民自下而上的賦權，干部對于村民的影響力主要源于認同而不是控制權的集中。但是，干部較少運用強制性的管理手段，并不意味著權威的低下。在HL村，村民告訴來訪者，葉書記的權威比公檢法的權威要有效一點，法院判決解決不了的糾紛，葉書記可以調處。另外，在鄉村中間，計劃生育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的執行難度很高，但在HL村沒有大的障礙，三十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效果非常好，人口增長數量遠低于周圍村莊。自下而上的賦權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社區有潛力接管國家機器的部分鎮壓職能。近年來復活的“楓橋經驗”（今天只強調矛盾就地解決，把上訪最小化），在毛時代的實踐中是由社區組織接管公檢法機構的鎮壓職能：對于那些需要服刑的鎮壓對象改由社區組織監督改造。近三十年來，毛時代的單位制熟人社會網絡徹底瓦解之后，對于國家介入的要求就日益迫切，公檢法這樣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的擴張就很快，但是，這種社會管理方式不僅成本高，也遠遠滿足不了秩序要求，很多地區黑惡勢力的抬頭就是明顯的標志。
在村莊企業的職工隊伍里面，由于承諾穩定就業，村民還額外擁有分享企業利潤的資格，這樣就形成穩定的熟人社會網絡。在這樣的網絡中間，群眾的風評對個人的影響很大，人們傾向于自我調節和自律，需要干部進行強制性的管理、制裁和糾偏的事務反而很少。
（四）村莊與國家的一致與不一致
在布洛維那里，生產政體除了勞動過程和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之外，還要與外部的大環境發生關聯，市場競爭的壓力要對企業內部的生產政體起作用，國家政策和法律的干預也是明顯的。相比較而言，絕大多數企業內部的權力機制，不能夠與國家政策和法律環境相沖突：微觀政體與宏觀政體的關系是協調一致的。而集體經濟村莊的特點，顯然在于不合政策大環境的要求。這種微觀與宏觀的不一致，給村莊帶來很大的壓力。
今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間，每一個集體村莊經濟狀況都依賴于企業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補償水平。南街村和HL村不是那么富裕，關鍵在于村莊支柱產業的行業價格補償水平較低，HL是以紡織業為主導，而南街村是以方便面和啤酒為主導，國內相關行業處于過度競爭狀況，相應的價格補償水平就低；而華西村（冶金等）和河南劉莊（制藥）的企業產品，行業競爭弱一些，價格補償水平較高，因此，村民的分配水平和富裕程度就較高。內部政體與外部的不一致產生很多困擾，南街村提出“堅持外圓闖商海，堅持內方治南街”，但是，外圓和內方畢竟是兩套截然有別的邏輯，相互之間的沖突很難徹底消除。村莊內部的黨建和紅色文化活動，也只能夠部分抵制和消除外部的影響。
依托戰爭年代的政權建設經驗，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后建立起低成本的農村三級政權，農業合作化或者集體化事業的推進，完全依賴于鄉村政權組織的兩大特點：低成本和高執行力。一個低成本的鄉村政權，其主要特點就是干部“不脫離群眾”和“起模范帶頭作用”，低成本的執行力水平高低，主要不是與各種激勵手段運用和規則制度建設相關聯的，而是與干部得到群眾自上而下的擁護程度關聯在一起的，認同建設比制度建設更具優先地位。今天的集體經濟村莊，確實延續了一些集體農業時代的管理現象，干部起帶頭作用，村民擁有成員資格，干群關系上政治和經濟差距較小。
在農村建立一個低成本、高執行力的政權，歷代王朝都做不到，國民黨也做不到，當然今天的政府也做不到。在建設年代，共產黨能夠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也是依賴于能夠建設一個低成本、高執行力的三級政權。如果把毛的很多講話降格到面對面的管理層次來理解的話，實際上跟毛心靈相通的知音都在民間。史來賀他們寫的紀念毛主席文章，我就覺得跟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寫的是截然不同。南街村內部的黨建活動，依然含有毛時代晚期的“反修”功能，目的是防止內部產生瓦解集體經濟的力量。集體經濟組織和集體主義精神之間的關聯問題，也很模糊。萊斯利·懷特在研究文化變遷的時候，強調對環境能量的開發效率的進步，同時也關注社會系統和意識形態系統，他設想社會系統的組織要有利于技術和工具效率的發揮，而意識形態系統則要對之進行表述和維護。
