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國古代社會重農抑商的原因和其影響，就能理解中國諸多社會現象的源頭所在。
早期的中國社會并不重農抑商，相反我們的祖先很擅長經商。
夏朝時，位于河南北部的商族部落的人非常擅長做生意，商族的生意人遍布中原壟斷了貿易，以至于人們把做生意的人都稱為商人，商人從一個民族的名稱演變成了生意人的代名詞.
借助發達的貿易，商族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修建了城市，普及了青銅，創造出中國最早的文字系統——甲骨文，以強大的國力推翻了夏朝的統治。
可以說，生意人（商人）才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如果把夏商時代的商人消滅，我們可能會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樣，一直過著半游牧、半農業的生活，只有文化而發展不出文明。
到了周朝，商族人雖然被推翻，周人也沒有認為商人需要抑制，商人比農民地位低的想法。《周書》指出：農民不生產，就會缺乏糧食；工匠不生產，就會缺少器具；商人不經營，糧食、器具、資本這三寶就會斷絕；管理山澤的人不生產，社會財物就會缺乏。
重農抑商是到了戰國時代，才由商鞅變法正式確立，商鞅在變法時規定：
致力于農業生產，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因從事工
商業及懶惰而貧窮的，把他們的妻子全都沒收為官奴。
商鞅提出重農抑商的時代背景是東周社會遭遇了馬爾薩斯陷阱，在進行巨大的社會轉型。各國的土地供應陷入停滯，大量的新增人口無法獲得足夠的土地來養活自己，引發諸侯國的社會動蕩。
為了解決土地供應的危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變得更加血腥，從春秋時代以搶奪土地和人口為目的的兼并戰爭，演變為以殺人奪地為目的的滅國戰爭。
這里建議大家先閱讀這篇答案《為什么春秋時大國間的戰爭還是爭霸戰爭為主，到了戰國就轉向更殘酷的滅國統一戰爭？》。
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雖然暫時解救了秦國，卻把中國從封建社會拖入了中央集權社會的泥潭，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轉折點。
軍國主義的“重農抑商”
秦國軍隊之所以能橫掃六合，又在秦始皇統一后快速土崩瓦解，其根源就在于重農抑商政策，而暴政是重農抑商的必要手段。
以下并不是指責“商鞅太笨，我干更好”的上帝視角。商鞅變法也有大量可取的地方，是當時僅有的選擇之一。但是現代的教科書、影視文藝作品對商鞅變法多是一面倒的正面評價，很少會提及變法產生的嚴重毒副作用，以及對后世的負面影響。而這正是下面要指出的，希望大家兼聽則明。
商鞅的“重農”其實是給百姓套上了無形的沉重枷鎖。利用戶籍政策、連坐制度，限制了人們的遷徙自由，老百姓只能呆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終年的勞作。政府還通過律法給百姓下達了固定的農業生產任務，并強制要求必須完成，否則嚴懲。
商鞅的“重農”還有一個重要組成就是愚民政策。不讓農民接受教育，沒有知識和能力去選擇其他職業，只能專心務農。
這些政策與其說是重農，不如說是牢農。以犧牲百姓的職業選擇自由為代價，來滿足秦國發動侵略所需要的龐大軍糧后勤需求。如果想了解戰國時代的后勤和糧食生產，推薦閱讀《為什么先秦時代都是幾十萬上百萬的大軍會戰，到了明清卻縮水成幾萬十幾萬？》
商鞅的抑商政策對商人進行了多重的限制。政府對商人征收重稅，使企業經營變得困難。如果商人經商失敗，還要懲罰商人的妻子、女兒賣身給政府為奴。在這樣的高壓下，誰還敢去冒險創業，商人所能創造的就業必然大幅減少。沒有了多樣化的社會上升通道，人們只能選擇老老實實在家務農。
但是馬爾薩斯陷阱是繞不過的，秦國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當現有的土地分配完了，大量的年輕人從哪里獲得土地？
商鞅早就提供了解決方案——靠軍功。在商鞅變法中，重農和抑商都是在對人的自由進行限制、封堵，唯獨軍功制度是激勵和上升通道。
