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食品安全問題的頻繁爆發，大批有機農業、生態農業興起，但這些新的農業從業者也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
如何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建立農產品的信任關系成為農民、農業企業家等必須直面的問題。數據化技術的應用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帶來機遇。
2016年，農業部等八部門發布了《“互聯網+”現代農業三年行動實施方案》，“互聯網是一個工具，但是這個‘+’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對生態要素進行重新配置，使業態進入一個新的狀態，形成新的業態，比如生態信任農業。”國家農村信息化指導組專家李道亮說。
期待生態農業的嘗試能助推我國農業的轉型，盆景將來變成風景。
生態農業遇信任危機
不打農藥，不用化肥的糧食、蔬菜、水果，對很多消費者來說，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奢望。
大量使用農藥、化肥、激素等，造成了食品農殘藥殘的超標，也引發了很多食品安全問題。人們呼吁生產更安全、更健康的食品，越來越多的人投身這個行業。
近年來，有機農業、生態農業在不少地方開始嘗試。標榜不用農藥、化肥、除草劑的生態農業模式能獲得人們的信任嗎？誰愿意為這種模式買單？對于這些農業從業者來說，這是最難跨越的一道坎。
多重質疑
在普通食品屢次陷入食品安全危機時，有機食品、生態食品等也未能獨善其身。問題有機食品常被檢測機構、媒體曝光，而生態食品則被質疑是濫用概念，打擦邊球。
2015年9月10日，天津市消協發布了2015年蔬菜比較試驗報告，報告顯示，有機認證蔬菜樣品單項農殘檢出率高于常規蔬菜樣品。13種有機認證蔬菜樣品中有9種被檢出百菌清單項農藥殘留，占比為69.23%。北菜園、翠京元、光合谷等知名有機蔬菜品牌上榜。
隨后，媒體記者在北京昌平的一家宣稱有機種植的南地綠都莊園大棚內發現多菌靈、噠螨靈、多氧清、翠貝等農藥，甚至還有高毒農藥敵敵畏。
這些亂象被曝光時，被稱為“世界最嚴”的《有機食品認證管理辦法》（下稱《辦法》）已實施了一年多。在此之前，有機食品的混亂狀況更嚴重，假冒有機產品屢見不鮮。隨著《辦法》的實施，有機行業進行了一輪整頓，但問題產品依然沒有杜絕。
據一位認證機構的工作人員透露，一般有機種植機構都做不到完全按照有機的方式去生產，在種植初期都會偷偷摸摸地用農藥化肥，或施用一些生物農藥，認證機構可以提供規避風險指導服務。
有機認證的公信力一次又一次遭到質疑。而有機認證費用也增加了有機農業的成本。
“太貴。”提到有機認證的時候，北京平人農場的趙中義這樣說。平人農場位于北京昌平區新壽鎮，有50畝地。趙中義稱農場基本能做到不用農藥化肥，但沒有進行有機認證。
像平人農場這樣放棄認證之路的中小型農場很多，不進行有機認證，但按照有機的方式生產，成為很多生態農莊的標榜。
信任檢測還是信任人？這成為一個問題。可是，當第三方的檢測、認證都不可信的時候，人如何取得信任？
事實上，滿天飛的“生態食品”被很多業界專家批判為“玩概念”，我國的食品等級只有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而生態食品既沒有任何定義，也沒有任何標準。
隨處可見的“無農藥、無化肥”廣告已經打動不了消費者。對于大多數生態農場而言，推銷自己的產品便會變得更為艱難，大多數農場是依靠熟人、“粉絲”或者北京有機農夫市集這樣的機構來打開銷路。
憑什么信你？
“日本有機農業教父”、守護大地協會創始人藤田和芳曾在湖南長沙參加過一場消費者與農場經營者之間的交流活動，會場爭論的激烈程度讓他驚訝，“中國的消費者對農業的不信任程度比日本更嚴重。”他感嘆。
數據顯示，近60多年來，我國化肥用量激增百倍。我國化肥平均用量是世界公認警戒上限225公斤/公頃的1.8倍以上，更是歐美平均用量的4倍以上。而我國單位面積農藥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事實上，很多農民已經不相信不用農藥化肥還能種地。
大量使用農藥化肥等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耕地退化、生態環境污染等問題，同時，各種直接的或潛在的有害物質進入食物鏈，農藥殘留超標的蔬菜水果經常在市場上出現。由此帶來的是嚴重信任危機，面對食品安全問題，公眾的神經繃得特別緊。
在孩子開始添加輔食之后，高玲（化名）經常購買一些有機蔬菜，價格通常是普通蔬菜的10倍。但自去年看到天津消費者協會的報告后，她很生氣，“那么貴還不能保證安全！”以后再有人向她推銷有機食品，她只問一句：“我憑什么信你？”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協同創新生態設計中心副主任鐘芳在近期舉辦的第一屆生態信任農業發展論壇上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我開始從很有名的電商平臺去購買我平時需要的一些生鮮產品，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一個報告，說某著名電商平臺上合作有機農場產品超標，我受了一次打擊。再后來碰到更多專業人士，說是另外一個非常著名的電商平臺的主要合作伙伴來自于新發地，從此以后我就斷了在生鮮平臺上購買食物的念想。”
信任的誤區
鐘芳曾在農場工作過，了解北京很多小型農場，但她坦言，真正能向朋友推薦的少之又少。她發現北京一些高端市場在向日本學習，在每一個小包裝上打上農民的姓名，上面有哪一個基地，哪一個農民負責生產，他的肖像甚至會掛到大的展品上面。但鐘芳認為，核心的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東西我不相信，我不會去買。”
她希望以設計的方式來提高在農業領域的信任度，幫助農民獲得更好的收入和更高品質的生活。在研究過程中，她看到了很多農場在傳播中的誤區，影響了信任關系的形成。
比較常見的是自我中心式的傳播，鐘芳剛進入生態農業圈子時感覺非常明顯。“我只要站在我這里就可以，你是來接受我的。這個自我中心式的傳播有兩類，一類是傳播我的情懷，另外一類傳播我的理念。”在2008年，食品安全問題爆發導致大量生態農業開始興起的時候，這種傳播非常重要，向消費者解釋為什么要做這個事情，什么是生態農業。但過了這么長時間，很多生態農場還執著于這種傳播。
還有一種是欺騙式的傳播。在傳播的過程中會有意無意地去掩蓋一些事情，比如哪些地是我的，哪些地是農戶的，這些東西往往是混淆的，只是告訴消費者這是我提供的產品，這是主動式的欺騙。
鐘芳看來，只選擇公布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進行片面式的傳播，也是一種欺騙。比如農場肥料的來源，是來自于大型養殖場還是其他地方？農場的產量是多少，今年一共生產了多少東西，賣出多少東西？這些消費者都有權利知道。“我選擇產品的時候，如果他在多個端口出去，看起來東西總是賣不完，我會打一個問號。假如你是虧本經營，告訴我你明年怎么持續下去，如果持續不下去你如何維持明年的生活。這些東西經常是片面式地傳播給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民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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