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農村“共同締造”實踐的考察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共同締造推動共同富裕”作為一種施政理念和政策行為，有助于豐富共同富裕的內涵，從微觀層面尋找通向共同富裕的路徑。共同締造具有共同性、行動性、群眾性和社區性等特征。它產生于“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活動中，但其理念與方法同樣適用于微觀層面的共同富裕。共同締造包含的“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效果共評、成果共享”，為農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的路徑。
關鍵詞：共同締造；施政；共同富裕；農村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宏大而艱巨的目標，需要全體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實現。近年來，學術界圍繞共同富裕進行了廣泛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多學科視域中的共同富裕研究”成為2022 年度十大學術熱點之一。相關的學術評價也認為：“共同富裕是一個新課題，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研究。特別是需要在如何形成發展與共享相互促進、相互強化的關系，如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如何提高低收入人群發展能力等問題上進行深入探討。”共同富裕具有“多層次性”。從內容上看，共同富裕包括收入分配、公共服務、美好環境等；從層次上看，共同富裕既有全國整體層面，也有作為生產生活基本單元的微觀組織層面；從路徑上看，共同富裕既有全國性的政策統籌，也有廣大人民群眾在具體微觀層面的直接參與和共同發展。當下，學界對有關政策的研究較多，對實踐有關的研究較少。而實踐能夠為理論研究提供先導。例如，中共湖北省委在“推進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締造”活動中，提出“以共同締造推動共同富裕”，為共同富裕尋求內生動力和實踐路徑提供了新的施政思路。這既有助于在理論上豐富對共同富裕的認識，又具有很強的實踐價值。
一、豐富和深化對共同富裕的認識
中國共產黨將“為廣大人民謀幸福”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早在全面啟動現代化建設之際，鄧小平便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標。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國共產黨近年來高度重視共同富裕，并將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富裕是指人們生活充裕的狀況。共同富裕是指全體人民都有一個充裕的生活狀況。共同富裕是一個相對性命題：一是指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由貧困走向富裕；二是指人們的生活狀況差別不大，即共同走向富裕。
共同富裕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提出來的。雖然市場經濟發展推動了物質生產，但是它無法自動實現共同富裕。于是，通過“國家的力量進行社會調節”的命題被提了出來。這一力量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國家宏觀的調控，即人們常說的國家二次分配以及國家鼓勵的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礎上，以自愿和道德為原則，依托廣泛的社會組織，采用民間自發捐贈、志愿服務、慈善事業等形式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近幾年，學界圍繞通過分配縮小收入差距進行了大量探討，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市場—政府’體制下，初次分配往往以效率優先，而通過構建‘政府—市場’機制下的二次分配和‘政府—社會’體制下的三次分配則以‘公平優先’，并通過健全常住地公共服務制度、推廣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發展慈善事業等手段，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
收入與分配無疑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標。我國近幾年強調共同富裕，原因在于我國的社會收入差距較大。只有借助國家力量，才能將社會收入調節到一個合理的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過分關注分配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也意味著有中國式的共同富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中國是在一個曾經有著世界最大貧困人口規模的基礎上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對于中國來說，現代化具有“壓縮性”和“跨越性”的特征：一是在短短數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數百年時間走過的道路；二是在物質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條件下很快又面臨縮小收入差距，推動共同富裕的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用國家的力量調節社會差距，在推動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政府通過稅收獲取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為全體成員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讓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獲得更多支持；通過轉移支付實現均等的公共服務也屬于共同富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轉移支付1995 年一般性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是0.028%，而2021 年轉移支付總額占中央財政收入已逼近90%”，且轉移支付主要用于為全國人民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務。