商鞅已經給年輕人準備好了就業崗位，崗位職責就是殺！殺人！殺更多人！
崗位的績效考核也很明確和量化，KPI 就是人頭數。翻看一下《商君書·境內》，全是按照人頭數量計算軍功。殺人越多，軍功等級越高，獎賞的土地、財富越多，家庭的社會地位就越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幸福取決于他殺人的數量，還有比這更畸形的社會制度嗎？
所以商鞅變法就是一項血腥的軍國主義制度改革，導致的結果就是把整個國家變成瘋狂的殺人機器！
但是這個激勵制度是粗暴而高效的，秦國通過收割人頭，國家機器進入了土地擴張的“良性循環”。秦國的勝利就是六國的滅頂之災，秦軍所到之處，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有人根據史料估算，僅僅白起就屠殺了 120 多萬人，整整是南京大屠殺的 4 倍！
更可怕的是，隨著秦國人口的增加，虎狼之師的數量也在增加，所以六國覆滅只是早晚的問題。
長平之戰，為什么白起要屠殺 40 多萬已經放下武器投降的趙國和上黨軍民？
就是因為士兵需要人頭來獲得軍爵。為了圍困住趙軍，秦昭襄王還親自跑到離戰場最近的河內地區，給百姓進封民爵一級，征發當地 15 歲以上男子全部去長平支援。而民爵一級就意味著獎勵田地一頃、宅地九畝。
軍爵和民爵都要獎賞土地，這些新的土地從哪里來？只能靠殘暴的屠殺 40 多萬趙國和上黨軍民來獲得！如果要是為了掠奪人口，根本不需要屠殺這么多人。
為什么秦朝的壽命很短，僅僅維持了 15 年？
六國覆滅后，秦國并沒有逃脫馬爾薩斯陷阱，相反秦國像霉菌一樣完全布滿了培養皿，統一六國后沒有更多空間來征服了。
秦始皇不僅沒有進行經濟轉型，進行社會系統的升級，反而變本加厲的推行重農抑商。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隸一起充軍到邊塞屯邊。
秦國建國初的人口約 4000 萬人，沒有了戰爭消耗，人口每年都指數型增長，土地快速飽和、工商業停滯不前，這些年輕人他們的就業需求如何解決？
秦始皇也努力過，凱恩斯主義的措施都用上了。修秦直道、建萬里長城、北伐匈奴、開靈渠，南征百越、蓋阿房宮、挖驪山陵墓……但是這些戰爭
和工程只能解決一時的就業問題，根本無法持久。
年輕人沒有工作就沒法養活自己，盜匪猖獗、流民四起，流民的搶奪造成更多人無家可歸，引發更多流民的雪崩效應，終于讓表面上很強大的秦帝國在秦始皇死后瞬間瓦解。
是不是戰國土地承載能力有限，糧食產量無法支撐剩余人口去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重農抑商呢？
土地承載能力的確是有限的，這也是馬爾薩斯陷阱的核心。但是中國土地的承載能力遠不是戰國時代的 4000 萬人，還有極大的提升空間，而這樣的提升空間只能靠發展工商業來獲得，而重農抑商只能壓縮其空間。
我們知道漢朝的工商業政策比秦朝要寬松，取消了很多對農民和工商業者的限制，在文景中興和昭宣中興時代出現了極大的繁榮，人口從漢初的 1500～1800 多萬增長到西漢末年的 6000 多萬。唯獨在重農抑商最嚴重的漢武
帝時代，人口折半暴跌到 2000 萬。
中國歷史上最開放、自由的時代是唐宋時代。唐朝的人口頂峰時期接近 8000 萬人，宋代更是僅用了百余年，就猛增到 1.4 億人。在美洲作物進入中國前，這是中國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的上限。如果唐宋還是奉行重農抑商，是絕不會達到這樣輝煌的成就的。
為什么唐宋之前的朝代沒有突破？
我認為之所以沒能突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唯一的）是工商業基礎較差。
我們以農業工具為例，即使有人發明出了更先進的農業工具來提高農業生產力，但新農具無法量產，因為缺少規模化的工業基礎來降低制造的成本（例如鐵的成本）。運到客戶的手里的成本也很高，因為沒有發達的商業網絡來擴散（例如分銷渠道）。新農具的銷售價格就降不下來，農民買不起，好的農具不能普及，農業生產率當然也提升不上去。
這樣說可能有點抽象，再舉個現代的例子，例如你在朝鮮設計出一款手機，但是沒有中國發達的重工業、沒有齊全的制造業、沒有繁榮的華強北、沒有方便易用的淘寶、沒有四通八達的快遞等一系列的工商業基礎作為配套，這個手機在朝鮮是很難造出來的，造出來也不是普通人能買得起的。
