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面臨突如其來的超越社區的新冠疫情蔓延之勢，鄉村社會的陌生化、去集體化與內生性權威的削弱使得僅憑社區性治理資源遠遠無法應對流動性社會中的風險治理。鄉村日益被納入國家權力的集裝器中，需依賴國家確立理性的防疫規則、以龐大的技術裝置來實現對流動的潛在傳染源的排查并建立超越地方性的聯防聯控體系。然而，看似強大的技術性治理卻存在懸浮于社會之上空轉的隱憂。在現實運作中恰恰是話語轉譯、信息拼接與社會組織化等機制，將技術性治理與社區性治理有機整合起來，才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和合共生。
關鍵詞：社區性治理；技術性治理；制度化經營；民情；整合機制
2020年春節前夕，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與此同時，大量在外務工經商人員回鄉過年，他們中夾雜著潛在的病毒攜帶者。這種突如其來的未知且不確定的風險打破了鄉村原有的平靜。即使是偏僻鄉村的一個普通農民也因人員的廣泛流動、統一市場的全面覆蓋、現代國家權力的深入腠理而與其他地區的人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局域性的一點火星可能演化為影響全域的燎原之勢。這指引我們將目光聚焦于鄉村場域中國家系統性、技術性的防疫力量如何與鄉村既有的社會網絡互動交融，國家制定的防疫規則如何與鄉村風俗情理溝通轉化，使得基層防疫之網編織于全國各地。
從總體上看，疫情的防控是潛在傳染源①的排查與管控、普通群眾行為約束以及疑似與確診患者救治等構成的一整套系統工程。潛在傳染源若未及時發現并管控，其流動將會產生新的潛在傳染源；普通群眾若與潛在傳染源接觸也將可能成為新的潛在傳染源；潛在傳染源中又會出現疑似或確診患者需被納入醫療系統接受救治。由此可見，三者是彼此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一環緊扣一環。由于救治疑似與確診患者主要依賴于城市醫療這一專業化的系統，專業系統與鄉村社會相對脫嵌，而排查潛在的傳染源和約束村民的行為是對不同類型的人群區別化對待、有針對性地管控傳染源和及早發現新出現的疫病患者的關鍵環節，且在鄉村場域中有更為豐富的展現。因此，本文將研究的重點放置于鄉村社會有針對性地排查潛在傳染源和普遍性地規約村民日常行為這些社會事實之上。
鄉村場域是國家與鄉村社會接榫的中間地帶，其疫情防控的實踐恰恰深刻體現了變遷中的流動性的鄉村社會與不斷理性化的國家機器是如何交織互動的。因此，在國家與社會這一分析視野下，我們將鄉村場域中的治理分為社區性治理與技術性治理。所謂社區性治理指的是基于鄉村社會某種程度上依然是一個情感與價值共同體，有其自身內在的社會結構與地方性規范。因而，社區性治理在具有復雜性、模糊性與鄉土性的鄉村場域中，往往借助鄉村社會內生的權力結構與風俗民情，以情境化、人格化的情理來影響治理對象的行為與情感。而技術性治理正是國家作為理性的制度化經營組織的外在表現，其精神內核恰恰是國家作為技術裝置的隱喻。具體而言，技術性治理是運用一套技術化的手段、以標準化與去人格化的成文法規影響治理對象的行為與情感。
本文筆者對湖南秀水鎮兩個村莊聯防聯控的實踐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觀察，既站在現代國家的視角觀察鄉村內生力量的不足，又立足于鄉村社會的視角反思龐大的國家經營機器的限度，經過兩者參照互比之后，最終落腳到何以將國家技術性治理的力量與鄉村社區性治理的力量銜接整合這個更為實質性的問題上。
二、鄉村社區性治理資源的流失
隨著中國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大規模的中青年人從鄉村流向城市，鄉村不再是人們“生于斯，長于斯”、不流動、同質性的鄉土社會，人員的廣泛流動使得任何鄉村都無法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中獨善其身。疫情的防控也超越了社區邊界，僅憑鄉村社區內部的資源已遠遠無法應對這一系統性的風險。
雖然人們還保留著先賦性的血緣與地緣紐帶，但是流動并進入工商業生產大體系所帶來的職業分途、經濟分層乃至生活世界的分化，使原本守望相助、患難相恤的共同體逐漸走向陌生化。共同生活這一集體意識與集體情感賴以形塑的基礎變得時斷時續后，原有的集體記憶日益消淡，彼此共同實踐與守衛的公序良俗和價值世界也日漸失去根基。以往鄉村自治所憑借的道德規范、集體力量和權威體系這些內在于社區的治理資源不斷流失，那么，僅憑鄉村內生力量應對疫情會面臨諸多困境。
（一）熟人社會的陌生化
起初，曾在湖北工作或生活的村民像往年一樣陸續回到村莊，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疫情乍起，當村民們意識到湖北回鄉的村民可能成為新冠肺炎病毒的攜帶者和傳染者，村莊瞬間被一種對未知的恐懼和擔憂所籠罩。然而，村莊中對這些歸來的村民漸漸陌生了，湖北返鄉的村民也不一定對其行蹤如實相告。
秀水鎮黃崗村有一對年輕夫妻帶著兩個孩子常年在湖北武漢生活。村干部排查到他家時，丈夫黃RL如實相告，說自己帶著兩個孩子于1月22日從湖北武漢自駕回鄉。但是無論是村里排查還是鄉鎮干部通過電話核查，黃RL的妻子鄭SY都說她是1月18日從湖北洪湖回來的。他們常年不在村里生活，村干部對他們并不了解。起初，鎮里和村里都沒有發現排查的結果有任何不合理之處。②
