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越來越多人發現了“西化”在影視、娛樂、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影子。這其中體現了西方價值觀對我國年輕人的方方面面的滲透，不得不引發我們的深思，其中對我國農業發展的影響更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面。
20大報告中也提到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還要堅持農業鄉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強國建設。本文和大家探討了農業發展中的幾個方面的問題：
1、警惕喧賓奪主的市場主義、資本主義與西化思維。
2、重建農業經濟學：農業對資本與市場的容納度很低
3、家庭小農+合作社+市場是保證中國糧食安全之策
4、警惕農業規模化、市場化、現代化的陷阱
最近，人教版插圖引發如何警惕與反思西化的熱論。其實，在幾十年不自覺中形成的西化思維，何止在教育，在其他領域、特別是經濟學領域，也同樣值得我們反思與警惕。特別是目前轟轟烈烈推進農業現代化，就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與反思的領域。
一、警惕喧賓奪主的市場主義、資本主義與西化思維
市場化、產權化、工業化是改革開放以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導方向，圍繞這三個方面的改革開放，給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有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值得我們關注。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理論界和現實中出現了將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關系本末倒置的現象。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其中社會主義是本質、是主體、是必須堅持的底線和原則。市場經濟是在現代化背景下實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工具和方式之一。社會主義是本體、是主人，市場經濟是主人選擇聘用來，按照主人意圖做事的客人。鄧小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最大創新就是走出文革思維，走出把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把計劃經濟等于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
計劃與市場都是社會主義手段，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可以選擇不同手段、不同市場與計劃的組合。但是值得我們警惕一個傾向是，經過幾十年追趕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中，市場化的理論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開始從客人變成主人，成為一種“主義”力量、成為一種標準的思維方式嵌入到我們的意識中。
市場化、產權清晰化、工業化本來是屬于經濟學的問題，現在漸漸變成了政治正確的問題。無論是在進行任何制度的設計中，沒有市場和資本在場，就不對。誰要說市場和資本的不對，就是思想不解放，是右傾，是保守的文革思維。市場經濟和資本已經到了“功高震主”的地位。這位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被請來的客人和聘用的工作人員，其地位似乎比主人的地位還要高，還更有權威。甚至還對主人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市場地位開始比社會主義的地位高，資本的地位比人民的地位高、凡是西方的東西比中國的東西統統都高一節。我們的整體思維滑向另一個極端。
有時，甚至扭曲為，批判市場經濟就是批評社會主義，這成為一個政治與站位的立場問題。目前的資本不再是一個只對賺錢感興趣的資本，而是開始有了自己的“主義”、“思想”和“文化”。
而且資本的“主義”在當今社會很有市場，其得到的人氣和喝彩，比社會主義這個主人還要高。這就是在當代中國目前仍隱性存在的問題。由此，就可以理解，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整頓黨風、重建馬克思主義信仰、堅持黨的領導等一系列重大戰略的時代背景意義所在。
由此也可以解讀，前段時間，因螞蟻金服上市出現的馬云現象的背后，不是一個馬云問題，而是資本角色的開始出位、越位，其已經不滿足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給定的權利和自由，希望得到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那樣的權利和自由，而這種要求得到諸多經濟學者的支持。甚至許多經濟學者講，我們不能得罪這些資本，我們應該按照國際慣例滿足他們的“主義”要求，要不然他們就會出走到更自由的西方國家。
其實從21世紀以來，資本為了更大的自由和權力，一直往西方跑，今天仍在繼續。按照這個邏輯，如此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被社會主義的主人請來的客人，喧賓奪主，將會成為主人。
