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春節期間在鄂西山區采訪發現,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出現了一大批“有車族”。這本來是一件皆大歡喜的好事兒,然而據一些村干部介紹,不少農村“有車族”其實負債累累,買輛小轎車并非因為生活富足,而是出于相互攀比“爭臉面”。(2月16日新華網)
春節假期已經結束,但有關春節期間的各種“鄉村見聞”的曝光,似乎正迎來高峰。從有人憂心忡忡農村新春“豪賭”,到那幾盆黑乎乎餐桌之食,再到“負債累累卻要買轎車”,農村里的種種“不堪”似乎在遭受一輪又一輪的審視。但這真的是我們看到的全部真相嗎?
其它事件的相關評論已經太多,在此暫且不表。僅就這次媒體披露的鄉村“負債買車”現象,還是照例讓人看到滿滿的道德優越感。報道稱,山區農村的年輕一代,掙了錢最熱衷于做兩件事情,一是建房,二是買車。但隨之筆鋒一轉,“令人擔憂的是,并非每個農村‘有車族’都是因為生活富足而買車……村里不少‘有車族’實際上‘欠有一屁股債’,出于相互攀比‘爭臉面’才買車……”甚至將“在狹窄的山路上依然開得飛快”的駕駛風格也看作是一種“爭臉面”的表現。
我不知道報道所指責的農村人負債買車現象到底有多嚴重,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又是否是通過嚴謹的社會調查才得出的結論。但至少從報道的記述方式和話語表達上,還是難免讓旁觀者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主觀性”。而負債也要買車只是因“相互攀比爭臉面”的歸因,也讓人似曾相似,不知道如果那些負債買車者看到如此報道,是否會對此表示認同,他們又會作出怎樣的自辯?
拋開個人體驗,這些年的公共輿論對于農村景象的描繪,“車多了”早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共同感受,以至于春節期間的“村堵”現象近幾年也頻繁受到關注。嚴格來說,所謂的農村人買車,要分為兩個方面來看待。一是,由于部分常年扎根農村的人富起來了,小轎車確實“飛”進了部分“尋常人家”。二是,春節期間,不少地區的農村突然多起來的車輛,其實絕大部分還是由在外務工的農村人開回家的。而這就關系到一個問題,到底怎樣來定義負債?如果只是說按揭買車,這不過早已是一種城市里較為普遍的消費方式,那些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務工者,以這樣的方式買車、提前消費,又何錯之有?與“攀比爭臉面”又有何干系?
所謂的擔憂“負債消費”,也讓人看到了一種顯而易見的矛盾。時常有聲音在感嘆我國居民儲蓄率過高,不利于拉動消費。難道這種指責僅僅只是針對“城里人”?而僅就消費觀念來看,真正“負債”買車、提前消費的恐怕城里人要多得多。就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來說,農村人買車的實際需求其實更強烈。不能說由過去囿于消費能力和消費觀念的問題而“不敢奢望”買車,到現在“敢”買車了乃至是“敢”負債買車,就帶有了“原罪”。
改革開放以來,對于農村消費結構和消費觀念的變化,其實早就受到社會學家們的關注。一個共識是,隨著農村家庭收入的提升以及消費觀念的轉變,當前不少農村的消費方式和水平其實正不斷在向城市靠近。不管怎樣,農村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的城鎮化,這本身都是一種進步。再退一步而言,包括家庭消費在內的生活方式的選擇,說到底是私域之事,動輒被公共輿論以“攀比”、“陋習”這樣的大詞作定性,不僅有輿論暴力之嫌,對于緩解城鄉之間的隔閡更是有害無益。
而至于“車多了”帶來的鄉村道路的擁擠,甚至安全隱患,就更不能“加罪”于農村買車的人多了。要知道,要緩解這種矛盾,只能是進一步改善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而非讓不買車來屈就于交通的不堪。事實上,在另一個角度來看,農村車流量的增大,本身也是倒逼農村交通改善的一種動力。
對于農村變化的記錄與觀察,其實是一件好事。但倘若這種看似“零度敘事”的“返鄉筆記”,不能帶有敘事者應有的“溫度”,不能平視現象所昭示出的農村發展變化的趨勢,那么,這樣的記錄未嘗不是建立在先入為主的價值評判和扭曲之上,不過是一種加深誤解和偏見的戴有色眼鏡的記錄,這樣的公共敘事,還是少一點為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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