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農民群眾的改革獲得感
農民群眾對改革的獲得感，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自身或家庭收入增進的獲得感，二是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的獲得感，三是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人居環境改善的獲得感，四是財產權益與實現的獲得感，五是社會融入與聲譽的獲得感。
農民群眾對改革的獲得感，是一種主觀獲得感。包括個體主觀獲得感和群體主觀獲得感兩個方面。個體對改革的獲得感往往并不等同于群體的獲得感，實踐中，需要對群體獲得感這一綜合性指標進行結構化和差異性剖析，才能準確把握農民群眾對改革獲得感的實質、緣由和態勢。這種改革獲得感的個體主觀感受與群體主觀感受的差異性，主要與相關個體的差異性有關，如個體的年齡、文化、職業及收入等特征差異，社會階層地位的差異，以及對改革的預期差異有關。很顯然，社會群體的差異性越大，他們對改革的預期差異往往越不相同，進而對改革的獲得感也越不相同，以致個體獲得感與群體獲得感的離差較大，反之則相反。
因此，改革能否對廣大農民群眾帶來很強的獲得感，首先與改革的成效及其惠及面有關。改革的成效對群眾的惠及面越廣，群眾對改革的獲得感可能越強。其次，與農民群眾對改革的預期結構及其變化有關。農民群眾對改革的預期差異越大，改革越難以取得帕累托效應，進而越難以使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產生很強的獲得感。再次，與改革的進展狀況、推進力度以及改革成效的時空呈現也有關。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眾最有獲得感的改革。一是農業經營制度的改革。二是農村勞動力流動制度的改革。三是農產品價格制度的改革。四是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五是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這些改革徹底打破了“大鍋飯”的農業經營體制，使廣大農村勞動力的生產積極性、流動積極性得以釋放，加之農產品價格的放開、農民負擔的減輕和土地經營權使用權的活化，農民收入也得到明顯增長。除此之外，改革以來國家所實施的重大戰略與發展舉措，如脫貧攻堅（精準脫貧）和鄉村建設（千萬工程）等，農民群眾也有很強的獲得感。這些改革和發展之所以讓農民群眾有很強的獲得感，關鍵是這些改革與舉措切中了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是廣大農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急事和難事，進而能夠充分調動和激活農民群眾的自主性和積極性，顯著增加農民群眾的收入，減輕農民群眾的負擔，改善廣大群眾的生活環境，并且讓廣大農民群眾擺脫貧困。
二、農民群眾改革獲得感為何不如改革初期？
當前，我國農民群眾對改革的獲得感不如改革初期，主要的原因是兩個方面。一是我國改革的難度在不斷加大。我國改革走的是漸進式的道路，這是一條先易后難的改革道路，是一條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道路，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參考。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的成效，尤其是短期成效，已遠不如改革初期。改革涉及的領域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社會，從微觀到宏觀，越來越觸及不同群體的利益，難度和復雜性不斷加大。那些單純依靠單項改革就能奏效，并且皆大歡喜的帕累托改進的改革，已基本不存在。從改革的外部環境看，百年大變局的國際環境，使我國改革和發展的環境正在經歷著從寬松到偏緊的方向變化，審慎改革成為近期主基調。推進改革不僅要考慮改革的國內環境，而且也要考慮改革的國際環境，既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又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關系。從改革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重點主要是解決供給短缺問題，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以來，改革的重點主要是解決供給過剩問題。一般而言，解決短缺問題的改革要比解決過剩問題的改革相對容易，另外，從農產品的角度講，與解決供給短缺問題的改革相比，解決供給過剩問題的改革，對供給主體農民而言，改革的獲得感往往不強。
二是農民群眾對改革的預期發生了較大變化。首先，隨著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和總體上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農民群眾對改革的預期比過去要高。也就是說，總體上，農民群眾對改革預期已不滿足于脫貧和溫飽問題的解決，而是期待改革能對他們帶來更好的生活，尤其是國家提出了共同富裕前景和目標，廣大農民群眾都期盼這一日子的早日到來。其次，改革開放45年來，一方面我國總體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都有了明顯提高，但另一方面，我國區域間、城鄉間以及居民間在發展和收入方面的差異性卻有所擴大，即使是農民這一群體，分化程度也十分明顯。比如，有的農民長期在外務工經商，有的農民成為家庭農場主、專業大戶和合作社領辦人，而有的農民則依然是小農，這些不同類型的農民的收入也不盡相同，進而他們對改革的預期也存在差異性，有的很看重收入的提高，有的很看重公共保障水平的提高，有的則希望獲得更多的財產權利或社會融入機會等，因此，一定目標取向的改革要滿足所有農民群眾的預期顯然不很容易。
三、增強農民群眾改革獲得感須全面深化改革
