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發展家庭農場首先需要解決“地從哪里來”的問題，其所需土地應滿足三個基本要件：集中成片、長期穩定、規模適度。在農地權利交易市場上，家庭農場實現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路徑一般是先獲得眾多農戶流轉和退出的分散的、零碎的承包地，然后進行地塊歸并與權利整合。傳統的高度兼業化的分散型小農經營模式在向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模式轉變過程中可能會遭遇瓶頸和障礙，為此，需要構建農地權利市場化配置下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實現機制的理論框架，具體包括利益共享機制、權利均衡機制、沖突解決機制和配套政策機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大歷史性創舉，家庭承包經營是符合當時我國國情和農業生產規律的合意生產方式①，它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進步和發展。據測算，1978-1984年我國農業產出增長了42.23%，其中，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的貢獻約占46.89%。②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小戶分散經營模式已無法滿足發展現代農業的要求，致使我國農業陷入了“內卷化”的困境③，農村經濟陷入一種“溫飽陷阱”④。隨著農業現代化科技的不斷進步和農業機械化在農村的普及，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客觀上要求農業生產集約化、規模化，但分散化、規模小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是與之相悖的。⑤鑒于“目前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農業現代化經營模式都是以家庭農場的方式為主”⑥的社會現實，發展家庭農場實現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的呼聲日益高漲。家庭農場的出現既堅持了家庭經營的基礎地位，又克服了傳統農戶小規模經營的不足，尤其是其具有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正好適應了農業所具有的內部規模不顯著、勞動的監督和度量極其困難等特點。⑦因此，家庭農場作為農業家庭經營制度的完善與創新，是農業家庭經營的生產關系與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保持動態適應與協調的必然產物。⑧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了“家庭農場”的概念，表明現階段我國發展家庭農場的時機已經成熟、條件已經初步具備。然而，如何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零碎化、塊狀化、超小化的土地格局向發展家庭農場所需的成片化、集中化、規模化的土地格局轉變，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重要途徑：農地權利市場化配置
發展家庭農場首先需要解決“地從哪里來”的問題⑨，由于我國所面臨的人地壓力以及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形成的細碎化經營的特殊情況，與規模化經營這一論題形影不離的是如何集中土地的問題。⑩關于家庭農場集中適度規模土地的途徑，理論界主要有三種觀點，李尚紅和李志遠(2009)、樓棟和孔祥智(2013)、朱啟臻(2013)、施國慶和伊慶山(2015)認為應通過土地流轉，寧淑惠(1998)、白積洋(2012)認為應通過土地退出，阮正福(2003)、王光全(2013)、陳祖海和楊婷(2013)認為應通過土地流轉與土地退出相結合。由于家庭經濟狀況、文化程度、土地依賴程度、城鎮化決心等方面差異所誘致的農民分化，農民的土地資產處置方式按照土地權利讓渡程度應包括三種類型：土地保留、土地流轉和土地退出(見表1)。
農民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物權，并且是一種新型的用益物權，屬于財產權的范疇。即使給予科學合理的經濟補償，也不能強制農民以放棄土地這一最基本、最核心的財產權作為進城的前置條件。政府應充分尊重農民土地資產處置方式的選擇權，不應通過行政干預來幫助家庭農場獲得成片集中的土地，否則，不僅容易侵犯農民的財產權益，使政府與農民圍繞農地權利處置問題展開激烈爭奪而誘發利益沖突，而且也與農地權利市場化配置占主導地位的未來發展趨勢相背離。故而，政府通過政策引導和激勵農民流轉或退出土地，農民通過市場渠道自愿讓渡農地權利以賺取理想的經濟收益，家庭農場經營者以農地轉入方身份介入市場接收土地并將零散地塊歸并，這應是目前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重要實現途徑。
二、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瓶頸障礙
