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研討會以家國一體作為主題，我的發言跟前面三位相呼應，題目是“村莊主體性”，這是我們這本書“探路鄉村振興的基層實踐”實際暗含的主題詞，我就談談為什么說這是一個暗含的主題詞，我們到底對村莊主體性是怎么認識的。
緣起
我們農禾之家綜合農協研究組，在去年三家共同舉辦的“鄉村振興探路者論壇”專欄總結環節，對論壇六期的案例都做了一篇評述，努力完成從經驗事實提煉機制的這個過程。這篇評述是研究組討論案例經驗帶給我們的啟發。
從六期評述看，我們認為總的主題詞最清晰最簡練的概括就是村莊主體性。在第三期，戰旗實踐這一期，專欄評述的題目就叫做“戰旗之魂：村莊再造，建設有權有為有位的村莊主體”，把村莊主體以及主體性這個主題明確點出來了。
我們并沒有從主體的哲學概念出發，給主體性下定義，咬文嚼字，而是拿過來就用，實際上關于主體和主體性，報刊、文件都在用，特別經常看到農民是主體等等論述。我們將這個主體的意義和價值好好思考過一番。比如說農民是主體，村集體是不是主體，村莊內部有很多不同主體，怎么看村莊和集體的關系？我們認為，村莊是人與自然在邊界清晰的地域上的結合。村集體不只是人的集合，也是集體成員共同占有的土地等生態資源、經營性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的集合。從整體視角看村莊，村莊主體就是村集體。村莊集體是所有成員和所有資源資產的共同體。村集體只有維護成員集體共有的資源資產和大家的權益，推動村民共富和村莊公共利益可持續，才能成為村莊真正的主體。但是現在大多數村莊并不是這樣，這就是問題。
現在鄉村振興蔚為大觀，全中國491,000個村莊，3萬多個鄉，2000多個縣都在做鄉村振興，但是大部分村莊的外觀改變千篇一律，表面是挺光鮮，可是缺乏內涵，甚至有相當多的村莊，他們往往被外來資本被城市還有被政府所直接支配，是一種依賴性而非主體性的改變。
我們從這些普遍現象出發，提出村莊主體性很重要，它決定了村集體是不是個真實的活著的主體。外部的改變，本應是內部的豐富內涵、活的靈魂的表現和反映。不能只看表面，入了門以后就要努力抓住實質。當我們討論戰旗村到底有些什么經驗時，高德敏書記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他說希望我們研究組能夠總結出“戰旗村的魂是什么”我們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討論中我們發現，當我們提到村莊主體時，暗含一個非常重要的涵義，村莊不只是肉眼可見的物質性的外觀，它像一個人一樣，有著自己內在的活的靈魂。
討論下來的結果是，這個活的靈魂就是村莊的主體性。戰旗村正是因為有主體性，所以幾十年來能奮發有為地可持續發展。而戰旗村的主體性就表現為戰旗村集體的主體性。我們最后將戰旗村的主體性總結為“有權有能有為有位”的四有合一性。有權是村莊主體，對所有的資源和資產擁有發展的主權，不是依賴別人；有能是對資源要進行合理配置，決定發展什么，怎么發展，什么先發展什么后發展，怎么做好分配；有為是有權有能要有落地實現的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產生實效，要主動作為；有位指的是村莊集體是中國三農最小的合法載體，有法律賦予的地位，在政府企業和老百姓心中有地位。有位是有權能有為的基礎，同時也與前三有互動互促。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提出戰旗村的變革，就是村莊主體再造的變革。我們當時覺得，用主體性這個簡練的詞，可高度抽象戰旗新型村集體到底新在哪里，一個詞表現了一大堆道理。
因為集體、集體經濟、集體經濟組織這一整套詞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含義不清，使用時經常倍感困惑甚至矛盾，所以，當我們寫討論如何做戰旗村的經驗評述時，大家覺得，既然找不到一個能準確表達看法的概念，不如直面現實，就用村莊主體和主體性。這個提法就是這么出來的。后來我們做完6期論壇，返回去看所有這些鄉村典型經驗，發現原來他們都是有主體性的，都是由于自己主導自己的命運，而不是依賴他者，才獲得成功。
當“鄉村振興探路者論壇”過去大半年，回頭再看這項工作的價值，我們發現，價值就在于我們提出了一批具有主體性的鄉村典型。現在，我們想以主體性來梳理我們以往感到困惑的集體、集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組織這一組概念，希望能得出新的認識。
我們對集體、集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組織的認識
首先，誰是村莊或鄉村的核心主體。村莊內的主體很多。僅就農民而言，有戶籍并且在村里的，有戶籍但是實際上離開村了，甚至全家都搬到城鎮了，還有返鄉的別的村戶籍的青年農民，光是戶籍農民就有這么多復雜的不同主體。還有專業合作社，公司，社會組織，還有政府下派到村的第一書記和工作隊，你能說它們不是村莊內的主體嗎？
有人說，鄉村振興主體就是政府，沒有政府什么事都做不了。也有人說，鄉村振興主體是黨，沒有黨，哪有政府，哪有村集體?。從參與鄉村振興的角度，的確有很多主體，但是到底誰是核心主體？是有內驅力，有持續力，有穩定力，牽一發能動全身，能夠在村莊這個地盤上把鄉村的全面事業干起來的主體？
