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鄉村振興不是坐享其成，等不來、也送不來，要靠廣大農民奮斗。”“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圍繞“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為此，從脫貧攻堅歷程和鄉村振興目標要求來看，農村地區人口結構、鄉村治理、社會發展和鄉村居民社會觀念等方面的“社會短板”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效果有深刻而持久的影響，亟須盡快補齊。
補齊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人力資源短板。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鄉村人口在10年間從6.7億左右下降到大約5.1億，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50.32%下降到36.11%。農村人口快速下降的背后是流動人口的大幅增加。2010年全國人戶分離人口2.6億，2020年是4.9億，增加88.52%。雖然其中也包括城鎮人口的流動，但農村人口的流動相信還是占據多數。除了人口總量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老年人口增多同樣會影響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與2010年相比，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6.7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這一數據表明，鄉村振興正面臨著人口總量、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兩少一多”的短板，存在產出和支出失衡帶來的社會資源擠壓風險。同時，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還顯示，與2010年相比，東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下降1.2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人口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進一步集聚，欠發達地區、城市群較少地區鄉村振興所需的農村人力資源短缺更加明顯。這種人口年齡、地區分布的結構變化所造成的人力資源短板不是加大外力輸入性工作投入就能改變的，必須進行一系列社會政策和產業政策調整，增加農村人力資源總量、優化農村人口年齡和地區分布結構，提高農業產業吸引力，擴大農村市場空間，有針對性地制定不同農村地區的發展規劃，通過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培植鄉村振興人力基礎。
補齊農村自治能力不高帶來的鄉村治理短板。良好的鄉村治理有利于實現鄉村自然資源、文化資源、人力資源的聚合效應，是提高鄉村振興實施效果的重要保障。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村民自治是我國農村社會治理的基礎形式。面對農村居民日益豐富和標準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村民委員會在組織農民生產、引導農村發展方面的能力需要進一步提升，村民自治的實現形式、實施手段面臨著信息化、數字化等現代技術的挑戰，也面臨著農村社會個體化的結構轉型沖擊，村民自治的效果與反饋鏈更加短促。這些都要求村民委員會在組織實施村民自治時，要堅決與生產發展中的“等”“靠”“要”思想、社會交往中的關系主義、存在滑坡傾向的公共道德、個人主義上升等不良傾向作斗爭，迅速提高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和市場挑戰的能力，增強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達到共同富裕的信心。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鄉村振興的主體是廣大農村居民，鄉村治理的主體也必須是廣大農村居民。創新鄉村治理體系首要的是盡快調動和提升廣大農村居民參與鄉村治理的意識和能力，實現早參與、早治理、早受益。村民委員會要更好發揮村民自治領導者作用，嚴格遵守法律和各項規章制度，做到村務公開、財務公開，依法治村；善于識人、知人、用人，發揮基層“土專家”“土秀才”等技能型人才的技術引領和致富示范作用，發揮農村各類先進模范人物的道德感召作用，通過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創新性實踐，引導廣大農村居民自覺參與鄉村治理，實現鄉村善治。
補齊城鄉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社會發展短板。城鄉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長期問題和難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就是解決這一問題和難題的重要行動。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相對城市，我國農村發展更為封閉和落后，不僅總體發展程度不及城市，而且各層面發展均衡性也更加不足。長期以來，在很多語境中的農村發展主要是指農村經濟發展，其他方面就自顧不暇。這種偏頗和失衡的發展觀無法支撐農村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導致農村社會發展的失衡性無法及時矯正，農村發展的動力和潛力也因此被各種弊端所羈絆和阻滯。實現鄉村振興，就是要改變過去重經濟輕社會發展模式，堅持和貫徹新發展理念，不斷加強黨對農村發展工作的全面領導，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盡快改變農村地區發展的失衡狀態，努力朝著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方向邁進。
補齊農村居民小農意識帶來的社會觀念短板。安土重遷、小富即安等都是我國農村居民積淀已久的心理意識。在農耕文明時代，這種意識有利于穩定農業生產和增強農民社會適應性。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業作為第一產業，其產值和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意義已經大為不同。農業深加工、農業產業園區、體驗式農業、農業旅游等新型農業業態的涌現，使農業作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屬性特征不斷加大和凸顯。農村勞動力快速轉移和長期流動造成空心村、留守村現象增多。土地撂荒和變相撂荒、農村宅基地和農村房屋大量閑置等現象也都造成了農村土地資源和農民資產浪費。一些農民由于傳統社會觀念，對將土地、宅基地、房屋等閑置資源交給商業資本運營信任不足，或者不愿意簽署長期托管和運營協議，一方面影響了商業資本對農村閑置資源的市場化再利用，另一方面也影響了農民自身的財產性收入獲得。這種社會觀念短板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要借助政府和農村集體的力量，利用社會信用體系，為農村居民吃上“定心丸”，最大限度挖掘農村土地資源和農民資產潛力，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比重。只有不斷經歷市場化的財富增值和社會信用體驗，農村居民的小農意識才能逐漸減弱和消退，進而有利于暢通農村資源整合渠道，優化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口就業結構，豐富鄉村振興產業選擇，增強資本下鄉意愿，鄉村振興的廣闊空間才能進一步打開。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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