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消失的村落
1、引言
本文所展現的是一個邊關村落的生活變遷過程。該村名雁門關村，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縣城北20公里海拔1,700米的雁門山上的雁門關。說其位于雁門關是因為這個村子的范圍在“關”也就是“關之圍城”之內，屬于比較特殊的“城中村”。該村很簡單，說它簡單是因為現在全村只剩下十戶人家，居民總數30口。之所以選該村作為田野調查點，原因有二：第一，雁門關是歷史上的長城要隘，是古代中原與塞外交通在線重要的樞紐，而雁門關村作為一個依附雁門關數百年之久的“邊關村落”，有其獨特的生存方式和變遷過程。第二，該村在近期將要被整體移民，所以這次所作的調查工作也就是有了一定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2、村莊的起源和形成
關于村子的起源，所有被訪村民的回答都是“搞不清楚”或“不知道”。可以說，全村人都不知道他們的村莊是什么時候有的，怎么有的。歲數大一點的老人們提到一點，說該村過去不叫雁門關村，而叫明月樓村。筆者到代縣史志辦公室查到了1980年編印的《代縣地名錄》，該書中對于雁門關村的記載是這樣的：“地處山谷，因距雁門關一百三十米，故名雁門關村，曾名明月樓。”這里雖然并沒有講清楚雁門關村的起源，但是卻證明了村民的說法，確定該村原名明月樓，還有一點就是這里提到該村距雁門關130米，這里所講的“關”是明洪武年間的“關城”，而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關”。既然提起了明月樓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雁門關的歷史。
據《雁門關志》記載：“雁門關在戰國時代就已建關，經秦、漢、隋、唐、宋一直是萬里中原的北門戶，是中原的漢民族政權防御塞外諸族的軍事要塞。元朝因版圖擴大，雁門關系其腹地，已非邊塞之處，失去戰略地位，撤消了軍事防御設施，常年失修，雨水沖刷，雁門關遭毀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為了防御蒙古族的入侵，于洪武七年（1374）重筑了雁門關關城。此關城周長一公里，洞門三重，即《代縣地名錄》中所說之“關”，位于雁門關村南130米。而到了嘉靖年間時，雁門關又進行了大規模的增修，其中于洪武年間修筑的關城外圍增修了一道長達五公里的石頭圍城，并于圍城北口連接處修筑城樓，名“寧邊樓”又名“明月樓”，所以，從此時起，“關”的范圍又擴大至圍城。現在城墻、城樓都已傾圮，僅存遺址，從遺址來看，雁門關村是在關城之外圍城之內。既然雁門關村過去叫“明月樓”，那么村莊之建當在明月樓建成之后，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7）或以后。筆者又進一步查閱了現存世的三種版本古《代州志》，其中在清朝光緒版《代州志》“鄉都圖志”中找到了“明月樓村”。而在明萬歷版《代州志》中卻找不到該村。說明彼時還沒有該村，筆者又在后來找到的乾隆版《代州志》中找到了“明月樓村”，因為萬歷版《代州志》成書于明朝萬歷十二年，即1585年，乾隆版《代州志》成書于清朝乾隆四十七年，即1782年，所以從文獻史料中看，只能將該村的建村時間推定為1585年至1782年。至于該村的村名是在何時變更，村民依然講不清楚，按現在所能找到的文字數據看，最晚的一份出現“明月樓村”村名的文字是村民杜秀蓮家保存的民間十四年（1924）的一份房契，而最早出現“雁門關”村名的文字是村民王平季家保存的1951年村里的《農業稅登記清冊》。據此該村村名由“明月樓”改為“雁門關”的時間當在1924年至1951年期間。