我們認為，核心主體應該是村莊集體，盡管實踐中經常不是這樣。我們還是要把應然和所以然分開。村莊的邊界是清楚的，村集體成員的認定方法是清楚的，村莊最重要的資源——土地是集體所有的，還有村莊范圍內的生態資源所有權按照憲法規定不是國家的，就是集體的，沒有屬于過個體。再加上村莊有現代國家對基層治理完備的整套法律規定的體系，村莊具備組織、經濟、公共事務管理等基本職能，還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承。所以，在中國，村莊就是處于最底層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相對獨立的社會單元，像個小國家。它的執掌者就是村集體。
集體經濟組織，是被政策規定為有獨立經濟職能的主體。不過，它并不是整合性、綜合性的主體，應該算專項主體。無論集體經濟組織是否登記注冊為法人，它其實是以它的職能來確定它的主體地位的。現在全國登記賦碼的集體經濟合作社全體不是法人，因為授予它法律地位的集體經濟組織法還沒出臺。改革開放早期，廣東一帶沿襲生產隊經濟職能的村級經濟合作社很多也不是法人，但并不排斥他們成為村內的一類主體。村集體經濟組織是頂層主體即村集體下面的專項主體。它并不承擔村莊行政事務，還有社會和治理的功能。只是承擔村集體交給它的要搞活搞好村莊集體經濟的專項功能。
現在農村的工作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村集體下面有很多專項主體，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中央專門下文要大力發展農村社會組織，這就會產生新的主體。村集體還要和村外的市場和非市場的非常多的主體建立聯系，由此產生了無數聯辦、合辦的各類合作社、企業和其他組織。新的主體不斷產生，村內主體的總量和類別不斷增長，迫切需要統籌協調的核心力量，明確村莊核心主體是現實發展的需要。
村黨支部、村委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三駕馬車通過交叉任職，形成了融為一體的村集體領導核心。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越來越多的村內專項主體中最重要的主體。因為它掌握著村集體所有的資源和資產。直接決定村集體實力的增長和成員的向心力，是村莊社會、文化走向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支撐，對村集體發揮主體性的程度起決定性的作用。在黨的領導下，村集體經濟搞好了，村莊就能發展發達，做不好甚至做砸了，村莊就會陷入混沌、迷茫、無助，村民就會失望和失落。孟子有一句話叫做“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意思是說，賢達之人是用自己的明白去讓別人明白，而不是自己就混混噩噩，還要讓別人說你是明白人。那么，我們自己首先要搞明白，現在經常講的新型集體經濟和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到底新在哪里？
農村新型集體和新型集體經濟新在哪里？
人民公社時期，中國是有過集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組織的。現在的新型集體經濟和那個時候的集體經濟有本質區別。它不是集體和個體對立的公有經濟，不是土地以及自家的生產資料統統歸集體所有，不是吃大鍋飯、平均分配，也不是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的私有經濟，而是集體和個體之間有著互為依存、共存共生、共建共享的生產關系，它與今天農村的生產力相互配合。集體支持成員個體，在不損害集體利益的前提下，每個人努力發家致富，同時帶動整個村莊都活起來。這樣的集體經濟是以公統私、助私和公私兼顧的，是中道經濟。
這樣的新型集體經濟內部，主要有兩類主體，成員集體是整體性主體，村民家庭是個體性主體，兩類主體形成村莊主要的主體結構。這個結構的好處很大。集體把臺子搭起來，個人就可以搭便車，外部投資者也可以搭便車。外部投資者特別喜歡跟有能力的村集體打交道，就是因為可以節省與村民之間的大量交易成本，大幅度增加收益。搭起這個結構，還能促進村干部與村民之間頻繁交流，對于村干部尊重村民的意愿和權益，推進村民參與決策共商、執行共建的民主治理好處多多。
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新在哪里
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是以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為基礎，以鄉村的區域為范圍，開展各項經營，以及提供各類社會經濟服務為標志的。它是農戶參與決策和監督、具有合作性的經濟組織，是黨領導下姓農、為農、務農、興農的公益性經濟組織，不是集體資產雇工經營的傳統集體企業，也不是只顧賺錢分紅，不顧村莊發展和成員福利，某些股份合作制企業。它可以為鄉村社區搭建開放性創新性的公共平臺。將政策、技術、各類組織形式，生產品和消費品送到千家萬戶，可以實現農戶個人和社群的勞動合作和資產合作。例如鎮村社一體的內蒙克旗經棚鎮農業發展合作聯合會，就用這種方式實現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雙贏。