由此可見，隨著人們離開土地，走進城市，整個鄉村社會的流動性與異質性也逐漸加劇。不僅背井離鄉的村民對身后的故土越發陌生和疏離，而且留守在村莊內的村民也難以對在外闖蕩的人知根知底，更難以對他們的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感同身受。村干部只是大致知道村莊中有哪些村民曾在湖北工作或生活，并按村民的習慣推測哪些家庭有湖北親戚會回村過年。雖然周邊的親戚鄰居比村干部要更為清楚哪家有人從湖北回鄉，但是對這些人具體從湖北什么地方回鄉、此前是否去過武漢、身體狀態如何則知之甚少。村干部不得不直接與湖北返鄉的村民互動來詢問這些信息，但是一旦從湖北返鄉的村民撒謊就會造成信息的失真和扭曲。
而當一個完全陌生的曾有湖北旅居史的人進入鄉村，村莊對此人的發現和排查將可能十分滯后。一方面鄉村不再是由完全熟悉的事物勾連而成，這種熟悉和陌生兼具的特性使村民對陌生的人和事難以產生如傳統鄉土社會一樣強烈的關注和警惕感；另一方面，對湖北流動人員的發現又高度依賴于鄉村干部對這些陌生事物的警覺，而鄉村干部稍有疏忽，就極容易因流入的陌生人的隱瞞而造成信息屏障。
（二）村社的去集體化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來臨意味著鄉村社會要迅速組織和動員一批人力和物力來抗擊疫情。各個交通路口需要人檢查過路人員的身體狀況，村內亦需要人來制止村民串門、聚眾聊天等行為。此外，湖北返鄉村民的日常生活物資要及時供應，村民用于日常防護的口罩、監測過往人員與湖北返鄉村民的體溫計等醫用物資也必須保障。一旦村莊內出現有人感染，送診和救治過程中對防護服、消毒酒精等新的物資需求又會出現，村莊甚至還要考慮對其家庭進行經濟救濟……
若將這一疫情置于歷史情境之中，我們會發現許多可用于防疫的集體力量。新中國成立前的村社，以血緣為紐帶聯結而成的宗族擁有族田、族產等公共財產，并且族人之間患難相恤、生死相吊的親親之誼與傳統的長老權威能將彼此動員起來共同防御疫情。土地改革結束后，農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一盤散沙的農民從特殊主義的血緣、地緣共同體的特殊一員轉變為統一的公社成員，集體經濟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大權都掌握在生產隊這一最基本的單位手中，而且自上而下的政治強制覆蓋著農民廣泛的生活領域（張樂天，1998：4-8）。生產隊中的社員能夠被調動去參與一些修建水庫大壩、鐵路等超越社區性的工程，此外，由于大部分社區內資源的所有權都集中在生產隊，生產隊也能夠更為集權性地協調集體資源用于公共服務。
而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村民的大規模外流，雖然土地集體所有制仍然以生產隊為單位，原本以居住相近的標準劃分的生產隊內的地緣與血緣團體的社會底蘊仍然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但是大部分村民都脫離了統一的公社成員的組織架構，公社傳統作為現實生活中的“遺跡”逐漸淡化。在疫情防控過程中，鄉村大多只能夠調動黨組織與行政體系內部這些組織化的村民，而對于其他已然去集體化的村民則難以在短時間內組織起來。尤其是在疫情形勢最為嚴峻的時段，村干部面對村部值班、路口檢查、村內巡邏等多處需要人手的情況下，全員在崗，無暇顧及村內其他公共服務的需求，比如，村內糾紛不能被及時調解從而引發沖突激化，這給村莊治理帶來隱患。
至于疫情防控所需的口罩、體溫計、中藥、消毒用品等防護物資既非村莊內部的生產組織體系所能提供，也非其集體財產所能承擔。因此，鄉村的防護物資不得不依賴于各級指揮部統一采購，根據基層上報的干部職工、衛生院醫生、村醫人數，自上而下地分配調撥。而無論是基層所需數據的上報，還是上級對物資的分發，這一整套物資調配體系的運轉則憑借著科層組織的理性化經營。
（三）內生性權威的削弱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間，“不串門、不聚會、出門戴口罩”等一系列遏制疫情蔓延的新的社會規范需被鄉村社會中的人們廣泛接受、認同并內化于心，需要依賴于鄉村權威將這些規范言說出來，增加實現權威者的意志的可能性，并能制約違背規范的村民的行為。村莊內權威大多聚集于有德望的老人、經濟地位較高的經濟精英和被賦予了體制性身份的村干部身上，村民對他們的命令的服從或基于因其年長而具有更多的社會經驗，或基于其個人的品行所具有的社會聲望，還或基于對國家法律賦予其支配身份的認同。在鄉村社會中，權威的這三種內在理據通常是共存和雜糅的。
但是隨著鄉村社會經濟分層和社會流動的加劇，村干部的權威基礎也在發生改變。基于社會經驗的積累而具有的長老性權威在如此一個變遷劇烈、原有經驗的借鑒意義消逝的社會中逐漸失去根基，村莊中老人不再天然具有權威。此外，村民們對社會聲望的感知與認同乃是建立在共同生活、彼此有一套相對統一的價值評判標準的基礎之上的，然而，村民們的流動所帶來的陌生化使村民們對社會聲望的感受力下降，而且鄉村精英的多元化，加之村民見識的精英又遠超出村莊的范圍，也使村莊中的政治精英難再具有統攝性的權威。由此，當鄉村社會的內生性權威逐漸式微之時，鄉村的權威就越來越依賴于國家外部性的賦予。在這次疫情防控中，村莊中宣傳疫情與防疫措施、維持秩序、制約村民的越軌行為的擔綱者主要是擁有體制性身份的村干部，便可見一斑。
于村干部自身而言，他們的權威基礎亦越來越來自國家的法理型授權，他們使用物理暴力的權力只限于國家允許的范圍之內。例如：
秀水鎮楊村在疫情期間，村莊中大多數人都不敢聚眾打牌了，但是仍然有些心存僥幸的村民悄悄地打，村莊里的幾個茶館都還偶爾保持著一兩桌的規模。村干部卻深感自己的權威有限，不能完全禁止，只能盡可能地通過言語勸誡。婦女主任朱RH說：“對于開茶館、聚眾打牌的，有的地方就是抓人、捶桌子。我們這里，鄉鎮政府授權了，村里都可以這么搞，也搞得下來。但是現在政府沒有授權，我們看著村民去打牌了，也沒有權力約束他。”③