不僅新農具是這樣，新化肥、新燃料、新武器、新戰艦……等等，都會因為工商業的瓶頸而發展緩慢。
所以根其原因還是長期對工商業的抑制作怪，而不是我們的土地承載不了更多的人口。
工商業再發達不也只是加強了流通嗎？糧食并沒有增加，怎么能說工商業提高了土地承載能力呢？
我們對商業的最大誤解之一就是認為商業只促進了流通，沒有增加產量，也就是商人不創造價值。從古代先賢、帝王到現代的馬克思等精英都有這樣的誤解。
其實工商業對農業產量有極大的推動，商業的作用就是為農業增加了一整套系統。舉個例子，我們可以把農業看成發動機，而商業就像是我們圍繞發動機接入了各種設備，最終把發動機打造成了一輛完整的汽車。同一臺發動機，好的汽車設計可以發揮出 90%的發動機功率，差的設計可能只能發揮了 10%的功率。例如韓國和朝鮮就是鮮明的例子，民族、歷史、經濟完全相同的條件下，
發展出截然相反的結果。
過去人們看待經濟非常片面，就像一個人眼中只看重發動機，不在乎傳動系統，因為汽車的傳動系統沒有制造動力、只是輸出動力，他們不從整輛車的視角看經濟！
汽車設計師雖然都重視發動機，但絕不會忽視傳動系統的設計。相反，好的設計師會設計最能發揮整車性能的傳動系統。同樣，工商業并不是只加強了流通，工商業幫助農業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產量。
首先從供求關系看，商業是農民增產的動力源泉。
糧食有更多剩余才可以換來更多的財富，但是如果沒有商業作為中介者進行交換，農民是得不到財富的。甚至剩余的糧食多了，不僅不能換來財富，反而會使已有的財富貶值。因為一個地區的糧食消費量有限，剩余的多了價格就會下跌，糧食交換其他物品的購買力就下降。只有靠商人及時外運糧食到缺糧的地方去套利，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換來財富，避免過多庫存導致的財富貶值。
然而在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禁止商人買賣糧食，這就讓農民增產的動力就會減少。而且農民只能選擇和政府做交換，沒有其他選擇，政府定的價格無論高低也只能接受，沒有議價的空間。對農民積極性的打擊必然會極大的影響糧食產量，這在大躍進時代已經被反復證實。
其次商業是農業灌溉設施建設的推動者。
灌溉對提高農業產量的作用極大，灌溉條件好的是上田，差的是下田，產量相差一倍。也就是說灌溉覆蓋率越大，產量翻番的土地越多，承載的人口也可以翻番。但是灌溉設施建設需要大投入，原來政府用征徭役的辦法來建設水利，但這只能滿足干渠建設。最關鍵的是毛細血管一樣的支渠和送到田間地頭的小渠，以及水閘、水車等大量水利設備的配套和日常維護運營。這些工程的工程量和資金消耗甚至超過干渠，誰來掏錢建設和維護？
這時商業的作用就體現出來，提供貸款、提供水利設備以及維護運營等大量工作，由資源多的商人來做效率會更高。因為水利雖然投入大、回報周期長，但卻是風險小、收益穩定的資產。沒有商人的參與，干渠的灌溉覆蓋率就提高不上去，即便短期提高了，也做不到長期維持。這樣看，商業就像人體內的分支
血管和毛細血管，為遠離主血管的組織提供養料。
商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加速新工具、新物種的交換。
例如鐵質農具，雖然在戰國就已經存在，但直到漢朝才真正得到普及。因為漢朝早期，尤其是文景時代，放松了對商人的限制，允許商人開采礦山和冶煉鋼鐵。這在戰國是絕不允許的，因為鹽鐵屬于政府絕對壟斷的領域。礦山放開后，漢朝很快就誕生了大量富可敵國的冶金大王。市場的競爭讓鐵器的價格快速降低，鐵器的零售網點也大量增加，這才讓鐵制農具得到大范圍普及。
還有新物種的引入，也是由商人完成的。如果僅靠固守一地的農民，推廣的速度極慢。我們知道宋代之所以能達到 1.4 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普及了中南半島的占城稻，將水稻收獲周期從 180 天，縮短到 60 天，可以一季二、三熟，這個增產是極為可觀的。占城（占婆 Champa）在秦漢時代就在中國版圖
之內，秦朝屬象郡，漢朝屬日南郡。
但占城稻直到到宋朝才引入，這中間居然用了 1000 多年，有趣的是，宋代時占城已經不再中國版圖之內了，可以看到其實政府的流通作用非常有限。
還有一個更早的物種引入的例子，就是小麥傳入中國。