1.家庭農場獲得集中成片且期限穩定土地的難度大
在完全自由的農地權利交易市場上，農民做出讓渡農地權利的決策在時間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呈現間斷的、不連續的分布狀態。同時，單個農戶擁有多片零碎分散地塊的社會現實，很容易出現參與農地權利交易的農戶數量眾多、承包地總量規模巨大，但是參與交易的農地在空間上卻呈現高度分散的狀態，致使這種狀態下的“龐大”的農地權利交易規模對家庭農場而言僅是一種“理論潛力”。農地權利交易在時空上的雙重分散性，不僅加劇了市場上買賣雙方農地權利交易信息的非對稱性，而且使家庭農場經營者通過此途徑獲得眾多農戶的小規模分散農地資源進行地權整合實現適度規模集中經營的難度大大提高。另外，部分農戶不愿意流轉或退出土地，或者部分農戶自恃承包地具有區位優勢待價而沽、坐地漲價而成為“釘子戶”，這都會使家庭農場經營者實現土地完全成片集中的美好預期化為泡影，并給家庭農場的后期經營管理帶來巨大的障礙。還有，農地產權不清晰，部分農民“惜地意識”“戀土情結”較強，不愿意與家庭農場主簽署長期的租地合同，以及農民契約意識不強，合同期限未到就單方面解除合同等情形，使得家庭農場經營者即使獲得成片集中的土地，也存在著土地使用期限“長短不一”“極不統一”的問題，這深刻地影響著家庭農場地權的穩定性。
2.家庭農場集中土地所需支付的成本及后期經營利潤的收益分配缺乏參考標準
我國的家庭農場生產經營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下推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一種實現方式，而推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土地經營權流轉是主要的瓶頸和制約，其中地租是核心問題。(11)在確定土地流轉租金時，既要考慮到保障原土地承包權農戶的利益，又不得不防止土地租金過高而減少家庭農場經營收入。然而，農地權利的交易價格形成機制尚未科學建立，既存在著政府“求大”“求快”動機下的行政干預，進而導致流轉的土地價格背離土地市場化流轉的均衡價格，嚴重損害農戶利益；(12)也存在著土地流轉的有償性使土地利用的級差地租甚至絕對地租的特征凸顯，增加了家庭農場的土地集中成本(13)，致使家庭農場主為了節約成本選擇部分較邊遠或土地等級較次的土地而放棄土地整體上的集中連片。(14)家庭農場經營者所支付的土地流轉費用根據法律政策規定只能歸原承包方所有，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繳。那么，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所有者地位能否在農民退出土地獲得的補償收益上有所體現?在家庭農場的長期生產運營期間，集體經濟組織是否有權參與家庭農場經營利潤的分配?如果家庭農場的存在和發展對集體經濟組織沒有任何利益可言，集體經濟組織將缺乏為家庭農場提供支持的動力，也激發了部分村干部通過變相施壓等手段迫使家庭農場經營者交納部分“年費”或“管理費”以滿足其經濟利益需求。
3.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配套政策尚不完善
國外發展家庭農場的實踐與經驗表明，家庭農場的生存與發展壯大，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與政策支持。(15)然而，目前我國家庭農場在認定標準以及發展所需的用地、金融、財政、稅收、保險等配套政策方面尚存在諸多缺陷和不足。在認定標準方面，雖然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發展家庭農場，2014年農業部提出了家庭農場的基本概念，但并未給出具體的家庭農場認定標準，導致不同地方出臺的家庭農場的界定標準和扶持政策千差萬別。(16)在用地方面，家庭農場必須配套晾曬場地、倉庫用地等管理用地，然而，配套管理用地政策相對滯后，缺乏政策依據，存在違規違法用地風險。(17)在金融方面，家庭農場已經從傳統農戶小額短期的低層次生存性資金需求轉向大額長期的高層次發展性資金需求(18)，然而，家庭農場的主要資金和資本的積累都是通過農業收入盈利獲得，其資本籌集也大多數依靠家庭關系，數額非常有限，大多數家庭農場的資金存在較大缺口。(19)與此同時，目前針對農民的貸款比較好的模式是小額信貸，但是小額信貸額度太小、手續煩瑣，遠遠不能滿足家庭農場巨大的資金需求。在保險方面，目前我國家庭農場抗風險能力比較弱，而我國農業保險保障堅持“低保障、廣覆蓋”原則，以保障農民災后恢復生產為出發點，保險金額水平較低，農業生產面臨的風險大，不利于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20)此外，農業保險還存在定賠理賠困難、道德風險防范困難、適宜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需要的險種太少等一系列問題。
4.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與城鎮化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率、農地權利市場化交易率相協調的難度大