朱主任的這段話并非表明村干部對于村莊的疫情防控沒有強制力，而是缺乏有效的強制力。查爾斯·蒂利將強力定義為使用或者威脅使用使個人或群體的人身或財產受損的行動，并且他們都意識到這種行動和潛在的損害（查爾斯·蒂利，2012）。村干部在規約村民的行為時，可以天然采用的一種強制力恰恰是新型病毒自帶的，人們知曉不按照新規范行動可能會感染病毒、損傷身體、甚至喪失生命。此外，村干部還可以借用村莊的輿論壓力，感染并傳播病毒的村民將成為村莊的眾矢之的，每個村民都能感受到此種社會力的制約。但是，村干部面臨類似聚眾打牌這類需要村民有更強的制度認同的情形之時，即使充分運用以上這些強制力，也依然力有未逮。
然而，對于權力的終極后盾——暴力，村干部卻不能輕易使用。雖然村干部從實質理性的角度出發，希望對這類聚眾打牌的行為擁有制度化的暴力使用權，但是他們不得不將此種權力的獲得依賴于政府的授予，沒有政府法理性權威的授予，無論是村民，還是村干部，都認為動用暴力來維持秩序已然沒有正當性。村干部所受的限制不僅僅是村莊內部既存和潛在的暴力資源的量的限制，更為關鍵的是使用暴力的合法性約束。這恰恰體現了國家越來越成為暴力的正當使用權的唯一來源。
三、超越社區的技術性治理
在日常性的治理中，鄉村只需維持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費孝通筆下的“鄉土社會”的理念型就是一個相安無事的“無訟”的社會（費孝通，2005：77-84），一種“無事件境”的狀態（方慧蓉，1997），內嵌于村莊社會的認知體系、關系網絡與物質資源就基本能夠實現此種消極治理。但是一旦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疫情這種突發的非常規性危機或事件時，鄉村就被打破了原有的秩序與平衡。
引發疫情的原因對村民來說是完全未知的，能夠調動的知識和情境的索引也極為有限。有針對性地采取防疫措施需要對疫情有總體性的把握和認識，而且隨全國人口流動的潮流而順勢變化的疫情局勢也使防疫措施不得不隨機應變甚或未雨綢繆。而若各個地區采取的防疫措施僅從地方利益出發，容易各自為戰，使整體社會運轉陷入無序或癱瘓的境地，由此疫情防控需要全局性的統籌與協調，拉開聯防聯控的防疫之網。以上對疫情的認知、防控戰略和戰術的制定、全局性的聯防聯控都超越了鄉村社區，需要引入國家技術性治理的力量。
（一）國家對防疫知識與規則的確立
起初，對于全國大多數的鄉村社區而言，疫情是一場域外的突發危機。村莊中以個體化的獲取信息的方式以及個體經驗體悟的差異產生了不同個體對域外疫情的不同質的理解，無法產生統一的集體行動。轉折發生于國家防疫力量通過行政架構滲透到鄉村社會之時，國家在鄉村社會中輸入了一套有關防疫的新知識與行動規則。
伴隨著各省紛紛啟動重大公共突發衛生事件一級響應，視頻會議、微信群等現代技術將信息與行政命令迅速逐級傳達至科層機器的最末梢——村莊，整個科層機器就迅速合耦運轉起來。由村支兩委這一行政組織向村民傳達國家意志，要求從湖北返鄉的村民向村里上報信息與身體狀況，并對村莊的普遍村民的行為進行規約。后者包括取消集體儀式性活動，如：臘月和正月以紅事與祝壽等為主的賑酒、廟會、廣場舞等；限制彌散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行為，如春節拜年、串門聊天、聚眾打牌等；以及重塑個人的生活習慣，如勤洗手、出門戴口罩、吃飯使用公筷等。以村莊與村民小組為單位的防控體系，使編戶齊民的每一個人都被納入受國家影響的權力結構中。于村民而言，大眾傳媒通過圖像和文字展現出了國家最高層對疫情防控的重視以及武漢疫情之嚴重性，加上村莊內部開展的切己的防控舉措，這些共同形塑了一種籠罩性的社會氛圍、匯聚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深刻地影響著村民對疫情的感知與行動。
而國家在短時間內對村莊社會規范的重塑根植于將與病原有關的專業知識轉化為治理知識。一方面，對病原的認知高度依賴于專家團體的研判。需要探求的知識體系，如病原體形態、基因序列、來源、傳染性、傳播途徑、潛伏期、可能的治療藥物、防護措施等都依賴于專家的系統研究與建構。當對未知的探究不斷學科化與專業化后，尤其當這種知識產生類似疫情防控的公共效力時，即每個人的生命健康都與此種知識的獲得、理解與實踐高度相關時，每個人都逃脫不了對專家依賴的命運。另一方面，國家將專家研究出的專業知識轉化為治理知識，并為社會重新“立法”時，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標準化、統一化的治理，以此將不同的治理對象區別開來——區分正常與異常、自由與受限。比如將湖北省劃定為疫區，凡是有湖北旅居史或者暴露史的人都需接受醫學觀察；以37.2攝氏度作為體溫正常與異常的界線，體溫高于37.2攝氏度即為發熱，將可能被納入疑似患者；隔離期滿14天，體溫一直正常，才可排除潛在傳染源的傳染性……
這一系列的標準都是由國家統一設立，并在全國通行，領土范圍內的一切人原則上概莫能外。因此，專業知識轉化為治理知識，并被國家科層機器采納為執行標準后，就變為具有強制力的知識，對人們的內心與行為也產生了實質性的約束力。
（二）國家技術裝置對流動社會的疫情排查
當大量人口從疫區湖北涌流至全國各地之時，國家如何尋找出這些人，并對他們的身體與行為進行管控，即對可能的潛在傳染源的排查與管控，是疫情防控中首要的關鍵環節。國家需在短時間內充分掌握這部分人的行動軌跡、身體狀態、密切接觸者等信息，并將他們盡可能地固定在特定的空間中，進行密切的行動與身體的追蹤，即將一切不確定性都盡可能地囊括在國家可控的范圍內。
