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湖論壇發言稿
中國區域空間的再結構過程──它們與1970年之前社會主義城鄉關系，至少可以說是，非資本主義的城鄉關系的空間模式截然不同，這是1970年代末開始的新的城鄉關系改變與集居模式在全國層次上的劇烈改變過程。
首先，我們根據北京城市實驗室（BCL）龍瀛、吳康、毛其智等利用“五普”和“六普”常住人口人口統計對當前中國人口密度的時空演變與城鎮化空間格局初探（2000-2010）所提供的經驗研究資料，整理一些區域再結構過程空間模式上的主要趨勢：
1970年代末開始不斷加快的都市化過程，2013年都市人口比率已達53.73%，一個多中心的都會區域集居模式形成了：
一、 一方面，1980年代珠三角都會區域，1990年代長三角都會區域，以及，2000年以后京津冀都會區域的掘起，可以說是最明顯的人口集中與經濟活力的空間表現。同時，重慶成都都會區域、鄭州開封洛陽中原都會區域、山東半島、遼東半島、人口增長也較明顯。
二、 以及，浙南、閩南、潮汕等東南沿海地區也出現高密度的人口集居區。
三、 此外，新疆、云南、內蒙、山西、四川南部，由于自然資源工礦開發吸引了大量外來勞動力，人口密度增加較明顯。
四、 另一方面，相對于前述都會區域的浮現，兩廣北部、蘇北浙南等珠三角、長三角外圍地區，人口流向珠三角和長三角，而西部的川渝黔連綿區，除了成都、重慶、貴陽等少數中心城市的街道外，大部分鄉鎮單元常住人口顯著降低，在某個程度上，鄉鎮單元常住人口流失平行表現了農村空心化的過程。
五、 尤其，山西呂梁、甘肅定西、甘肅慶陽、內蒙古呼倫貝爾、云南臨滄、黑龍江雞西密山、內蒙古呼倫貝爾根湖、內蒙古烏蘭察布、湖北黃岡麻城、內蒙古烏蘭察布豐鎮，則人口流失明顯。
1970年代末開始的新的城鄉關系源自國家政策的結構性轉變，中國納入全球市場，成為世界工廠，農民工進城，以及，前店后廠空間模型，建構了網絡化的都市化(networked urbanization)，例如：北加州灣區硅谷─臺北新竹─東莞越界連的生產網絡，珠三角都會區域浮現。北加州灣區硅谷─臺北新竹─昆山越界連的生產網絡，長三會都會區域浮現，以及，高鐵網絡的等時圈同城效應與各都會區域之間的城際連接。這種網絡都市化過程，或者說，這種網絡空間的社會生產，生產的社會組織，生產與社會結構決定了網絡空間組織。這也就是說，都市與鄉村之分，是社會組織的空間形式的分化，這是一個特定社會的空間形式的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ion of spatial forms)的過程。當前的中國區域空間結構展現的區域不均發展過程，某個程度上可以說是經由國家的政策加速城市對鄉村的吞噬過程。
一方面，對于人口快速集中的既有的城市市民而言，納入全球市場后全球城市的空間生產的過程，在空間上約束了人們的都市生活，然而，隱形的市場機制支配了土地使用的價值觀，當資本認為無可獲利，或是還是需要都市勞動者留在城市中，又沒辦法把既有都市人口塞回鄉村時，就會以不同形式的迫遷，將人們再安置至城市蔓延的外圍地區，或者是被國家政策與房屋市場誘使，將人們遷出他們曾經是可居的地方。“拆”，成為城市中最觸目驚心的字眼。市民，失去了他們對城市的權利。或者，在鄰里高級化的晉紳化過程中，成就為都市資產階級的上流空間，表現出階級的戰爭。至于地方政府，甚至還包括中央部會，出于地產利益與都市象征表現，在缺乏特色的都市形式中致力市中心的再中心化策略與都市奇觀營造，成就了國際明星建筑師的表演舞臺。
另一方面，對于人口快速集中的新進勞動力與農民工而言，由于兩元戶口制度的限制，農民工卻不被視為市民，所以，1970年代末以后的中國的都市化過程是“沒有城市的都市化”，城市也就是“沒有市民的城市”。（圖七）本來，資本主義城市組織起來提供每日生活所需的各種都市服務的系統，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國家的調節與控制，如住宅、教育、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社會服務、文化設施、以及美好舒適的都市環境，這些都是每日生活和經濟領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透過國家干預進行生產或達到愿望，這就是資本主義城市的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集體消費，也是過去由福利國家模型所中介的都市基礎建設的基本項目。