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紀70年代，農業社會學在西方為挽救農村社會學的危機而誕生。中國當前正處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大進程中，農業社會學的破土新生具有重要意義。在追溯其理論傳統的基礎上，本文建構了這一學科的基本框架，展示了其核心議題。中國農業社會學既可以通過與諸學科的對話交流積極表明自身的學科洞見，為本土社會學及世界農業社會學貢獻力量；也可在與農業文明性命攸關的重大問題和關系國計民生的前沿問題上積極發聲、實現價值。
關鍵詞：農業社會學；農政；全球農業體系；發展前景
一、農業社會學的興起
在歐美學術界，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社會學”（Rural Sociology）基本已經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門被稱為“農業社會學”（Agricultural Sociology）的學科。作為學科建制的農業社會學是20世紀70年代為挽救農村社會學的“迷惘”和“危機”而誕生的（Newby & Buttel，1980）。
農村社會學的危機是二戰后歐美現代化發展的一個結果，這一點在美國體現得尤為明顯。到20世紀60年代，經過農業現代化的快速發展，美國的農產品供給超過了社會總需求。1950-1969年，美國的農場數量從540萬個減少到270萬個，有一半的農場歇業或被兼并到大農場中，大量的農民被迫或主動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中（Olsen，1991：7）。面對洶涌澎湃的城市移民潮、日漸蕭條的農村社區，早期以農業技術推廣和農村社區發展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學逐漸失去“市場”和研究對象，陷入了迷惘和困境。學科危機的一個顯著標志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這20年間，西方農村社會學教授席位明顯減少、研究經費大幅縮水、學科地位迅速下降，人們對農村社會學的熱情大大降低，甚至到了無人問津的地步（Newby，1978：4）。農村社會學的危機引發了從業者的反思與激烈批判，農業社會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第一代農業社會學家如紐比（H. Newby）、弗里德曼（H. Friedmann）、巴特爾（F.H. Buttel）等喜歡稱農業社會學為“新農村社會學”或“批判的農村社會學”，表明其試圖以農業研究為農村社會學重續生命的立場與抱負。這些農業社會學家之所以有這樣的雄心，一個重要的理由是，他們認為，雖然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農民的數量急劇減少、農村社區迅速萎縮甚至凋敝，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問題已消失，其重要性已下降，恰恰相反，即便在最發達的國家，農業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會對世界社會經濟秩序發揮重要作用。比如20世紀70年代的世界糧食市場危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這些問題亟須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多學科研究給予解釋和應對。
20世紀90年，巴特爾等出版的《農業社會學》一書是這一學科里程碑式的著作（Buttel et al.，1990）。此后，農業社會學逐漸占據國際農村社會學研究的主流地位。進入21世紀，西方農業社會學更是在理論與方法、研究主題、著述與研究隊伍等方面拓展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其核心議題包括從全球化到糧食安全、從農業政策到動物福利、從農場性質到生態環境等更加廣泛的領域（熊春文，2009）。2007年，新一輪的全球糧食危機激發了一些農業社會學者將研究視角拓展到對新近生物技術農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延伸了農業社會學的理論范式和解釋鏈條，使之成為農業社會學的前沿領域（Pechlaner，2010）。農業社會學的新發展不僅使農村社會學恢復了原有的活力，而且因其在諸多領域所展示的洞見和貢獻越發增強了其學科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當前中國正處于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的重大進程中，農村社會學的學科發展也面臨與20世紀晚期西方發達國家相仿的形勢——農業產能過剩、農村日漸凋敝、民工潮體量巨大。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農業現象和社會問題，亟待社會學者開展研究并提出應對之策。如家庭農場、新型職業農民、休閑農業、都市農業、農業文化保護等新現象、新議題層出不窮，與此相關的問題與爭論如小農命運、糧食安全、食品安全、農業面源污染、轉基因倫理等，超出了農村社會學和農業經濟學原有的研究領域，更超出了以農業技術為對象的自然科學的研究范疇。
顯然，農業社會學的學科視角對于綜合、系統地研究農業領域的社會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針對我國農業領域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很多社會學家尤其是農村社會學研究者已經開展了一些研究，這些研究可被歸到農業社會學的學科范疇，但具有明確的農業社會學學科意識和突破性意義的研究當屬朱啟臻教授的相關研究。他在2009年出版的《農業社會學》專著中為中國農業社會學這一學科勾勒了基本框架。此后，他還在這一領域繼續耕耘，出版、發表了《生存的基礎——農業的社會學特性與政府責任》等著作和論文（朱啟臻，2009a，2009b，2013a，2013b；朱啟臻、陳倩玉，2008；朱啟臻、王念，2008；朱啟臻、楊匯泉，2011；朱啟臻等，2014）。可以說，朱啟臻及其研究對于中國農業社會學學科建設具有開拓性貢獻。
總體上看，中國農業社會學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以中國知網為例，截止到2016年底，以“農業社會學”為篇名進行精確檢索到的文章只有10篇；如果模糊檢索，剔除重復文章和無關文章也只檢索到49篇文章，這些文章的研究主題包括農業社會學的淵源與發展、農業的多功能性、農業勞動力培訓與流動、農業轉基因技術發展、農業生產與糧食安全等。當然，還有不少文章雖然標題或關鍵詞上沒有“農業社會學”字樣，但依據研究內容上劃分可以歸屬到農業社會學的范疇，尤其是在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視角下對于農業問題的探討，如關于小農經濟、家庭農場和資本主義農業的研究等（丁長發，2010；黃宗智，2010，2012，2015；賀雪峰，2015；陳義媛，2013，2016；黃瑜，2015；孫新華，2015；嚴海蓉、陳義媛，2015）。這些研究已經積累了很多質量上乘的成果，但從數量上看，所有這些研究與傳統的農村社會學和農業經濟學相比仍可謂九牛一毛；從學科意識和理論方法來看，農業社會學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本文在追溯農業社會學發展背景的基礎上，通過梳理農業社會學的理論傳統，建構農業社會學的基本框架，并對中國農業社會學的現狀與前景進行探討，以期為農業社會學在中國的成長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二、農業社會學的理論傳統