筆者走訪了村里的全部十戶人家，他們可以分為五個姓氏即：姚、李、王、謝、解。在談到自已祖輩的祖籍時，除姚家說是從代縣的太和嶺口（距雁門關20公里的一個村莊）遷來外，其他四姓都說聽祖輩講是從山西洪洞縣圪針溝遷來的，至于是官方移民還是自發行為，不得而知。而問及他們家族的歷史，也就是遷到這里有多長時間時，他們都是按輩數回答。按輩數多少依次是王家“十輩”、姚家“十輩”、解家“九輩”、李家“八輩”、謝家“六輩”。他們回答的依據是“看老墳”，“數墳頭”。據說以前他們各家都有家譜，但或在抗戰期間被燒掉或毀于文革，現在無一傳世，所以這也是他們的唯一依據。按一輩約二十年算，輩數最多的王、姚兩家約于二百年前遷來，時間大約是清朝嘉慶年間（1794-1821）。從這一點來看，該村現有村民的歷史并不長，但這只能大致說明他們各自家族的歷史，卻并不能講明村莊的歷史。因為該村的人口曾發生過多次變化，例如：在村南有一片梯田，田地里隨處散落著磚瓦瓷片，村民說這里曾經都有人家，有的不知遷到了什么地方，有的家敗人亡“絕了后”。但這些都是“聽老一輩人說的”，就連村里年紀最大的老人也不曾見過。所以不能排除那些已經“消失”的人家和其他遷走的人家的歷史要早于現存居民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該村的形成和雁門關的發展變化是緊密聯系的。雁門關的大多數歷史歲月都是在戰火紛飛，烽煙交替中度過的。拋開明朝以前的歷史不談，明朝從建立之初一直到中葉，由于蒙古族的侵擾，雁門關戰爭頻繁。洪武年的關城之筑以及嘉靖年間的圍城之修都是為了軍防而設。首先，頻繁的戰爭使得平民百姓沒有生存的條件和環境，其次軍事勢力的大量駐扎也不會允許核心防區之內有村莊的存在。自1571年，明廷與蒙古族達成“隆慶議和”之后，雁門關地區戰火漸息，從此時起特別是明朝后期一直到清朝一代，雁門關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戰亂息止的穩定時期，而關南關北的廣大地區也就有了休養生息，發展繁榮的過程。于是雁門關的穩定給“雁門關村”的形成創造了大環境，而關內外的發展繁榮也就給要在這個交通樞紐生存的人創造了生存的條件。于是，“雁門關村”便順理成章地依附著雁門關，憑靠著雁門關，形成并存在至今。
3、雁門關村人口的變化
雁門關村的人口曾發生過幾次較大的變化。據今年七十二歲的王文厚老人講，他聽他父親說他爺爺那時候村里還有五十多戶約二百多口人，這是現在村民關于村里人口最早也是最多的說法。按年齡推算，那是在清朝末年，而到了日軍侵華后就剩下三十來戶，一百二十多口人，再到1980年，就已經差不多只剩下現在的幾戶了。
筆者從村支書王平季家中找到的“一九五一年雁門關村農業稅登記清冊”上顯示：1951年全村共有居民21戶，人口93口，除此之外從登記冊上還能看出那時村里除了現有的“五姓”之外，還有高、溫、安、牛等姓氏。而從村民李成厚，杜秀蓮家中找到的同治七年（1868）、光緒四年（1878），光緒三十三年（1907）、光緒三十四年（1908）、宣統元年（1909）、民國八年（1919）、民國十三年（1924）、民國十四年（1925）、民國十五年（1926）、民國十九年（1930）等共十一份契約文書中可以看到，過去村里還有林、邢、傅、吳、劉、楊、張、趙、盧、許、田、梁等姓氏。這可以說明雁門關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一個雜姓村。或因遷往異鄉無從尋找，或因家族衰敗甚至消亡，這些姓氏在現在的雁門關村都已消失。人口的大幅度變遷，給這次田野調查的主題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困難。
4、雁門關村民生活方式的變遷
