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定縣調查是我國歷史上首次運用現代社會調查方法對一個縣域社會進行的實地調查，在社會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其社會學意義突出體現在：一是完整呈現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華北鄉村的社會事實；二是系統探索了適合本土實際的社會調查方法；三是有效推進了當時鄉村建設的實踐；四是為社會學的本土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鍵詞：定縣調查；社會呈現；鄉村建設；社會學本土化
在中國社會學的歷史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所開展的為期10年的定縣社會調查（簡稱“定縣調查”）具有獨特的地位和魅力。該調查開始于1926年，至今已有整整90年的歷史了。值此之際，重新認識其社會學意義，對于回溯我國社會學的學術傳統，并沿著這一傳統繼續做好新時期的“定縣調查”和農村研究工作具有重要價值。
一、定縣調查的歷史概況
1926年秋，在當地米氏鄉紳的支持下，晏陽初先生主持的平教會來到定縣翟城村，開啟了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史稱“定縣實驗”）的歷程。對于這些知識分子來說，改造鄉村的第一步就是認識鄉村，所以從一開始，定縣調查就是定縣實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晏陽初先生所說“一切的教育工作與社會建設必須有事實的根據，才能根據事實規劃實際方案。因此本會對于定縣的實驗最先注意的就是社會調查。”[1]后來，隨著實驗區范圍的逐漸擴大，定縣調查的范圍也隨之擴大。
1929年以前，該調查的工作范圍與最初的定縣實驗一樣，只有東亭鄉村社區的62個村莊。由于種種困難，這一階段的調查主要是一些簡單的、不至引起農民懷疑的概況性調查，如定縣的歷史、地理、縣政府組織、賦稅、風俗習慣，以及62個村的戶口、教育、娛樂、宗教、衛生、生活程度、經濟概況等。[2] 這一時期最初的調查主持人是平教總會生計教育部主任、農學家馮銳先生。他在美國社會調查專家甘博爾（Gamble , Sidney D.）的指導下，參照相關社會調查理論,結合他之前在廣東、江蘇、山西、河北等省豐富的實地調查經驗，編成了《鄉村社會調查大綱》[3]，并根據這一大綱展開了調查。1928年6月，李景漢應晏陽初之邀，來到定縣翟城村，出任新成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社會調查部的主任，接替馮銳主持定縣社會調查，最初的調查范圍依然是62村。
1929年，平民教育總會從北平搬到定縣貢院（當地俗稱“考棚”），以整個全縣為實驗區，因此，社會調查工作也隨之在全縣范圍大規模展開。除了一些概況性的調查外，這一時期，社會調查部還組織開展了大量深入的專題調查及資料整理工作。以1930年為例，社會調查工作分為實地調查和資料整理兩類。其中，實地調查有六種，包括：（1）全縣各村概況調查，共計調查382村；（2）土地分配與農產調查，共計調查134村；（3）家庭手工業與工廠調查，共計調查134村；（4）鄉城與鄉村店鋪調查；（5）生活費調查，調查123個農家一年內各項收入與支出數目；（6）物價調查，包括34類500種。整理資料分四種：（1）整理全縣各村之概況調查；（2）整理統計城內、三關及中一區之挨戶人口調查；（3）編輯整理所搜集的定縣秧歌48出：（4）繼續整理東亭鄉村社區內62村之資料。[4]從內容上看，這一階段的調查涵蓋了歷史、地理、政治、教育、家族、人口、宗教、風俗、道德、交通運輸以及農產物種類、數量、種子、肥料、果品、森林、畜牧、蠶業、家庭工業、農場大小、佃租制度、農產買賣等鄉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定縣調查收集的資料極多，僅僅整理出版成專書的就有《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李景漢，1933）、《定縣秧歌選》（李景漢、張世文，1933）、《定縣經濟調查一部分報告書》（李景漢、余其心、陳菊人等，1934）、《定縣賦稅調查報告書》（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1934）、《定縣農村工業調查》（張世文，1936）等數種。李景漢、張世文等還根據定縣調查撰寫了《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李景漢，1933）、《農村實地調查經驗》（張世文，1932）等調查方法總結性質的學術論著。此外，還在各種期刊公開發表了大量專題性的研究報告，如《定縣土地調查》、《定縣農村借貸調查》、《定縣農村經濟現狀》、《定縣人民外出謀生的調查》、《定縣民眾負擔之分析》、《定縣輸入各國貨物的調查》、《翟城模范村村治之成績》、《定縣大王褥村人口調查》、《定縣大西漲村之家庭手工業調查》、《五百一十五農村家庭之研究》、《定縣農村織布工業》、《定縣農村的木廠》、《定縣搖會的研究》、《河北省定縣之田賦》、《河北省定縣之田房契稅》、《河北省定縣的牙稅》、《定縣的新年娛樂》等。[5]以上這些公開發表的資料只是實際調查收集資料的一部分，李景漢先生晚年回憶說“七年來（僅指他主持定縣調查的時間——引者注），調查材料積累極多，可惜在十年動亂中大部分丟失了，其中有許多是未來得及整理的”[6]。