按照邁克爾（P. McMichael）和巴特爾的觀點，農業社會學起源于古典理論對農民研究的重新發現，這些研究既包括馬克思、列寧、考茨基（K. Kautsky）的著作，也包括恰亞諾夫（A.Chayanov）的著作（邁克爾、巴特爾，2005）。沙寧（T.Shanin）在《農民和農民社會》一書中概括了歐洲農民研究的四個理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恰亞諾夫的“獨特經濟”類型理論、民族學和人類學的文化傳統，以及由克魯伯（A.L. Kroeber）等發展的涂爾干傳統（Shanin，1984）。黃宗智（2000：1-4）則把農民學的三個傳統概括為：以舒爾茨（T.W.Schultz）和波普金（S.Popkin）為代表的形式主義，以恰亞諾夫、波蘭尼、斯科特（J.C.Scott）等為代表的實體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巴特爾等人在《農業社會學》一書中指出，新馬克思主義、新韋伯主義以及生態學理論是農業社會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三大理論傳統（Buttel et al.，1990：78）。本文主要討論馬克思、恰亞諾夫和韋伯所確立的農業社會學的三大理論傳統，通過向這些最重要的理論傳統致敬的方式來整理農業社會學可能的理論基礎知識。中國目前有關農業社會問題最有前景的研究以及對于農業發展道路最為重要的爭論都與這些理論傳統有很大關聯。
（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傳統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西方農業社會學中最為流行的理論傳統，早期農業社會學家之所以以“批判的農村社會學”為號召，其批判性主要來自（新）馬克思主義。因此，我們在第一代農業社會學的作品中還經常看到“農業社會學或農業政治經濟學”的字樣。換言之，在很多早期的農業社會學家那里，農業社會學就等于農業政治經濟學。正如前文所述，第一代農業社會學家認為，農業社會學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出現是對19世紀社會思想遺產的補充，這一補充運動的原動力是重新發現古典理論關于農政發展（agrarian development）的研究傳統，并以這些研究傳統為工具來分析現代農業結構（McMichael & Buttel，1990：91）。而巴特爾等人所謂農政研究的古典傳統，主要是由馬克思、列寧以及考茨基確立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基本上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所闡明的由商品生產、資本積累、剩余價值、階級斗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概念組成的獨特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從商品生產或資本積累出發，解釋包括生產關系（核心是財產關系）、政治、法律、宗教、意識形態等在內的社會結構，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變遷的邏輯和規律。在馬克思那里，商品生產或資本是根本的自變量或終極因，商品經濟的發展最終會導致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和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的形成。小農經濟或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替代，或被消解；農民則最終會被轉化為資本主義農場和資本主義工業所需的廉價勞動力（陳義媛，2013）。列寧延續馬克思的傳統，論證了隨著土地、勞動和產品的商品關系的發展，俄國工業資本市場伴隨著農民與地主經濟的解體而出現。他將農民劃分為三個階級：富農、中農和貧農階級。他認為富農將逐漸轉化為農業資產階級；貧農階級會淪為無產階級勞工；中農階級中的少數人會加入前者的行列，大多數人則會成為后者。列寧結合了兩種農業資本主義道路，論述了俄國的發展，即容克（普魯士式）和農場主式（美國）道路，這兩條道路最終都通向為雇傭勞動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農業（列寧，1984/1899：147-154；McMichael & Buttel，1990：93）。列寧之后，考茨基第一次系統地討論了農業從屬于資本所存在的障礙，試圖修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邏輯。考茨基認為，農業的特殊性（不可移動的有限的耕地）、來自其他地方的農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東方農業和移民農業）、有利于“中農”的國家政策等都會阻礙農業資本主義的進程。考茨基還從理論上論證了農業中的資本積累過程會把農民的家庭農場再生產出來，將其作為勞動力和商品的來源補充土地資本和/或工業資本的不足，由此改變資本的邏輯（Kautsky，1987/1899；McMichael & Buttel，1990：94）。當然，考茨基與列寧之間的爭論屬于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爭論。在考茨基那里，即便小農家庭這一形式不被大地主徹底消滅，也無法擺脫資本主義企業主的剝削（轉引自陳義媛，2013）。
第一代西方農業社會學正是沿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兩個主要方向發展的：一部分學者主張西方農業已經并將繼續展現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就像美國的工業化農業及英格蘭東部大規模農場所顯示的那樣；另一部分人則致力于解釋為什么農業的特殊性會對資本主義發展產生阻礙，使得農業經歷比工業部門更緩慢、更不均衡的資本主義進程。前一方向中，在馬克思、列寧之后，有關西方農業的政治經濟學最為重要的研究就是將農民和家庭農場主概括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過渡階段。他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只能依據諸如無產階級化、資本的集中和積累、階級分化等傳統的范疇才能分辨出來。這一主張的主要代表有弗里德蘭（W.H.Friendland）、紐比（H.Newby）、高斯（K.F. Goss）等人。后一方向則以曼（S.A. Mann）和狄金森（J.M. Dickinson）、弗里德曼等為代表，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曼和狄金森在研究中發現，農業季節性所導致的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的不一致會成為勞動過程常規化的一個阻礙，使得農業比其他部門利潤更薄，從而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Mann & Dickinson，1978）。兩個方向上的農業政治經濟學都開展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和理論爭論，推動著農業社會學迅速發展（Buttel et al.，1990：79；McMichael & Buttel，1990：91）。