對于國家而言，從湖北流向全國各地的人口是陌生且流動的；對于鄉村社會而言，從湖北返鄉的村民已然相對陌生化，僅憑借鄉村熟人網絡的排查，也難免有疏漏之處。本質上，人員排查的過程就是治理信息識別的過程。現代國家面對如此龐大的流動性社會，逐漸鍛造為一個技術裝置。施密特在早期認為霍布斯筆下的國家的四種形象——有朽的上帝、主權-人格、利維坦與機器中真正具有意義的就是機器的形象，霍布斯的國家哲學的超前影響力正是在于具有技術-工業革命的特征，國家可以被看作是技術時代的最初產品，是最早的大型機械裝置（施密特，2008）。當個體從傳統共同體中脫嵌出來，國家也無須完全依賴共同體來進行治理，而可以憑借科層機器與技術手段實現對個體的治理，其實質就表現為技術治理，是國家治理方式以及國家的技術化的過程。現代國家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對信息儲存和以行政網絡為手段的人身監視力（吉登斯，1998）。在這次疫情的人員排查中，從信息識別的角度看，技術治理的使命正是通過識別和處理事情進而把社會清晰地呈現在國家面前（呂德文，2019）。
我們每個人的行動軌跡都以現代技術的方式被記錄在國家建立的各個領域的信息數據庫中，一個整全的人在不同領域的活動以不同方式被分別納入通信、交通與公安等各個部門掌握的數據庫中。個體與這個龐大的機器的連接點正是通過兩大關鍵性設備——身份證和手機，這背后還有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服務體系和科層體系做支撐，如全球導航衛星、遍布全國的移動通信基站網絡、高速路口收費站對車輛信息的記錄等等，它們構成提升國家基礎性權力的后勤支持系統，能迅速從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延伸出個體行動監視者的角色，形成福柯所言的治理術中根本性的技術工具——安全配置（福柯，2018）。
這些數據庫在潛在傳染源的排查中發揮了巨大效能。這依賴于技術化手段在每個個體與國家機器相接觸時對個體信息的精準采集，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信息儲存系統。通信、交通、公安、衛生等各部門從各自的大數據中將曾在湖北轄區留下行動軌跡的人員信息提取出來，并通過科層組織向下分發到這些人所在的各個鄉鎮。鄉村兩級行政者核查轄區內是否存在此人，并收集其身體狀態、途經地點等信息，又依科層組織的渠道自下而上地將信息傳遞到上級指揮部。由此，科層機器調動信息儲存系統，與鄉村社會的共同協作，實現了潛在傳染源的排查與管控的有機整合。
（三）超越社區的聯防聯控體系
此外，人口的大流動使疫情防控成為全局性的治理。前兩部分在規則與技術裝置上部分體現了疫情防控中超越社區的特征，而這一部分著重展現在基層的疫情排查與人員流動的管控中所體現出的鄉村干部行動意義的超越地方性、融入國家性。
村干部作為村莊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結點，對村莊利益的認同要更甚于通常是外地人的鄉鎮干部對鄉鎮利益的認同，因而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守衛村莊的內在驅動力會更為強烈和急切。如此次疫情排查，若僅從村莊自身利益出發，大部分湖北來轄區的人員都是回鄉的本地人，僅憑鄉村自身的社會網絡在短時間內就能基本獲知這部分人的信息，只需對他們進行行為約束就足以使社區免受疫情蔓延的影響，甚至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離開村莊。至于這是否會帶來周邊地區的傳染則不是村干部和村民們所關心的，村干部更無須將這些人員信息上報給國家。
但是，一個截然外在于國家權力網絡的地方共同體已然不存在。疫情排查是來自行政體系的直抵村莊的行政命令，村干部的行為已被充分納入鄉鎮政府的考核與監督之中，還常有市級與縣級的督查組進入村莊督查對湖北返鄉人員的防護措施，實現國家在鄉村社會的管理。因此，村干部有外在驅動力將社區內部的信息按照國家統計的要求呈現給國家。此外，無論是村干部從保護鄉民的立場出發還是國家著眼全局從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立場出發，都落腳于在鄉村社會減少疫情的發生。因此，在利益與價值上一致的鄉村社會與國家形成合力，它們分別調動社區性資源與技術性資源來盡可能地查明潛在的傳染源，村干部亦將地方認同與國家認同融合起來。
（四）技術性治理的限度
現代國家中，超越鄉村社區的治理逐漸被納入國家的技術裝置與制度化經營中來更為理性化地應對風險社會的各種治理挑戰。然而，在鄉村社會內部，總有技術性治理的這架機器難以感通與理解之處，如鄉村的風俗民情、村民微觀互動乃至更為根本的人心秩序。
國家制定的標準化、正式化的防疫規則是出于國家理性，為實現減少疫病傳播的目標對眾多防疫手段權衡利弊，從而制定的一套理性化的規則，但這套規則不一定能與具有復雜性、模糊性和鄉土性的民情與習俗相匹配。它們兩者之間的張力亦是正式制度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緊張，由于理性主義的發軔與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化使得基于理論理性的正式制度與基于自然主義的日常生活產生對立（肖瑛，2014）。如T縣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一律停止賑酒等大量人員聚餐活動。”④鄉村兩級雖然勸導村民取消了婚禮、祝壽等賑酒活動，但是對于村民的去世卻無法禁止舉行喪葬儀式，在村莊中生死是關乎個體生命和群體關系變化的大事，政府只能倡導喪事從簡，除了不聚餐外，所有重要的儀式環節依然舉行——至親摯友依然會前去吊唁，村莊里的近鄰、親族即使冒著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險也會使其入土為安。國家制定的防疫規范都難以動搖鄉村社會這種具有神圣性的習俗，只能在其間尋求折中的方式，而其內在的秩序與價值依然是鄉村社會所固有的。此外，鄉村社會“物之不齊”與各種突發事件的發生，使得村民們無法完全按照國家統一的規則來行動，轉而采取各種變通之法。然而，投入更多人力與物力的上級政府有更大可能對鄉村社會進行精細化的管控，并用標準化的正式制度來衡量鄉村治理的績效，這種形式理性反而易使鄉村干部和村民的行動流于形式。
