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關于殯葬的事情，從安徽、河南到江西，引起了不少爭議。最受詬病的一點是不應該用如此激進的方法去“挖墳”、殯改等。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地方執政者希望做點事也好，還是對土地資源進行再利用也好，都需首先考慮“民生”，且需要在倫理秩序的角度去思考，以此穩進地進行殯改，否則就會引起干群矛盾。進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化解地方治理的這一難題。
第一，經濟方面，從經濟結構的整體上優化地方政府對土地資源的依賴。從過去的信訪研究文獻來看，70%多的信訪原因都是土地問題。這一點，我在我的新書《半解鄉村》第一章中（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有談到。同時，《中國經濟時報》于2005年8月23日發表的文章《信訪比例下滑，土地問題驟升》也有談到：“隨著土地政策的變化，農村上訪量比例明顯‘抬頭’，重點表現為因‘土地問題’上訪集中凸顯，特別是土地延包、工副業項目用地、宅基地審批、荒地承包等是上訪涉及的熱點。有數據顯示，土地問題在農村上訪問題中比例已高達75％，有人預計，因土地的上訪高潮有可能即將來臨。”張建國在《農村土地信訪問題的成因及對策》（原載《資源導刊》，2015年第1期》）一文中也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當前農村土地信訪問題的特點農村土地信訪問題從內容和性質上看，有宅基地問題、征地補償問題，也有林地權屬糾紛問題，還有土地遭到破壞、遭受污染等方面的問題。從上訪數量看，宅基地糾紛、土地權屬糾紛、土地承包糾紛占較大比例，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所以，土地問題，于農民而言是“一觸就爆”。為什么這樣說？要清楚，土地對百姓意味著什么。賀雪峰的一個觀點值得肯定，即兜底功能，它有社會保障的功效，而拿走老百姓的土地，即奪走了他們的飯碗。所以，為了避免因為土地而引起的社會不穩定，就需要政府轉變對土地資源的依賴性，而發展實體經濟。這才是健康的經濟發展模式。
第二，文化方面，從觀念上理解土地意義與鄉土邏輯。筆者一直認為，百姓對土地的依賴不僅僅是生產，還包含了一種“回歸”的意思，比如“入土為安”的觀念就是典型的寫照。我在《“搶棺砸棺”，殯葬改革的困阻是什么？》（原載《南都觀察》，2018-8-1）一文中也闡述了鄉土的這種邏輯：
“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所以“入土為安”是中國人的某種觀念，且保全尸體才能“輪回”又是一種帶著儒學精神的因果效應邏輯。故而，用棺材，而不想被火化而變為灰燼，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更是對火化有一種基于自然本性的反抗。他們相信，火化后，身體作為實體就無法承載靈魂，靈魂也就不存在了（他們追求的是“靈魂不滅”）。要知道，他們的文化認知與現實觀念是，“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地”等等。同時，不愿意火化也是一種“十全十美”的表達，比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即為佐證。
所以，文化層面的觀念導致土地不那么容易被“拿走”，而且稍微不慎，就可能點燃群眾的“底線”。他們認為，這是在傷害他們，他們也不懂現代性是什么，而要堅守的是自己的“資源”，否則就沒了后路。
因此，如果地方執政者只是把土地作為一種資源而不是文化去看待，就必然會因認知不全而引發與民沖突。這一點，劉田在《地根：不可失落的文化意義》（2007）一文中談得很清楚了：“因為錢與其他不良動機，糟蹋土地的現象比比皆是。我們必須運用文化的力量，矯正人的行為，喚醒這個社會尊重、珍惜土地的意識。這就是土地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所以，既要有政府對“土地文化”的全面理解，也要認知清農民對土地的“珍惜”到底是為了什么，不能盲動。
同時，在文化層面，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江西和湖北的殯改。江西的宗祠（有文化凝聚與身份認同的作用）要比后者多，所以推行起來比較困難。根據調查，湖北的殯改之所以順利，不但沒有多少宗族關系摻合其中，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還有干部帶頭進行“殯改”，放棄對土地的“占用”，起到了“典型作用”（馮仕政，2017），為此，才能更加容易地去推進。所以，文化是開展殯改的最大難題。各個地方有不一樣的鄉土邏輯，要分類治理。
第三，在政治方面，采取新權威主義的思路，進行漸進式殯改。雖然，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運動型治理可以達到“快”的效果（如1958年，在《關于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的指引下，全民開展的“除四害”運動等），但土地問題非常獨特，尤其是農民格外在意土地的“生產-收益”和生存保障功能。其實，殯葬中的“埋人”也是一種利益考慮，而不僅僅是埋葬本身那么簡單。比如，安葬在某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意味著是“我”（死者家屬）的（有土地所有權的意思），其他人都不能動，否則真的會發生“拼命”的事情。包括，如修路時可能要遷墳，農民一般都不是特別愿意。
進而，地方政府就要在這樣的認知下一步步地進行殯改。采取激進的、暴力的、違背倫理與天理（人們的一種信念秩序）的方式，不但有些簡單粗暴，還會引起農民的反感和激烈性政治的某些做法，采取對抗的姿態進行權益伸張。所以，筆者認為，殯葬改革要合乎情理法地改，慢慢改。
總而言之，在進行殯改的時候，不能把土地問題作為獨立因子進行考慮，要結合當地的“土地文化”“鄉土邏輯”進行全盤性（政治、經濟、文化）的殯改，如此，才能做到合乎農民的民本主義，才能顯得在政治上有“溫情”，在現代性上有“作為”，在城市與農村發展上有“追求”。否則，“犯忌”的殯改就會導致民政的名譽受害，更會導致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流失。這就把問題嚴重化了。
所以，殯改還是要穩進和考慮周全些。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與傳媒學院教師，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0年第1期 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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