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實現共同富裕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終極目標。實現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關鍵群體是農民。農村人口數量多、農民收入水平相對偏低、基礎設施不完善、公共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且結構不優，是現階段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基礎，也是城鄉發展差距存在的主要原因。新時代，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要以低收入人口、種糧農民為重點人群，以居民收入、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領域，以糧食主產區、脫貧地區為重點區域，持續縮小農村居民在經濟生活、衛生健康、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之間的差距，推進包括城鎮和鄉村居民的共同富裕、覆蓋城鄉區域空間的共同富裕、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富裕”和有差異的漸進式共同富裕。為此，要以增加農民收入為著力點，以促進農業現代化、積極發展富民產業為抓手，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體系建設，統籌完善社會保障、養老保險、社會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加大農村職業教育培訓力度，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基礎性制度安排。
關鍵詞：共同富裕；城鄉發展差距；農民增收
進入新時代，城鄉發展差距成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我國農村人口數量多，農民收入水平偏低，基礎設施不完善，公共服務供給總量不足、結構不優，導致城鄉發展差距依然較大。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關鍵群體是農民。要充分利用我國制度優勢，采取綜合舉措，全面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走城鄉共同富裕之路，助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一、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與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關聯
邁向共同富裕要求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全面富裕、全域富裕以及全體社會成員的富裕，而要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一）城鄉發展差距與共同富裕的內涵界定
1.城鄉發展差距
城鄉發展差距是經濟和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所謂城鄉發展差距，是指在一定的社會制度條件下，在不同發展階段，城鎮和鄉村之間存在著的諸多差距，包括收入財產及消費差距、社會福利差距、教育文化差距、醫療差距、政府公共服務差距等。城鄉發展差距的存在帶有客觀性，城鄉發展差距縮小具有規律性。城鄉發展差距縮小與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制度結構轉型密切相關。從經濟屬性來看，城鄉發展諸多差距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生活差距，此類差距屬于私人產品性質范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競爭決定的；另一類是社會福利差距、教育文化差距、醫療衛生差距、公共基礎設施差距等，屬于公共產品性質范疇，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的制度政策安排和能力決定。
一般而言，經濟發展帶來的“創造”與“破壞”改變著社會、經濟結構，并影響著收入分配。二元結構理論、增長極理論、核心—邊緣論等非均衡發展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應將有限的資源集中于部分優勢區域，繼而再通過擴散效應帶動欠發達地區發展，這也是城鄉發展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城鄉發展差距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具有不同變動特征。按照庫茲涅茨倒Ｕ型曲線變動趨勢，在經濟未充分發展的階段，收入分配將隨同經濟發展而趨于不平等；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經濟得到充分發展，城鄉發展差距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將趨于平等。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初期，人均國民收入處于低收入階段，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通常呈擴大趨勢；當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城鄉發展差距達到最大后開始呈現縮小趨勢，當經濟發展接近高收入階段城鄉發展差距迅速縮小；在完成工業化、進入發達的高收入階段后，城鄉發展差距基本消除，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基本實現。
縱觀全球典型國家的發展歷程，城鄉發展差距一般呈現先擴大、后縮小的“倒U型”趨勢，而人均GNI達到中高收入階段發展水平后恰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時期。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例，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茲提出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說”后，20世紀70年代，Paukert、Ahluwalia運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基本數據，利用收入類型的橫截面數據檢驗支持了“倒U型假說”。
后來，盡管有些學者證明“倒Ｕ型假說”有一定局限性，但其至少能揭示和說明在許多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擴大是一種普遍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鼓勵先進、促進效率、承認差距，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富起來。因此，在改革開放后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城鄉地區以及群體之間收入差距出現擴大趨勢，爾后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差距出現了縮小趨勢。我們按照世界銀行劃分的不同類型國家的收入標準將我國經濟發展劃分為低收入階段、中低收入階段、中上等收入階段、高收入階段。1978—1998年，我國人均GNI為200～800美元，屬于低收入類型國家；1998年我國人均GNI為800美元，恰好達到中低收入國家標準，此后經濟迅速發展，2010年我國人均GNI增長至4340美元，邁上中上等收入國家臺階，2021年我國人均GNI為11890美元，十分臨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
圖1是根據程永宏和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我國基尼系數繪制的1981年以來的變動曲線。圖2是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以農民收入為1）變動曲線。從圖1可以看出，1978—2010年我國經濟發展在從低收入階段向中低收入階段轉變的過程中，基尼系數呈現擴大趨勢，1983年全國基尼系數為0.271，到2009年上升至0.490，從2010年開始，也就是自我國躍上中上等收入國家門檻后，全國基尼系數出現縮小趨勢，從2009年的0.490下降至2021年的0.466。此外，圖2顯示的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變化趨勢也有類似情況，1987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是農民的2.13倍，此后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不斷擴大，2007年達到3.14倍，而從2010年開始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出現了明顯縮小趨勢，從2010年的3.11倍持續縮小至2021年的2.50倍。由此可見，我國居民間收入差距無論是從總體還是城鄉間變動看，均呈現先擴大后縮小的“倒U型”變動趨勢。