一般人都會奇怪在這樣一個特殊區域里居住里并能夠定居生活下來，自然有他們的理由，當問及這種理由時，村里年紀大的人都會干脆而備感自豪地回答：“因為這里是金馬玉路”。他們所說的“金馬玉路”指的就是從村中間穿過的雁門關“關道”。據史料記載這條古關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交通線之一，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經是中原連接塞外的交通要道，一直到明清之際乃至近代，這里戰時是戰守之關卡，而于戰爭間隙特別是相對穩定的時期則又成為了通商之津口，是商家營輸的必經。明朝“隆慶議和”之后，這里成為明廷與北方各族進行“關市”貿易的重要徑道。北方的胡馬滿載著胡鹽玉石從這里走向中原，南方運載名茶精絲的商隊從這里遠赴漠北。清朝建立后，民族的融合更加促進了貿易的發展，雁門關“關道”成為當時最繁忙的商道之一。
《雁門關志》記載：清統一中國后更加強了各國、各民族間的交往，邊貿經山西商人進一步開拓，成為中國連接歐洲的重要商路，商品交流盛況空前，成為“絲綢之路”衰落后的另一條陸上國際貿易商路，在這種貿易中晉商成為其中的主要角色，特別是中俄貿易，幾乎由晉商操縱。晉商從全國各地采購貨物，經雁門關運出，一路以張家口，轉運至恰克圖；一路經殺胡口亦運至歸化城而轉恰克圖，與俄商貿易，進而進入歐洲市場。現在雁門關還保存有一通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立的有關當時交通狀況的石碑，村民稱其為“分道碑”，專家稱之為“中國古代較早的交通規則碑”。碑文內容是這樣的：
雁門關北路緊靠山崖，往來車輛不能并行，屢起爭端，為商民之累。本州島相度形勢于東路另開車道，凡南來車輛于東路行走，北來車輛由西路徑，由不得故違，于就未便特示。
“乾隆盛世”之際，商業貿易發展至鼎盛時期，在這種背景下，雁門關原有的一條關道已無法滿足往來車輛的通行需求。于是管理雁門關的代州（今代縣）地方官只好另開車道，從而合理分開上行下行，從根本上緩解了當時的交通壓力。這通碑文是當時“關道”繁忙程度的真實寫照，而從“關道”旁殘存的另外幾通“布施碑”上，昔日“關道”之繁盛也可見一斑。這些布施碑的內容都是在清朝光緒、宣統年間過往的各地商客為整修關道所捐的布施數量和捐獻者名號，其中只是太谷（今山西太谷縣）、張家口（今河北張家口市）、歸化（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豐鎮（今內蒙古豐鎮市）四地的商號就有三千多家。
對于“關道”的繁忙程度，雁門關村的村民有他們自己的講述方式。村里年紀最大的八十四歲的杜秀蓮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過去走這條路的行人到底有多少？為了統計，寺院（雁門關東門外的鎮邊寺）里的和尚在城門口放了“斗”（古代容量單位，一斗等于現在15公斤）和黑豆，然后每從城門口過一個人就往“斗”里捏了一顆黑豆，這樣一天下來整整捏了“三斗半”黑豆。
“馬拉的是金子，路是玉石鋪就”，村民眼里這就是一條“金馬玉路”，俗語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正是靠著這條“金馬玉路”，雁門關村人“發明”了一種特殊的職業——“護關”。并靠著它生存下來。
護關，顧名思義就是“護送過關”的意思，也叫渡關。因關道的制高點也就是雁門關的關城設于海拔1,700米的山巔，與山腳下的關道有1,000米的高度差距，尤其是通往關南的一公里多的山路，盤旋崎嶇一路陡坡。《代州志》描述：“路險而多峻嶺，稍夷而多激湍，入冬則堅冰塞途，車馬蹭蹬而不易度也。”這樣的一段險道就給往來車輛尤其是由北而南的車輛造成了上山難，下山更不易的麻煩和極大的安全隱患，尤其到了降雪頻繁的隆冬季節更是如此，于是“護關”這種職業應運而生。現在村里的所有人都沒有經歷過護關，關于護關的情況他們都是從祖輩們口中得知。