應該看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一個“漸進性”的過程，更是一個內涵不斷豐富的過程。收入和分配是富裕的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的指標，因此，不能將共同富裕與簡單地縮小收入差距相提并論。例如，歐洲發達國家早期信奉政府放任主義，一直到20 世紀初期才開始關注分配，實行福利國家，但分配和福利是具有剛性的。這種剛性主要表現為人們對分配和福利“能升不能降”的心理預期。隨著人們對分配的過分追求，歐洲發達國家出現了“歐洲病”，即因為過度關注分配和福利而缺失經濟競爭力。拉美一些國家為了解決社會問題，也陷入了只關注分配而不注重生產的“拉美陷阱”，社會失去創造財富的動力和活力。中國正在由小康邁向現代化，國際經驗教訓值得關注。
基于中國國情和國際經驗，需要不斷豐富共同富裕的內涵。共同富裕包括不斷增長的生活水平、逐步縮小的收入差距、日益均等的優質服務、不斷改善的美好環境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明確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是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相互幫助，普遍達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強、環境宜居宜業、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普及普惠，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但西方一些發達國家，貧富差距的重要指標是居住不同的社區。社區的概念便是相同的人的居住區域。這一區域的收入、文化和心理有共同性，如富人區、窮人區等。在中國，盡管存在不同的居住區域，但不同區域居住的人都能夠期盼有美好的生活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安全環境、衛生環境等。
豐富共同富裕內涵的重要意義在于獲得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動力和實踐路徑。共同富裕指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社會財富的狀況。要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相應的支撐力量：一是市場機制，二是政府調節，三是人民群眾。其中，廣大人民群眾是主體。廣大人民群眾既是財富的享有者，也是財富的創造者。人民群眾的需求及其對需求的滿足是共同富裕的內生動力。只有充分調動和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為社會財富的增長提供不竭的源泉。改革開放以來，在短短數十年時間里我國能夠擺脫貧困，實現全體人民的小康生活，根本原因便是調動和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讓人民群眾通過自己的雙手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是十分寶貴的基本經驗。因此，豐富共同富裕的含義，尋求實現共同富裕的合適路徑，讓廣大人民群眾都能為共同富裕作出自己的貢獻，對于推動共同富裕具有基礎性意義。習近平在談及促進共同富裕的原則時，首先便提出了“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幸福生活都是奮斗出來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勞智慧來創造”。當下，有關共同富裕的頂層設計研究較多，隨著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提出，也有了一些地方路徑的思考，例如，浙江省作為共同富裕的優質示范區之一，“對共同富裕的目標定位為先富引領、特色示范、后發跨越等三種類型，形成了創新驅動發展、激發民營經濟創富、推進生態富民惠民、促進公共服務優質共享、城鄉融合發展共富、暢通內外循環聚富、數字化改革重塑社會治理、跨區域協作和實現精神富足等九大政策路徑”，但有關激發群眾參與共同富裕的研究目前較少。“以共同締造推動共同富裕”命題的提出，有助于為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共同富裕提供理論啟示和實踐途徑。
二、運用共同締造推動共同富裕
共同締造是為了實現共同目標而采取共同行動的一種地方施政理念和政策行為。
共同締造源起于2010 年的廣東省云浮市。新世紀初，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要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經濟與社會發展。云浮市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面臨社會建設和人居環境改造缺乏共識、缺乏資源、缺乏動力、缺乏保障等問題，這些問題倒逼主政者眼睛向下，主動發現基層和群眾中所蘊含的動力和資源。由此，中共云浮市委提出“美好環境與和諧社會共同締造行動”，形成了政府、社會與群眾“共謀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
共同締造成熟于2013 年的福建省廈門市。廈門市是我國最早設立的經濟特區之一，雖然經濟發展較快，但也面臨許多治理難題，其中，突出問題是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卻得不到群眾的積極回應，甚至干部與群眾還處于對立狀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利益意識和權利意識日益增強，而政府長期沿襲自上而下的單向管理，未能將群眾作為治理主體，許多工作得不到群眾的理解，甚至違背群眾的意愿。面對這一治理困境，中共廈門市委提出“美麗廈門共同締造”的目標，指出共同締造的“核心在共同，基礎在社區，關鍵在激發群眾參與、凝聚群眾共識、塑造群眾精神，根本在讓群眾滿意、讓群眾幸福”。通過“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效果共評、成果共享”等機制，將全社會的力量凝聚起來，共同建設美麗廈門。