農地規模經營的前提是非農產業的高度發展和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過渡到家庭農場制也離不開這一前提。(21)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重要途徑是農民流轉或退出土地，土地流轉或土地退出有賴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而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率又與我國城鎮化、工業化的整體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雖然城鎮化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是家庭農場規模經營的動力源泉，但是我國不同地區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狀況的巨大差異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流動存在“引力不均衡”現象，不可避免會出現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入、人地矛盾突出的地區，反而是最適合發展家庭農場的區域，而經濟發展水平低、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外流、土地閑置拋荒嚴重的地區，反而發展家庭農場的條件尚不成熟。另外，家庭農場所需集中的土地并非越多越好，這不是出于擔心家庭農場規模過大誘發所謂的“規模不經濟”，而是家庭農場的土地規模本身就應根據其所處自然區位及不同發展階段的資金、技術、管理水平、勞動力等要素動態組合情況，尋求最適度的用地規模。因此，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速度越快、農地權利市場供應量越大，可能會出現無家庭農場接手土地的情形。而且，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率和農地權利市場化交易率并非呈現正相關關系。故而，如何協調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與農地權利市場化交易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率、城鎮化率之間的關系，是發展家庭農場必須斟酌的一個關鍵問題。
三、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實現機制構建
1.利益共享機制構建
家庭農場通過農地權利市場化交易實現土地適度規模集中，涉及農民、家庭農場經營者、集體經濟組織、地方政府等眾多主體，因此，應妥善處理不同權利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第一，對于農民而言，如果缺乏緊密型的利益聯結體制與約束機制，在規模經營和產業化過程中即使農業生產顯著增效，也不等于農民就能夠“利益均沾”。(22)因此，應根據農民分化引致農地權利市場化處置方式多元化的客觀現實，科學測算農民在不同類型農地權利交易下的收益額，探索農地權利交易收益的動態調整機制，以確保農民最大限度地參與分享土地規模化經營帶來的增值收益。第二，對于家庭農場經營者而言，應建立一套家庭農場土地、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內部要素的優化組合標準體系，使家庭農場內部各要素穩定保持在最佳組合狀態，以確保家庭農場經營者所獲利潤處于最佳區間。同時，構建家庭農場獲得持續、穩定和科學的投資回報機制，讓家庭農場擺脫對政府過度依賴的“補貼農業”的發展陷阱，使家庭農場經營者從事農業生產獲得的預期收益不低于從事非農產業，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第三，對于集體經濟組織而言，面對農民多樣化的農地權利市場化處置方式，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所有者地位應有不同的體現方式，對農民一次性完全讓渡土地權利的處置方式，如土地退出，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且應當作為權利主體參與收益分配，但應科學界定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之間的收益分配比例關系。對于家庭農場后期生產運營獲得的經濟利潤，如果家庭農場使用的土地包括機動地、“四荒地”等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或者依法歸集體經濟組織使用的土地，集體經濟組織可以通過入股等形式參與家庭農場后期經營利潤的分配；如果家庭農場使用的土地是通過整合眾多農戶分散零碎的土地獲得，則集體經濟組織無權參與家庭農場經營利潤的分配。第四，對于不同區域地方政府而言，轉地農民和退地農民的外出務工會引起勞動力跨區域流動，而勞動力流入城市每安置一名農民均要承擔一定數額的經濟成本，因此，如果不能妥善解決轉地農民和退地農民跨區域流動的政府間利益均衡問題，將導致地方政府接納和安置異地農民的積極性大幅降低。因此，應合理配置轉地農民和退地農民市民化后宅基地用地節約指標和騰退指標，結合財政轉移支付等激勵手段，實現發展家庭農場所釋放出的富余勞動力轉移安置過程中政府間財政收支平衡。
2.權利均衡機制構建