巴特爾等（Buttel et al.，1990：171-181）在《農業社會學》一書中對政治經濟學范式下的農業社會學研究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歸納了農業社會學的發展特點，并預測了這一理論的發展趨勢：（1）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古典演繹理論逐漸式微，注重時間和空間因素以理解多樣性的農業形式的新的理論策略正在興起；（2）農業越發被一種更加包容的方式概念化，包括商品體系“縱向化”和農村社會結構“橫向化”；（3）農業社會學認識到不存在一種統一的、標準化的所謂美國農業結構或模式；（4）對于國際食品和農業體制以及國際商品綜合體系的興趣日益增加；（5）關注農業領域的科學研究和技術變遷問題；（6）對于性別和家庭農場的持續研究；（7）將歷史方法用于理解當代農業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8）把農業危機作為一個關鍵個案來檢測農業社會學對于農業變遷的命題；（9）關注“流通領域”，以理解影響農業生產背后的力量。這些主要的理論發展新趨勢確實預示了西方主流農業社會學在當代的發展。關于這一理論范式在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初的代表成果和主要觀點，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所介紹（熊春文，2009），在此不再贅述。
在本文中，筆者主要以伯恩斯坦的《農政變遷的階級動力》為例，展示馬克思理論傳統的農業社會學的新近發展與可能價值。之所以選擇這本書，首先是伯恩斯坦的學術成就和聲望確保了其品質；其次，這部著作雖然是本“小書”，但其是在“上百年來成千上萬本典籍”（伯恩斯坦，2016：1）的基礎上形成的。更為關鍵的是，他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嫻熟程度，以及分析農政變遷問題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都令人印象深刻。這部不足十萬字的小書幾乎討論了巴特爾在《農業社會學》中所提出的所有重要理論問題，涉及了其預測的幾乎所有前沿議題，這使其具備了時代性和前瞻性。
伯恩斯坦非常明確地宣稱，《農政變遷的階級動力》一書“運用了農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或從更廣義上而言，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些理論來源于卡爾·馬克思”（伯恩斯坦，2011：13）。其“目標是運用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些概念來解釋現代世界多樣而復雜的農政歷史”（伯恩斯坦，2011：15）。具體而言，伯恩斯坦（2011：33）從馬克思理論的特定概念——生產和生產率、勞動分工與合作、再生產、剩余、剝削和積累等出發，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四大關鍵問題，將其作為對生產與再生產之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誰擁有什么？誰從事什么？誰得到了什么？他們用獲得物做了什么？以這一框架為基礎，他追溯了資本主義的起源及早期發展，重點討論了資本主義起源的不同道路，這些道路與各個國家的農業轉型有很大關系，涉及列寧、考茨基、恰亞諾夫的爭論，展示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歷史復雜性之間的關系（伯恩斯坦，2011：53）。該書還討論了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其核心問題是殖民主義對當地農政變遷的影響，同樣涉及小農是否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等問題（伯恩斯坦，2011：88）。
以上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歷史分析，接下來伯恩斯坦把觸角一直延伸到當代。先是從本土化的農耕（farming）到農業（agriculture）的過程，隨著資本主義農業市場的不斷擴大，促成了第一個國際糧食體制的形成（19世紀70年代-1914年）；其次是從自由貿易到保護主義（1914年-20世紀40年代）；再次是第二個國際糧食體制的形成（20世紀40-70年代）；最后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及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農業階段，第三個國際糧食體制乘勢興起（伯恩斯坦，2011：91-122）。在整個分析中，資本的邏輯是最重要的線索，其結果是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農民都促進了農產品生產的商品化與專門化，引起了“去農業化”或“去小農化”的風潮（伯恩斯坦，2011：126-127）。
由此，該書最后三章真正落到了“農政變遷的階級動力”這一主題上。在討論了農民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存和延續的經典議題后，伯恩斯坦發展了馬克思階級分析的第一種方法，即從不同程度上的生產與勞動力體制的種種形式出發來分析階級的形成，屬于階級的“經濟社會學”內容。這些分析透徹地展現了農業和小農的命運如何受到全球農業市場“經濟力量的無聲強制”（伯恩斯坦，2011：158）。最后一章，作者轉向了階級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即關于階級認同與階級意識的討論，其中包含一系列影響政治能動性的深層因素與決定性因素。伯恩斯坦（2011：177-186）列舉了當前全球化時代大量的農民運動案例，體現了“階級的復雜性”以及“社會現實的復雜性”，以此作為資本主義世界“農政變遷的階級動力”分析的終點。所謂“階級的復雜性”和“社會現實的復雜性”，隱含了恰亞諾夫傳統所強調的頑強的小農生命力的合理性，這一點預示了經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難題，但伯恩斯坦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未簡單地表達他的道德立場，而是以一種客觀、成熟的態度，近乎完美地展示了特定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及其可能結果。這使得伯恩斯坦所闡述的政治經濟學有條件成為農業社會學理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恰亞諾夫傳統
在列寧時期，真正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挑戰的是恰亞諾夫學派。恰氏根據長達30年的農戶跟蹤調查，提出了勞動—消費均衡理論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論，解釋了家庭農場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不僅可以存在下去，而且往往體現出資本主義農場所不具有的優越性，從而在理論上系統地闡述了小農經濟的獨特規律以及古典經濟學的不適用性（秦暉，1996；侯建新，1999；丁長發，2010）。恰亞諾夫（1996：53）認為，家庭農場與資本主義農場不同，其運行以勞動的供給與消費的滿足為決定因素。家庭農場每一新增收入都可以從其滿足家庭的消費需求及獲得它所花費勞動的辛苦程度去理解。只要這兩個因素之間的均衡未達到，即滿足基本消費的意義超過對勞動辛苦程度的評價時，即使會付出降低勞動效率和虧損的代價，繼續投入勞動仍是有利的，這是家庭農場比資本主義農場更具優勢并有長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生物學規律，家庭農場的經濟狀況會隨家庭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比例的變化呈現周期性變化。青壯年夫婦在不需要供養老人而又沒有子女時家庭經濟條件最佳；在沒有勞動能力的消費者（兒童和老人）最多時經濟條件最差。恰氏由此推導出，造成農戶間貧富差別的主要原因正是這種“人口分化”，而不是“階級分化”，由此形成了對當時官方理論的有力挑戰。
