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我國縣域經濟已進入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發展的階段，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普遍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整體發展水平不高、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要素成本制約加劇及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轉型升級面臨諸多困難。解決上述問題，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當前利益與長遠發展、短痛與長痛的關系。推進縣域經濟轉型升級，要在布局上優化，在增量上做優，在存量上汰劣；要科學把握回鄉經濟發展態勢，調動外地創業者回鄉創業積極性；要加強跨區域合作，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分工，主動謀劃區域發展戰略。此外，應瞄準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痛點和難點，全面深化“省直管縣”體制改革，更大力度地精準簡政放權，充分激發和釋放縣域經濟發展活力，推進縣域經濟高質量、跨越式發展。
[關鍵詞] 縣域經濟；新型城鎮化；城鄉融合；產業融合；轉型升級；回鄉經濟
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是省域經濟的重要支撐。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 11，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縣域特別是中西部縣域以下地區表現尤為突出。這亦表明，縣域經濟乃是我國未來發展的巨大空間和潛力所在。當前，縣域經濟發展正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和新趨勢，唯有科學認識把握這些規律性趨勢，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才能推動縣域經濟實現快速發展、高質量發展。
一、新型城鎮化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
我國農村人口眾多，農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遠遠低于城鎮居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國際經驗表明，解決這一問題，根本出路在于城鎮化。這是因為城鎮化不僅能夠有效吸納各類生產要素（包括大量的農村轉移人口），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且能夠帶來巨大的投資需求和強大的要素聚集效應，為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注入強勁動力。同時，還可輻射帶動區域及農村的發展，從而有效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又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推進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盵2] 160
改革開放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得到快速發展。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5年的29.04%，2017年達58.52%。但與進入中后期階段的工業化相比，中國城鎮化明顯滯后，這表明城鎮化在我國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有學者研究指出，預計到2030年，城鎮化率將超過70%，城鎮總人口將接近或者超過10億人[3]。
事實上，城鎮化在我國不僅呈現出強勁發展勢頭，也體現出其對擴內需、穩增長、轉方式的重要貢獻，成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強大引擎。據測算，我國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便新增投資需求6.6萬億元[4]。在縣域經濟發展投入不足、要素相對短缺的現實條件下，新型城鎮化帶來的巨大投資需求、消費需求以及強大的人口、資本等資源要素聚集效應，為縣域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據有關資料顯示，2010年起，全國縣域GDP總和占全國GDP總量已接近50%[5]。湖北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從2011年到2016年，全省新增城鎮人口434.8萬人，城鎮化率增加6.27個百分點，拉動縣域投資增長162.6%、消費增長106.6%，縣域GDP增長75.6%，縣域GDP占全省GDP的比重實現“六連增”，2016年達到60.5%[6]。
我們應清醒地看到，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城鎮化走的是一條粗放式發展道路，城鎮化質量不高，表現為城鎮化過程中存在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占地過多“攤大餅”、產業發展不足、公共服務欠缺、生態成本透支、進城農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等突出問題。推進縣域經濟發展，既要抓住并用好新型城鎮化這個引擎，又要著力解決過去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堅持優化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同發展；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堅持傳承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盵2] 161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盵1] 33這就意味著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堅持走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城鎮化質量為導向，以產業發展為支撐，產城融合、功能完善、個性鮮明、生態宜居、社會和諧的新型城鎮化之路，構建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體系。
從縣域角度看，推進新型城鎮化，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首先要依托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強化規劃引領，構建科學合理的城鎮化布局。落實新發展理念，大力培育發展主導產業，促進以產興城、產城融合，推動城鎮間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協調聯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充分發揮有限空間資源作用，大力發展特色小鎮，建好用好開發區、工業園區等平臺，提高城鎮建設土地利用率，促進城鄉一體有效發展。改革投融資體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解決城鎮化的資金來源問題。創新體制機制，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對進城農業轉移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同時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支持引導其加以有償轉讓，加快進城農民市民化進程，提升農民群眾在城鎮化進程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城鄉融合發展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根本路徑
馬克思主義認為，城鄉融合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城鄉發展的最終目標。從我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盡管如何處理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一直都是主題和主線，但在很長時期內，工業化和城市發展才是主角，由此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以“三農”為主的縣域發展水平明顯落后于城市，表現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基礎不穩固、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滯后、社會事業發展水平不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等。這些問題又反過來制約城鎮化水平和質量的提升，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挑戰。
新世紀以來，為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我們黨在明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戰略定位的同時，先后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戰略思路和政策舉措，并取得重大進展。譬如，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央預算內投資用于“三農”的比重已經連續7年超過50%，各地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城鄉連接性明顯增強，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大為改善。到2016年底，全國通公路的鄉鎮占鄉鎮總數的99.99%，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建制村總數的99.94%[7]。但是，我國現階段城鄉發展差距依然較大，城鄉要素合理流動和平等交換還存在機制性缺陷，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較為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也是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的基本病根。