此外，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1930年代前后開展的對地方財政狀況的調查中，也關注了定縣的有關情況，研究人員撰寫了《河北省定縣的牙稅》(馮華德，1932年)、《河北省十一縣賦稅概況》(樂永慶，1932年)等論文。[7]
定縣調查是我國社會科學學術史上的寶貴財富，對于社會學來說，尤其如此。其意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一個縣域范圍呈現了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也就是社會事實的表現；第二，探索和創新了現代社會調查方法；第三，對當時鄉村建設實踐做出了重要貢獻；第四，對于社會科學，特別是對于社會學的本土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定縣調查的社會呈現意義
定縣調查最直觀的意義就在于其為人們呈現了一個完整的華北縣域社會的面貌，明確展現了中國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一個面相。這與其調查范圍之廣和每一個具體項目都細致入微是相關的，正如有學者所說，定縣調查的“調查范圍之廣項目之細在社會調查史上是罕見的”[8]。
定縣調查是我國歷史上首次以縣為單位實施的實地社會調查，其反映縣域社會狀況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定縣社會概況調查》，被公認為“我國縣區社會調查最詳細的報告” [9]。而且，整個調查，無論是在哪個層面，都是非常細致、精確的。以村莊概況調查為例，收集的信息包括每村距縣城的距離、位置、家數、人數，村長佐姓名、年齡、職業，村中主要領袖，各種學校教員及數目，村內在（原文如此——引者注）高小、中學、大學畢業的人數，可作平民學校之地點，村人職業，種地畝數，主要農作物，集市日期，醫生及藥鋪數目，寺廟及信仰各種宗教人數等各種信息，基本包括了當時農村社會和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10]在縣的層面，同樣如此，如僅從《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來看，全書分17章，從定縣的地理、歷史、縣政府及其他地方團體、人口、教育、健康與衛生、農民生活費、鄉村娛樂、鄉村的風俗與習慣、信仰、賦稅、財政、農業、工商業、農村借貸、災荒、冰災等17個大的方面對定縣的基本社會概況進行了全面描繪，每個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具體方面，涉及面非常全，資料極為豐富；而且，書中還包括314張統計表格和68張照片，堪稱一部中國北方農村社會的百科全書。
可以說，《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一次全景式地描述了我國華北農村的社會狀況，正如李景漢在自序中所說，“至少可以幫助人們對于中國一般的農村情況有一個鳥瞰的認識,尤其是從這些數字里可以發現許多的農村社會問題，得到許多社會現象的線索”。[11]這對當時的人們——尤其是定縣實驗的實踐者們——認識和改造鄉村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對于當時的中國社會學而言，可以說從一個角度揭示了社會學研究所需面對的對象——中國社會；對于后人來說則是留下一份寶貴的“信史”。其重要意義在當時就被人們所稱道，例如，何廉先生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序言中感嘆：“余展閱數過，見其賅括詳至，方法精密，是書梓行之后，披覽之者，對于定縣之社會情況，民風物情，一一將若同親歷，誠極有價值之著作也。”[12]吳景超先生也評價說：“看完了這本書之后，對于定縣社會的認識，真比親身到定縣去參觀半個月還要深刻，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縣志，這真可以做別的縣志的模范。”[13]作為整個定縣鄉村建設實驗工作的設計者和負責人，晏陽初先生則強調定縣調查對于認識和改造鄉村的作用，定縣實驗的“整個工作要以社會調查為指南針”，“要以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實地調查定縣一切社會情況，使我們對于農民生活農村社會的一般的和特殊的事實和問題有充分的了解與明了的認識。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為有事實根據的設施（原文如此——引者注）”。[14]