恰氏因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政治迫害而死，其思想一度被遺忘。20世紀60年代，恰氏被“重新發現”，“恰亞諾夫熱”從英語世界蔓延到全球，從農業經濟學蔓延到其他學科領域，直到21世紀，仍具有方興未艾之勢（秦暉，1996；侯建新，1999；Van der Ploeg，2013）。范德普勒格在他的新著《小農與農耕的技藝：一個恰亞諾夫式的宣言》中列舉了恰亞諾夫理論傳統的學術譜系及這一傳統近一個世紀的理論傳承，其影響遍及全球社會科學界（van der Ploeg，2013：19）。范氏本人的著述也代表了恰亞諾夫傳統的最新進展。本文嘗試從以下方面重估恰亞諾夫的理論遺產，包括對其最新進展的批判性解讀，來呈現這一傳統對于農業社會學理論建設的重要價值。
1.關于恰氏的“社會農學”思想
恰氏自稱他們的學派為“組織—生產”學派，這一學派的核心主張認為，當時的俄國首先需要的不是技術意義上的農學，而是“社會農學”。農學家不僅僅是“生產”技術的傳播者，更重要的是社會改革的“組織者”。在他看來，社會農學一方面是一個認知性的“社會測量體系”，另一方面又是“創造新的人類文化、新的人類自覺”的運動。恰氏借此抨擊工業社會的弊病，認為“都市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新的人類文化”與“新的人類自覺”是以農民文化的“復新”為基礎的（秦暉，1996）。他的社會農學從小農家庭經濟行為及其文化的角度出發解釋農業的規律與發展趨勢，形成了對古典經濟學基本假設的真正挑戰，成為后來經濟人類學（如波蘭尼、薩林斯、斯科特的理論）的重要淵源。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可以為農業社會學的建設提供啟發。此外，恰氏從社會角度來思考農業發展及其變革的思路與農業社會學的基本思想方法是相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恰氏理論從農民行為及其文化的角度為農業社會學的微觀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2.關于恰氏微觀理論的局限性
很多學者發現，在20世紀初期小農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恰氏基于小農家庭行為及其生物周期的微觀理論或許有很強的解釋力，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在當前的全球化時代，任何地方的小農經濟都深深嵌入世界農業企業和食品帝國體制當中，難以維持自主性和自足性。實際上，其傳統內部也承認恰氏理論的這一局限性。在20世紀80年代，恰氏理論最重要的倡導者沙寧（Shanin，1986a：19）就認識到，“農村社會和農村問題在自身的范圍內不再能夠解釋得通了，我們必須從勞動力與資本流動的角度考察比農業更廣的范圍”。沙寧（Shanin，1986b：168）還認為，要詳細說明農業的狀況，“我們必須從生產的組織單位和過程開始，但不能僅僅停留在這里，需要理解和分析更為廣泛的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的反應”。顯然，從勞動力、資本以及國際政治經濟角度來考察農業問題，勢必要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思想方法合流，對這些領域的分析恰恰是馬克思理論傳統的強項。因此，在當代恰亞諾夫傳統的代表中呈現一種馬克思化傾向就不足為奇了。如范德普勒格（J.D. van der Ploeg）的《新小農階級》（2013）一書，便基于恰亞諾夫立場針對小農階級在帝國和全球化時代為自主性和可持續性進行的斗爭展開了生動的描述和分析。為了展示小農農業的生命力，范德普勒格在書中分析了當代世界的三種主要農業模式——小農農業、企業農業和資本主義農業模式。對于后兩種農業模式，范德普勒格最主要的分析方法恰恰來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為了彌補恰氏經典理論微觀分析方法的不足，后來的恰亞諾夫主義者憑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拓展了該理論的宏觀分析能力。如此，恰亞諾夫傳統的當代表達往往是一個馬克思的宏觀分析與恰亞諾夫小農立場的組合，由此也構成了這一理論的內在張力。因為從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分析出發，推演出來的結論必然是小農的消亡，而不是小農的頑強生命力。因此，就像馬克思理論傳統的意義一樣，恰亞諾夫傳統對于農業社會學的重要意義首先在于他的理論分析框架，而不是他對于小農的同情態度。本文認為，在這一點上，韋伯的農業社會學傳統有可能成為對馬克思和恰亞諾夫傳統的真正綜合。
3.關于超經濟力量因素的作用
根據秦暉（1996）的研究，對市場經濟力量分析的不足還不是恰氏理論的致命缺陷，因為在傳統條件下市場關系不發達，這一理論可免除“經濟因素”的挑戰。恰亞諾夫理論的致命缺陷在于其模式中影響農戶經濟變遷的只有“人口因素”與“經濟因素”，然而傳統農民社會中起重大作用的卻是這二者之外的第三因素：身份、權勢、等級壁壘、人身依附等超經濟力量。而且市場的作用越小，“經濟因素”越不活躍，共同體對個性的壓抑就越強烈；“習俗—指令經濟”的色彩越濃，超經濟因素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恰亞諾夫理論卻完全無視它的存在。從秦暉的分析來看，恰氏理論所忽略的超經濟力量最主要的是政治結構與文化對于農業變遷的影響。我們看到，以政治結構與文化為代表的超經濟因素恰恰在韋伯對于古代文明農業的分析中體現得最為充分。
（三）韋伯的農業社會學傳統
相較于馬克思和恰亞諾夫，在農業社會學的主流理論中，韋伯似乎一直是缺席的。然而，按照施路赫特（W. Schluchter）的說法，韋伯的學術研究始于對古代和現代農業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問題的共同興趣，這種雙重興趣反映在他第一階段的著作內容中，并且一直持續到第二階段（2004：140）。他不僅在早期經濟史研究中非常關注“羅馬農業史”問題，而且因其對易北河東岸地區農業狀況的現實研究為自己贏得了農業問題專家的聲譽（蘇國勛，2016：12）。憑借這些研究，韋伯得以入職弗萊堡大學。他在發表題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就職演講時，闡述了對于德國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主張，引起了強烈反響（韋伯，1997；何蓉，2016）。更為重要的是，他在1909年出版的專著《古代諸文明的農業社會學》中系統闡述了其農業社會學思想。從1909年起，韋伯轉向其學術生涯的第三階段，這一年是他從一個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轉向社會學研究的關鍵一年（Frank，1976：13-14）。本文作者認為，《古代諸文明的農業社會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確立了一個足以與馬克思、恰亞諾夫比肩的農業社會學的偉大傳統。