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是以成員共有共用共營共享為特征的團體性集體組織。它是成員組織，類似社團，但不是只有人的聯系沒有財物聯系的一般社團；它是經濟組織，類似企業，但不是以營利為目的、公共事務一律不管的一般企業；它是地域組織，類似地區商會，但不是固守本地利益、市場壟斷，而是開放和平等競爭的。它兼有成員組織、企業組織、地區商會這三類組織各自擁有的團體性、經營性、地域性組織特征，同時兼有集體成員共有共用共營共享四個成員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的生產方式，即村莊的生產力是集體支持和服務于個體的，生產關系是家國一體式互通互融互助互補的。
要實現這類新型集體經濟的生產方式，只有在基層黨支部領導下，建設村、鄉集體的主體性，達到集體成員的共治、成員集體的自治。這也讓村集體組織的領導核心，最適合由村黨支部、村委會、村集體經濟組織三個組織的負責人共同組成，因為任何單獨的一方都不能同時完成三個組織特征和四個成員特征。
村集體經濟的目標和實現形式
村集體經濟的目標，是搞好搞活村莊經濟。村莊經濟是一種社區經濟，它要保障自己社區和成員的利益，要經得住大項目的誘惑。例如動不動就想把更多的村莊包進項目范疇。某地曾將80多個村集合成一個大項目，項目承諾每年分點小錢給村集體。這到底對村集體的利弊如何，可能不同的村有不同情況，需要獨立自主作出判斷，而不是隨大流或者按項目發起主體的旨意辦。社區經濟的重要特點是成員權益至上，不是金錢、利潤至上。集體要掙錢，但不是什么錢都掙。哪些錢不要，拒絕，為了全體村員的整體利益。能做出這樣的決斷的村集體才有主體性。盡管自主判斷自主決策不見得不犯錯，但是一般能保證不犯顛覆性的錯誤。
集體經濟有多種實現形式，只要是對推動農村的集體經濟壯大發展有效的經營方式都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種實現形式，而不是追求純之又純。例如村集體以獨資、合資、合作和參股等等各種方式建立的合作社和公司，雖然這些機構中集體經濟成分或所占股份程度不等，但都是集體經濟的關聯主體，都有可能給集體經濟帶來收益或利益。要動態地看這些經營形式，村集體應對其進行動態管理，做好財務核算與管理監督體系。
為了讓多元主體與村集體結合的多種經營方式能夠為村集體帶來利益。戰旗村的經驗是，要用經營去實現集體所有者的權益。他們提出，村集體的資源和資產所有權的權益，只有通過掌控經營權才能實現，集體要對集體所有資源資產的經營權實現統一管理。
當前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面臨的具體挑戰
第一，當前有一種是將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委會組織分立的趨向。例如民法典將這兩個組織都列為特別法人，并未言明之間的關系。這似乎暗合了村集體必須以財產權清晰劃分為本的某種理論。但若兩個特別法人并列，的確有人為割裂村莊內生產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整體性的嫌疑，由于理論和法律政策上不清晰，在意識和行為上已經對村集體作為獨立自治的主體發揮主體性作用造成了妨礙。
第二，村集體經濟組織賦碼登記時一律命名為股份經濟合作社，容易導致集體成員共有集體資產前提下的經營方式與私有制的股份經濟方式產生混淆。這可能還存在一種潛在風險，就是將集體經濟成員權的內涵和成員的具體權利窄化和矮化為只有財產權，只能體現為股權。若我們的思想、行為是從西方產權理論出發而不是從成員權的人權立場出發，會影響到村集體對其成員基礎權利、權益保護的力度降低。況且，村莊正在走向城鄉融合，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非農部分的權益會越來越多，其利益分配若僅僅以固化了的土地股份去代表，可能會自套枷鎖，所以，探索比股份制豐富得多的經濟運行制度和形式是迫切需要，也是重要挑戰。
第三，當前政策要求村集體資產只能增值不能虧損，甚至設定年度增值的指標,從5萬元到20萬元不等。這與市場運營規則完全相悖，迫使絕大多數的村、鄉基層組織只能將賦碼登記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束之高閣，一切等上級發指示，按政府旨意辦。不過，仍有少數能發揮主體性的村集體，盡管他們要繞道走，盡管他們有可能踩邊線，但是他們非常努力地選擇市場通行的各種方式，包括專業合作社、公司，用注入集體產權成份的多種方式去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我們的想法
第一個想法，村莊主體性是建構出來的，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