1978年以來，我國農村經歷了一系列改革，比較重大的改革是農業經營制度的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的改革、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取得了成效，但改革仍在進行中，仍有不少亟待破解的難點。一是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殊性使改革具有復雜性。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政治、經濟、社會合一的特性，是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礎，是公有制的重要組成，也是直接代表廣大農民群眾利益，需要不斷發展壯大的經濟組織。如何使我國獨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鄉村基層政治、經濟、社會中均能有效發揮作用，尤其是既作為社區主體，做好鄉村社區公共事務，又作為集體經濟主體，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并且在經濟發展中實現集體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制度的有機融洽和共生發展，是深化農村改革需要解決的難題。二是我國的農民身份的獨特性對改革帶來艱巨性。農民在我國不僅是一種職業，而且也是一種身份。一方面，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農民是社會人與經濟人在空間上高度合一的主體，農民既有參與社區集體公共事務治理的責任與權利，又有在“三權分置”制度下擁有集體土地（林地）的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的資格權和使用權、集體其它資源資產的股份收益權等，另一方面，作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社員，農民又是合作經濟的主體，具有相對純粹的市場主體身份。我國農民身份多重屬性的合一、分離和交互性，使得農民的權益既呈現類型的多樣性，又有高度的身份鎖定性。如何處理好“一主兩仆”（一主即農民主體，“兩仆”即村集體經濟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相互關系，提高農民和農民組織發展的效率，也是深化農村改革需要解決的難題。三是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公共利益綁定性給改革帶來挑戰性。現實中，我國農村土地承擔了過多的公共效能，不僅需要為國家的糧食安全、生態安全以及公共基礎設施及城鎮化發展提供空間和支撐，而且還承擔了農民公共保障的部分功能。我國之所以能在城鄉不平等的公共保障制度下仍能保持農村的相對穩定，很重要的是國家賦予了農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及其住房對農民的保障功能。但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對土地要素賦予過多的公共權能，會制約我國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制度效率，即產生土地權屬雖然清晰，但權能不充分的問題；農民土地與房產的發展權與生存權合一，進而難以市場化，或者扭曲市場。即產品與要素的市場交易中內化了過多的諸如公共保障、公共環境等非市場因素。如農戶土地的流轉價格就內含了農戶放棄土地保障的代價，致使土地流轉價格偏高，背離市場本身的供求關系。其后果要么是土地流轉受阻，致使土地利用效率下降，要么是農業成本過高，致使農業增產不增效不增收，政府補貼也居高不下。
邁向現代化新征程的中國，盡管改革難度不小，但要增強農民群眾改革獲得感，唯有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農村改革。深化農村改革，關鍵是要樹立改革信心，堅定改革方向，明確改革重點，著力改革配套，突破改革難點，推進改革不斷前行。
1、重點深化農業產業關鍵性要素的制度改革，破除農業要素優化配置和集成創新的制度障礙。重點是深化土地要素制度、主體要素制度（農民與集體）和金融要素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關鍵要通過政府職能轉換和產權制度改革與賦權，真正激活市場、主體和要素，使農村土地要素、農民和集體經濟等主體以及金融要素等，能真正成為市場要素和主體。
2、在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基本框架下，同步推進農村集體制度和社保制度的聯動改革。我國農村社保制度的滯后和不完善不僅弱化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公共權益，而且制約了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改革的深化，因此，必須加快建立和完善城鄉一體和平等的國家公共保障制度，要用完善的國家公共保障制度替換農村土地、宅基地（包括住房）對農民的保障功能，實現土地權能對農民由發展權與保障權的合一向發展權與保障權相分離轉換。還要通過集體股份合作制的深化改革，實現農民權利由難以交易的身份權向可交易的契約權轉換；農民對集體資源的擁有狀態由“物權”占有向“股權”占有轉換。
3、在社保體制改革和產權權屬進一步明確的同時，對村集體和廣大農民釋放更充分的權能。以實現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又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雙重目標。首先，通過改革深化，加快農村宅基地和農民房產的進入市場的進程，使農民既擁有更充分的財產權，又擁有市場融資的抵押權，成為名副其實的市場主體。同時，也使鄉村集體具有清晰的資源轉換權和集體產權的收益權。還應對農業農村釋放金融權限，支持農村在合作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發展有序規制下的合作金融。
4、消除農業產業發展中過多的非市場因素干擾。要通過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換以及城鄉社保制度的改革，進一步明晰公共領域與市場領域的邊界，處理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關系，同時加快培育行業組織，發揮行業組織在統一大市場和協調市場供求中的作用。要扭轉地方政府這一非市場主體過度介入產業運營，導致區域發展內卷，市場失靈的現象。要消除將公共事務成本轉嫁市場主體，最終導致市場扭曲，產業發展成本過高，經營主體難以維系，政府補貼居高不下的怪圈。
（作者：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首席專家；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大卡特三農智庫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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