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所以要千方百計地逃離鄉村，為的不僅是更高的收入，更富裕的生活，還有一份沉甸甸的榮耀。當一個人失去了自己，我們稱其為“行尸走肉”。當一個村子沒有了自己的文化與習俗，變得不再像一個村子，我們可否用“形神俱滅”來形容？近一百年來，對于鄉村未來出路的實踐與探索從未停止過，時至今日這種實踐與探索仍處在一個模糊期。
一、村里的人，去哪兒了
幕夜返鄉，迎上爹娘，天明閑逛，青春飛揚；
此地長大，這里夢想，一朝遠行，久在他鄉；
遙想當年，如影在目，猛然放眼，心神惶惶；
誓言無聲，容顏有變，一切美好，收入心田。
2015年7月20號，我和愛人一家四口趕了上千里的路，終于在夜色中回到了河南開封老家。這是我離開這里十多年中，第一次非春節回家，雖然這次自己只在家呆了四五天便急匆匆趕回了北京，不過如今掐指算來愛人和倆個孩子留在老家已有月余。
此次夏日回鄉，是一次極不尋常的心靈之旅。天亮時看著院子里長滿葉子掛滿果子的樹，還有那塊原來壓在抽水井上方方正正的石頭，曾經的讀書桌及鎖在柜子里的一本本記載著那個時候自己幻想和青春的日記……恍然間覺得自己又回到了生命的原點，一種熟悉又陌生、好近又好遠的感覺躍然心頭。
在村子里轉了一圈，出門時兜里裝著的滿滿一包煙沒有發出去幾根。除了一棟棟建的七零八落空空然的二層小樓，依舊坑坑洼洼的土路及路兩邊長滿了的雜草，還有一個個沒有水的到處是垃圾的干水坑，一路走下來幾乎沒有遇到什么人。
回到家問母親，“村里人都去哪兒了，咋都看不到人呢？”母親笑著說，“你這個時候回來能看到什么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留在家的都是出去打工人家都不要的。”我苦苦地笑了一下，即可開始懷念起小時候，當時盡管村莊破落，各家都不富裕，然卻道路干凈、家家有人，每個孩子都在父母的陪伴下幸福地成長。
不過，想想幾年前我同愛人一起回她的老家的情景，自己老家的村子還是足夠幸運的。那是2013年7月23日，冒著火一樣的夏日，我們一起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北咸寧幕阜山脈中的一個村子。從20年前走出這個村子，她再也沒有回去過。然而，隨著離開時間越長，我發現，她的思鄉之情似乎開始變得愈加濃烈。
在她的各種描述中，那里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生活在老家是那么輕松，那么快樂，那么令其念念不忘。她老家的村子只有一個姓氏，據說其祖先是明朝時期由江浙一帶遷居到此的。幾百年來，這里從開始的幾戶人家，到當年她離開村子時的上千口人，可以說是生機盎然，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我們從高橋驅車，在蜿蜒難走的山林里穿行了近半個小時，才終于進了坐落在半山腰的那個令其魂牽夢繞的村莊。走進村子，我恍然覺得這里的一切和她描述中的大不一樣。整個村子幾乎完全被蕭條所包裹，村子里沒有什么人，冷冷清清、安安靜靜的，簡直可以說是“外面像個村，進村不見人，老屋少人住，山空人無蹤。”
曾經一個上千人的村子，現在繼續在這里住的只有十幾口人，除了上了年紀的六七十歲的老人，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外，整個村子似乎再找不出其他人。據村里一個老人說，他們這個村子的人還算多的，對面半山腰的那個村子只住著一對上了年紀的老兩口，其他能動的全都出去打工掙錢了。
對于農村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作家王朔一直很羨慕，他說：“我羨慕那些來自鄉村的人，在他們心中總有一個回味無窮的故鄉，盡管這故鄉其實可能是個貧窮凋敝毫無詩意的僻壤，但只要他們樂意，便可以盡情地遐想自己丟失殆盡的某些東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個一無所知的故鄉，從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然而此刻，我們倆個人的老家，那個承載著彼此無限遐想的村子，顯然已不再有拿給城里人去炫耀的資本了。鄉村空了，荒了，變成了一個冷冷清清平日里少有人住的地方。對很多外出打工者來說，這里雖是自己的家，實際似乎越來越像一個臨時住所，一年回來不了幾趟，住不了多久。
在我國的廣大農村，這一現象變得越來越普遍。原本自成一番天地的鄉村如同一個蓄水池，里面最精華的東西要么被城市吸走，要么已經萎縮或消失不見。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村莘莘學子離家進了城，有一定知識基礎的青壯年勞動力也紛紛進城進廠務工去了。伴隨這些最優質人才人力從鄉村抽離，往日充滿活力的農村青春已不再，仿佛成了一個個行走遲緩的老人。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地區的人口結構開始進一步惡化，農村留守人口和家庭生活分裂問題日趨嚴重，其中農村留守兒童達到6000萬人，留守老人達4000多萬，留守父母接近5000萬人。有的家庭是夫婦一方在外打工，妻子和子女與老人在農村生活；也有的夫婦在外打工，而子女并沒有隨著父母流動，子女和祖父母在農村居住。