再者，在流動性的陌生化的社會中，現代國家通過國家技術裝置將這些從湖北流出的人口或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的信息記錄進各個部門的信息儲存系統之中，但是這種通過技術手段實現的人身記錄卻不可避免地將富含社會關系與情感的社會人抽象為原子化的靜態的個體。比如各地的移動通信部門從當天手機信號出現在本轄區的手機用戶中篩選出半月內手機信號曾出現在湖北境內的用戶，錄入數據系統的只有手機用戶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碼、號碼歸屬地等有限的抽象的信息。通信部門再下發至各鄉鎮用于核查的信息就更為簡單，通常只有姓名、手機號碼和號碼歸屬地，甚至只含手機號碼這一個極為簡略的信息。于科層機器中的行政者而言，從信息儲存系統中抽調的這一批批陌生的手機號碼都是去人格化的，僅憑大數據無法獲知每一個行動者具體的行動邏輯。
更何況，在鄉村社會內部村民之間更為復雜和內隱的互動是技術裝置幾乎無法全景監控的。例如：秀水鎮楊村一位婦女曾在鄰村從湖北返鄉的親戚家住過幾天，有被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而大數據若要將疫情排查達至這種精度，則需極高的組織運轉的成本——需調動鄉村干部全面收集湖北返鄉者的密切接觸者的信息，并分發至各村莊。即使如此，大數據排查也依然面臨信息更新滯后的難題。實際上，楊村干部早已聽周邊村民說過此事，并以委婉的方式告知了她所在的村民小組的村民盡量減少往來。村民一句話聯通的整個村莊的自我防護就可完成龐大的技術機器費盡周折都難以完成的治理。
最后，技術性治理無法建立在如流沙般的由一個個原子化的、僅為自我保存而行動的個體所組成的鄉村社會基礎之上。科層機器中的行政者直接與鄉村社會的眾多喜好、習性、價值取向不同的個體對接，無疑會遭遇缺榫的困境。此外，技術性治理同樣無法面對一個完全封閉化的、自成一體的鄉村社會。通過技術裝置傳達下去的國家意志在觸碰到鄉村社會之時依然需要組織機制將彼此貫通起來，否則技術性治理就會淪為一個笨重的機器懸浮于社會之上機械地空轉。
四、社區性治理與技術性治理的整合
中國自古以來在鄉村場域中，社區性治理與國家技術性治理一直都是二者兼有。只是傳統鄉村社會的治理以社區性為主、國家性為輔。而流變的現代鄉村社會逐漸顯現出以國家性為主、社區性為輔的治理趨勢。無論是哪種時代處境，國家治理都需將兩者進行協調和整合。現在社會中再過嚴絲合縫、精確運轉的技術性治理也需要由科層體系中的具體的人進入鄉村的社會關系來對接鄉村中具體的治理對象，并通過彼此的互動細致入微地影響村民的防疫行為和心態。否則，國家憑借強制力手段所推行的規范，村民只是因為對背后暴力懲罰的恐懼或潛在利得的期待而暫時服從，而未從內心中生發出認同其正當性的信念。這里與中國傳統社會的封建與郡縣之辨有某種相通之處，封建之精義——“撫恤民生、體察民情、敦化民風”是寓于郡縣之中的，“天子依人之常情以治理，讓百姓守親親、尊尊之道，合居共存之德，而不是以所謂的公權力強行規定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才是治國治政之大理”（渠敬東，2016）。在鄉村場域的疫情防控實踐中，社區性治理與技術性治理展現出了各種復雜的整合機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一）話語轉譯
國家針對防疫所確立的新的社會規范如何在短時間內深入人心，被鄉村社會中的人們深切感受到并認同這一套規范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前文所述的國家通過借助專家話語將專業知識轉化為治理知識而設立的一套關于儀式性活動、日常社交行為乃至個人生活習慣的社會規范依然是標準化、正式化、脫離情境的科學主義的話語，但是這些話語在鄉村社會的實踐場域中并不能被習慣于按照習俗和常理行事的村民所完全感同身受。起初，擁有有限科學知識的村民無法充分理解新冠病毒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意味著人員聚集和接觸會帶來的傳染的風險，而且出門戴口罩、吃飯使用公筷、親鄰交談相距一米等等都有違他們的身體慣習。鄉村社會中的人們除了從智識上理解疫情防控措施，更重要的是在鄉村各種社會力量共同營造的集體共情和氛圍中改變自己以往的慣習。其中將國家和鄉村社會鉚合的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就是村干部，他們將國家理性化地制定出的一套標準的社會規范話語轉化為人格化的、情境性的話語。
1月31日下午，從湖北回楊村的村民楊WH的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出現發熱癥狀，村醫建議他家趕緊將孩子送去縣醫院檢查，并告知村干部，萬一確診，便于村里和鎮政府盡早做好的應對準備。楊WH帶著孩子立即自駕趕往縣醫院。這一消息在村莊中不脛而走，全村瞬間籠罩在一股緊張氣氛之下。凡是與他家人有過接觸的親戚、鄰居、村干部都產生了生存危機感，這種危機感隨著人們設想的疫情蔓延的可能性擴散至整個村莊。村組干部紛紛不斷接到在村的村民甚至遠在縣里、市里、外省務工的村民的電話，朱主任說：“我接完一個電話又一個電話，僅一會兒，第一村民小組的微信群就炸了鍋了。”