根據他們的描述，護關的過程比較簡單——全村每戶出一兩個勞力帶著唯一的工具—磨桿（一根長約一點五米，粗約十公分的木棒）到關頂等生意，從關外也就是由北向南而來的車輛走到關頂，下山時由于坡度太陡，而過去的車都是鐵甲車（木轱轆上裹著鐵頁）不具備剎車功能，下坡時由于車速過快，很容易出事。為了安全起見就會雇村民“護關”，“護關人”將“磨桿”橫綁在車轱轆前，“磨桿”同車轱轆摩擦，從而起到減速剎車的作用，然后就這樣護送著走完一公里的山路一直到山下的平坦處。這就是“護關”的過程。關于一趟下來賺取的費用，村民沒有記憶，而“護”完之后返程時碰到上不了坡的重車或“不會趕牲靈”的生車也會被雇傭推車或趕車，但所說的“護關”主要指下山這一程。因為“車流人流晝夜不舍”所以護關晝夜輪班忙個不停，聽王平季講：
不知什么時候由于交通擁擠，路上翻了一輛馬車，致使堵了三天三夜的車，于是從那時開始就規定：車馬行人白天通過，駝隊和騾、驢馱的“高架垛”因為占道，只能在夜間過關。至于誰是此規定的制訂者，不得而知。總之從那時起，因為駝隊不需要護關，而需要護關的馬車都是在白天過關，所以晚上就停止了護關。
然而人多時，全村一百多號人共同聚集在“關頂”一塊護關，如果沒有一定的規矩和順序肯定是不行的。據七十二歲的王文厚、七十歲的謝明、七十八歲的姚成福、四十八歲的解金貴、四十三歲的王平季講：
祖上護關的規矩是按地域劃分車輛護送歸屬，王家分的是山陰（今山西朔州山陰縣）、李家分的是忻縣（今山西省忻州市）、姚家分的是崞縣（今山西省原平市）、解家分的是應縣（今山西省應縣）。
據他說劃分的意思就是只要是屬于這些地方的車輛，不管從哪里來的，都按劃分的規矩來護關。
對于這個規矩的制訂者，謝明說：“是季娃的老爺爺分的，他是管理雁門關的”。謝明說的是村民王平季的老爺爺（曾祖）王慶生。王平季本人只知道“聽老一輩人們說我老爺爺當過管理衙門的小官”，除此之外關于王慶生的情況，他們都一無所知。
“衙門”即歷代在雁門關關城內設立的守備衙署，為管理雁門關的行政官員處理公務之所，現已成為遺址。按年齡推算，王慶生的生活年代大約在清朝光緒年間。據《雁門關志》記載，清朝由于疆域擴大，雁門關戰略地位已不太重要，常設綠營兵20人駐防，由把總一人統理。對于清朝設立于雁門關的官方機關情況，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記錄，但“把總”應屬軍事職官，它跟衙門的官員究竟是什么關系，不得而知，而王慶生當年所當的“小官”究竟是什么官也搞不清楚，但既能“管理衙門”并可以規定劃分村民護關事宜，當有一定權力和權威。從這里可以看出雁門關村村民的“護關”乃至生活是有官方介入的。但是，除謝明有此說法外，關于護關規矩的制訂，村民更為普遍的說法是“沒有人制訂”，就是各家憑各家的“關系”。例如，王文厚講，他們王家之所以分山陰縣，原因是他的祖上曾經在山陰打過金子，于是就結識了山陰當地人，有一些人際關系，所以山陰的車輛來了就都找“熟人”，自然山陰的車就歸王家送。姚忠也講，他們姚家護的車是村里最少的，原因就是“關系少”，據謝明講他們家開始不護關而是擺攤做小買賣，并不是不想護，而是因為遷來的時間晚，沒有認下人，沒有關系，所以沒分下。照此看來，“護關”之分并沒有嚴格規定，而是各家通過各種途徑建立各自的“關系”，漸漸地隨著“關系”的增多和范圍的擴大，也就自然而然地約定俗成為一種“非正式”的規矩。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往來于雁門關道的車輛應該全國各地的都有，但雁門關村人所分的地域僅局限于與雁門關鄰近的幾個縣，據村民說原因在于鄰近這些縣的車輛由于往來頻繁，與村民接觸較多，所以就建立了“關系戶”，而其他遠處的車輛往往沒有“關系”，所以沒有劃分。用現在話講，經過劃分的是“固定客戶”，沒有經過劃分的是“臨時客戶”。護關人給“臨時客戶”護關就按先來后到的順序安排，跟“固定客戶”相比，較為隨意。