根據 DNA 的分析，小麥和大麥的原產地在中東地區，大約 4000 多年前的夏商時代傳入中原，其傳播路線就是后來的絲綢之路。這也是商人的功勞和政府無關，因為那時候在中原地區剛剛開始形成國家。
為了證明商業流通的速度快，再來看夏商時代中原普遍使用的貨幣——貝幣
上圖是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圖的海貝，時間是 3700 多年前的公元前 17 世紀。
這種叫Monetaria moneta或叫Cypraea的海貝廣泛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里（黃色區域）。
這些地方遠離中原王朝的統治范圍，所以貝殼的傳遞并不是由政府來推動的，而是各地的商人用接力棒式的傳遞完成的，其傳播效率遠高于占城稻的傳播速度。要知道夏商時代比秦漢還要早 1000 多年，比宋代更是早 2000～3000 多年，那時候的交通條件極差，夏商時代的人們都做到了！所以說，商人對流通速度的促進作用遠遠高于政府等其他途徑。
好吧，光說這三點就夠了，商業對提高農業產量有極大的影響，抑商只能減緩農業增產，而商業也絕不是加強流通這么簡單。
民商勢弱、腐敗橫行是抑商政策滋養出的另一個毒瘤
把商人貶低成最低賤的階層，在各個方面限制商人的自由，在缺錢的時候敲商人的竹杠，想方設法的迫害商人，使商人不得不匍匐于權力腳下，蛻變為壟斷性官商，成為權貴的提款機。
官商不僅是腐敗的土壤，更阻礙了商品的流通、扭曲了市場的調節作用，加劇
了貧富兩極分化。腐敗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貪官前仆后繼的涌現。這個現象自商鞅和秦始皇而始，直到 2000 多年后的今日仍然是中國社會無法根除的毒瘤。
沒有商人愿意放棄自主權和自尊心去刻意討好權貴，但是如果權力可以影響企業的發展、甚至生死，從博弈的角度看，抱住權力的大腿當然是最好的市場競爭策略。所以腐敗才會滲透到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即使殺光所有貪官、完全改朝換代，腐敗仍然會卷土重來。
如果社會是另一個樣子：商人從來不怕官員，卻懼怕消費者，擔心自己的員工。這樣的社會，賄賂官員不會有多少回報，老百姓不擔心食品安全，員工也不擔心權益被老板侵吞。這樣的社會還需要天天喊嚴懲腐敗官員、整頓黑心商家和為農民工討薪嗎？
是不是因為秦國自身的地理條件不如齊國，不適合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搞重農抑商？
其實，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對齊國和秦國的地理條件作了詳細的分析。
先看齊國的地理位置和資源
齊國建國時，姜太公的封地在濰坊昌樂，昌樂東北靠海，是泥質灘涂，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天然良港。
司馬遷說：那里的土地都是鹽堿地，人口也非常稀少。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
所以無論是地理位置、土地肥沃，還是人口數量，齊國的條件都很差。
再來看秦國的地理位置和資源
不同于現代人對中西部經濟落后的印象，在古代，秦國所在的關中地區，地理
位置非常優越，夏商周時代就是良田沃土和貿易中心，非常適合經商。
司馬遷說：關中地區雖然面積只有天下的 1/3，人口也不到 30%，但擁有的財富卻有 60%。
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司馬遷分析原因如下：
關中地區坐擁良田千里，從堯舜時代就是最肥沃的農田。周文王、周武王在關中建立豐京和鎬京，并迅速崛起。關中的百姓不僅善于耕種，而且民風淳樸。
春秋時代，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把秦國的首都建在陜西鳳翔，因為這里地處甘肅和巴蜀貨物交流的中心，商賈云集。
戰國時代，秦獻公遷都陜西臨潼，而臨潼向北可以通往塞外草原，東邊則和山西地區接壤，所以這里也有許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在咸陽治理秦國，漢朝在旁邊建立長安城作為首都。四面八方的人都聚集到關中，地方小、人口多，這么高的人口密度非常適合從事商業。