以集體經濟村莊而論，其社會系統——組織形態內部的官民關系和社會關系——不同于外部，而外部的意識形態表述對村莊運作造成很大的干擾，村莊內部不得不設法抵御外部意識形態的瓦解作用，一個村莊不可能完成其實踐的意識形態建設，只能沿襲過往的成就，南街村大唱紅歌、學毛著等等，目的是要實現對自身實踐的肯定。
民國初年有一個美國人叫馬羅力，他到中國訪問，寫了一本書叫《饑荒的中國》。他看到中國的水旱災害十分嚴重，抗旱除澇的潛在效益非常高，同時勞動力巨多，工資非常低，他希望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改善抗旱除澇條件。到底有一個什么樣的中介，能夠引導大量剩余勞動力投入抗旱除澇工程建設呢？毛時代的合作化，是通過強化農村基層三級政權，把中國剩余勞動力結合進潛在的抗旱除澇的效益目標。從這個角度去反思和對照，所謂的制度創新，或者說按照懷特所說的尋求有效開發環境能量的方式，需要就資源和潛在利益目標建立起有效的中介，這個中介他稱為社會系統。毛時代的實踐，是通過基層政權建設，在社員資格穩定的基礎上肯定成員的長遠利益，以此激勵勞動者的高水平努力。華西村就是在短時期內密集投入活勞動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提高單產水平；大寨的先進性就在于把“七溝八梁一面坡”改造成水平梯田，提高了耕地的生產率；HL村就是投入大量活勞動修筑圍堰，改善低湖田的除澇能力，實現保收。這個方面倒是很符合懷特的觀察，充分利用既有的資源，有效地開發了環境能量。而所需要的社會系統或者組織形態，倒是不一定需要全部按照公社、大隊和小隊三級來設置，像河北的周家莊，它從來都不是搞三級所有。它一開始就是大隊與農戶結合，自稱是大集體、小自由，鄉一級統籌機械化等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管理，農戶承包一定數量的田間管理任務按時按質完成。
土改的潛在影響很大，基本上在農村社區重新分配了話語權。我老家的合作社長告訴我，土改之后中農以上的家庭基本上不怎么敢講話了，相應地，過去那種通過向鄰居放貸收租的利益實現路徑不僅沒有了，在新的意識形態中也完全不合法了。潛在地，各種通過個人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優先實現，也都喪失了合法性，土地公有之后的優勢群體是干部，“四清”運動否定干部多吃多占這種方式。否定優勢群體的利益多占，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一種實際的意識形態界線，今天在集體經濟村莊實踐中間，依然是維護集體認同的關鍵。即便是地處發達的蘇南地區的華西村，盡管受到外部壓力不得不對高管給予更多的利潤分享，但依然沒有徹底剝奪村民的成員分配資格，這與那些實現了鄉鎮企業私有化的村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生產政體角度看，集體經濟村莊有著不同的管理結構，以及由此決定的組織形態和社會關系樣式，同時，也需要一種不同于主流的意識形態來配合它的實踐，追求一種不同的生產領域的上層建筑。按照懷特的視野，集體經濟村莊需要一種不同的社會系統和意識形態系統，在這個新的系統中間，管理效率的方向是以認同建設為中心，管理效率的障礙就不是被管理者的懶惰或者不努力，而是來自于管理者追求利益先占而帶來的認同瓦解效應。國內很少的集體村莊實踐，恐怕還遠遠夠不上新文明，其實踐中間提出來的問題雖然與主流企業管理結構有異，恐怕也夠不上威脅主流制度實踐的力量。南街村王宏斌回顧南街村歷史時說：作為一個農村組織，在起步階段都缺乏技術、資金和人才，要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壯大，必須尋求自己的競爭優勢。在農村，做正規化的管理是不可能形成管理機構方面的優勢的，反過來，在認同建設方面的潛力就比較大。對企業經營而言，管理機構也好，生產政體也好，都關聯到企業成員如何付出高水平努力的功能性管理要求，在宏觀制度一致的情況下，能夠發現很多問題只有在面對面的管理層次里面才能建設和完善起來，最終見到成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