定縣調查的社會呈現價值還體現為其具有更大范圍的代表性——通過定縣調查的資料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看到那一時期整個中國農村社會尤其是華北地區農村社會的狀況。陳翰笙先生曾這樣分析：“中國北部最興盛的農業區域是河北省沿平漢鐵道的一大平原。和西南丘陵地或西北黃土高原或江南嶺南各處來比較，這大平原的經濟自有它的特點。定縣就在這大平原上，它的調查自然可以提供中國北部農業區域的研究資料。”[15]李景漢先生自己也強調：“定縣是中國一千九百余縣中的一個縣，人口約四十萬眾，約等于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縣內農民生活，鄉村組織，農業等情形可以相當地代表中國的農村社會，尤其是華北的各縣情形，也可以大致說明全國農村社會的縮影。有許多定縣的社會現象和問題也就是其他地方的現象和問題。”[16]他還說：“定縣調查猶如解剖一個麻雀，了解了定縣，華北農村的情況也就大致清楚了”。[17]時隔70余年后，陸學藝先生還感慨：“要想了解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農村社會, 通過晏陽初、李景漢的‘定縣調查’, 就可以知曉那時候的人們穿什么, 戴什么, 怎樣結婚,怎樣種地, 用什么工具。當時人民的生產生活狀況什么樣？風俗習慣是什么？所有這些看看‘定縣調查’就知道了。”[18]
此外，定縣調查的社會呈現意義，還在于其在不經意間保存了諸多寶貴的傳統文化遺產。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定縣秧歌選》和《定縣農村工業調查》，前者詳細記錄了具有悠久歷史的定縣地方戲曲秧歌劇目，后者則詳細記錄了每種手工業的原料、制作工藝方法，均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十分寶貴的財富，也鮮活地呈現了社會的歷史文化維度。
三、定縣調查在社會調查方法上的探索
定縣調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與其主持者具備良好的學術素養和豐富的調查經驗是分不開的。無論是早期的主持人馮銳先生，還是后來的主持人李景漢先生，都長期留學海外，掌握當時世界最前沿的專業理論和方法，歸國后又有著豐富的調查經驗。馮銳先生是康奈爾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博士，在主持定縣調查前曾在廣東、江蘇、山西、河北等省開展過豐富的鄉村調查。李景漢先生先后在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獲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在主持定縣調查之前，還做過北平人力車夫、手工藝工人等城市底層群體勞動和生活狀況、北平市民生活費狀況，以及北平郊外農村家庭的調查，并擔任過北平社會調查所干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社會調查部主任等職務。[19]馮銳和李景漢雖然對西方現代社會調查理論和方法非常熟悉，但并不主張把其直接搬到中國農村，如馮銳主持制定的《鄉村社會調查大綱》就是在翟城村多次調查的基礎上反復修改而成的[20]，李景漢更是“立志把所學得的現代社會調查法結合于中國之實踐，創造出一套適合中國實際的調查法”[21]。在長達十年之久的實踐中，定縣調查的工作者們對適合中國農村實際的調查方法進行了持續和艱苦的探索，取得了非常豐富的成果。
（一）將現代社會調查方法與本土實際相結合
定縣調查覆蓋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方法運用之豐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應該說是首屈一指的。[22]從調查方法上看，該調查較為系統地運用了普查法、個案法、抽樣法等現代社會調查方法，在應用中，“還注意到宏觀和微觀、動態和靜態、縱向與橫向調查的結合，使這些方法具體化、實用化和帶上明顯的中國特色”[23]。同時，在長期的實驗和研究過程中，實際上也運用了參與式觀察、人類學民族志等方法。