隨后，共同締造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推行。2016年，遼寧省沈陽市在全市廣泛開展“幸福沈陽共同締造”活動，形成“核心是共同、基礎在社區、群眾為主體”的基本原則。2019 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的《關于在城鄉人居環境建設和整治中開展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締造活動的指導意見》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為路徑，發動群眾“共謀、共建、共管、共評、共享”，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改善了人居環境，凝聚了社區共識，塑造了共同精神，提升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2 年5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鄉村建設行動實施方案》，提出“在鄉村建設中深入開展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締造活動”。由此，各地紛紛行動起來。2022年6 月，中共湖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報告提出“廣泛開展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締造活動”（湖北省廣泛開展的“共同締造”活動，不限于解決居住環境的問題，其重在創新社會治理的機制體制。）。
從共同締造的產生到發展，可以看出，共同締造是具有特定含義和特點的施政理念和政策行為。作為一種施政理念和政策行為，共同締造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是共同性。共同是一個整體性概念，涉及一個整體中的所有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發展，利益和觀念分化，各有各的立場、觀念和想法，這是基層治理中的最大難點之一。共同締造強調“共同性”，即在社會差異中尋找“最大公約數”，在社會分化中凝聚共識。通過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的共同目標凝聚社會共識，最大限度地將不同的人粘連起來。市場經濟將人們分為具有獨立利益的“你、我、他”，而共同締造則將“你、我、他”合為“我們”，將政府與群眾“你是你，我是我”變為“我們一起”。
二是行動性。締造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少到多、從差到好的行動概念，是指創立、創建、營造等行動。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是人們的共同意愿，但這種意愿不可能從天而降，需要人們共同努力才能實現。共同締造作為一種施政理念和政策行為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將中央的決策精神轉換為人們的實踐活動，將人民群眾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意愿轉換為一個個可操作、可實施、可見成效的行動項目。
三是群眾性。共同締造的主體是人民群眾。這一主體性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共同締造的目的是讓群眾滿意、讓群眾幸福，成果為人民群眾享有；另一方面，群眾不只是共同締造的成果享有者，更是共同締造的參與者。共同締造的關鍵在于激發群眾參與、凝聚群眾共識、塑造群眾精神。沒有群眾參與，就沒有共同締造。共同締造從提出到發展，始終強調群眾的主體性，不但通過群眾的廣泛參與，可以獲得更大力量，而且通過群眾的廣泛參與，可以建構一種新型的社會關系。在參與共同締造的活動中，凝聚群眾共識，塑造群眾精神，變“旁觀者”為“參與者”，共同建設自己的美好生活。
四是社區性。社區是人們共同生產和生活的場域單位。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主要場域在社區，人們更多的是通過社區感受和體驗生活的變化。與此同時，社區的范圍較小，群眾直接參與方便。共同締造的核心在共同，基礎在社區，關鍵在群眾參與。只有通過社區的共同建設，才能使社區成員獲得更為美好的生活；只有通過全體社區成員的共同參與，才能創造更為美好的社區，沒有群眾參與就沒有共同締造。群眾直接參與的平臺和載體在社區，至于更高層面的領域，群眾是難以直接參與的，因此就很難有共同締造。
共同締造在從產生到發展的十多年實踐中取得顯著成效：一是大大增加了實現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目標的力量。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意愿，但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例如，在一些發達國家，富人區和窮人區長期并存；一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狀況長期得不到改善，其主要原因是政府作為有限或者能力有限。共同締造不僅僅將“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作為政府施政理念和政策行為，更重要的是激發和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當事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計出計，將分散的個體力量匯聚成共同力量。如果僅僅依靠單一的政府力量，我國的城鄉社區環境不可能得到迅速改變。二是激發和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共同締造不僅僅是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更重要的是創建一種新型的社會關系。廣大人民群眾既是發展成果的享有者，也是發展成果的創造者。共同締造強調共同目標和共同行動，將群眾從治理過程中找了回來，群眾不只是被管理對象，更是治理主體；為了激發群眾參與，必須學會做群眾工作，從而改善干部和群眾的關系。通過共同締造可以激發和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獲得巨大的內生動力。