雁門關村人憑靠著“天時地利”守著“護關”的金飯碗，本應該比其他靠耕作為生的村莊富裕得多，但他們卻并沒有因此而攢下錢，從現在村里的建筑和村民的生活狀況也絲毫看不出他們的“富有”。對此許多村民是這樣解釋的：因為“護關”賺了錢后，“護關人”的生活習慣逐漸變得懶散，甚至到了奢侈的地步，特別是到了清未民初之際，抽大煙之風在雁門關村盛行。“護關人”在護關時將車輛送到山下后會將客戶帶到關道旁的“關系戶”飯店，而飯店老板為了酬謝就會拿大煙作為“回扣”給“護關人”。據說那時村里基本上家家都有抽大煙的人，護關賺來的錢“將夠供抽大煙用”，更有甚者竟到了入不敷出，賣兒鬻女的地步。正是因為如此，世代護關，本應該因此而富有一方的“護關人”卻一直沒能富起來。
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因為軍需，山西軍閥閻錫山在雁門關北開山修路，修建起了連接太原到大同的可供汽車通行的公路。這樣雁門關幾千年以來有了古關道之外的另一條溝通南北的大路。然而，公路建成后的初期，并沒有對古關道產生太大影響。因為當時的公路屬于軍用專線，普通民用車輛如要上路則需交納一般人難以承受的高額費用。所以雁門關古關道依然是營輸必經，南北要衢。但此時的過往車輛卻遠不像從前頻繁，一方面由于戰亂原因商貿往來嚴重受挫，另一方面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逐漸出現了可以替代“鐵甲車”的“膠皮車”（車轱轆輪胎用膠皮做成），因為“膠皮車”可以剎車減速，過關時不需要“護關”。所以，“護關人”的生意大不如前，也是從此時起，“護關人”的生活開始出現危機，雁門關村人只能靠著少數的老式車輛繼續著“護關”事業。盡管如此，雖然抽大煙已經戒掉，但他們懶惰的生活作風卻依然未有多大改變，現在村里還流傳著形容這個時期“護關人”生活的民謠——“早上沒飯吃，黑夜有轎坐”。意思是說，家里早上還沒米下鍋，開不了飯，可是出去護完一天關下來，賺到錢后就又擺起譜，連路都懶得走，雇著轎子抬回來。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關道上的幾座出入關必經的橋梁被軍隊炸毀，致使車輛無法通行。
“護關人”一度失業。因為失去了生活來源同時為了躲避戰火，雁門關村的大半村民四處逃難。從此雁門關村由過去的約五十戶，二百多口人，只剩下二十多戶一百多口。因為這期間有一段時間，公路上的幾座橋梁也被軍隊炸毀，古關道又恢復了一段時間通行，所以剩下的為數不多的“護關人”得以勉強塡肚度日。
到了1946年，代縣城全境解放，雁門關南北時局趨于穩定，雁門古道逐漸又恢復了往日的熙熙攘攘，但是原來靠“護關”渡關的車馬卻難尋蹤影。因為此時老式的“鐵甲車”已基本被淘汰，關下的公路已允許自由通行，為了安全、方便、快捷，各種車輛都繞道走了公路。大約也就是從此時起，世代靠護關生存的雁門關村人，也徹底失業了。
面對現實，護關無望的雁門關村人只好放下“磨桿”，拿起了鋤頭，開始了種地生涯。因為沒有耕作歷史，種地對于“護關人”來說是新鮮事物。直到現在，雁門關村人的種地“技術”較之它村，還是比較差勁兒。解明在回憶起他1951年當“財糧（負責統計、匯報農業產量等工作的村干部）”時到區里開會，區里的領導對他說：
“你回去得把你們雁門關的人好好改造改造，你們這些人世代就指護關生活，連地都不會種……”
而事實上山里又無地可種，想種地就得開墾山，而可供開墾的坡地數量是非常有限的，再者坡地的產量是很低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自然氣候，由于這里海拔高，氣候高寒，無霜期短，適宜種植的農作物屈指可數，主要作物就是土豆，還有筱麥、黃芥和蕓豆、大豆等豆類作物，但數量很少。在雁門關一帶流傳著一首古詩，是描寫雁門關外的惡劣氣候和生存環境的。