這些問題不僅是農村成了孤寡老幼的集聚地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其也必將為農村孩子的健康成長埋下嚴重隱患。
對于這些問題，有專家認為主要鄉村的空心是土地法律制度不完善，村鎮規劃管理不完善，人口制度不健全；還有專家認為主要是城鄉收入差距太大，農民靠著一畝三分地過生活難以度日，辛辛苦苦在地里勞作一年還比不上在工地工廠干幾個月掙得多。
同時也有專家認為，很多農村發展不好原因有三，一是村子或周邊沒有特色產業，村民留在村里賺不到錢，只有外出打工；二是一些村莊在整治改造中，過于注重“面子”，對改善農民生活的“里子”重視不足，老百姓生活不方便；三是農村集體經濟財力薄弱，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依賴公共財政，總體投入不足。
在筆者看來，農村的衰落與蕭條，更多是由于單個農民長期所處的弱勢地位，還有農資企業集體對農民的無情盤剝，同時還包括農業生產和組織方式的落后。面對城市化、工業化浪潮，其只能毫無抵抗之力地被城市與工業肆意裹挾和吞噬。
農村包圍著城市，而城市則在資本的推波助瀾下快速向周邊鄉村蔓延。其勢吹古拉朽一般，被吞噬的不僅僅是土地、房屋、村莊，同時還有維持祖祖輩輩賴以生活在那里的文化與傳統，文明與精神。
伴隨著一個個村莊的沒落、凋零，我們傳習了幾千年的鄉土文化，不得不直面生死存亡的終極大考。
二、村子的魂，丟哪兒了
農村的核，正在不知不覺間塌陷。
雖然很難用一兩句話將這種塌陷說清楚講明白，但從自己幾十年來所親身經歷的鄉村和城市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足以讓我從另一個視角來觀察鄉村之核——鄉土文化之巨變。
之前的農村，村里族中說話最有權威的，大多是年齡偏大的長者。為何？一是其耕田種地的經驗最為豐富，對時令節氣的把握更為準確，年輕者不得不向其求教；二是他們對約定成俗的鄉約民規了解更透徹，村中的婚喪嫁娶由他們來主持操辦才不會出現披露，才顯得莊重、正式。
當下，這種長者為尊的風俗顯然已不再適應新的時代潮流。如耕田種地，老一輩的那一套顯然已經不再管用。之前每家每戶田里的莊稼可謂五花八門，什么都種些，不是為了賣，只為自給自足留著自己食用；現在農民種地圖的是個簡單、省心，一年到頭一茬麥子一茬玉米足夠，因此年輕人的“化肥、農藥、半機械化”“三靠式”種田思維早已成為主流模式。
另外對于婚喪嫁娶也早已和從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廣大農村，除喪葬依然還保留著傳統的儀式外，婚嫁流程早已被城市化、西方化等新形式沖的七零八落。在河南、河北等一些農村，嚴肅隆重的喪葬禮節中脫衣舞表演居然大行其道。
之前的農村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石。農村社會的穩定靠的是什么？一是穩定的家庭關系，即超低的離婚率；二是在一個熟人社會背景下，傳統道德對生活在其中每一個成員的輿論壓力，也就是農村常說的“唾沫星子淹死人”。
之前的農村，若是發生誰與誰離婚的事情，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會成為一條爆炸性新聞，迅速在本村及周圍十里八村傳開，而離婚者將承受極大的社會壓力與集體排斥。現在的農村離婚率正逐年攀升，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鮮事兒。通過村民對離婚現象的態度轉變足以窺視鄉村傳統觀念變化之巨大，受城市化沖擊之猛烈。
之前農村家庭一直遵循著“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那時的農村女性幾乎不必為家庭收入操什么心，只需要將孩子、父母照顧好，營造一個幸福溫馨的家庭港灣即可，至于掙錢養家，那是男人們需要考慮的事。
現在的農村，這種男女分工關系早已發生改變。掙錢成了夫妻雙方共同的事情，女人這半邊天不再是相夫教子，而是和老公一起在掙錢的路上風雨同舟，有時甚至女人比男人掙的錢還多。孩子的教育則成了一個不得不漠視和用金錢來彌補，或者直接留在家里由年邁的父母看管。
之前農村里長大的孩子，多半生活在一種放養的環境中生長，在父母家人的看護下，可以和四鄰八舍甚至全村年齡相仿的孩子滿村撒花兒地跑著玩。那是一個由孩子組成的自由開放的小群體，每個深處其中的孩子都有一個或多個要好的伙伴，大家相互之間相對獨立，卻又相互交織。
現在的農村孩子似乎已經很難再有那種天馬行空、自由自在成長的經歷。原因有三：一是每家每戶的孩子少了，不像之前每家都有三五個，家長看護的沒那么緊；二是不少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點心理缺失感，這主要與父母的長期在外和隔代教育問題有關；三是不少農村孩子已經不在村中讀書，而是被送到了縣城更好的學校，其成長被放到了一個農村與城市相互交織的更大環境中。此時，其內心對家的歸屬感不得不在游離狀態中造成錯亂。