家庭農場是農業生產的最好組織形式(23)，土地是發展家庭農場的首要農業生產要素(24)，但是家庭農場所需的土地應至少滿足三個基本條件：集中成片、長期穩定、規模適度。第一，考慮到農民在市場機制下自由處置農地權利存在著時空分散性，家庭農場應首先考慮使用集體經濟組織成片的機動地，其次是通過市場交易獲得原種糧大戶、合作社等主體的部分成片土地，最后才是通過對市場交易獲得眾多農戶分散零碎的土地進行歸并和整合適度規模集中。第二，考慮到發展家庭農場所需投資量大，家庭農場經營者面臨著投資回收的問題，家庭農場經營者與農民之間約定的土地使用期限應不低于家庭農場的投資回收期。這不僅可以激勵家庭農場經營者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而且可以避免眾多小塊農地權利“拼合”狀態下實現規模經營不得不面對的“不同地塊到期時間不同”所誘發的棘手問題。第三，家庭農場應科學評估出自身最佳的土地經營規模，避免盲目擴張兼并而導致成本攀高，進而影響經營利潤。家庭農場獲得集中成片且長期穩定的土地需要強大的財力支撐，除自有資金外，家庭農場經營者不可避免要通過舉債、抵押、股份合作等多種形式籌集資金，與之同時，家庭農場集中土地的途徑也包括出租、轉包、轉讓、合作、入股、退出等多種方式，因此，在家庭農場經營者融資渠道多元化和農戶農地權利市場化處置方式多樣化的交叉作用下，需要界定不同投資主體對家庭農場經營土地所享有的權利性質、內容及期限。與此同時，在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共享農地產權的前提下，集體經濟組織土地所有者、家庭農場土地經營者、農民土地承包者和土地他項權利擁有者等多元主體之間形成的錯綜復雜的土地權利關系亟待理清，達到土地權利配置均衡，這樣才能避免在眾多“小農”之農地權利“合并”基礎上實現的適度規模集中因土地權利不清而誘發的矛盾沖突。
3.沖突解決機制構建
在家庭農場的不同發展階段可能遇到諸多不同類別的利益沖突，這就需要建立相應的沖突解決機制為其發展掃清障礙。第一，前期籌備階段。針對在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釘子戶”難題，應優先采用農村熟人社會所普遍采取的調解策略，在調解行不通的情況下，家庭農場可暫時不追求土地的整體性集中連片經營，轉而采取以“釘子戶”的地塊為分界線劃分農場生產經營區域，先維持小規模集中的片狀經營狀態。(25)在“釘子戶”親自經營農地扣除各項投入所獲純收益連年大幅低于家庭農場經營者支付的土地流轉費用的情況下，經濟利益驅使和“熟人”調解的共同作用會最終驅使“釘子戶”自愿轉出或退出土地。同時，可以大力發展農地權利市場化交易的中介服務組織，建立“由散戶到中介再到家庭農場”的土地流轉新模式，讓家庭農場經營者從整合分散農地以實現適度規模集中的繁雜事務中解脫出來。第二，正常運營階段。家庭農場通過生產經營獲得的經濟利潤，應該科學合理地在家庭農場經營者、集體經濟組織、農民與其他投資者間進行分配。具體而言，應根據不同利益主體的土地、資金、技術、勞動力等投入情況，詳細地界定不同狀況下能夠參與收益分配的利益主體數量及其獲得收益的比例或測算方法，并在合同中加以明確。另外，家庭農場通過市場機制集中起來的土地存在著被政府征收的可能性，在此情況下，參與征地補償收益分配的主體主要應包括集體經濟組織、家庭農場經營者和農民。其中，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征地補償收益以法律政策規定為依據；剩余征地補償收益在家庭農場經營者和農民之間分配，其中，家庭農場經營者獲得征地補償收益應綜合考慮土地的剩余經營年限、基礎設施投入、耕地的改良程度等因素綜合確定。退地農民因已經獲得一次性徹底讓渡土地權利的補償而不應再參與征地補償收益分配。第三，家庭農場退出階段。如果是由于土地使用期限屆滿而退出，家庭農場經營者將土地退還給農民并支付尚未結清的用地成本即可。如果是在土地使用期限尚未屆滿時退出，家庭農場經營者還應根據合同約定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在家庭農場破產時，應該成立專門的清算機構，負責召開債權人會議，對家庭農場的土地權利、機械設備、債權債務等進行徹底清算，并對清償債務后的剩余財產進行分配。在家庭農場資產整體轉讓時，應首先詳細界定轉讓資產的構成、科學評估轉讓資產的價值、慎重選擇受讓人等，然后再由家庭農場受讓方與農戶重新簽訂土地使用合同，約定農地權利處置方式、用地費用與支付方式、用地期限、土地用途等事項。
4.配套政策機制構建
首先，推動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關聯互動改革，建立起有利于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制度環境。長期以來，我國戶籍制度發揮著劃分城鄉人口身份、分配身份利益，制約城鄉人口流動、維持城鄉二元格局的功能，這種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天然耦合關系，阻礙了城鄉勞動力及土地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26)因此，應徹底改革現行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剝離附加在戶籍背后的各種利益，使戶籍不能完全等同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更不能單純以此為標準來決定相關人口的切身利益，讓戶籍回歸到真正需要其發揮作用的人口登記功能上來。