2.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帶有戰略指向性，具有政策目標性。理解共同富裕要比理解城鄉發展差距復雜得多，因為它蘊含了諸多中國特色。
在新發展階段，深入理解和認識共同富裕，既要考慮歷史背景和發展過程，又要考慮實現共同富裕的主體對象、所涵蓋的內容、要覆蓋的空間，同時還要考慮實現標準、推進方式等。綜合以上要素，可以對共同富裕作以下綜合概括：我國實現的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全域富裕、共建富裕與逐步富裕的統一，即共同富裕在主體對象上是包括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全體性富裕，在涵蓋內容上是物質富裕和非物質的全面性富裕，在空間上是覆蓋了地區、城鄉的全域性富裕，在實現標準上是有先后、有差別的差異性富裕，在方式方法上強調的是階段式、漸進性富裕。
（二）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與共同富裕實現的關系
城鄉發展差距與共同富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厘清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與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關系對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實現共同富裕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終極目標。當城鄉發展差距還處于持續擴大階段時，推進共同富裕就不具備必要條件；只有城鄉發展差距處于不斷縮小階段并縮小到一定程度時，實現共同富裕才具備充分條件。實現共同富裕的主體對象既包括城鎮居民，又包括農村居民，縮小城鎮和鄉村之間發展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標；共同富裕包括物質與非物質的“雙富裕”，這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重要內容；共同富裕要在區域空間上實現全覆蓋，這是縮小城鎮和鄉村空間發展差距、促進城鄉融合發展要解決的重點問題。還有，共同富裕要求消除城鄉貧富差距，實現的是有差別的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從城鄉發展存在的諸多差距屬性來看，在共同富裕實現前后，城鄉發展差距的表現特點是不同的：實現共同富裕以前，城鄉發展差距較大甚至呈現擴大趨勢，主要表現在物質財富積累上是“富裕”和“貧窮”的差距，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體現的是“有”和“沒有”的差距、“好”和“差”的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以后，城鄉仍然會存有差別，但與以前相比有本質區別，因為此時差距將不斷縮小，是收斂性的。并且，城鄉發展差距表現為“量”上的差別而非“質”上的差別，富裕程度上是“高”和“低”的差距，是滿足了美好生活需要以后的“多”和“少”的差距、是“更好”和“好”的差距。
在主體對象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所針對的群體具有一致性。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富裕，既包括了所有城鎮居民，又包括了全體農村居民。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必須是在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基礎之上實現包括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富裕。因此，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要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縮小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發展差距，只有將城鄉居民之間的發展差距縮小到合理程度，實現共同富裕才具備可能性。
在實現內容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所包括的內容具有一致性。共同富裕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物質富裕，還有非物質富裕，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個方面。共同富裕的這種全面性要求與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內涵是一致的。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也同樣要求通過城鄉融合發展，解決城鄉居民在經濟生活、精神文明、衛生健康、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方面差距過大的問題。在高質量發展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重點解決農村在收入分配、經濟生活、精神文明、衛生健康、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方面的不平衡和發展不充分問題，促進城鄉發展差距實現實質性的縮小。
在覆蓋空間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所覆蓋的空間具有一致性。共同富裕的全域性要求城鄉發展差距縮小的范圍要同時覆蓋城市和鄉村。共同富裕涉及所有發達和欠發達地區，消除絕對貧困后，我國還存在著大量低收入人群，這些低收入人群除了零散分布于發達地區之外，大多集中在邊遠落后地區、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因此，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要協調城鄉發展關系，解決農業農村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確保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同時，如期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只有解決好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共同富裕才能在區域空間上實現全覆蓋。
在衡量標準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所要求的標準具有差異性。共同富裕要求消除貧富差距，但其實現的是有差別的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這就意味著即使到2035年我國實現了共同富裕，城鎮和鄉村之間仍然會存在發展差別，不過這種差別是“量”上的差距而非“質”上的差距。它不再表現為物質財富以及生活上“富裕”和“貧窮”的差距、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有”和“沒有”、“好”和“差”的差距，而是生活富裕程度上“高”和“低”的差別，是滿足了美好生活需要之后的“多”和“少”的差別，也是“更好”和“好”的差別。顯然，這些都屬于實現了城鄉居民在物質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富足基礎上的相對差距，具有客觀必然性。
在推進方向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促進共同富裕具有一致性。共同富裕強調的是漸進式實現共同富裕，即以“先富帶動后富”，有效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并取得實質性進展，這體現出階段式、漸進性的要求。同時，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十分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城鄉發展差距也由不斷擴大進入不斷縮小甚至是加快縮小階段。因此，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向是一致的，通過城鄉發展差距的不斷縮小，持續為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基礎、積累條件。