關于韋伯的農業社會學，首先值得重視的是他使用的概念是“Agrarian Sociology”，而非北美第一代農業社會學所倡導的“Agricultural Sociology”。在歐洲農業社會學（尤其是瓦赫寧根學派）的影響下，西方農業社會學在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經歷了從Agricultural Sociology到Agrarian Sociology的當代轉向（Buttel，2001）。“Agrarian”在西方學術語境中兼有農業、農地和農村的含義。因此，韋伯的農業社會學從立意上講就有更寬廣的社會取向。在這一意義上，韋伯構建的是一個包含面極廣的農業社會學框架，這與當代農業社會學的理論轉向不謀而合。
韋伯農業社會學總的方法是用政治和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來解釋農業制度的面貌與特征（Frank，1976：9）。在這些解釋中，韋伯有時會認為政治因素支配著經濟和智識的發展（Honigsheim，1949：201-204）。在韋伯那里，“政治的本質是群體與群體之間不可避免的、永不停息的權力斗爭”（Weber，1976：29），而所謂“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權力斗爭”根本上是源于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與價值的差異。因此，實際上，《古代諸文明的農業社會學》發展了一個社會結構的總的概念（Weber，1976：391），這一概念包含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在內的社會諸方面，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上述任一方面都可能對農業發展起主導作用，且幾個方面之間常常是相互轉化、聯動影響的。這一分析方法充分體現了韋伯的多元因果論和因果互構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蘇國勛，2016：258）。
依據上述思想方法，韋伯追溯了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色列、希臘以及希臘化時期、羅馬共和國和帝國等古代文明的農業發展史，仔細地辨析了各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因素對于農業發展所產生的主要影響，特別探討了古代農業與中世紀封建農業及現代資本主義農業的區別與聯系。
在德國古代經濟史學界“原始派”與“現代化派”論戰的背景中（Frank，1976：25；嚴鵬，2015），韋伯另辟蹊徑，通過確立各種理想類型來勘定古代諸文明的農業性質及其發展趨向。如在政治領域，韋伯發展了一個包括農民共同體、貴族城邦、官僚制城市王國、重裝步兵城邦、公民城邦、宗儀君主國在內的政體類型（Weber，1976：77）。在經濟領域，韋伯繼承了畢歇爾（K. Bücher）的討論，在家庭經濟、城市經濟和國民經濟的框架內，辨析了包括自然經濟、貨幣經濟、王室領地農業、封建莊園農業、資本主義農業等概念在內的各種經濟類型（Frank，1976：27-28），并以此來界定各文明國家農業經濟的性質。在社會領域，韋伯主要討論了社會階層結構的意義。他詳細地論述了各個文明古國的階級結構，依據土地的所有權關系來界定各階級的性質，依據自由與非自由勞動的程度來確定古代經濟的性質。比如，他認為奴隸勞動對于古代國家的經濟性質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這是古代農業不具有封建農業和現代資本主義農業性質以及后來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Weber，1976：47）。在文化領域，韋伯分析了古代諸文明國家的政治文化、宮廷消費文化、宗教信仰/儀式體系，以及他最為關心的資本主義精神問題。他非常重視具有進取精神的經濟主義的資本主義力量與農民的傳統習慣之間的沖突。用韋伯自己的話說，即“幾千年來，在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斗爭”中（Gerth & Mills，1948：367），尤其讓他著迷的是這一過程的文化沖突。比起建立一種農業資本主義自身的政治經濟學，他更感興趣的是因資本主義侵入而帶來的農村社會文化的轉型問題。韋伯從行為的理性化與傳統生活方式的關系入手，認為一方面農民的傳統會對農業的理性化產生阻礙；但另一方面，他堅信資本主義農業的技術優越性最終會戰勝農村的傳統主義力量（Newby，1983：116-117）。
《古代諸文明的農業社會學》的第四部分探討了古代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在這部分中，韋伯將其總的方法表述為：“第一步任務應該是清晰地界定古代社會結構的特征。我們將會看到，古代文明的發展軌跡是由這些特征所決定的”（Weber，1976：391）。
在社會結構的分析中，韋伯有時特別強調每個國家的政治發展及其條件形塑著這個國家自由和非自由勞動的相對程度。他用古希臘、埃及和羅馬的例子證明，古代的經濟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系統的影響，而不是相反（Weber，1976：61）。“在古代，（與中世紀）相反的是，一個城邦的一切從建立之初就由政治與軍事考慮決定，每個城邦的發展更是取決于軍事活動，因此，古代資本主義由政治力量所塑造”（Weber，1976：358）。這種強調政治對經濟（包括農業經濟）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觀點，顯然是在與馬克思進行對話。
然而，韋伯從具體的階級結構角度對古代經濟的分析又無疑是在向馬克思致敬。根據他的分析，從一開始，古代的社會結構就是城市自由勞動力與農村非自由勞動力并存的狀態；古代經濟的發展取決于這兩個部門的競爭。總體上說，古代經濟的狀態以非自由勞動部門獲勝為結果，這一點與中世紀正好相反（Weber，1976）。韋伯以羅馬農業為例分析了非自由勞動在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他注意到，在一個典型的羅馬農場，奴隸不僅沒有財產，而且沒有家庭，因此無法實現自我再生產，這就需要通過奴隸市場不斷補給勞動力。這一點成為預示古羅馬文明后來走向的關鍵所在。從歷史事件來看，很多人都把條頓堡森林戰役作為古羅馬文明衰落的開端。韋伯部分同意這一觀點，但他給出了一個獨特的解釋。他認為條頓堡森林戰役作為古羅馬衰落的標志，不是因為這場戰爭本身，而是因為其在社會結構與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這場戰爭導致提比略放棄對日耳曼地區的征戰，羅馬帝國停止擴張，從而決定了古代文明的和平轉向。它在社會結構上的直接影響便是奴隸市場的消失，羅馬經濟于是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整個生產體系難以為繼，城市地主不得不允許奴隸成立家庭，完成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其結果便是種植園的奴隸（slave）和隸農（coloni）都轉變為農奴（serf），成為依附于土地的新階層。羅馬的社會結構由原有的自由/非自由勞動二元結構演變為更為復雜的社會階層秩序。與此同時，整個羅馬的行政重心由城市逐漸轉移到農村，莊園地主經濟成為晚期羅馬帝國政體的賦稅、征兵基礎，“一系列逐步的變化最終匯聚成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封建社會開始在晚期羅馬帝國浮現”（Weber，1976：403）。由此，韋伯得出結論：羅馬帝國的瓦解是經濟發展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結果。從根本上說，是由于不能適應自然經濟的基礎結構，帝國的貨幣化管理系統和政治上層建筑不得不因此崩潰（Weber，1976：408）。這明顯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直接運用。在韋伯看來，這是造成羅馬帝國衰亡的真正社會原因。