在調查過程中，李景漢等人注重從實際情況出發開展研究設計。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定縣調查沒有局限于國外的所謂科學抽樣方法，也沒有拘泥于國外慣用的調查程序,而是從實際需要出發編制表格、選擇樣本、進行調查統計。”[24]李景漢先生多次以抽樣調查來說明西方社會調查理論的適用性問題。如在《實地社會調查方法》自序中，他說：“在中國目下的社會狀態之下，許多理論往往滿用不上（原文如此——引者注）。你以為研究某縣之人口分配，必須按照地域之分配，選擇某幾區內之某幾村，某幾村內之某幾街，和某幾街內之某幾家，如此才能合乎科學的抽樣方法。但在大多數的中國農村社會是由不得你作主的，它不是為你的調查便利而存在的。你所決定調查的某區、某村、某街和某家，往往多半不歡迎你調查，也許根本不讓你調查，也許表面敷衍你或怕你而勉強叫你調查，但不跟你說老實話。有時你以為表格填寫的整齊了，就以為成功了。其實都是或有一部分是謊話,去事實甚遠。有的謊話可以從統計的結果發現出來，也有的無論如何看不出來。此后說不定有人根據你這似是而非的科學調查與分析，來應用到解決某種社會問題。這是多么誤引，多么危險！豈但是糟蹋所謂科學方法而已，竟至可以誤國誤民。”[25]因此，“從事調查的人，必須了解現代社會調查的科學的理論以及方法與技術”，但同時也“必須要顧到中國的民間生活狀況而規定出適合情形的方法及技術來”，“即如擬一表格，就得特別注意與農民心理、風俗、習慣、生活相應合，而又要顧到：（一）所問使他們能回答，（二）他們所能回答的，又是我們所需要的”。[26]
（二）深入民間，走進“田野現場”
定縣調查在早期面臨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難以得到被調查對象的信任，無法真正走進田野現場。正如晏陽初分析的那樣“人民飽受亂世之害，故時有戒心，防備受害，早學會了搪塞支應的技術”，由于對社會調查毫無概念，“農民有種種不利于調查的懷疑，包括怕與縣政府有關系，怕與捐派捐差有關系，怕與共產黨有關系，怕是傳教的，怕是無論如何沒有便宜的事”，還有些揣測“似乎與調查有利而其實也是不利”，如有人懷疑是慈善機關放賑，有人懷疑是華洋義賑會又要助款鑿井，還有人懷疑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白叫人讀書或看病不要錢。[27]李景漢深有感觸地說：“真要把社會調查作得通辦得成功，達到可靠圓滿的地步，非得注重一點不可，就是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調查，相信你的調查，甚至于歡迎你的調查，而達到積極幫忙合作的程度；反過來講，就是如何使人們不拒絕，不反對，不懷疑，不討厭你的調查。如其不然，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領，你精通高的統計，你讀盡了社會調查原理與方法的中西著作，也是無濟于事，倒許貽害（原文如此——引者注）。”他認為“這是社會調查進行程序中的一個樞紐、一個關鍵，是成功與失敗的決著點，是需具全副精神來解決的中心問題。許多社會調查的致命傷即在此。這個根本問題解決了，則其余的問題即可迎刃而解。”[28]
為了讓老百姓“不拒絕，不反對，不懷疑，不討厭”，直至最后主動配合調查，定縣實驗和定縣調查的工作者們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1）充分調動社會調查的本土資源。平教會到定縣工作的第一步是設立平民學校。通過平民學校，一方面教農民識字，幫他們提升文化素質；另一方面，教農民簡單的農業科學，增加農民生產。這些本身就屬于定縣實驗的核心內容，也為社會調查的開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因為通過建立“師生關系”，一方面促進了當地百姓對平教會社會調查工作的了解，增進了信任；另一方面，也培養了農民協助平教會調查的能力，正如晏陽初所說“為調查農民的歲入與歲出的情形，而要他們記賬，便須先訓練它們能寫，能算，就是說，他們信仰你，而愿意幫助你，但是幫助你的能力，還須你先替他培養起來”，他形象地說，這就好比“我們要建房子，本來招工購料就可開始，但是我們現在的中國啊，是工料全無。我們得先栽樹、燒磚，訓練工人”。[29]不少學生本身就成為后來調查員隊伍中的重要力量。除了開辦平民學校之外，平教會還非常重視通過其他各種方式利用當地資源開展社會調查，如盡量使用本地人為調查員[30]、注重打通村落各層尤其是村領袖的關系[31]；他還特別強調“對于不大熟悉的村莊，入村后第一步先到村中小學校，到學校有種種便利，學校地點易找，教員為教育界人，容易溝通。村中領袖子弟多為教員的學生，先生有面子，可由彼介紹村長、村副”[32]。
（2）別出心裁的宣傳策略。當時，社會上一般人對社會調查很陌生，甚至連這個名詞都沒有聽說過。而且，當時農民受教育的程度很低，絕大多數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針對這一情況，李景漢強調：“解釋社會調查的意義時必須由淺入深，用極普通的話語。根據作者的經驗最好是以極簡單的比喻，不怕重復的說明社會調查到底是什么，和它實在的用處”。宣傳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樣的，“有時召集大會向他們演講，有時需分組演講，有時用談話的方式向數人或個人分頭解釋。談話的方法也隨機應變，因人而異。”他還總結了不少形象、淺顯的比喻，供平教會成員演講時使用，如用“對癥下藥”、“削足適履”、“張冠李戴”、“知難行易”等成語，以及商店賬簿、工程師畫圖樣、軍用地圖及偵探、照相、生物解剖、化驗物質等老百姓容易理解的比喻，來生動形象地說明社會調查的重要性。[33]為了更進一步幫助老百姓理解社會調查的作用，他還將這些比喻畫成漫畫，并制作成掛圖，以在演講時對照講解。[34]平教會調查員通常還在調查某村前一日晚上在該村開游藝大會，除唱話匣、演電影及各種有興味的游戲以外，做簡短清楚的演講，說明將要舉行的調查，解除他們的懷疑誤會，還要請村長、村副等多說幾句話。[35]此外，還通過張貼布告等形式，向老百姓說明社會調查的意圖和詳細安排。[36]