總之，在當前和今后，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與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在主體對象、實現內容、覆蓋空間上均具有一致性，在衡量標準上具有差異性，在推進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兩者是相互關聯、互為促進的關系。這也意味著，促進共同富裕，不僅要促進城鄉居民在收入分配上不斷縮小差距，而且要著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城鄉居民改善物質生活條件方面提供均等機會，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公平普惠，最終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全面進步和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實現。
二、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問題
當前，在市場制度建設不完善和體制機制改革滯后的影響下，我國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面臨較多的顯性和隱性壁壘，造成共同富裕實現難度增加。農村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對偏低是當下我國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最大的現實背景之一。
（一）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持續擴大，共同富裕實現難度持續提升
目前，盡管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不斷縮小，但二者間收入絕對差額仍在不斷擴大，同時農村居民收入內部分化趨勢更加明顯，城鄉居民之間和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分化造成共同富裕實現的難度持續加大。2012—2022年，我國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從2.88倍縮小至2.45倍，但絕對收入差距從15737.4元擴大到29150元（見表1）。此外，按五等份分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顯示，2011年農村居民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組的8.39倍，城鎮居民是5.35倍；2021年農村居民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低收入組間的差距上升至8.87倍，城鎮居民則上升至6.16倍，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分化程度仍遠高于城鎮居民（見表2）。
農村的低收入群體規模過大是造成城鄉間和農村內部收入分化進而影響共同富裕實現的重要原因。按照世界銀行標準，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0美元屬于低收入人群，結合2020年世界銀行公布的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比值為4.2∶1的購買力標準，可以得出年收入在15 330元（月收入1277.5元）以下的人群均為低收入者。以此為基礎進行計算可知，2020年我國農村居民月收入低于1278元的人群占60%，即有30587萬人屬于低收入范圍。其中，月收入低于866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占40%，即高達2億人以上。這部分人群收入水平低，并且大量存在于鄉村地區，由此成為城鄉差距大、農村內部收入分化的主要影響因素。
（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于城市，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需要夯實
當前，農村地區盡管在水電路氣等傳統基礎設施方面實現了基本全覆蓋，但在新型基礎設施特別是新型生產基礎設施方面還存在較大缺口，這成為農村產業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僅約40%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建有冷庫、11%配備了冷藏車、13%有陳列冷柜，農產品冷鏈應用覆蓋率不到20%。同時，在基層財政壓力擴大的影響下，鄉鎮教育、醫療、文化和法律等公共服務業存在結構性矛盾。總之，基礎設施建設的相對落后影響了農村產業調整升級，農產品質量安全物聯網應用、農村互聯網金融、數字農業等發展滯后，使得我國暢通城鄉循環、擴大農村內需的農村物流體系建設滯后，進而造成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還存在堵點和梗阻，限制了農村5億多人口的消費潛力釋放，最終影響了城鄉共同富裕的實現。
（三）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不高，抬高了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成本
我國現有模式下城鄉除了在收入水平、基礎設施方面存在顯著差距外，在公共服務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并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性服務供給不足和農民養老、醫療、教育保險水平較市民差距大且結構性矛盾突出等多個方面，這種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二元”困局同樣是影響城鄉共同富裕實現的重要阻礙。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形成的影響因素眾多，而政府的經濟趕超驅動是主要影響因素。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城市地區的公共服務投入會帶來更高的經濟回報；從建設成本的角度來看，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成本相對城市更高，這種效率上的權衡導致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具有明顯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產業傾向，缺乏為農村地區提供公共服務的主動性。
（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性制度供給不足，給實現共同富裕帶來了不利影響
基礎性制度供給不足和體制機制障礙是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新挑戰。其一，戶籍制度對于進一步促進勞動力流動、提高人口城鎮化率的阻礙作用日益凸顯。城鄉居民在面對養老、就業、醫療、子女就學、購房、購車等問題時可能受到戶籍制度的影響。其二，城鄉土地要素合理配置機制尚未建立，土地要素公平交換還存在諸多制度性障礙。由于城鄉間有效資源互動性不足、生產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受到約束、相關配套服務保障體系不完善的問題依然突出，城鄉統一的土地交易市場形成面臨重重阻礙。其三，金融體系的支持保障不利于城鄉產業融合。由于目前農村金融體制機制的短板弱項依舊存在，比如不能有效提供適宜多種農業發展所需的智慧化信貸服務，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資金缺口不能很好地得到滿足，融資難阻礙著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的深入推進。
三、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機遇與條件
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過程中，我國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機遇和條件是：第四次產業技術革命到來、國家支持能力提升和綜合實力增強。
（一）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機遇
1.第四次產業技術革命到來