雁門關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種麻。百里并非梨棗樹，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過山頭雪，狂風遍地起黃沙。說與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襖午穿紗。
詩文寫的雖然是雁門關村以北十公里外的“關外”村莊，但與那些地勢平坦的村莊比，雁門關的惡劣環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環境中，靠天打糧，靠地吃飯，結果往往是連肚子都塡不飽。由于以上種種原因，“護關人”的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艱辛。
筆者從村支書王平季家找到了《一九五二年雁門關村缺乏口糧登記表》。表上顯示，1951年全村21戶人家，每戶都缺乏口糧，最多的缺乏七個月，最少的缺乏四個月。當時全村101口人，共有耕地175畝，人均耕地只有1.7畝。就以耕地最多的高存娃家為例：全家六口人，耕地24畝，人均四畝地，從表上可以看出無論是擁有耕地總數還是人均耕地數，這在全村都是最多的。高家在1951年共打下雜糧三石、山藥（土豆）27袋。雜糧按每石300斤計算共900斤；土豆按每袋120斤計算，共3,240斤。據村民講當時的市價行情是五斤土豆換一斤糧，土豆可折糧648斤。這樣高家共計打糧1,548斤。按每口人每天需要一斤糧估算，六口人一年共需糧近2,200斤。這樣算下來五一年高家的產糧只夠全家人食用258天，也就是說還缺一百多天的口糧。地多的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表上的另一項內容“還有哪些收入”也就是種地以外的收入一欄中，三戶沒有，一戶是“打山柴”，據村民講打山柴其實更多的是給自己用，所以這項收入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在那一段單靠種地為業的時期，“護關人”的生活是異常艱辛的，甚至到了食不裹腹，無法生存的地步，貧窮、饑餓和無奈伴隨著他們。于是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外出干活，四處謀生，但相當一部分人還是選擇了遷離，以至于雁門關村的人口數量一直在遞減，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的時候，也就剩下了現在的幾戶居民。據現在的村民講，他們也曾經有過離開的想法，但一方面一時沒有找到著落，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山區畜牧業的興起，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轉機，1980年開始村里各家各戶相繼養起了牛羊，主要是羊。在雁門關這樣的山區非常適合搞畜牧業，四周的山坡都是天然的牧場，這也可以稱得上是因地制宜。養羊以養山羊為主，羊絨、羊肉都可以賣錢。那時，養一只羊一年的純收入有上百元。于是，養羊逐漸成了雁門關村新的經濟增長點，一邊種地，一邊養羊，養羊為主，種地為輔，雁門關人開始了新的生活模式。村民的生活也開始逐漸地脫貧。村里的羊越養越多，到1990年時全村有二百多只羊，人均養羊收入五百多元。