關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產梔子、生姜、朱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具。巴蜀的南邊是云南，那里出產奴仆。巴蜀的西邊和西昌、攀枝花接壤，那里出產滇馬和牦牛。巴蜀地區四面閉塞，通過四通八達的千里棧道與周邊相通。關中則控制了褒斜道棧道的出口，巴蜀通過這里用他們豐富的資源來換取他們稀缺的資源。
天水、隴西、慶陽、榆林和關中的風俗相同，向西就是河西走廊與西域聯通，向北則可以獲得塞外草原的牛羊、馬匹，那里是天下畜牧業最發達的地區。可是這些地方的地勢都很險要，只有長安是他們對外交通的要道。
通過司馬遷的分析，我們知道秦國所在的地區是周邊的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通道都在關中附近交匯，這樣地理位置非常適合建立貿易中心發展商業。
這么好的資源，如果讓管仲來治理秦國，肯定會比在齊國更如魚得水、風生水起。但是很不幸，秦國沒有管仲，他們選擇了商鞅。
所以說，“秦國自身的地理條件不如齊國，不適合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搞重農抑商”，這樣的說法完全不成立。事實上沒有比秦國更適合發展工商業的了。
抑商的幽靈徘徊中國 2000 年
雖然秦朝滅亡了，但是重農抑商的思維定勢依然沒有消除，相反成為歷代統治者的最重要的經濟政策。特別是漢武帝時代不僅重新強化了重農抑商政策，還
支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原本互相競爭的多元化思想變成了儒家獨大。
1.重農抑商導致國家的工業不能升級，
2.工業不能升級導致制造不出強大的武器，
3.沒有強大的武器只能被游牧民族反復的蹂躪，
4.政府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只能窮兵黷武，
5.窮兵黷武需要大量的后勤軍糧，只能變本加厲的重農抑商，
這就是中國 2000 年沒有走出來的惡性循環。
漢武帝雖然武功卓絕，但是窮兵黷武直接導致西漢的人口減半。《漢書》指出，武帝雖然有攘四夷擴大疆土之功，但多殺士眾，耗盡人民財力，奢侈無度，天下空虛，百姓流離失所，死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武帝死了 15 年后，財政積蓄還無法恢復，對百姓無恩德，不應為他立廟樂。
漢武帝到了晚年終于幡然醒悟，下《輪臺罪己詔》，給經濟松綁，才讓漢朝沒有步秦朝的后塵。但是后世的人們沒有把漢武帝的教訓引以為鑒，只記住了漢武帝的“開疆拓土”和“雄才偉略”。
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一定是商業最繁榮、思想最開放的時代，例如漢朝文景、唐朝、宋朝的太平盛世。
而那些由盛而衰的時代總會出現窮兵黷武、迫害商人、壓制思想、閉關鎖國，例如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
結論
1.商人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重農抑商只是戰國時代才有的產物。
2.商鞅變法的“重農抑商”把秦國變成了收割人頭的殺人機器，試圖通過暴政來解決馬爾薩斯陷阱，然而不僅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還讓秦朝在統一后不久土崩瓦解。
3.漢朝通過“無為而治”暫時避免了秦朝的悲劇，但“重農抑商”卻像幽靈一樣縈繞不散，讓馬爾薩斯陷阱成為饑荒、戰亂和王朝更替的幕后力量。
4.“重農抑商”是引鴆止渴的毒藥，讓中國社會喪失了經濟和思想的活力，讓腐敗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更讓整個民族失去了主導世界的機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阿爾法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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