進入21世紀后，在能源、資源、環境和氣候等危機的影響下，加之前期生產力積累成果不斷釋放，各種高新技術從研發到應用的進程不斷加快，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等高新技術廣泛應用為代表的第四次產業技術革命正在悄無聲息地形成和發展。目前，第四次產業技術革命的應用領域之一是農業產業化模式發展，并具體表現為農業信息技術引領生產方式的高效化與精準化轉變、農業微生物技術促進農業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海洋農業提升農業競爭能力等，特別是伴隨產業技術革命在經濟整體中的快速推進，其會對持續釋放農業農村發展潛力起到更大的積極作用。這在帶動農業經濟整體發展的同時，對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與推動實現共同富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在產業技術革命背景下，通過重新配置農業生產要素，創新農業產業發展模式的重要性逐漸凸顯。例如，通過運用先進信息技術，農業施肥、用水與疫情監測、農產品市場銷售及運輸各環節均能實現“少人化”甚至是“無人化”，這將大大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此外，當前產業技術革命進程中培育新品種的動植物育種和繁殖技術，以及以減輕環境污染為目標的固氮技術和生物農藥技術，都是為了在現有資源、環境與耕地條件下實現農業產出與效益的提高。對于農民來說，這樣的技術革命不僅實現了收入的增加，而且創造了新業態和品牌效應。
2.國家支持能力提升
國際經驗表明，一國臨近高收入國家階段時，已經具備政策能力來支持和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構建新型城鄉關系，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而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以國內長期經濟建設的豐碩成果為基礎，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各種風險和挑戰，政府應該且有能力在此過程中有所作為。經歷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經濟建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反映了我國在實現生產力水平總體發展的同時，由不均衡發展帶來的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已然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總體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的主要制約和阻礙。為此，中國共產黨基于歷史使命和時代發展要求，將消解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構建新型城鄉關系作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近年來，我國針對“三農”領域出現的突出問題發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并采取諸多措施，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格局。2002年，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概念，將解決城鄉不平衡發展問題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點內容。2007—2013年，黨的相關會議和文件一般將工農、城鄉關系形容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等。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就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科學規劃，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政策體系，促進要素更多地向鄉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的發展活力。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將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部署；《“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更是將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作為戰略導向，提出了到2035年鄉村全面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的主要目標。可以看出，我國政府主動作為，通過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為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有利條件
從國家綜合實力來看，我國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有利條件具體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經濟實力與增長勢頭強勁。202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球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經濟規模突破17.73萬億美元，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為12556美元，首次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與高收入國家標準只有一步之遙，這為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宏觀經濟條件。二是工業化和城鎮化進入成熟階段。2021年我國微型計算機、手機、汽車、鋼材產量分別達到4.7億臺、16.6億臺、2653萬輛、13.4億噸，繼續保持世界第一，國家創新能力綜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4.72%，城鎮化達到較高水平，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條件進一步成熟，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正在加快形成，這也有利于城鄉差距縮小與共同富裕的實現。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農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得到進一步鞏固完善，農村集體產權、土地制度、經營體制等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由此為我國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驗積累。四是優先解決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的制度優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深化農業結構調整，豐富鄉村經濟業態，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并部署實施一批現代農業農村建設工程。黨的二十大報告則進一步提出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可以預期，“農業強國建設規劃”不久將發布，屆時一批致力于發展農村富民產業、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加強公共服務供給的政策將陸續出臺，我國經濟發展內源性動力將不斷增強，可為未來進一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更多更好的條件。
四、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議
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縮小物質領域和非物質領域的差距，通過構建新型城鄉發展關系，扎實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使城鄉在經濟生活、衛生健康、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等領域躍上新臺階。
（一）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思路