其實關于鄉村教育，最嚴重的還不是孩子在哪里讀書的問題，而是大量鄉村學校（小學、中學）正在被邊緣化。鄉鎮初中快辦沒了，小學在大面積萎縮，不少地方學校“空巢”現象已經見怪不怪。這其中有城市化的沖擊和影響，更有“撤校并點，學校向中心鎮集中”等教育政策的推波助瀾。
在一個城市化和GDP壓倒和統領一切的年代，有多少人在考慮城市與鄉村教育的機會公平問題，有多少人已經意識到隨著鄉村教育被肢解和邊緣化，鄉土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將面臨無法維系的生死危機。
當下，伴隨“美麗中國、中國夢、生態文明”等成為新的時代追求目標，鄉土文化正變成一個越來越受到關注的話題。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鄉土文化，導致鄉土文化萎縮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鄉土文化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包含物質和非物質兩個部分，它是一個民族得以繁衍發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結晶。鄉土文化是什么，簡單來說就是某種生活的總和，它是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文化生活。
方言是鄉土文化，民歌是鄉土文化，各地特有的風俗、習俗、建筑、服飾、舞蹈、飲食、禮節也是鄉土文化，還有固有的理念、思想、制度、精神、品格、氣質等都可以列入鄉土文化的范疇。也就是說，鄉土文化本就是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某種生活方式及背后所隱藏的各種態度和觀念的集合。
對于整個中華民族來說，我們的鄉土文化是什么？傳統的農耕文化，如男耕女織、聚族而居、漁樵耕讀、精耕細作等是，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亦是；傳統文化中的和為貴、天地人合一的思想觀念是，琴棋書畫及各種傳統手工藝也是……
還有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及對待事物的態度，還有日常生活很多性格習慣、做事方法、為人態度、審美標準等，都是鄉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數千年來，我們的這種源自農耕的“根文化”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傳承力和穩定性，且具有很強的自我修復功能。
然而，當這些在我國延續上百年上千年的鄉土文化，面對轟轟烈烈的工業化、城市化建設時，卻顯得毫無招架與還手之力。生活在鄉村的人在逃離，鄉村文化在遺失中開始沒落，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到底是一種情懷還是歷史發展的必須？對于這個問題，已經有不少人在行動中開始思索。
三、鄉村之路，通向何方
談起鄉土文化和鄉村建設，有三個人不得不說，他們分別是晏陽初、費孝通和梁簌溟。他們也是近現代最早關注鄉村發展的三個人物。
晏陽初，1890年10月生人，是民國時期我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他認為當時中國的最大問題是民眾的貧、愚、弱、私，只有通過平民教育，培養廣大農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才能真正達到強國救國的目的。
30歲時，他從香港回到國內，并立志不做官，不發財，將終身獻給勞苦的大眾。兩年后，他從上海轉到長沙，開始在那里推行他的以“除文盲、做新民”為口號的全國識字運動。隨后，他在湖南籌資組建了200所平民學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取得了重大的影響。
1923年，他來到北京，并于3月26日組織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開始在華北、華中、華東、華西、華南等地開展義務掃盲活動。經過兩年的實地調查，平教會選擇河北定州作為平民教育的實驗試點，隨后其與一批知識分子來到定州的翟城村，推行他的鄉村教育計劃。1940年至1949年期間，他在重慶歇馬鎮創辦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后名鄉村建設學院）任院長，組織開展華西鄉村建設實驗。1950年離臺灣赴美國。