令我們警覺的是在中國發生的這些現象，竟然得到西方的應和與支持。正是在這樣一種無形力量的推動下，在當代中國出現了過度市場化、資本化的現象，也在教育、醫療、文化、房地產、分配等領域出現了過度市場化問題。由此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要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提出邁向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我們要敢于亮劍。
盡管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和國家發展的關鍵時刻，重拳出擊，以高超的政治智慧，遏制了這種勢頭，再度矯正了中國邁向新時代社會主義的方向。但是由于長期形成的巨大慣性力量和既得利益的內驅動力，以及所定型的思維方式，雖然在公開的領域收斂了，但在內心的認識上并沒有接受，仍然以各種隱性、轉換的方式存在著。
這個思維慣性的力量很大，我們正在陷入新的“凡是”而不知。
二、重建農業經濟學：農業對資本與市場的容納度很低
目前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農業和農村領域。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中央出臺了一系列落地實施的政策與制度。
但是我們發現一些地方在具體落地中央政策過程中，存在某種程度的變形和走偏，導致這種變形和走偏力量的背后就是過度夸大和相信市場、產權、資本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
我們必須清楚農業對市場化、資本化容納度比工業要低得多。農業生產不是市場化程度越高越好。農業需要什么程度的市場，一定要按照農業所具有的特性來設計。
農業生產具有公共性、公平性、自足性、小農性等四個基本特性，這是農業生產制度設計的大前提。農產品具有公共性和公平性的特性決定了農業生產的首要功能，不是滿足農業本身受益最大化，不是滿足貨幣化財富增長的最大化。
民以食為天，糧食生產首先要滿足的是每個人獲得溫飽的公平性。農產品與工業品有一個本質的區別，即滿足生存需求的農產品沒有可替性。
工業品是具有可替代性的，沒有汽車，可以用自行車替代。但糧食沒有可替代性。世界上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替代糧食來解決饑餓問題。
在最嚴重的災荒年，樹皮、樹根可以充饑，再好的衣服、再好的汽車也不能替代當飯吃。糧食產品的這種特性，決定了保證糧食供給首要目標是保證糧食供給的公共和公平性。由此決定了糧食生產和分配制度的設計的原則，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原則，也決定了糧食生產，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不能過度依靠國際貿易，要保證一國糧食一定的自足性。
這正是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飯碗要端在自己手里”的深層原因。糧食生產的這種特性，決定了農業生產對市場和資本接納是有前提的，即要保持農業產品供給所具有的公平性和自足性，也決定了農業生產資源和產品分配的掌控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和資本，因為市場與資本只能解決效率性，無法有效解決公平性。
所以，無論現代農業科技發展到何種程度，都無法替代農業生產的自然力。
農業生產所具有的公共性、公平性的特性，決定了農業生產只能走在國家公共權力調控下的有限市場化、資本化之路。
三、家庭小農+合作社+市場：是保證中國糧食安全之策
農業所具有的公共、公平的特性，決定了農業生產提高土地畝產效率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農業生產人均效率。在農業生產制度設計上，農業生產人均效率與畝產效率，是兩個重要的概念。
如果農業生產追求人均效率最大化，那么農業生產就必須按照資本化、大規模化的工業化生產方式路線進行。
實踐證明，這是提供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途徑，如果按照滿足土地畝產效率最大化的目標進行，那么農村生產的就沿著適度規模，發揮以家庭為主的小農經濟作用的邏輯進行。農業規模化確實可以提高人均的產出效率，但不等于一定能提高土地畝產的效率。
無論農業機械化程度有多高，在土地數量沒有增加的前提下，農業的規模化與機械化經營，提高的是人均生產率，而不是土地糧食的產出率。
增加土地產出效率必須增加土地數量，進行種子改良、提高土地質量等。無論農業機械化程度有多高，機械化無法增加土地數量。
機械化只能提高人均生產效率，無法提供土地產出效率。農業的規模化與機械化，產生最大效應就是原先由五個人干的活變成一個人干而已。
但是，在工業生產領域的規模化、機器化可以實現人均效率和工業品總量的同步增加，是因為工業產品所依賴的原材料供給可以隨著機械化程度提高而提高。這就是農業與工業的根本區別。如果按照工業經濟的原理，期望通過農業規模化與機械化實現農業畝產率，這是一個理論上的重大誤區。
農業生產制度的設計，到底是滿足生產效率為主，還是滿足畝產效率為主，影響著農業生產發展方向和生產方式的選擇。如果農業生產追求的是生產效率最大化，那么農業生產制度安排的邏輯就會沿著規模化、市場化、資本化、國際貿易化的方向走。這條路線，就是目前世界糧食體系的路線。
如果把提高土地產出率，作為農業制度設計的第一目標，實現土地產出高效率的恰恰是小規模家庭農業，恰恰是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
無論是西方經濟學家還是中國農業發展，都用實踐證明，小規模農業比大規模農業有更高的畝產效率。因為小規模農業可以精耕細作，進行多樣化種植，充分利用土地資源。