第三組的村民：“別的村都放廣播，我們村里人什么都不搞，宣傳不到位，讓他跑到家里來。”
鄰居1：“要他不出來，他要出來，還邀親戚打牌。”
鄰居2：“若他家有，那我們隊里好多人都有。”
朱主任：“原來你們都搞什么去了？”
鄰居3：“村里要給湖北回來的上把鎖。”
朱主任：“村里已經講得夠多的了，原來你們這么接收他，還在家天天打牌。一到這個時候，就什么名堂都出來了。若他來了，你們不接收，不串門，還不是不會惹（感染）起？”
鄰居4：“趕出來了的，他還要往人家屋里跑。”
朱主任：“村里做工作，怎么跟他們講？你們罵都罵不出去。”
第二組的楊XW：“（村干部）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要管！”
朱主任：“村干部在他門上都貼了東西的，上面寫著不要亂串門。之前要你們不出門，你們都干嗎去了？我們村干部也是人，不可能每天出去守著家家戶戶，不讓他們出門。我們每天在群里都發了各種視頻，發了好玩的嗎？廣播沒有聽到講，你們是耳朵聾了。微信群里面發了，你們也不關注，不知道看其他的什么東西。”⑤
村民在微信群中的交談都顯得言辭激烈，從自身對村莊疫情防控的體悟以及家庭乃至整個村莊的利益出發，借此事件，在微信群這一共同塑造的公共場域中表達各種牢騷或憂慮。發言的人中除了村干部朱主任外有兩類人，一類是與楊WH家毗鄰而居或者與他有過接觸的鄰居，另一類是與楊WH沒有直接接觸、居住地相對較遠的村民。對于第一類人，原來難以駁人情面而接受了楊WH家的拜訪或邀約的鄰居轉而不顧情面地指責他們沒有嚴格遵守防疫規范，或者要求村干部還應采用更具有強制力的手段來約束這些湖北返鄉者。而第二類人則是借此機會來表達對村干部防控措施缺乏效力的不滿。
村干部面對他們的抱怨和責難不僅能一一化解，還以此為契機對村民進行更具有情境性的防疫教育。村莊疑似病例一旦確診可能帶來的疫情蔓延的危機，從手機、電視屏幕里短時間內變得近在咫尺，由此生命危機感通過這種切己的身體性感受而變得更為強烈。因此，村干部此時將大而化之的科學化的宣傳話語轉變為這種情境化的教育，更能深入村民內心。
但是，村干部這些情境化的話語的產生建立在一些情境性的知識索引以及和村民的相互體認的基礎之上。例如：對于微信群中抱怨村干部“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要管”的村民，朱主任馬上就辨認出這是第二村民小組的楊XW，立即聽出了他這話的弦外之音——他原計劃正月給兒子辦婚禮，村干部勸他取消婚禮，等疫情過后，擇日再辦。他雖然答應，但是心里不服，因此指責村干部不該管他家辦婚禮，本應該管控湖北返鄉村民的行動卻沒有管控好。朱主任此前就聽村民說他和他的哥哥在疫情如此嚴重之時依然每天在外用摩托車拉客。朱主任隨即就在微信中私聊他說：“你XW想錢是想死去嗎？你天天拉的是什么人，里面有些什么病人，你都不知道。”楊XW在微信群里就不再抱怨了。這體現了村干部的智慧，村干部不正面回應村民的質疑，而是借力打力——凡是在這個時候不珍惜自己的身體健康的人，還四處奔走的人，都是村里人的“公敵”，他的行動和話語也就失去正當性了，他對村干部的質疑也就不攻自破了。幾天后，楊先伍就對朱主任說：“不搞了，不搞了，莫真的傳染上了。”如此，村干部這種情境化的教育方式才切實地影響了村民的防疫行為。
（二）信息拼接
現代國家的治理逐漸從指向領土的治理轉變為人口治理。治理關聯的不是領土，而是一種由人和事構成的復合體，事情本質上依然指向了人——與財富和謀生手段相關聯的人，與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相關聯的人，最后與饑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相關聯的人。人口治理也意味著一種新的手法和技術的誕生（福柯，2018：125-127）。在流行病的防控過程中，國家首先需要識別可能的潛在傳染源，即重點被治理的人，并將他們納入在國家權力的約束范圍之內。國家憑借技術裝置所采集是被抽象為原子化的個體的信息，需依賴基層行政者進入鄉村社會具體的社會關系網中，還原出這些個體在社會關系網中的位置與靈動的生命處境。
然而，在逐漸陌生化的社會里，每個人所掌握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村莊中大部分人的熟人圈子都是以自我為中心，血緣關系中從家庭到小家族，地緣關系上從周邊的三五戶鄰居到整個村民小組，由此形成一圈圈推出去的差序格局，離自己越近的人越熟悉，離自己越遠的人越陌生。因此，鄉村社會中每個人所擁有信息只是或大或小的、碎片化的“局域網”。但是國家治理所依賴的是一張龐大的、整體性的、吐故納新的“互聯網”，能夠將所有潛在的可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位置、流動、身體信息全部納入其中，并實時監測。所以，要將疫情排查真正深入基層社會，關鍵環節在于將基層社會每個人的“局域網”與國家治理所依賴的“互聯網”勾連起來，真正形成全面布控、靈活機動的防疫“互聯網”。
在前述的秀水鎮黃崗村排查疫情出現的瞞報案例中，村干部其實知曉黃RL與鄭SY是夫妻，但是在對他們的身體狀況、行動軌跡、交通方式等基本信息的收集中，不需在表格中呈現其具體社會關系，僅以個體為單位進行記錄。這意味著即使是自下而上的疫情排查，信息一旦進入科層機器，這些具體的社會人又再次被抽象為原子化的個體。
