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教旨主義和修正主義：合作社發展的兩種流派
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2007年7月《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正式實施，標志著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進入了法制化、規范化的新階段。但是，關于合作社的發展模式問題，不論在學術界、政府部門，還是在合作社業界，都存在著巨大的爭議。討論較多的問題之一是“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的性質與作用問題，這牽涉到合作社在我國發展的路徑選擇問題，因此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討。
實際上，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圍繞合作社的發展，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學術流派：一種可稱之為“原教旨主義模式的合作社流派”,一種可稱之為“修正主義模式的合作社流派”。原教旨主義模式的合作社流派強調合作社的發展應該遵循歐洲合作社的經典模式。這些模式可以用“羅虛代爾原則”來概括，其核心是堅持一人一票的民主決策制度，限制股金分紅和按交易額分配的利潤分配制度，強調為社員服務及社員身份的平等性與同質性。這些最經典的合作社原則在一個多世紀以來通行全世界，逐漸被廣泛接受。這些原則也是國際合作社聯盟所倡導的主要原則。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的經濟形態、市場競爭形態、社會階層形態、外部環境等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教旨主義的合作社發展思路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競爭帶來的挑戰，也不能適應社員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合作社的發展模式也必須與時俱進。于是就出現了修正主義模式的合作社流派。在中國，由于特殊的歷史語境，“修正主義”是一個名聲很不好的名詞。但是，嚴格講來，任何一種從異文化中移植過來的東西，最終都必然會在與本國文化交融的過程中發生變化，而且任何一種東西在長期的歷史變遷中也會發生變化，而不會是一成不變的。一個是歷史的維度，一個是文化的維度，這兩個維度意味著任何一種經濟制度或文化制度都必然是“修正主義”的。合作社在中國的變化，是一種必然現象。實際上，合作社從歐洲傳到日本、韓國等地，也發生了若干變化。即使在歐洲合作社發源地之一的德國，合作社原則在近20年中也發生了若干重要變化。修正主義模式的合作社流派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態，對原有的經典合作社原則作了若干修正。其中包括：一人一票的民主決策制度逐漸轉變為加權投票的民主決策制度；在按交易額分配之外加入股權分紅制度；社員身份逐步出現異質性和多元化傾向，允許資本所有者更多進入合作社；合作社服務范圍也逐步廣泛化，不僅為社員服務，更為非社員服務，不僅為本國人服務，更為全球客戶服務。這些變化，在歐洲、美國、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都出現了。由此看來，根據經濟形態、市場結構等方面的新變化，而對經典合作社原則進行若干有益的修正和調整，使合作社更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競爭，是各國合作社發展采取的一致做法，是一個全球現象。實際上，任何一種生產關系或組織制度的產生與發展，都要與生產力或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相適應，當生產力或社會經濟形態發生變化的時候，固守僵硬的模式是不行的，一定要促使生產關系或組織制度隨之進行適應性調整。
二、異化及其根源：“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的爭議及其解釋
2008年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15省農民合作社發展情況的調研，我們發現，“公司領辦型合作社”在全部農民合作社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在有些地區，我們所調研的合作社幾乎全部是公司領辦型的，可見這是個普遍現象。仔細分析，公司領辦型合作社廣泛存在的根本原因，可以從我國現有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去尋找。
首先，我國當前農村市民社會基礎的薄弱性。歐洲經典合作社的誕生與發展，是與歐洲市民社會的興起分不開的。市民社會的興起，使得人們的民主意識、自我意識、合作意識等大為增強，這才有了經典合作社產生的基礎。我國農村普遍缺乏市民社會基礎，農民的民主意識、自我意識、合作意識很差，在一個組織中很難通過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也不懂得如何通過民主程序、通過討價還價和妥協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其次，我國當前農村市場發育基礎和農民市場意識的薄弱性。經典合作社的出現是與一定的市場發育基礎聯系在一起的。我國當前的農村市場發育不完善，農民的市場意識比較薄弱，這就導致由農民自發產生組建合作社的想法的幾率大大降低。再次，農民合作意識基礎的薄弱。這是與市民社會基礎的薄弱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我國農民合作意識的薄弱，還與我國合作社發展的特殊歷史過程有關系。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運用政治力量大力推動合作社發展，結果導致農民喪失自主權，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極大地影響。所以，農民對于合作社有很多誤解，對合作社發展心存疑慮，這也導致其合作意識薄弱。最后，農村競爭環境基礎的惡化。現在，隨著農業產業化的逐步推進，資本對農業產業的滲透和控制逐步加深，這就導致農村競爭環境的惡化，單純由農民組建的合作社在資本規模、生產規模、技術層次、人才競爭等方面很難與大型資本相競爭。可以說，當前的農村競爭環境，是不利于純粹的農民合作社發育和發展的，他們在市場上很難占有一定的地位?；谝陨蠋追矫娴姆治觯绢I辦型合作社在我國的普遍存在，也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在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的發展中，農民和公司形成了較好的利益對接：農民擁有勞動力、土地和生產優勢，而企業則擁有經營、管理、品牌等多方面的其他優勢，可以彌補農民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的很多劣勢。這樣一個利益對接格局的出現，是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目前尚為廣大農民所接受的一個根本原因。農民在公司領辦型的合作社中，實現了單個小農所沒有的收益，其福利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盡管還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但是相比單純由農民組建的合作社，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確實有多方面的優勢，有利于農民福利的增進。