王平季回顧他的生活經歷時對“養羊”的那一段經歷深有感觸。他1982年從部隊復員回家時，家里從別村已經給他問下了媳婦，女方提出要2,000元的“禮金”，可當時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錢，最后四處籌借了1,800，在差200元的情況下勉強將媳婦娶了回來。為了生活他四處務工，到河北給包工隊當過小工，到寧武裝過煤，可辛苦忙碌換來的結果卻是女兒出生后連奶都吃不起。其實當時村里的幾戶人已經開始養起了羊，生活也好了起來，父母親都勸他也養羊，可他不甘心“自已當了三年兵竟然成了養羊放牛的”。于是又外出找“營生”，可跑了幾年之后家里的貧困生活卻仍舊沒有多大改善，最后只好回村給人放起了羊，成了“羊館”。眼見著村里人都靠養羊富了起來，王平季也決定養羊，1987年王平季借了3,000塊錢與人合伙買了七十多只山羊，養了一個月后轉手賣掉賺了800塊錢，王平季第一次嘗到了“羊”的甜頭。于是又借了錢買了70只羊養了起來，這樣每年把羊絨和繁殖小羔賣掉從而獲利。逐漸地王平季的羊越養越多，生活也越來越好，不僅還清了包括娶媳婦欠下的錢在內的所有債務，還買下了農用三輪車。現在王平季的羊群里已經有二百多只羊，每年收入可達二萬多元。王平季家五口人，三個孩子都在縣里的中學上學，憑著養羊王平季逐漸由過去的苦日子過上了相對富裕的生活。
與王平季一樣，雁門關村的其他村民也都跟著養羊度過了“靠地吃飯”的艱辛，過上了比較富裕的生活。到了2003年雁門關村十戶人有八戶養羊，共有山羊六百多只，光羊一項，年人均收入就有二千多元。“養羊”成了雁門關村人的生活支柱。
5、結語：即將消失的村落
“雁門關村”這樣一個地處特殊區域的“邊關村落”，依附著雁門關，生存下來，并走過了數百年。這數百年間，村子的命運與雁門關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村子因雁門關的興而興，亦因雁門關的衰而衰。村民的生活方式由“護關”到“種地”，由“種地”到“養羊”他們經歷了“護關”的安逸，“種地”的貧困、“養羊”的致富。村民數量由記憶中最多時的二百口到一百多口，再遞減到現在的三十口。但是每一次生存方式的轉變，似乎都是自然而然，都是不以人為的意志為轉移，而是隨著雁門關“天時地利”的變化而轉變。
近幾年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興起，雁門關成為了各界游人矚目的旅游勝地。游客的不斷涌入，給雁門關村的村民生活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他們逐漸地意識到游客的到來，可以給他帶來經濟效益，他們從中看到了旅游業的發展給他們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他們又一次慶幸雁門關的“天時地利”，給他們帶來的好處。然而隨著景區設施的不斷完善，開發力度的不斷加大，地處景區“核心”區域的雁門關村，放牧與風沙治理和景區綠化的矛盾，耕地與景區開發建設的矛盾，居民生活與景區管理和秩序的矛盾，村民的房屋與景區統一規劃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日漸突顯，同時日益擴大。2003年七月份，代縣縣政府與一家投資商，簽定了投資額達八千萬元人民幣的《雁門關旅游開發合同》。為了整體開發景區，同時也為了改善山區居民的生活條件，根據《雁門關旅游區總體規劃》和《代縣農村扶貧開發總體規劃》，縣里現在已經加緊制訂移民方案。如果方案順利出臺并實施的話，雁門關村將在半年以后，也就是2004年上半年被整體移民到代縣的平川鄉鎮，由于雁門關村人數太少，所以移民之后，他們將會被融入其他大村。
如此，依附了雁門關數百年之久的雁門關村將面臨“消失”的現實，而那段“護關人”的“護關史”也將隨之“消失”。
作者單位：代縣旅游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硏究資料中心通訊》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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