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要以低收入人口、種糧農民為重點人群，以居民收入、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領域，以糧食主產區、脫貧地區為重點區域，持續縮小農村居民在經濟生活、衛生健康、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之間的差距，推進包括城鎮和鄉村居民的共同富裕、覆蓋城鄉區域空間的共同富裕、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富裕”和有差異的漸進式共同富裕。整體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從現在到2025年，農業基礎更加穩固，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一方面，梯次推進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脫貧地區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推進，城鄉區域發展差距顯著縮小。第二步，從2025年到2035年，鄉村全面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村新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第三步，從2035年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現代化全面實現，城鄉全面融合發展，涵蓋城鄉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基本實現，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從以上“三步走”的思路安排出發，實現城鄉共同富裕要求做到：在城鄉經濟生活方面，不斷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保證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國內經濟增長基本同步，持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讓居民特別是農民群體增加收入，已經形成共識。具體地，2025年參考目標值要求：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9%，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超過53%，城鄉居民勞動生產率超過15.3萬元/人。2035年參考目標值要求：城鄉居民收入相對比由2.5倍降低至2倍，城鄉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降低到0.4以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高于7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增加到65%以上，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超過11000美元。在衛生健康方面，建設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信息系統，簡化社保轉移接續程序，推進普通門診費用跨省區直接結算。爭取到2025年實現城鄉居民預期壽命達到78.5歲，2035年達到80歲以上；2025年城鄉居民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數8人、衛生機構床位數7張，2035年城鄉居民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數相對比低于2倍。在教育文化方面，鼓勵在人口集中流入城市擴大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學位供給，優化事業編制調配、增加教師編制數量。加大國家公共教育資源對農村的傾斜投放力度，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將未落戶常住人口納入普惠性學前教育保障范圍，不斷提高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縮小城鄉之間公共教育資源配置差距。著力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和就業技能，壯大高素質農民隊伍。繼續提高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爭取在2035年實現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達到90%以上。在社會保障方面，基本建成城鄉統籌、覆蓋全民、權責清晰、保障適度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盡量降低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和城鎮職工與農村居民基礎養老金待遇差別，爭取到2025年，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覆蓋率提高到97%，2035年底，城鄉基本醫保覆蓋率超過98%，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相對比低于2倍。
（二）新時代邁向共同富裕與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重要舉措
新型城鄉關系的構建要致力于打破城鄉要素流動體制機制障礙，構建政府支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與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協同推進城鄉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平等自由流動。具體地，新時代邁向共同富裕與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重要舉措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以增加農民收入為著力點，夯實農村居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將低收入人口、種糧農民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重點人群，在政策上予以傾斜支持。建議實施兩個十年收入倍增計劃：一個是從現在起，通過十年的努力將農村現有低收入人口和糧食主產區農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另一個是將農村居民的中等收入人群規模擴大一倍。一要著力增加農村居民的經營凈收入，圍繞城鄉居民對農產品新的消費需求，調整農業結構，推動農產品優質化、品牌化、標準化、綠色化，以此挖掘農業生產的潛在價值。以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抓手，延伸農業產業鏈，發展多功能農業、高附加值農業，以此提高產業鏈效益。二要大力提高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水平，設立鄉村就業工程，對農民開展多種形式的培訓，提高農民增收技能。選擇一批能促使農民提高收入、增加就業的支持項目，給予低息甚至免息貸款。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支持發展縣域產業，拓展農民就業渠道。三要積極增加農民的財產凈收入，順應農民轉移就業新趨勢，推進農村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拓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來源和使用途徑，盤活農村土地資源。四要較大幅度地增加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建議將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對農民收入的直接補貼、對農村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補貼、貧困救助等轉移支付收入占農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到20%，到2050年進一步提高到30%。
第二，以促進農業現代化、積極發展富民產業為抓手，建立富民產業工程，增強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內生動力。要做好農業產業培育和產業升級的有效銜接，發揮好農村地區在生態環境、綠色發展、特色農產品生產等方面的優勢，以市場為導向，以科技和機制創新為動力，發展壯大鄉村產業。建議設立農村富民產業工程和產業發展基金，積極發展農村新業態、新產業，大力推進數字技術、智能化、智慧農業、電商、冷鏈物流等在農業農村的推廣使用，為年輕人返鄉創業開拓空間。與此同時，要總結全國各地農民產業致富經驗，實現農民長久增收致富，具體包括：一是以產業融合型帶動農民致富；二是以抱團協作型帶動農民增收；三是以能人示范型促進共同增收；四是以綠色發展型推動農民獲得生態收益。