對于黃RL和鄭SY，鄉鎮排查到四次，縣里下發的手機號碼名單中也多次有他們的號碼，但是鎮里和村里都沒有發現排查的結果有不合理之處。直到1月31日，縣指揮部給鄉鎮政府打來電話，說鄭SY與三個同學一同從湖北武漢回來的，她屬于密切接觸者。鄉鎮干部推測可能是三個同學中有人確診了，湖北那邊排查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時排查到了鄭SY，需要將其作為重點管控對象。鄉鎮干部再次要求村干部入戶核查，鄭SY才透露實情，她與黃RL夫妻倆和兩個孩子是1月22日從湖北武漢一同自駕回村的。此時，鄉鎮干部才知道原來他們是一家人，妻子鄭SY擔心說出自己從武漢回來會受到村里人的歧視而撒了謊。⑥
無論是縣指揮部還是鄉鎮指揮部都需要對疫情排查中不明確的人員將人與事的復合體整合起來，借助這些抽象的碎片化的信息對他們的行動進行過程性的理解。這種理解所依據的恰恰不是科層體系中的理性規則，而是生活之中的人之常情。而且行政者離事件發生的距離越遠越難以做出妥當的因果性的理解。比如，縣指揮部推測鄭SY是與三位同學一同從湖北武漢回來的，這是借助密切接觸者的排查結果進行的情境化的推測，但事實證明這種敘事是有偏誤的。鄉鎮干部也只有借助村干部進行具身性的社會互動，做出的推測才能更加接近當事人行動的情理，從而對治理對象的行動過程和動機實現更為恰切的理解。
（三）社會組織化
現代國家權力滲入鄉村社會之時，面對的不是一個個原子化的村民，而是要盡可能地將鄉村社會組織起來，或借用鄉村社會中既有的組織網絡，這就是鄉村社會組織化的過程。杜贊奇在分析晚清與民國時期中國華北地區的鄉村社會治理時，曾用“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分析型概念揭示國家政權深入鄉村社會的多種途徑和方式，文化網絡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范構成，成為國家權力勾連鄉村社會所依憑的組織和象征基礎（杜贊奇，1994：13）。而鄉村社會的組織化正是上通國家科層體系，下連鄉村社會權力的文化網絡的一個重要機制。
雖然前述的人民公社解體后村莊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式微，但是公社時期的某些鄉村社會組織化的原則依然留存了下來。鄉鎮-行政村-村民小組的行政架構是對公社時期的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政經體系的延續。其中，村民小組，即公社時期的生產隊依然被作為鄉村社會最基本的行政單元，這既與村莊以血緣、地緣為主的社會紐帶構成的文化網絡相契合，又傳承了集體化時期以生產隊作為互助合作的社會單位的社會主義新傳統。因此，在疫情防控中，村民小組很容易形成排查疫情、共塑防疫規范的地域共同體。
村莊中村組干部這兩級行政者是聯通鄉村社會和國家的中間群體。他們既不純粹由自下而上的選舉產生，也不純粹依靠自上而下的任命，而是獲得了國家與村民的雙重承認。一方面，他們具有國家的認可和授權，這使得疫情防控的命令一下達，滲入村莊的整個科層機器就迅速合耦運轉；另一方面，他們的社會關系和生活世界深度嵌入鄉村社會，有很強的地方認同感。楊村村民小組長在組內出現疑似病例時就曾憂心忡忡地說道：“出了這事，重中之重就是不能造成大的風波，管一個地方就要保一個地方的安寧”。因而在疫情防控這一關系到鄉鄰生命安全的治理中他們表現出由內而外的主動性，無須過多的行政壓力或監督。
此外，在面臨流行病蔓延風險的此類突發性、應急性治理任務時，村莊需要緊急組織村民形成聯防聯控網絡，也可以依賴村莊既有的文化網絡。
楊村在秀水鎮政府的要求下，實行志愿者聯戶包保制度，每一個志愿者包十戶，向村民宣傳疫情防控知識，并對他們的外出、聚集進行監督。志愿者既是這十戶的監督人，又是他們的保護人，由此形成村莊全覆蓋的防控網絡。有趣的是，志愿者與村組干部的產生機制頗為相似，即志愿者需獲得這十戶村民與村干部的雙重認可。楊村的40多位志愿者中，就他們的組織身份而言，近50%是黨員，近50%是村莊在2019年3月成立衛生協會的會員。就他們的社會身份而言，村干部會考慮選擇在村莊中有一定威望、與周邊村民相處融洽的人。村書記說：“基本上一個小家族中選一個，這個人不一定算得上是家族領袖，但這個人要跟家族里的每個人都能說得上話。”⑦
在包保對象的選擇上，由于黨員大部分是男性，平常會參與村莊糾紛調解、村民選舉、黨員大會等公共活動中，因而在村莊中更有超越親鄰圈的威信，他們就負責包保非親鄰的村民；衛生協會的會員全部是女性，除了協會事務，較少參與其他公共事務，她們則主要包保小家族內的親屬和周圍鄰居。無論是哪一類志愿者，他們與包保對象的關系就在這一組織化的過程中發生微妙的變化，從私人性的互助關系轉變為公共性的包保關系。志愿者服務于周邊親鄰恰恰是與差序格局的行為倫理相契合，同時又因其具有公共身份，而產生護衛鄉鄰的責任倫理，包保對象也因志愿者的公共身份而自覺到更應該聽從其建議。
由此可見，在鄉村社會組織化的內在機理中，無論是村莊的行政架構能夠與國家科層組織對接，還是村莊行政組織緊急動員村莊既存的組織力量，都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授權與自下而上的情理認同的雙重基礎之上，由此，鄉村社會中的組織才并非獨立于國家體系，與國家形成權力競爭或對抗的關系，而是形成上下貫通的組織體系。