建構村莊的主體性，既需要作為主體的機構、組織的積極作為，但就總體而言，更需要制度建構和社會意識支撐。所以，現實的政策思想必須與歷史緊密相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需要認真總結曾經走過的集體化時代。
現在，系統地窄化、矮化集體化時代的社會主流輿論并沒有退走，將主觀與客觀、錯誤與失誤、制度探索與強權壓制混為一談，致使近幾十年的農村改革實踐中村莊的自信心和集體的組織力上被莫名其妙地貶低。一些人一提到集體，就認為是人民公社的翻版，而忽視了實際上集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組織一直是有經驗傳承的。盡管一段時期曾有過迷失方向，但在長期實踐中，它能夠發展自主性，分辨是非，尋找到正確的方向。所以，我們需要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上做反省，要實事求是地理解中國集體化的歷史和從集體化時代走出來的改革開放年代農村發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將村莊再造視為新時期對村集體的一種主體性和機制性的再造。
第二個想法，要將歷史傳承和現代文明有機融合，大力弘揚村莊的公共意識和主體意識。鄉村中公共意識的缺失，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而是十幾年幾十年，一兩代人了。這讓歷史上好的傳統，現實中好的思想很難植入鄉村，導致集體的行動、成員的合作常常被迫中途停止，致使有信心愿意到鄉村建設中去的一些年輕人望而卻步。現在需要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新的氛圍，培育全民參與鄉村振興的公共意識，全社會大力倡導鄉村振興是中國從古至今規模最大的公共事業。只有全社會行動起來，才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鄉村，將鄉村缺失了的集體意識，集體組織、集體行動給找回來，重建新型集體經濟。總之，挽救鄉村公共性缺失的力量，固然需要鄉村本身發揮主體性力量，但是全社會參與鄉村振興的行動，特別是全民教育和傳播的廣泛推行，對于支持鄉村，將鄉村中的公共意識、集體意識、主體意識、主體行為激發出來，是更為重要的。
我們的建議
第一， 重新審視和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同時修訂基層黨組織工作條例。需要明確，村黨支部與村委會、村集體經濟組織合組的村級領導班子，在村莊建設和治理中法定的核心地位。改變村委會是集體土地所有者的代理人，但又不能作為集體經濟組織代表；是產權主體，但不是實施主體以及與實施主體完全分立、毫無關系等等這些帶有相互沖突概念的尷尬狀態。村委會就是特別法人。可以用黨支部村委會統合的方式興辦集體經濟組織，壯大集體經濟。
第二，給予黨的基層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的創新權利和足夠空間。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劉海波研究員提出：“黨的最基層組織是全息型組織，與黨中央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具有一致性，這是基層黨支部能夠成為村級組織的政治核心的基本原因。”這種黨組織的全息型特征，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差異性很大的鄉村不同地域的狀況，決定了農村基層組織可選擇區間比城市的企業、事業單位要大得多，較之城市大有可為。尊重鄉村的多樣性，就必須理解農村基層黨組織與城市基層黨組織的某種程度的形同質異性。在恪守黨的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更突出強調給予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領導鄉村經濟與社會、建設與治理中的創新權利和足夠空間，而不過份強調運作規制的標準化。
第三，改變村財鄉管政策，重建村級財政，還權于村集體。鄉村目前是兩套財政體系，村財鄉管是政府給錢，村會計做出納，集體經濟組織賬戶是有戶無賬，按照政府要求調動資金和上報數據，這讓村級財政難有主體性，也無法保障村集體的主體性，很多村組織只好體外循環，用公司、專業合作社的市場賬戶出賬。財務管理是村集體的生命線，一著不慎，滿盤皆輸，這種村行政、資產、經營三財三套財務體系的方式讓村集體在走向鄉村振興中的重大障礙，需要認真解決。真正為村莊基層組織賦權賦能，給予村莊主體獲取和經營完整資源主權的“制度空間”，讓其有權、有能、有為、有位。
（作者楊團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理事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禾之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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