正是因為“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的共同締造”活動取得了顯著成效，共同締造作為一種施政理念和政策行為，日益深入人心，其中蘊藏的理念與方法，可以在更廣泛領域中應用和實踐。美好環境是共同富裕的題中應有之義，共同富裕是比美好環境更為豐富和宏大的目標。共同締造是建設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的有效載體和實踐路徑，同時也可以將這一理念與方法運用于共同富裕的推動中。共同締造內含的共同性、行動性、群眾性和社區性等基本特點對于推動共同富裕也具有適用性，例如，中共湖北省委第十二屆二次全會適時提出的“以共同締造推動共同富裕”，是共同締造理念與方法在更廣泛領域和更宏大目標下的應用，其重要價值在于為實現共同富裕尋求更為強大的內生動力和有效的實踐路徑。
三、以共同締造推動農村共同富裕的環節和步驟
中國是在一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里開啟現代化進程的。習近平指出：“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 農村共同富裕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整體性共同富裕，即縮小城鄉差距；二是相對性共同富裕，即一個村莊成員的共同發展。中國共產黨很早便重視微觀社會層面的共同富裕。1953 年12 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明確提出，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其路徑便是農民集體合作。在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城鄉差別日益擴大。為了整體性共同富裕，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給農村以前所未有的支持。國家的外部性支持顯然十分重要。在中國，沒有國家的力量，要在2020年完成脫貧攻堅，實現全國人民整體小康，是不可想象的。通過鄉村振興，縮小城鄉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是比脫貧攻堅更為艱巨的任務。除了國家外部性支持以外，激發農村的內在動力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要實現相對共同富裕，更需要村莊成員的共同參與。從“共同締造推動共同富裕”的角度來看，其主要載體和基礎是村莊，主要目的是實現以村莊為基本單元的相對共同富裕。只有所有村莊都能實現共同富裕，全國農村的共同富裕才有牢固的基礎。盡管全國的村莊不能“同步”實現共同富裕，但只要明確了環節和步驟就能逐步邁向共同富裕。共同締造是實現共同目標的動力和載體，其重要特點是共同性、行動性、群眾性和社區性。這些特點有助于推動村莊層面的共同富裕。沒有村莊成員的共同參與，村莊共同富裕便難以實現。
共同締造作為通過共同行動達成共同目標的施政理念和政策行為，具體包含五個環節和步驟，即“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效果共評、成果共享”。通過這五個環節和步驟的實施，有助于推動農村實現共同富裕。
（一）決策共謀
“決策共謀”是指項目實施前的相關方共同謀劃和決策。為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國家通過設立各種項目支持農業農村發展，推動農村共同富裕。農村自身的發展也要根據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意愿設立各種項目加以實施。項目實施的第一步就需要對實施什么項目、怎樣實施項目進行謀劃并作出決策。
在項目決策中，黨政領導部門無疑居于主導地位。領導部門在決策過程中需要廣泛聽取民意，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否則容易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在鄉村振興中，一些地方實施大拆大建，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其中主要原因便是一些黨政領導部門的單一決策。雖然主觀意愿是為群眾著想，但實際效果違背了群眾意愿。
“決策共謀”強調在黨政領導部門主導下的專業人士和人民群眾對決策過程的參與。在決策過程中，建立政府與公眾交流的通道，搭建公眾之間交流的平臺，發現公眾需求，匯集公眾智慧，由政府、專業人士和群眾共同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案并作出決策。例如，在決策共謀中，通過“村灣夜話”“七點議事廳”（“村灣夜話”“七點議事廳”產生于湖北省在實踐共同締造的過程中，是一種以多方協商、共建共享為特色的新型自治平臺。）等平臺，人們出計出策，干部與群眾一起討論、共同商量，形成群眾滿意的項目方案；再如，湖北省有一個村要修建一座橋梁，依照專業人士的想法修建拱橋，美觀但不實用，農民行走過車不方便。通過決策共謀，按群眾意見辦理，獲得群眾滿意的效果。
“決策共謀”要有充分的制度依據。在我國，農村實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實行民主決策，從而為全體村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法律保障。要將這些法律制度轉換為實際成效，需要必要的路徑。共同締造的重要特點，便是通過一個個具體項目的實施，讓制度運轉起來，以保障共同富裕的意愿能夠得到具體實現。例如，在廣東和湖北的農村，大力推行“一村一品”，一個村莊根據自己的特點打造一個品牌，促進村民共同富裕。在實施過程中，有些村成功了，有些村未能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群眾參與決策的缺失。要使“一村一品”能夠順利實施，必須聽取全體村民的意見，得到全體村民的支持。通過“決策共謀”，尊重農民的權利，并在聽取民意的基礎上引導農民支持和參與，有助于共同富裕的項目開展與實施。
（二）發展共建
“發展共建”是指在政府的指導和激勵下，將政府力量、社會力量和群眾力量匯聚起來，推動經過決策共謀后的項目建設，特別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變“要我做”為“我要做”。