同時，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和完善農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制定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居住、工作、生活和子女接受教育方面的優惠政策，降低農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釋放出更多的農村土地資源，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從而促進家庭農場的發展。明晰的農地產權制度是家庭農場集中適度規模土地資源的基本前提，然而，我國土地產權結構不但模糊而且含混不清，這既不利于農民集體在土地流轉中發揮組織、協調作用，也不利于交易雙方形成土地流轉的穩定預期，成為制約家庭農場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27)因此，就明晰農地產權關系而言，應重點厘清以下兩個方面關系：一是清晰界定集體經濟組織、農戶之間土地權利邊界及其權利內容，破除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之間的土地權利與利益分配的雙重交織問題；二是妥善處理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與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政策的銜接問題，清晰界定農戶與集體內其他農戶之間土地權利義務關系，徹底割裂人口變化與土地增減之間的邏輯關系。通過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的關聯互動改革，使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真正成為進城農民可以自由處分的財產權利，政府再輔之以相應的政策激勵機制，即可構建起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農地權利自由交易和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政策制度環境。
其次，探索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和富余勞動力轉移安置體系，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農地權利市場化配置為釋放“人口”和“土地”兩大紅利提供了契機，有助于實現土地資源城鄉間與人際間的合理優化配置。然而，如果大規模發展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就意味著需要更多的農民離開土地，如果配套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支撐和富余勞動力轉移體系建設不到位，超前于工業化和城鎮化推進任何規模經營都會人為地制造失地農民(28)，那么，此時家庭農場的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應受到政府的嚴格調控，把“擠出效應”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這無疑將使家庭農場的發展受到牽制。第一，應確保農民分享到充分合理的農地權利交易收益。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就是對農民生存的最大保障。收益權和處分權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兩項重要權能，農民通過盤活土地財產權利獲得持續穩定的收益，并以此解決家庭成員的吃飯問題，這無疑使土地變相繼續承擔著農民的社會保障“兜底”功能，但是應建立起農地權利交易收益動態調整機制，確保農民最大限度地分享到家庭農場土地規模化經營所帶來的增值利潤。另外，家庭農場經營者可能因遭受自然風險或市場風險而無法兌現農民的收益承諾，這就需要家庭農場在正常盈利年份將一部分經營利潤提取作為風險保障金。第二，多渠道妥善解決富余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安置，實現轉地或退地農民社會保障的“市民化”。快速推進城鎮化進程，讓城鎮化真正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為轉地或退地農民在城鎮提供充分的、穩定的非農就業機會。同時，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推動一、二、三產業互動融合發展，實現轉地或退地農民的就地就近擇業。通過“城鎮轉移一部分，農村留住一部分”相結合的策略妥善解決轉地或退地農民的就業安置問題。在轉地或退地農民具有穩定回報的就業崗位后，可以仿效城市從業人員社會保障制度，讓轉地或退地農民、用人單位按法定費率每月繳納一定數額的社保費用，在繳納社保費用達到一定年限后，即可每月按標準領取社會保障金，徹底消除轉地或退地農民的后顧之憂。