第三，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體系建設為關鍵環節，補齊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短板，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把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的提升重點放在農村，實施鄉村建設提檔升級行動計劃，發行鄉村建設專項債，推進城鄉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互聯互通。一是建立農業農村投入優先保障機制，增加農業農村公共投資，通過補短板、強弱項，建網絡、提檔次、成體系，推進城鄉公共基礎設施一體化。加快交通、能源、水利、互聯網等設施建設，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總量、優化供給結構，實現城鄉制度順暢對接。二是充分發揮稅收政策的引導作用，鼓勵支持社會資本積極參與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對于經濟欠發達和貧困地區，政府可以運用稅收政策鼓勵和引導私人投資進入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例如，針對農村基礎設施的企業或個人投資者給予一定所得稅抵免，提高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第四，以統籌完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為重點，積極做好城鄉收入分配、教育、就業、醫療、住房、養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農村及欠發達地區傾斜，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兼顧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一方面，合理拓展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覆蓋率，實現公共服務延伸到戶、便捷獲取。注重豐富供給內容和供給模式，以滿足農村居民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利用新技術探索“互聯網＋基本公共服務”，建立完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信息平臺，通過智能化技術改造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質量。二是把縣域綜合服務能力建設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重點發揮縣城在農村和大中城市之間的橋梁作用，通過一體化讓鄉村分享城市優質公共資源，讓城市共享農村綠色資源。三是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間均等化。充分發揮我國體制優勢，籌集必要公共資源，解決城鄉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最后一公里差距”問題。參照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酌情提升縣鎮和鄉村醫療、教育、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標準，不斷縮小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同時相應提高農村貧困人口的救助標準，實現扶貧標準逐漸與國際標準接軌。建議進一步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比例和農村居民大病報銷比例、支付限額，將農民基本養老保險最低領取標準提高到按2010年我國農村貧困標準發放，即從目前的每月100多元調整到200元以上。另外，建議設立中國糧農津貼基金，對連續種糧15年以上且滿60歲的糧食主產區農民每人每月發放老農津貼500元。
第五，以加大農村職業教育培訓力度為切入點，不斷提高農民致富能力。通過對廣大農民的教育培訓，提高農民技能素質，激發農民致富的內生動力。一是完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為農民提供長效性教育培訓服務。加大農民培訓專項支持力度，將農民教育培訓經費納入財政預算范圍，提高農業科研院校、農民教育培訓機構人均經費標準。二是不斷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提高農村人才培養質量。以推動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目標為牽引，進一步推動農業教育領域改革，推動農業教育專業化、體系化發展，培育農業專業型人才，培訓職業農民，在課程設置中突出前沿性、應用性和實踐性。三是不斷推進“送教下鄉”“送技下鄉”“工學結合”“半農半讀”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完善行業、企業全程參與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的新機制，直接面向農業農村生產一線，培養新型職業農民，以此不斷提高農民的致富能力。
第六，以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為動能，充分發揮城鎮化對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帶動作用。一是發揮新型城鎮化的引擎作用。以優化城鎮空間布局的方式提高要素資源空間配置效率，并以投資新型城鎮化拉動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一體化。二是發揮新型城鎮化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帶動作用。建立健全城鄉發展要素雙向流動政策體系，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按照市場化原則，引導鼓勵工商資本下鄉，支持鄉村振興。三是繼續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建議再一次實施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一個億的行動計劃，在城鄉就業、教育、住房、醫療保障等領域采取更加均等化的改革舉措，讓更多的農業轉移人口既能“進得來”，又能“留得住”，提升其滿意度和幸福感。
第七，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驅動力，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基礎性制度安排。一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破除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促進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建立財政金融優惠政策的激勵機制，引導社會資本、技術等要素下鄉服務農業農村發展。二是完善包括醫療養老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住房保障在內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不斷降低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成本。三是引入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智能技術，構建若干農村公共服務平臺，打破城鄉間公共服務制度性壁壘，促進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四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制度，適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充分發揮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建立對低收入人群轉移支付的體制機制，同時要利用好第三次分配對國民收入的調節作用，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建立“橄欖型社會”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馬曉河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楊祥雪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2023年第4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