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鄉建，有三個人對我影響較大。一是晏陽初先生，久仰，深深的影響著我至今。二是李昌平先生，我們現在同在中國鄉建院，共筑鄉建。三是杜潤生先生，大家一直尊稱杜老，十幾年的鄉建，杜先生的很多同事與門生一直與我交往，并在支持我們的鄉建。
從未見過杜先生。2007年前后，北京綠十字正處在艱難的創業階段。北大楊勛教授約我見杜潤生先生，幾次約定均未見。楊勛教授受杜老影響，當年農民家庭承包是對是錯？楊教授多次帶著他的學生到安徽農村做鄉村調研，收集農村家庭承包第一手資料，1981年到安徽調研，調查組兵分三路，一路為專題組，分別下隊蹲點，主要有陳錫文、楊冠三、梁曉東等；一路是綜合組，有鄧英淘、王小強、周其仁與我和陳一咨等；另有一組稱為流通組，專門調查供銷社和產品銷售系統，主要有白若冰、王子平等。那個時代聽起來像一場革命，在萬里、鄧力群、王郁昭、杜老等堅定地支持下，楊教授為此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在近十年的鄉建中，楊老師一直默默地在支持我們，80多歲的老人，下堰河，上郝堂，走海南至京郊，像當年杜老支持年輕人一樣關心著鄉村，心系我們的鄉村建設。
后經楊勛老師介紹又認識了杜老的幾個門生，他們很多都在海南，有教授，有官員，有隱居，有種田，總之，他們再沒有做農村工作，可是我總感覺他們心中有一種激情，有一種與杜先生切不斷的恩情，這一點總使我好奇。我對九號院，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了解太少，小崗村的事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多聽楊勛老師說，看了二本書，楊勛著《心路～良知的命運》，還有一本《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上下冊），這些書籍中大多數是圍繞著杜先生。
一個偶然機會，我認識從美國回來的翁永凱博士，我只記住她的一個身份，比爾·蓋茨基金會中國顧問。那時我正準備出《農道》，書中內容與當時的新農村建設有很多不同說法，出版社要求大量修改，我又不愿。這時翁老師找到另一個從香港回來的朋友王奔教授，請他想想辦法，他的身份很復雜，單位太多，可是我知道他是高人。王奔教授說，實在不行就到美國出版，這么好的一本書，改了內容會太可惜，不出更可惜。于是翁老師通過她在美國愛心基金會的幫助下，有了一些眉目。翁博士老師說，這書重要，能否找一個重要的人為《農道》寫個敘。王奔老師說：中國農民工作中最有話語權的是杜潤生，年齡己高，不能執筆。另一個就是曾擔任萬里的秘書，后又任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副主任，農村改革的重要支持與見證者吳象先生。
于是乎王教授又通過他的很多當年在杜老身邊工作的人找到吳象先生。
此時吳象先生也正好在住院，經朋友推薦寫序，吳先生看到書稿，又見一張便條，大意是一個叫孫君的畫家在農村做了很多實踐與案例，即將出書，想請他寫序，吳先生說身體不適，眼睛看不清，已久不動筆，當時就推辭了。可是稿留在他的床頭，可能是吳先生閑時隨手拿來看看，打發時間。誰知一看就沒有放下，并一筆一劃的寫了近5000字，序中吳先生最喜歡我的一個觀點"三農不是問題，是希望"，觀念不同，結果一定不一樣。之后我多次看望吳象先生，吳先生所說所言依然沒有繞出杜先生。后又與吳象女兒吳麗有交往，我們談的話題是鄉村，我們說的事情是農民。最終《農道》中英文版在美國出版，并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館收藏。
又過幾年，王奔教授與翁博士說，這本在社會己有一定影響，能否申請"杜潤生基金獎"，于是又找到杜老的得意門生，中國改革四君子"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翁永曦"。翁永曦（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34歲副部級，電影《新星》原型），翁是王奔好朋友，關鍵又是翁博士的哥哥。我笑了，我說我知道翁永曦先生，可我哪知道是翁博士的哥哥，翁聽后只是笑笑。
這之后，我與翁永曦先生常見面，我們常常談鄉建，談三農，談新農村，談鄉村未來。我們怎樣談，都緊緊的圍繞著杜老這個老人在說鄉村，說我們心中的希望。
2013年前后，翁永凱博士參加了郝堂村項目，王奔多次到郝堂調研，翁永曦三次到郝堂調研，與村書記胡靜，與區委書記王繼軍，與村民溝通，翁先生非常認同郝堂村的實踐。說到郝堂村項目，我說一直堅持"還權與村兩委"，翁先生脫口說"杜老說，把農民的事交給農民，中國只要農民窮，中國就一定窮"。郝堂村也是因為有翁先生在不同場合，不同層面的大力推薦，才有今天的格局。
從九號院（政研室）走出來的人，人已離開，心依然如故，2014年"年度公和人物"頒獎盛典翁永曦先生定在郝堂村，我也因翁先生獲此殊榮。
2015年10月9日，杜潤生先生離開我們，我以文字的形式紀念我一直未見面的老人，一個令我敬重的中國農村改革之父。
2015年10月9日于襄陽宜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綠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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