最后，拓寬家庭農場融資渠道，加大財政扶持力度，破解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資金瓶頸。通過農地權利市場化交易獲得成片集中且期限穩定的土地資源，家庭農場經營者需要支付大筆的用地成本，同時，家庭農場的土地整理、基礎設施建設、機械設備購置、生產資料采購、日常管理運營、臨時勞動力雇用等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然而，家庭農場經營者大都源自于傳統農戶，經濟實力較為薄弱，資金短缺成為家庭農場持續發展的掣肘。(29)第一，家庭農場的主要資本來源應是家庭內部融資以及農業收入的資本化(30)，面對農民抵押物缺乏以及家庭農場對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存在強烈需求的局面，法律政策應允許家庭農場經營者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為抵押向銀行貸款，以破解土地兩權分離背景下的抵押貸款難題，搭建好家庭農場融資通道。在科學評估家庭農場經營收益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程度的前提下，對符合條件的家庭農場，應允許其以未來年限的經營收益或訂單作為抵押向金融機構貸款融資。第二，合理有效地利用外部資本是家庭農場資金來源的重要補充。應鼓勵民間資本投資農業，改變農村資本“只出不進”的局面。對經工商注冊為有限責任公司、達到企業化經營標準、滿足規范化信息披露要求且符合債務融資工具市場發行條件的新型家庭農場，可在銀行間市場建立綠色通道，探索公開或私募發債融資。第三，政府應積極為家庭農場提供財政支持。扭轉家庭農場的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以自身投入為主的狀態，將涉及家庭農場的土地整理、農用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納入政府公共投資項目管理。家庭農場繼續享受政府發放的對農戶的各種農業直接性財政補貼，如糧食種植、良種、農機購置、柴油等補助，以扶持家庭農場健康、有序發展。(31)同時，設立農業生產發展基金，促進家庭農場的發展壯大。設立農業保險基金，轉移分散農場主的土地投資風險。基金由政府部分或全部貼息。
四、結論與討論
首先，農地權利市場化配置下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實現存在著諸多瓶頸障礙，實現兩者的無縫銜接，需要構建一套科學的實現機制，包括利益共享機制、權利均衡機制、沖突解決機制和配套政策機制。
其次，在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實現過程中，各主體間應建立起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同時，清晰界定各主體對家庭農場經營土地的權利狀態，實現地權穩定性對相關主體長期投資家庭農場的有效激勵。
再次，家庭農場的前期介入階段、正式運營階段以及破產或退出階段，各主體會因土地集中、利潤分配等問題產生各類沖突，科學的沖突解決機制是實現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并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最后，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實現需要政府細化土地、戶籍、就業、社會保障、財政、稅收、用地等方面的宏觀政策，實現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
首先，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實現，涉及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關聯互動改革、農地權利交易市場建立、家庭農場經營者的培育、社會化服務體系完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等諸多方面，是一項復雜而又系統的工程。因此，應進一步深入研究整個系統各要素的內在聯系和運行規律，實現不同要素的精準調整以及要素之間的良性互動。
其次，政府各項宏觀配套政策會對不同權利主體的利益造成差異化影響，應分別衡量政府配套政策給家庭農場經營者和農民帶來的收入增加額、交易費用降低額，將其納入各主體的利益函數，實現宏觀配套政策對各主體決策的有效調控，以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不足。
最后，現階段我國農村還不可能完全實現以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代表的土地規模化經營。那么，如何妥善管理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經營與農戶小規模分散經營相并存的土地利用格局，使兩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需要進一步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州學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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