在全書的最后，韋伯討論了他最為關心的整個西歐文明的命運問題。他認為他描述的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基本轉型（Weber，1976：409-410）：到古代晚期，西歐文明完全變成農村文明；最大多數的非自由人獲得了家庭生活和私有財產，他們從“會說話的工具”提升到人的水平；處于上升勢頭的基督教賦予他們堅實的道德支持；晚期羅馬帝國的法律也對非自由家庭的權利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承認；同時，自由人降到農奴的位置，古代文明貴族呈現野蠻化趨向。當帝國的政治中心從海岸轉移到內陸，奴隸來源枯竭時，自然經濟就給古代世界商業上層建筑強加了一種趨向封建經濟的壓力。然而，“隨著古代文明基本構架的衰微和崩塌……整個西方文明進入一個冬眠期。只有當中世紀城市因自由勞動分工和商品交易發展起來，當自然經濟轉型使市民自由成為可能，以及當封建權力所施加的內外枷鎖被一并掙脫——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安泰神那樣時，這一古典巨人才能重獲神力，古代的文化遺產才能在現代資產階級文明的光照之下得以復興”（Weber，1976：411）。
綜上，可以說，韋伯是帶著對西方文明發展命運的深切關心來探討農業問題的，他由此確立的是一個包含面極廣的農業社會學傳統，這一理論給予社會結構諸方面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方法論上堅持多元因果論和因果互構論，并充分運用理想類型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以獲得對農業及社會整體問題的復雜認識。可以說，韋伯傳統因為既包含馬克思傳統中的宏觀政治經濟分析，又照顧到恰亞諾夫傳統中的微觀行動及文化分析，有可能成為綜合分析農業問題的基礎。確實，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北美農業社會學就呈現用韋伯主義來對農業社會學進行綜合研究的趨勢，突出的代表包括穆尼、沃特默和范德吉斯等人（Buttel et al.，1990：87-92），他們一方面試圖避免機械馬克思主義過于強調經濟、政治宏觀—結構分析的弊病，凸顯富有主觀價值的人類行動的意義；另一方面又試圖借此拓展恰亞諾夫學派的分析范圍，對全球化時代的農業問題有所理解。
三、農業社會學的基本框架及主要議題
農業社會學的三個偉大傳統在農業的基本問題及其發展趨勢等方面形成了非常不同的觀點，但他們分析農業的思想方法卻達到了驚人的一致。如馬克思強調政治經濟學不是技術學，其關鍵在于考察生產的社會條件；恰亞諾夫也主張需要的是社會農學，而不是一般的農業技術學；韋伯更是把農業社會學確立在一個含義豐富的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之上。紐比在《歐洲社會理論與農政問題：導向一種農業社會學》一文中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社會學大家的觀點不能被生搬硬套到今天的現實經驗中，因為社會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一定要“與時俱進”，但值得汲取的是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學術洞見。農業社會學的公理性命題就是堅持社會性的首要地位，即任何特定的經濟關系都以一系列社會條件為前提。紐比在文中以資本主義時代的地權問題為例，雄辯地證明了地權問題的答案深深植根于價值、習慣、親屬模式、家戶結構等社會性問題中。他指出：“在這里，農業社會學絕不能被化約為農業經濟學”（Newby，1983：120-112）。本文認為，這一思想方法對于所有農業問題的分析都是有效的。這是農業社會學的立基之本，也是為自身贏得學術地位的可行之道。
因此，從總體上說，農業社會學是研究農業的社會方面（social aspects）的一門科學，主要包括對農業的社會本質與特性，農業的社會起源、基礎、過程，以及農業作為一種生產生活方式反過來對人類社會施加可能影響的研究。這是我們今天構建農業社會學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農業的社會本質與特性
在農業社會學普及之前，人類對于農業的認識主要由農業技術科學和農業經濟學主導。作為農業技術科學的農學主要研究與農作物生產相關的自然科學問題，包括作物生長發育規律及其與外界環境條件的關系。農學以研究農業發展的自然規律為目標，兼及農業環境、畜牧生產、食品科學等領域，具有綜合性。農業經濟學是研究農業經濟規律的科學，主要涉及農業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這一學科對于認識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市場化和國際化背景下農業的發展規律與趨勢有重要的貢獻。因此，農業經濟學已經進入廣義的農學范疇。而農業社會學尚未在農業科學中占得其應有的一席之地（特別是在中國）。
然而，農業作為人類的一種基本的生產生活方式，始終深深嵌入在宏觀政治經濟結構與綿長的社會文化傳統之中，這是農業社會學的基本洞見。農業社會學的學科視角對于人們全面而深入地認識農業的本質與特性理應有的價值。這一學科對農業社會本質的獨特認識在前述農業社會學的偉大傳統中已充分展現，經典大家均主張，農業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或經濟問題，其本質與特性需要在更廣闊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視角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在當代農業社會學的發展中，農業社會學的學科洞見同樣表現得非常明顯。比如前述當代著名學者伯恩斯坦（2011：1，15）便明確指出，其學術旨趣在于考察歷史與當代農業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關系與動力，“運用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些概念來解釋現代世界多樣而復雜的農政歷史”。伯恩斯坦所謂“現代世界”，包括當前全球化時代盤根錯節的世界農業體系及各區域紛繁復雜的農業樣態。
當代恰亞諾夫主義者，如諾曼·龍（Long，2001，2007）和范德普勒格（2013），均在特別突出行動者能動性的同時把理論延伸到結構—行動分析上來，以延長這一理論傳統的解釋鏈條。范德普勒格（2016：35）特別強調，農業不是一種輸入陽光和水之后就能在另一端自動輸出糧食的機器。農業中的確存在不同技術之間的相互關聯，但是這些技術的相互關系是鑲嵌在社會關系之中的。農業說到底是一種社會技術實踐：在農業中，勞動、農民和農場主始終處于核心地位，因為技術間的關系是按照其所嵌入的社會實踐被形塑的。
至于韋伯傳統的當代發展，這一傳統價值非凡的一點是從社會文化的意義系統理解農業的視角。從這一視角出發，任何一種農業生產方式都嵌套在生產者一定生活方式的基礎之中。理解農業背后的社會文化傳統，是豐富而深刻地理解農業生產方式的重要路徑。這應該成為農業社會學認識農業本質及特性的一個重要視角。
實際上，對于農業本質及其特性的上述認識不僅在農業社會學中得到了認可，還進一步獲得了某些前沿農學原理的認同。比如日本著名農學家祖田修（2003，2015）提出的“場的農學”概念，不僅從生產、生活和生態的角度理解農業，而且延展到從社會文化層面來認識農業的本質與特點。這一認識與農業社會學的基本洞見可謂異曲同工。
（二）農業的社會起源、基礎和過程