而為了這些福利的增進，農民社員在合作社的組建和運作過程中，都愿意自動讓渡一部分權利，使資本在合作社治理中占據更多的話語權。但是，公司領辦型合作社也有其弊端，主要有三個：第一，公司領辦型合作社容易造成合作社內部治理的變形和無效。由于龍頭企業在合作社中的話語權很大，又主導整個合作社的外部市場開拓和內部管理，因此極有可能導致合作社的內部治理結構異化，出現龍頭企業單邊控制的局面。這樣很容易導致一般社員的利益受到損害，合作社的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的機制往往失效。第二，利潤分配的不公平。龍頭企業在利潤分配中有可能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方案，從而侵蝕農民社員的利益。特別是在內部治理結構十分不規范的條件下，這種情況尤其嚴重。第三，容易造成政府支農資金被龍頭企業侵占的現象。很多龍頭企業之所以積極參與合作社的組建，除了降低生產成本的動機之外，還有套取政府支農資金的動機，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三、異化及其規范：核心在于自由退出權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推導出下列結論：第一，異化是有其社會經濟基礎的，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的出現，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國農村還不具備經典合作社產生和發育的社會經濟土壤，同時龍頭企業確實具備很多優勢，從而形成龍頭企業和農民社員的利益對接；第二，異化是一個全球現象，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第三，我們需要做的，是尋找異化的原因，而不是簡單地指責這種異化。
那么，如何讓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獲得健康的發展?所謂健康發展，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這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也就是要使合作社能夠在內部管理、對外的市場競爭力、盈利能力等方面實現合作社可持續發展。第二，這是保障農民利益的發展。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的發展，不能以剝奪農民的利益為代價，而應該保障農民的利益，增進農民的福利。第三，這應該是提升農民能力的發展。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的最終目的，是提升農民的可行能力，拓展農民的自由，賦予農民更多的權利，使其各種素質得以全面發展。按照這三條標準，要使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獲得健康的發展，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完善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的內部治理結構。完善的治理結構是一個合作社的靈魂所在。理事會、監事會和社員大會都要有切實的權利和義務，社員在合作社運行中要賦予切實的權利，不能流于形式。與分配模式、社員同質性等指標相比，內部治理結構更為重要。其次，要實現公司領辦型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合作社的內部治理最終要實現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這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衡龍頭企業的權力，使農民社員的權益得到保障。再次，利潤分配制度要完善，既要保護資本的利益，更要保護社員的利益。如果在利潤分配中不保護社員的利益，而是偏向資本所有者，那么合作社就沒有舉辦的意義了。最后，農民必須有自由退出權。自由退出權是保證一個合作社內部治理和制衡結構有效的必要條件。在一個合作社中，不管是由農民發起的合作社，還是公司領辦型合作社，只要農民有自由退出權，就可以對內部治理造成一種壓力，如果合作社嚴重侵害社員的利益，社員就可以行駛自由退出權，最終使這樣的合作社歸于解體。在所有這些措施里面，一個最重要最核心的東西就是社員的自由退出權。合作社是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自由聯合”.合作社社員在加入合作社和運營合作社的過程中，始終是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而存在的，他可以自由選擇加入還是不加入，而在加入之后，也可以自由選擇繼續參與還是退出。強調“自由人的自由聯合”,就意味著合作社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合作社的每一個決策必須經過這些自由人的充分協商和平等約定，這就是所謂的“用手投票”;合作社的社員擁有自由退出的權利，這就是所謂的“用腳投票”。我國合作社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發展過程中，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農民喪失了自由退出權。農民自由退出權的喪失，使合作社內部出現了普遍的搭便車現象，導致合作社無效率；而更重要的是，農民社員自由退出權的喪失，導致合作社發展最終脫離了正常的軌道，成為集中式計劃體制的一部分，失去了辦合作社的意義，使合作社根本不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在公司領辦型合作社中，自由退出權意味著對龍頭企業行為的一種制約。當社員退出合作社，實現“用腳投票”的時候，龍頭企業不得不修正和調整自己的行為，以保證合作社的繼續運轉，這是對龍頭企業的一種制衡機制。自由退出權也意味著農民話語權和談判能力的提高，只要農民社員擁有退出權，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約龍頭企業的決策，使農民在內部治理中獲得一定的談判地位。
四、結論：關鍵的問題在于教育
我國合作社現在處于一個黃金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一些新動向和新問題是必然的。在未來的合作社發展過程中，關鍵的問題還在于教育。我認為主要是四個方面的教育：一是對農民合作意識的教育，即旨在提升農民的合作意識和合作精神，確立合作的價值觀，使他們理解合作社的運作機制和基本內涵。二是對農民的合作社經營管理技能的培訓教育。這里面涉及很多操作性的東西，如市場營銷，內部治理，人力資源管理和財務管理等。三是對合作社領導者的知識教育。四是對政府的合作社教育。在這四種教育里面，現在大家普遍忽視的是對政府相關官員的合作社教育。合作社發展的外部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地方政府的積極推動，地方政府的官員理解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明白合作社的運作機制，就能積極出臺有關政策，因勢利導，推動專業合作社的快速成長與發展。在這樣的理念指引下，農民合作社一定可以獲得健康迅猛的發展。
（作者：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副院長，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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