（3）精心安排調查內容。由于種種實際的困難，在調查過程中，需要對調查內容進行精心安排，采取先易后難、先局部后整體的方法。首先調查那些容易的、不會引起農民懷疑的事項，然后逐漸展開、深入，從“普通概況的調查”（如歷史地理風俗等）擴展到“數量方面簡略的調查”（如每村戶口、學校現狀、種地畝數等），進而開展“較細的分項調查”（如土地分配調查、家庭手工業調查、家庭生活費調查等）。[37]在調查實施過程中，在遵循科學原則的基礎上，調查表格力求避免被調查者的誤會，例如標題不用“戶口調查表”，而寫“拜訪鄉村人家談話表”，不寫“調查員姓名”而寫“拜訪者”，不寫“報告者”而寫“賜教者”，表之兩旁寫“若要知道用什么好方法為農民謀幸福，必須清清楚楚地明白他們家里的狀況”。[38]
可以說，定縣調查是中國社會學史上關于社會調查方法本土化持續時間最長、范圍最廣、也最為系統的一次探索。正因如此，孫本文認為“《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不僅是一種調查報告，而且在調查方法上有極大貢獻。我們可以稱李氏為國內有數的社會概況調查專家，為在此方面貢獻最多之一人。”[39]定縣調查對于社會調查方法本土化的具體探索雖然可能有不盡完善之處，但是其在探索中所發現的問題對于今天的社會調查仍有借鑒性、適用性，而其推進社會調查方法本土化的方向更是必須予以堅持和發展的。
四、定縣調查對鄉村建設實踐的推動
定縣調查并不是一個孤立的調查項目，不是為了調查而調查，更不是僅僅為了研究者發表成果而開展的搜集資料工作，它是與當時的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其初衷就在于了解和把握定縣的實際情況，為平教會的鄉村建設實驗提供依據。研究與實踐相結合，這是定縣調查的鮮明特征，體現了當時社會學者的實踐取向。實際上，定縣調查也確實對定縣的鄉村建設實踐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晏陽初先生在設計整個定縣平民教育實驗區的工作方案時，就對社會調查有非常明確的定位，他指出：“本會在定縣的社會調查工作，在平教運動的立場上，是要以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實地調查縣內一切社會情況，然后將根據調查而歸納之各種結論及建議，分別供給有直接關系之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40]的主持者，使計劃實現推行各該種教育時有參考之材料，及可靠之依據。”[41]他還特別強調，定縣調查與其它純學術性調查的不同之處在于，“調查的目的，既是為了了解事實，但事實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終了，而是工作的開始。調查工作不是為調查而調查，必須著眼于社會的實際改造。要根據建設的需要，調查事實” [42]。李景漢先生對此也有著非常明確的認識，他指出：“社會調查固然是為研究學理，求得知識，而平民教育促進會的社會調查是注重應用。換句話說，不是為調查而調查，乃是為改進農村社會而調查”[43]。正因為這樣，本次調查中，有的調查較為精確，有的調查頗為粗簡，“皆以本會隨時需要之程度與多寡而決定其輕重與緩急”。[44]
定縣實驗的總體思路是：針對農民的“愚、貧、弱、私”四大缺點，通過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等“三大方式”，開展“四大教育”，即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貧、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由此培養出有知識力、有強健力、有生產力、有團結力的“四有新民”。[45]定縣調查的重點就是搜集各種材料，分析“愚、貧、弱、私”各種現象的構成要素及背后原因，進而形成一些基本的結論。然后將根據調査與分析所得到的各種結論、建議分別供給有直接關系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負責者，使他們計劃實驗或推進工作時有參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據。 [46]
在實踐過程中，平教會社會調查部的工作與其他各部門的工作是密切配合的。一方面，“定縣實驗工作，一切均以社會調查所得之生活事實為根據”[47]。另一方面，社會調查部除調查全縣概況之外，還依各部門之需要進行調查。如為了生計部的需要，調查了全縣472 村的土地分配和與農產品，包括各村土地、地產權、地價、農產品產量及其估價等；為了學校式教育部的需要，與其合作調查了各村教育情況，等等；當調查部在調查農村中醫藥衛生情況，發現某種疾病流行時，就將此種情況提供給衛生教育部，他們就會派人去診療。[48]又如，1932年進行的農村借貸調查，“調查的目標之一是為開始計劃組織信用合作社的參考”[49]。