農業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可以從兩個方向展開：一個方向是把農業作為因變量，探討農業的社會起源、基礎和過程；另一個方向是把農業作為自變量，研究農業對人類社會生活的作用與影響。
從農業的社會起源來看，任何一種農業生產方式的創立與變革均以特定的社會條件為前提，從“刀耕火種”到定居農業、從傳統農業到工業化農業再到生物技術農業，每一次重大的農業技術革新、農業產業鏈的延伸乃至全球農業體制的建立，等等，都有特定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背景。正如韋伯（Weber，1976：391，403）所分析的那樣，一種新的農業形態的出現，其主要動力并不一定來自農業內部。它往往是社會結構變動的潛在結果。因此，傳統農業一般對應的是古代社會，工業化農業則對應現代社會，人類正處在步入生物農業時代的關口。對于農業變遷的社會分析，農業社會學有很多工作可做。譬如對于近期生物技術農業的興起，盡管國家政治話語表述積極，國際經濟力量的支持更是有力，但從社會文化氛圍來看卻遇到了重重阻力。這可被視為社會結構子系統之間相互抵牾的表現；追溯歷史，可以看到兩三百年前化學農業的出現同樣遭遇了傳統農業的頑強抵制。
所謂農業發展的社會基礎與過程，實際上是對農業社會學基本洞見的運用，它的主要任務是在具體的歷史和現實中去探究農業變遷與社會結構的交會，從最為微觀的農業相關主體的意義系統到最為宏觀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去洞悉促進或制約農業變革的社會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農業體制在全球的蔓延面對的是各國具體的政治經濟形態和社會文化傳統。新的農業體系侵入的過程很可能是一個排斥、消滅地方傳統農業方式的過程，同時也是遭遇地方農業方式抵制、消化與融合的過程。新的農業方式如果沒能很好地處理與既有農業社會文化傳統的調適問題，就一定會遇到各種難以預料的難題。這些既有的社會文化傳統，既包括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節慶習俗、宗教儀式以及價值觀念，也包括更為持久的語言、種族、民族、家庭乃至物質文化傳統。在這個意義上，農業社會學的研究可以為農業現代化進程緩解、調適碰撞中的陣痛。
對于中國農業改革以來所經歷的變化，這里僅以黃宗智（2010：10-18）的新近研究為例，來展示本文所倡導的農業社會學的分析思路。黃宗智將改革以來的中國農業變遷稱作“一場隱性革命”，并直稱這場革命的主要動力不是來自農業內部的科學選種與化肥，更不是機械化，而是來自農業之外的食品消費變化所導致的農業結構轉型。這一農業結構轉型的背后則是包括規模龐大且仍在擴展的非正規經濟以及占社會大多數的“中間階層”在內的中國獨特的現代社會形態。他的研究僅代表了對于中國農業發展進行社會學分析的一個例子，類似的研究很多，但像這樣有影響力的扎實的經驗和理論研究，尤其是具有明確的農業社會學學科意識的研究還非常欠缺，亟待拓展。
（三）農業的社會功能與影響
農業的社會功能與影響也是農業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一種關鍵性農業技術變革一旦發生，一種農業生產方式一旦形成，尤其當它成為一種主導的技術手段和經濟形態時，必然會反過來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其影響范圍可以觸及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及地方社會文化的所有方面。此外，在農業的社會功能與影響方面，農業的多功能性亦是農業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議題。恰亞諾夫學派對這一議題尤為關注，有豐富的研究成果。范德普勒格（2013：145）的研究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起，以小農農場為基礎和資源庫，實踐領域呈現一個顯著的趨勢，積極推動了各種新式的農業多功能性的發展，包括農業旅游，自然、景觀和生物多樣性，能源生產，優質農產品和地區特產的生產、轉化與銷售，殘疾人康復，稀缺水資源保護，等等。
祖田修（2003，2015）在其農學原理和農業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對農業多功能性的議題有所闡發。通過考察自工業革命到21世紀的農業思想史，他提出必須徹底轉變市場原理至上的世界經濟體系和農業生產體系，實現農業的綜合功能和可持續發展。所謂“農業的綜合功能”既包括生存生活層面的經濟功能，也包括生態環境保護功能和社會文化功能。國內學者朱啟臻（2013a：83）也對農業的多功能性開展了研究，他建構了“農業的多元價值及其相互關系”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區分出農業的一級功能和二級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農業多功能性的議題中，目前的研究有一種傾向，即基本上只講農業的正功能。然而，從邏輯上講，農業的多功能性也包含農業的負功能或反功能。之所以出現這一傾向，很可能是因為大多數關于農業多功能性的研究是由對現代工業化農業的批判引發的。殊不知，首先，現代農業也是農業，化學農業的環境隱患同樣是農業功能之一；其次，即便是傳統農業，是不是就全部發揮的是正功能呢？對這一命題也需存疑。客觀地分析，小農農業之所以一度成為人類主導的生產方式，是一定社會條件的產物。它一方面表現為自給自足、天人合一的自然經濟狀態，同時也體現了人類社會交往、流動機會的局限性。根據涂爾干（2000：214）的理論分析，小農經濟是一種社會分工不夠充分、道德密度不夠強大的機械團結的產物，這種生產方式往往與專制統治、身份支配、奴役勞動等超社會整合相共生。只看到小農經濟在生產、生活生態以及社會文化方面的正功能，看不到這種經濟類型可能的局限性，不是農業社會學應有的態度。
（四）農業社會學的應用
在夯實其理論與方法的基礎上，農業社會學在很多經驗領域當有非凡的應用價值。這一學科在農業可持續發展、職業農民培育、農業合作組織建設、農業技術推廣、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業社會政策制定、精準扶貧、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動物福利、食物主權、生物技術倫理等領域都有廣闊的研究空間和行動可能。對于倡導一種環境友好、社會公正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農業進程與鄉村發展，農業社會學無疑可以發揮有益且有力的作用。以上方面共同構成了農業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框架，可用下表概括之。
四、中國農業社會學的現狀與前景
（一）農業社會學與農業科學
正如紐比所言，西方農業社會學在發展過程中通過堅守社會性的首要地位來體現這一學科與農業經濟學及農業技術科學的不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一學科不僅在農業的基本問題上拓展了自身的研究領域，還通過深入農業經濟及農業技術腹地，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價值，逐漸贏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
有明確意識的農業社會學在中國才剛剛起步。人們對于農業的認識以及國家政策的制定還主要由農業技術科學和農業經濟學主導，現實中眾多的認識誤區和政策偏差與缺乏農業社會學的有力參與不無關系（朱啟臻，2013a：6-33）。比如，我們不難發現，許多涉農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總是難以實現其預期目標，一些理論上認為可行的措施在實踐中經常遇到阻力或大打折扣。一個可能的重要原因在于，既有實踐沒能在理論和政策設計上充分考慮到社會結構與文化因素對于農業的復雜影響，而這一點恰恰是農業社會學研究的優勢所在。