一場突發的疫情成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考驗。面對這樣一個流動的、開放的風險社會，即使遠離疫情最初爆發地點的一個偏僻鄉村也無法逃避被疫病與社會浪潮傳染的命運。然而，流動性的加劇、共同體的消解意味著鄉村場域僅靠社區性治理是遠遠不夠的，鄉村治理已然呈現出去社區化的趨勢。這一趨勢有兩個方向的作用——一是有利于社區的國家化，鄉村更易被納入現代國家的權力集裝器中，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二是恰恰由于鄉村的去社區化，國家的社會化卻又受阻，即由于國家可以依憑的鄉村文化網絡的流逝，國家統一的標準之治與憑借技術手段的管控方式難以與具有復雜性、模糊性、突發性和鄉土性等特質的鄉村社會充分地匹配，形成治理與服務的最后一公里的接榫困境。但是，打通這最后一公里不能僅靠無休止地加大技術治理資源的投入，這種投入不僅邊際收益遞減，還面臨兩種秩序相碰撞后產生的新的合法性危機。由于鄉村社會依然還留存了某些共同體的特征，國家治理需要充分挖掘鄉村社會潛在治理資源，通過話語轉譯、信息拼接、社會組織化這一系列的機制，將社區性治理與技術性治理有機整合起來。這樣在鄉村場域中，我們才能既在常規性治理中應對自如，又在突發性的危機治理中厚積薄發。
這一問題從根本上可以追溯到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一經典命題。中國疫情防控的基層實踐恰恰體現了我們要反思西方范式中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關系，更加關注兩者的互動合一。黃宗智提出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正義體系的長期互動中形成了“第三領域”，基層行政中集權的簡約治理正是第三領域半正式治理廣泛興起的基本制度框架（黃宗智，2008，2019）。而本研究也恰恰是在這一理論關懷下進一步探討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在鄉村場域中如何相互滲透、和合共生的一種嘗試，在疫情防控這一切實的治理挑戰面前，這一問題所指涉的經驗現實也恰好淋漓盡致地展開。
國家正是應對疫情的一種特殊的手段，它的組織和動員方式或先于疫情而存在，或在疫情防控中被重新激活。韋伯將國家定義為在一定領土范圍內，其行政管理人員能成功地有權要求為了維持秩序而對暴力享有正當性壟斷的政治性的經營組織（韋伯，2005）。現代國家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對暴力采用理性的制度化經營，國家作為“經營組織”就宛如一架機器，由專門的行政人員為了持續的目的而采取行動，能夠精確運轉并具有可計算性。中國改革開放后，隨著行政科層化的治理改革，改革前的總體性支配權力為一種技術化的治理權力所替代（渠敬東等，2009）。技術性治理本就是國家作為理性的制度化經營組織的外在表現，其精神內核正是國家作為技術裝置的隱喻，意味著一種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國家觀念的興起。
此次中國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現恰恰給我們展現了一個日益強大的國家技術裝置在危機狀態下的啟動與運轉對每個人生命的巨大影響力，這一影響深入到每個人的行動、心靈內部。但是我們在欣慰于國家擁有的如此理性化的技術治理能力的同時，不可忽視若這一技術裝置脫離了社會，將會變成一架高成本地空轉的機器或是脫離人的具體生命處境、限制人的自由的牢籠（iron cage）。因此，無論是社區性治理，抑或是技術性治理，我們都不能偏執一端，需根據不同的社會基礎與治理任務，將其有機地配比和銜接起來。如此，國家治理之下的人就不是一個個抽象的原子，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會人和文化人。在現代國家的語境中，兩者整合的內核恰恰是理性化的科層機器如何與富于各種社會關系和情感的社會群體與個體互動的問題，它不是僅僅依托于某種制度或理念，而是以科層機器深入鄉村社會過程中具體的倫理實踐而實現的。
①由于中國新冠肺炎疫情首發于湖北省武漢市，所以在疫情排查的初期，湖北省以外地區將潛在傳染源主要界定為從湖北省流向各地的人口。
②整理自2020年2月2日對秀水鎮民政所所長兼疫情排查專干的訪談稿。
③整理自2020年2月23日對秀水鎮楊村婦女主任的訪談稿。
④引自T縣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1月25日頒布的第4號令。
⑤此對話是對秀水鎮楊村村民在村微信群的語音聊天的轉錄。
⑥整理自2020年2月2日對秀水鎮民政所所長兼疫情排查專干的訪談稿。
⑦整理自2020年2月18日對秀水鎮楊村村書記的訪談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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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國傳統社會的雙軌治理體系：封建與郡縣之辨》，《社會》第2期。
[12]肖瑛，2014，《從“國家與社會”到“制度與生活”：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的視角轉換》，《中國社會科學》第9期。
（作者董磊明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歐陽杜菲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評論》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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