在科學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平教會還形成了不少很有價值的關于鄉村建設的主張。如在定縣農村工業調查的基礎上，平教會形成了整個農村經濟改革思路。晏陽初在《定縣農村工業調查》的序言中對這一思路進行了總結：“中國以往未曾——以后也將無由走入工業資本主義之路，則農村仍未嘗不可以保持經濟自足的局面。如果應用合作的原則，把分散的原始式的小手工業，組織聯合起來，作共同之經營，又加以技術方面的研究改良，則農村經濟之復興，方可有望！”[50]可惜的是，由于不久后日本入侵，使得這一計劃沒有來得及在定縣實行，只到抗戰勝利后，平教總會才在四川璧山縣組織織布合作社，開始實驗，頗見成效。[51]在定縣人口調查的基礎上，李景漢先生形成了通過節育、移民、增加生產等措施來解決農村人口過密問題，且“三者之中以節育為最有把握”等主張。[52]在定縣土地調查的基礎上，李景漢先生形成了土地改革的看法。他認為“我們不能不承認，土地問題是農村問題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產關系，又是土地問題的重心；其次才是生產技術及其他種種的問題。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決的辦法，則一切其他的努力終歸無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時的治標的。一個政府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一個政黨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和一個人是不是一個革命的人，很可以從對于土地制度的主張來決定。”[53]這種基于實地調查而形成的觀點是十分深刻的。
定縣調查和定縣鄉村建設實踐之間的良性互動，可以看做是早期的行動取向的社會研究的一種案例。但是，從中國社會學發展的角度看，定縣調查不應只是中國社會學史上的一個個案，實際上應當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一種典范。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服務于中國現代化實踐，推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并在此種結合中發展中國社會學學科，是中國社會學研究所應堅持的一個基本方向。
五、定縣調查對社會學本土化的意義
通過社會調查推動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的本土化，也是定縣調查的既定目標之一。晏陽初先生將“社會科學的意義”與“教育的意義”并列，作為定縣社會調查工作的兩種意義。他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不能依樣畫葫蘆般的抄襲應用。必須先知道中國社會是什么樣，然后始能著手于科學的系統之建設。因此我們希望本會的社會調查對于中國的社會科學之研究有其貢獻，以中國的社會事實一般的學理原則（原文如此——引者注），促立中國化的社會科學。”[54]李景漢先生也表示：“希望本會此后的社會調查不但隨時應付本會的需要，也能在社會科學上有相當的貢獻，并使對于農村研究有興趣的學者有可靠的參考資料。”[55]從實際效果來看，定縣調查至少從以下兩個方面大大促進了中國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
（一）提供了中國社會學研究的豐富資料
正如李景漢先生所說，“社會調查是產生中國社會學的基礎”[56]。社會學是一門從西方引入的學科，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這門學科基本還停留在用西方語言介紹西方思想的階段，以至于費孝通先生后來回顧說，“65年前在燕京大學講臺上有人用中國語言講西方社會思想史一個值得紀念的大事”[57]。按照李景漢先生的描述，那時的中國社會學課堂上，“所用的社會學課本皆為洋文原本或譯本，純為外國社會之材料……，缺少本國的材料，尤其是有系統的材料”，而社會學要實現本土化，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要面向中國社會實際，要有中國本土的材料，“如此才能根據中國社會之事實材料漸漸產生中國的社會科學”。[58]而定縣調查對于我國社會學的本土化來說，首要意義就是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呈現了區域社會的概貌。