因此，中國農業社會學的建設任務首先是通過自身的獨到研究積累成果、展現價值，努力成為不可忽視的農業科學家族的一員。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要處理好與農業技術科學、農業經濟學的分工、對話問題。這種分工與對話并不是各劃區域、互不干擾，而是需要相互滲透、充分交流。在這個意義上，農業社會學發展的一個主要生長點恰恰在于對中國發展進程中最重要的、最前沿的經濟問題和技術問題開展研究，積極發聲，影響政策與實踐。
（二）農業社會學與農村社會學及農民研究
西方農業社會學的興起是為挽救傳統農村社會學的危機而出現的。中國目前也正處在急速現代化的進程中，然而中國的國情決定了農村與農民問題的長期性。事實上，隨著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不斷發展，農村社會學與農民研究并未走向衰落，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仍然是社會學及其他學科研究的重要領域甚至熱點問題。中國將迎來農業社會學與農村社會學及農民研究長期并存的時代。
“三農問題”一直是中國研究的熱點和難點問題，農業社會學的興起有助于補足社會學在農業研究上的短板，對于真正綜合、系統地理解與解決煩難的“三農問題”有重要意義。只有農業社會學與農村社會學及農民研究都得到充分的發展，中國的“三農問題”才有望得到解決。在這一點上，當代農業社會學借助古典傳統返古辟新，走向恢宏而細致的農政研究（Agrarian Study），無疑為打通和融匯“三農問題”提示了一條可期的新路徑。
農業社會學與農村社會學及農民研究也存在分工和合作問題。農業社會學一方面有可能突入農業技術科學和農業經濟學的領地，為傳統農村社會學及農民研究帶來新的議題和境界；另一方面，農業社會學發展的動力之源恰恰在于它從農村社會學及農民研究的豐富傳統中汲取營養。實際上，農村社會學及農民研究已經在中國發展模式、中央及地方政府行為、社會文化傳統與農業和農民的關系等議題上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怎么把社會學中已有的關于農業、農民問題的優秀研究成果總結、凝練、提升到農業社會學的范疇，形成農業社會學的學科意識，更有成效地展現農業社會學的思想方法，無疑是當前中國農業社會學的一項重要任務。此外，由于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別具一格，在研究農業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農業社會學傳統的道路，從而為本土社會學貢獻力量。
（三）農業社會學與農業文明研究及農業文化遺產保護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最為悠久的文明體之一，農業文明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稱農業文明是中華文明之根一點也不為過。因此，農業社會學關注農業文明就是關注中華文明的命運及其走向。本文認為，農業社會學對于農業文明的研究可以從歷史、比較和現實三方面展開。在這一點上，韋伯已經開啟了最值得借鑒的傳統。韋伯正是在對西方文明命運的關懷下展開他的農業社會學研究的。中國的農業社會學能否像韋伯研究的那樣走進幾千年農業文明的歷史境地，剖析每一次重大農業變革與社會結構力量的交會互動，然后抽身出來、放寬視野，在與世界諸文明的比較中洞悉農業文明的走向，開啟中華文明的未來，這無疑是一項極具吸引力的重大課題。同時，基于中國幾千年獨特的農業文明傳統，對于中國農業文明的社會學研究有望真正形成中國特色，為世界農業社會學研究貢獻力量。
在實踐層面，農業社會學致力于農業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工作，已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閔慶文等，2011；烏丙安、孫慶忠，2012；李文華、孫慶忠，2015）。與農業社會學的其他議題一樣，這項工作還有很大的開展空間。中國作為一個有著悠久燦爛歷史的農業文明體，如何更好地研究和保護農業文化遺產，對于整個人類的發展都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四）通過研究前沿問題來展示農業社會學的價值
急速發展中的中國現場是農業社會學研究的一大寶庫。農業現代化進程為農業社會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議題。從最遠古的農業文化遺產到最前沿的生物轉基因技術，從最傳統的小農農業到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公司農業，中國都有現成的案例。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諸如農業面源污染、可持續發展、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動物倫理、家庭農場、休閑農業、都市農業等層出不窮但又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均值得農業社會學加以關注。惟有通過細致、系統的研究，農業社會學才能逐步展現自身的價值，贏得相應的學術地位和社會地位。當農業社會學的思想方法得到普及時，這一學科才有可能獲得承認并進入國家政策考慮的范疇，從而成為推動實踐發展的科學依據。
五、簡短的小結
20世紀70年代，農業社會學在西方為挽救農村社會學的危機而誕生。中國當前正處在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的重大進程中，農業社會學破土新生，近年來有很好的發展勢頭。本文追溯了農業社會學的三個理論傳統——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恰亞諾夫傳統以及韋伯的農業社會學，嘗試凝練農業社會學的思想方法。本文發現，農業社會學的三個偉大傳統在農業的基本問題及其發展趨勢等方面形成了觀點迥異的理論主張，但它們分析農業的思想方法卻有驚人的一致：三大傳統不僅僅是在技術和經濟的層面討論農業，更堅守社會性的首要地位，把農業置于含義豐富的社會結構及文化脈絡之中進行思考。本文認為，這是農業社會學的立基之本，也是其贏得學術地位的可行之道。
在此基礎上，本文建構了農業社會學的基本框架，以呈現農業社會學的主要內容和核心議題。總體而言，農業社會學是研究農業的社會方面的一門科學。它可以從農業社會學原理、農業社會學分支以及應用農業社會學幾個方面進行建設并開展研究。
中國農業社會學可以在與農業技術科學、農業經濟學、農村社會學以及農民研究充分對話交流的基礎上，積極地體現自身的學科洞見、運用自身的思想方法，開展經驗研究，積累學術成果，為本土社會學及世界農業社會學貢獻力量。在應用領域，農業社會學可以在一些涉及農業文明發展命運的重大問題和諸如精準扶貧等關系國計民生的熱點問題上積極發聲，并倡導政策與實踐行動。如此，這一學科的前景可期。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
（原文發表于《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3期“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專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學科建設第二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社會學研究雜志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