此外，農業生產是順應天時、季節變化，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農業生產需要一種自主性更高的彈性管理。無論是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歷史，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業發展的實踐都證明，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是農業生產最有效率的組織方式。
農業生產很難像工業生產那樣不受天氣、 四季變化的影響進行規范化、標準化管理。在農忙時，每天勞動不是八小時，而是更長的時間，冬天農閑沒事時坐在家里聊天。農忙的時候上至80歲的老人，下至6歲的孩子，都可以成為勞動力參加勞動。
全球有近5億小型家庭農戶供養了十幾億人口。
中國的經驗也證明，滿足中國糧食安全和糧食生產的主體是小農戶經濟。
截至2016年底，占農戶總數的97%左右，即2.6億小農戶經營的耕地面積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82%左右。
四、警惕農業規模化、市場化、現代化的陷阱
當然，從理論上講，農業生產追求生產效率和土地產出效率并不是絕對對立。其關鍵就在于，糧食生產制度設計的出發點是什么，如果農業生產目標定位于生產效率，兼顧土地產出效率，那么這兩種效率很難兼顧，最終走向對立。
如果農業生產目標是首先滿足土地產業效率，兼顧生產效率，就能夠實現兩者的統一。
這樣的制度安排就是中央提出的“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模式，這種制度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有限的市場化、資本化、國際化制度。
這樣一種制度才能保證農業回歸本有的軌道上來，才能使農業所有具有公共性、公平性、自足性、小農性的特性，成為滿足“農為邦本、本固邦寧”功能。關于中國農業發展和糧食問題，雖然中央提出一系列的頂層設計，但是在長期形成的極端市場和資本思維的作用下，在具體落實中央出臺一系列重大決策時仍存在著走偏的風險。
目前，值得我們關注與反思的是，在一些地方關于農業生產的規劃和具體的實施中的指導思想，仍然是按照高效率農業來推進農業現代化。
按照這個思路形成了把中央提出的適度規模變相為追求大規模，利用土地流轉政策人為地搞萬畝、千畝的大規模農業。
按照搞大規模農業邏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自然無法納入政府鼓勵的視野，引入大資本、大企業就成為必然。
這種思路嚴重偏離了中央關于農業發展的戰略要求，也違背了農業發展本身具有的規律。
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與大規模農業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它首先滿足的是自己消費的功能，剩余的進入市場。即使價格下跌，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也要進行生產；即使價格再高，也不會全部賣掉。
如果真的有了糧食危機，在農村的家庭還可以把剩余的糧食送給城市的親戚。
可以說，半商業化的中國小農經濟，在保證中國糧食安全上具有一種天然的調節機制。而純粹的資本農業，則完全不同。如果價格下跌, 就會停止生產；如果價格高，為了獲利，還會囤積不賣。
將中國14億人口的糧食安全，交給唯利是圖的大資本農業，這顯然是一個冒險。對于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生命力的懷疑，并不僅僅是在今天。全國解放之后，在“小農經濟是形成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理論的作用下，為了防止小農經濟演化為資本主義，開始了把小農經濟變成集體管理的規模經濟改造。
計劃經濟時代慘痛的教訓證明了，消滅小農經濟給中國會帶來糧食危機的災難。
20世紀80年代以來，家庭承包責任制“一包就靈”的秘密在哪里，就是把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重新找回來。
在理論界和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激勵的政策，是利用中央提出適度規模來借題發揮，實際上是追求大規模化農業之路，出臺政策不是激勵目前已有的半商品化家庭農業、低成本的兼業農業。而是鼓勵大資本進軍農業，利用土地流轉政策，把作為中國農業最基礎的主力軍小農經濟給擠壓，讓他們把土地出讓給大公司。把農業現代化寄托于現代化農業企業，這仍然局限在資本思維的邏輯中。
而這些唯利是圖的大公司，既沒有小農戶那樣對土地有感情，也沒有小農戶那樣真心。
但這些大企業給政府描繪了一個誘人的現代化農業藍圖。這個藍圖并不是能夠穩定為國家和民生提供糧食生產的藍圖，而是一個以萬畝為板塊形成的附加值很高的現代化農業，而且各地還形成了互相攀比。在這樣一個農業現代化藍圖中，看不到小農經濟，看不到農民，鄉村也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未來的農業就是一個和鄉村無關、和小農經濟的農民無關的高度機械化、智能化的無人農業。這樣的農業就是美國式的現代化農業的翻版。
如果中國的現代化農業按照這個方向走下去，就會偏離中央提出中國特色鄉村振興之路。中國糧食安全也大打折扣，值得我們關注反思。
最后我必須重申，我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一個極端，簡單地反對現代化農業，而是提醒我們要處理好農業與市場、民生與資本、公平與效率、傳承與創新等諸多之間的關系，是要走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生態化的現代化農業之路。
(作者系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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