共同富裕既是全體人民的共同目標，也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行動。這種行動是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活動。多元主體主要包括以下三類：
1.自上而下的國家主體。在長期歷史上，國家外在于農村，根據內生秩序的自我運轉是傳統時期農村社會的基本特征。鄉村振興作為國家工程，意味著國家愈來愈多進入農村社會。國家通過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推動農村的共同富裕進程，包括對部分地方選派“第一書記”、各種項目下鄉等。
2.由外向內的社會主體。在農業文明時代，農業是主要生產，農業農村主要依靠自身內部的要素發展。在農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僅僅依靠農村內部要素遠遠不夠。只有將更多的現代要素由外部向農村內部引進，才能使農村共同富裕獲得強大動能。由此，需要通過市場機制、政府激勵機制、社會幫扶機制等將更多先進要素引入鄉村。大量能人、鄉賢回鄉，為農村共同富裕注入新的能量。經驗表明，農村共同富裕的成效與外來社會主體的數量和質量是成正比的。
3.鄉村內生的農民主體。無論是傳統鄉村發展，還是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民始終是農村的主體。無論自上而下和由外向內的力量多么強大，都無法替代鄉村內生的農民主體的作用。農民是共同富裕的創造者，而不是旁觀者。沒有農民的積極參與，農村共同富裕進程就會受到影響。在農村實現共同富裕進程中，資本不可或缺，它代表先進生產力，但農民擁有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一是勞動，二是土地。資本只有與勞動、土地的有機結合才能獲得效益。共同締造強調各個主體的共同參與，各發揮其長，有資出資、有勞出勞、有地出地，有助于推動共同富裕。
（三）建設共管
“建設共管”是指在政府的指導下，政府與群眾一起制定制度，群眾參與發展共建后的項目管理，使項目成果能夠加以維持和運轉。
農業農村發展既依賴于自然條件，也需要通過項目建設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村利用集體生產的條件興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并進行了有效的管護。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實行一家一戶為基本單位的生產，農村公共設施的興建和維護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的力量總是有限的。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出資興建了大量農村公共設施，但大量小型公共設施缺乏相應的力量興建，特別是許多公共設施缺乏必要的管護難以發揮應有的成效。一些地方在遭遇自然災害時經濟發展受到影響，遲滯了共同富裕進程。
隨著農村共同富裕的推進，愈來愈多的發展項目得以實施，同時也需要有效的管理，特別是作為發展項目當事人和受益者的參與管理。為了推進農村公共設施和公共事務的管理，國家在許多地方實行“河長制”“路長制”等制度，由當地的黨政主官負責，但這一制度的實施需要群眾加以配合。共同締造強調“建設共管”，就是將群眾作為管理主體，通過參與制定相應的制度共同管理公共設施和公共事務。因為發展項目經過了“決策共謀”和“發展共建”的環節，可以激發群眾參與管理的內生動力。發展項目是自己參與謀劃和決策的，是自己參與動手修建的，自己倍加珍惜項目成果，因而也有動力參與項目的管理。
（四）效果共評
“效果共評”是指通過組織群眾和社會各方面力量對項目建設和活動成效進行全過程的評價和反饋，以不斷改進工作，持續推進項目和活動向更高水平發展。它還包括群眾參與對政府工作的評價和群眾相互之間的評價。
隨著共同富裕的推進，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發展項目愈來愈多地進入農村，但是在許多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發展項目未能取得應有的成效，甚至處于“空轉”之中，與群眾并沒有直接聯系，其重要原因在于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發展項目屬于公共物品，處于政府自我評價狀態。農民群眾沒有出資，也沒有表達意見的機制。它不像人們自己出資購買的私人物品，可以通過“退貨”和“評價”等方式表達意見。如何將大量的惠民項目真正惠及農民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難題。“效果共評”作為共同締造的重要環節，將社會和群眾的評價引入其中，通過各種評價機制，廣泛聽取社會和群眾意見，以推進工作的改進，讓惠民項目切實惠及于民。
（五）成果共享
“成果共享”是指讓農民群眾在參與中分享建設成果，并在參與中進一步激發發展動力。
共同富裕是整體發展，而不是少數人發展。國家要通過農業農村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在農業農村發展中，大量的外來因素會進入農村，對推進農業農村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外來市場主體一定要成為建設者，而不只是經濟開發者，且應與當地農民共同分享發展成果。事實上，許多地方的“資本下鄉”未能取得應有成果，關鍵在于缺乏共享理念。與此同時，在農業農村發展中，外來資本有天生的牟利傾向，具有自動力。因此，對于廣大農民來說，則需要利益紐帶加以激勵，讓農民群眾參與到發展進程中，在經濟發展中獲得更多收入，并提高自身的發展能力。
共同締造的重要環節是“成果共享”，強調成果的共享性，注重通過利益機制將分散的人群聯結起來，以實現共同目標。通過共同締造的“成果共享”理念與方法，有助于農村社會成員的共同發展。
（作者徐勇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從事基層治理與中國政治研究；朱城坤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從事基層治理與中國政治研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行政論壇》2023年第一期，5-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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