盡管在當時，有學者對于李景漢這種“在報告赤裸裸的事實以外不下評論與結論”[59]的社會調查持批評態度，認為這不是“社會學調查”而只是“社會調查”[60]，但客觀來說，這種“社會調查”對于當時本土材料極其稀缺的中國社會學來說是有獨特價值的，因為它提供了社會學本土化所需要的“原材料”。正如孫本文先生所評價的那樣，“社會調查資料對于社會學中國化是有價值的，其功績是主要的。李景漢氏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可比之美國壁芝堡調查或春田調查。” [61]即使在今天，這種對社會發展狀況的客觀記錄也是很有價值的，正如陸學藝先生所說：“有些調查研究, 有些數據、問卷調查, 再加上某些錄像、錄音資料,這些東西在一定意義上比寫大塊頭文章作用更大。因為有些事物當時看不清, 事后來總結卻是一個很珍貴的材料。”[62]
定縣調查積累的資料不僅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本土資源，而且成為歷史學、經濟學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最重要的檔案資料之一。特別是一些研究近代中國鄉村社會經濟的學者，大多將定縣調查資料作為最有力的論據之一，如黃宗智在研究華北的小農經濟、杜贊奇在研究華北的基層治理時，都大量使用定縣資料[63]。還有些歷史學學者側重于通過定縣資料研究鄉村社會經濟的變遷，如李金錚近二十余年來所做基于定縣材料的鄉村經濟史研究[64]。
實際上，在呈現豐富、細致的社會資料的同時，定縣調查在社會調查方法方面的探索與創新，也已構成了社會學本土化的重要方面。
（二）建立了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的重要基點
定縣調查對于社會科學，包括對于社會學本土化的意義還體現為，其奠定了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的重要基點。正如鄭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這部著作，現在仍然是國外研究舊中國社會問題的一本必備讀物、了解舊中國情況的一個重要渠道。不僅如此，這部著作，對今天進行定縣調查也提供了方便。因為它所反映的定縣以至整個華北五十多年前的社會概況，好象是一條可供比較的基線，拿現在的情況跟它作對比，就能看出五十多年來，特別是解放以來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定縣以至整個華北農村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65]
2003年，鄭杭生先生主持的“定縣再調查”項目，就以定縣調查為基點，采用追蹤調查的方式，從不同方面揭示了定縣80年的社會變遷，產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社會轉型加速期華北農戶經濟行為研究》（汪雁，2004）、《華北鄉村集市變遷與社會結構轉型》（奐平清，2005）、《病患模式、求醫行為與農民生活》（劉仲翔，2005）、《社會轉型期農戶的消費結構與鄉土重建》（楊發祥，2006）、《國家與農民關系的地方性表達》（王道勇，2006）、《適應與變遷：社會轉型加速期華北農村非常規核心家庭關系研究》（潘鴻雁，2006）、《轉型社會中的農村社會動員》（陳玉生，2007）、《農民的結構性貧困：定縣再調查的普遍結論》（吳力子，2008）、《鄉土社會中的國家法與民間法》（王曉蓓，2008）、《農民職業分化與社會結構轉型》（章東輝，2009）、《新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秩序重建》（黃家亮，2009）、《鄉村社區農民經濟合作的困境與出路：社會資本視角》（劉小流，2009）等10余部博士論文、博士后出站報告及一系列學術論文。[66]為了接續定縣調查傳統，深入總結定縣再調查的成果，揭示定縣農村社會百年變遷的軌跡，持續推進社會學的本土化，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學學科，我們從2015年開始再次啟動了“定縣（州）調查”。
回眸歷史，定縣調查確實是我國社會學本土化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67]，現有的中國社會學史著作，幾乎無一能繞過定縣調查，并且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介紹。定縣調查對于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對于當下的社會學研究、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定縣調查的社會學意義將會更加清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建設》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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