假如國家不作為，或是完全委諸市場，都市集體消費不足就會使得都市生活素質難以提升，都市非正式經濟無處不再，城管造成的都市沖突隨時升高，環境受破壞，水、土、空氣、食品污染、各種類型病毒越界，生態危機浮現，以及，空間隔離，社會碎片化、城市兩極化，分裂的城市發酵，對人們而言，都市空間淪為有敵意的城市。到了2009年美國的金融海嘯引爆之后，國家經濟政策向擴大基礎建設投資，以及，向都市化之后的國內市場轉移，這也就是這種新的經濟模型期待各都會區域能承擔消費內需。然而，除了個體消費之外，與都市特性相關的條件，就是要能改善城鄉移民的農民工們都市生活所必須的集體消費。[ii]（圖八、圖九）換句話說，當前的“城市”一詞的意義，其實已經歷史地被再界定為：資本積累與關乎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分配之間，即，國家控制與市民自主性之間互動的焦點了[iii]。環繞著這些都市議題，都市運動也正在浮現，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對社區生活的掌控與對集體消費需求的爭取，成為一種面對社會沖突與政治權力的新行動。
就在這時，網絡經濟快速地掘起，如馬云阿里巴巴集團、百度、騰訊、以及微信等，中國互聯網的規模已經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市場，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甚至超過了美國，[iv]尤其，網上購物增速與規模都正在成為經濟上的新亮點。[v]物聯網產業在都會治理上可以提供交通運輸、都市防災、以及相關都市服務，以云端運算配合通訊與科技，進行大數據分析，確保安全與舒適的都市生活品質。確實，互聯網是一種技術，一種思維，一種組織社會的方式，一種新的文化表現，連接(link)，代表了一種新社會與經濟模型的歷史動力，正在深刻地改變空間與社會，改變中國的城市。而都市共同體，關系著市民的組織，由沒有城市的都市化，以及，在充滿沖突的網絡都市化過程中，新的市民角色歷史性浮現。至于更進一步，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模型下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之間的對立，臺灣與香港先走一步，提早引爆了沖突：成功的區域政策往往是能符合國際與區域之分工，地域性被要求能適應經濟分工的區位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對抗全球化的區域政策也可以對抗分工，因為在現實危機中它往往能夠動員巨大的政治與社會支持。
總之，中國經濟納入全球經濟之后造成的區域空間再結構的變化，面對越界生產網絡與都市創新氛圍，區域不均發展過程中全球都會區域浮現了。全球都會區域浮現的歷史過程的另一面，“沒有城市的都市化”過程浮現。以及，必須進一步面對都市再中心化策略與都市奇觀營造；環境破壞，生態危機浮現，空間隔離，社會碎片化、城市兩極化，分裂的城市發酵，城市充滿敵意。區域空間的再結構過程高速奔向一種亟需深入分析的全球信息化資本主義的城市，雖是世紀初，卻可窺見魔鬼的容顏，資本變身城市的主體，都市蔓延，不但延綿為都會區域，而且中心膨脹，貪婪追求，至高無上，房地炒作不知崩盤。區域不均發展與都市服務不足，新都市問題形成，這是都會治理的挑戰。都會區域的表現，將決定了國家整體表現的成果，都會治理其實是二十一世紀國家的挑戰。
作者系臺灣建筑與城市研究學家、亞洲規劃學院學會會長（APSA）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愁經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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