作為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的費孝通，與探索中國鄉村未來發展之路的緣分則要追溯自1936年對開弦弓村的一次實地調研。那一年，他僅26歲。當時正在燕京大學社會系讀書的他，對于老師課題上講的東西很不滿意，于是決定自己到社會上進行調查。
1936年夏，他去了英國留學，兩年后憑借一篇《江村經濟》的論文，使他順利拿到了倫敦大學研究院的哲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的重要性不僅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農村之路通向何方，指明了一條道路。
在他看來，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是不夠的，還需以恢復中國農村企業（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即農工相輔。21年后的1957年，費孝通再次來到開弦弓村，目擊的事實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觀點。
關于中國的鄉村發展，費孝通有兩個主要觀點，一是恢復農村企業，二是發展鄉村工業。而同一時期比他大17歲的梁簌溟則有著更為深入的思考。
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他著重闡述了，鄉村建設為什么必須依靠教育手段，通過社會組織的重建和現代科學生產及生活知識的灌輸，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和促進農業經濟的復蘇與振興，從而使中國逐步過渡到真正以民為主的現代國家并由農業引渡到工業化的思想主張。
梁漱溟是我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國學大師、愛國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而農村和農民問題則是其學術研究的強項，是鄉建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然而與預期相比，他搞的鄉建試驗并無什么成效，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鄉下人漠不關心，只是鄉村以外的人瞎嚷嚷”。
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擴大會議召開，作為政協委員的梁漱溟參加了那次會議。會上，他對優先發展重工業提出了質疑，明確地提出了輕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重要性，并批評政府脫離群眾、在政治生活中只依靠黨政干部而沒有依靠廣大群眾。
對于他的這番言論，毛澤東的“回復”是：“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
最終，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優先發展重工業很快在黨內達成了共識。而對于農村、農業和農民，則主要通過人民公社化運動，將農民手中的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經營，地大家一起種，飯大家一起吃。當時這種絕對公平的大鍋飯主義帶來的結果則是人人吃不飽甚至沒飯吃。最后，這個寄托著億萬農民萬千憧憬的“烏托邦式”的新農村運動，20年之后被安徽鳳陽18戶包干到戶的農民徹底終結。
土地再次回到了農民手中，然而鄉村發展的路并沒有因此變得明朗。面對工業化、城市化蓬勃發展的新形勢，大批農村精英和勞動力爭先恐后地涌向工廠和城市。幾十年下來，農民的知識文化水平提高了，生活變得富裕了，只是鄉村成了大家誰也不愿意回去的地方。于是在這種大的趨勢下，鄉村，這個承載著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地方，開始一天天衰落下去，成了很多人再也回不去的遙遠記憶。
伴隨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發展的嚴重失衡，各種潛伏在發展中的危機一點點浮出水面，如人與自然的失衡導致了我國能源環境的危機，傳統與現代的失衡導致了多樣化文化被破壞的危機，物質與精神的失衡導致了國家精神缺失的危機等。
想要破解這一系列危機，應從如何重構城市與鄉村的均衡開始。而鄉村重構的發力點是什么呢，現代化規模農業，還是家庭農場式農業，亦或是以鄉村文明、鄉土文化復興為核心的立足于第三產業的大健康產業經濟模式？
關于未來的各種答案，大家正在積極實踐與探索之中。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土觀察》內刊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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