“三農”問題的體制性根源在于城鄉二元結構，其實質是如何處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黨的十九大站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高度，在深刻把握城鄉發展規律和新時代“三農”發展特征基礎上，首次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1] 32，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這是一項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新時代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是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迫切需要，也是新形勢下打造縣域經濟發展“升級版”的現實選擇。必須認識到，在當今時代，城鎮和鄉村之間的關系是互促互進、共生共存的關系，新型城鎮化是城鄉協調發展的過程，現代化建設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過程，過去那種以犧牲“三農”為代價的發展之路已走不通。為此，必須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城鄉一體、相互促進、協調發展、互動共榮的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也就是說，只有重塑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加快補齊農業這個“四化同步”發展的短板、拉長農村這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腿，才能有效提高鄉村發展質量、進一步提高城鎮發展質量，才能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最終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要緊緊抓住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個重大機遇，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堅持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8]。從國情來看，當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已經具備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和城鄉融合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要從體制創新入手，著力深化城鎮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農村投資融資制度、城鄉人才制度等改革，清除歧視農民、剝奪農業、犧牲農村的體制性障礙，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和發展體系，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聯動發展。要在政策上傾斜，舍得真金白銀，支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到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上優先安排。不斷推進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檔升級、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逐步建立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要由制度安排來保障，大力推進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無縫對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讓進了城的放心，讓留在農村的安心，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建設、公平分享現代化成果，實現城鎮與鄉村協同發展、相得益彰。
三、農村三產融合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隨著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的迅速發展，我國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及非農產業轉移。而作為縣域經濟傳統支柱的農業自身，也出現了農產品“大路貨”供過于求與優質綠色產品供給不足并存的結構性矛盾，面臨著經營規模小、經濟效益低等多重挑戰。為適應這種新形勢，我國農村出現了一二三產業相互滲透、互為交叉的融合發展之勢。這種融合發展，是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實踐，是農村產業分工協作的新發展，不僅有利于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也有利于拓展農業發展空間，為縣域發展增添新動能，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
近年來，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得到了國家政策的有力支持。2015年12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93號），次年由中央財政專項安排12億元，支持安徽、重慶等12個省市開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試點工作[9]。在一些省市，產業融合發展成為農村創新創業的熱點和亮點。如江蘇省探索了“立足一產，‘接二連三’”“發展二產，前伸后延”“創新三產，功能拓展”等多種融合模式，培育出160多個年產值超10億元的縣域優勢特色產業和近700家省級以上農業龍頭企業，2016年GDP過千億元的縣（市）有8個，占全國總數的38.1%[10]。又如，湖北省大力促進農業與加工業融合發展，2010年至2015年，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年均增速達23%，全省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總產值之比，由1.39:1提升到的2.45:1。農產品加工業成為全省規模最大、發展最快、就業最多、效益最好、農民獲利最豐的“五最”產業[11]。
但總體而言，我國縣域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存在融合主體不強、融合層次不高、融合程度較低和利益聯結不緊密等問題，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如何適應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抓住當前國家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機遇，加快培育產業融合發展的內在動力，著力將農村資源優勢轉化為融合發展優勢，成為當今推動縣域發展的新課題。
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要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工業理念、互聯網理念為引領，以制度、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為動力，以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為依托，努力延伸農業產業鏈，著力構建農業與二三產業交叉融合的現代產業體系。找準融合點，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在做“精”農業、做“強”加工業、做“特”第三產業上下功夫，在農工、農旅、農商和全產融合發展上做文章，在提升農業發展質效、發展新產業新業態上見實效，推動車間與田間、加工與物流緊密協作，促進農業內部重組融合、產業鏈條延伸融合、三次產業交叉融合、先進要素滲透融合等。培育支撐點，扶持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等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加快發展，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做大做強，鼓勵城市工商資本“上山下鄉”，發揮他們的資源聚集效應，引領帶動產業融合發展[12]。把握著力點，大力深化農業農村改革，健全產業融合發展推進機制，搭建農村綜合性信息、創業、金融等產業融合服務平臺，鼓勵農戶積極以土地經營權入股等方式參與產業融合，加大用地、用電、用水及財稅、產業等政策支持力度，努力形成產業鏈條完整、功能多樣、業態豐富、利益聯結緊密、產城融合協調的新格局，使農業競爭力明顯提高，農民收入持續增加，農村活力顯著增強。
四、轉型升級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新常態下的結構調整期和新舊動能轉換期，縣域經濟已進入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發展的階段，加快縣域經濟轉型升級，淘汰低質低效落后產業，是經濟新常態大勢所趨，也是提升縣域經濟競爭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當前，我國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普遍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整體發展水平不高、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要素成本制約加劇及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轉型升級面臨諸多困難[12]。以湖北為例，一方面，縣域經濟中傳統農業比重大，工業多為傳統、低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起步較遲、發展不快，產業市場競爭力不強，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的任務重、壓力大。據統計，“十二五”末，湖北Ⅰ、Ⅱ、Ⅲ類縣（市）的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分別僅占縣域GDP的14.2%、13.3%、5.8%，均明顯低于16.3%的全省平均水平[13]。另一方面，從縣域層面看，這些傳統低端產業仍是地方稅收的支柱，在資源環境強約束和“三去一降一補”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政策背景下，很多企業連生存都成問題，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技術轉型和結構升級的動力明顯不足。
解決上述問題，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當前利益與長遠發展、短痛與長痛的關系，這是對縣級黨委政府治理能力和發展智慧的重大考驗?？偟膩碚f，只有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遵循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規律，堅持以綠色低碳發展為方向，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支撐，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縣域特色主導產業向綠色化、品牌化、高端化、集群化發展，才可能贏得縣域未來發展的更大空間。
具體而言，推進縣域經濟轉型升級，一要在布局上優化。遵循主體功能區規劃，堅持“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地域地謀劃、布局和發展縣域經濟”[14]，強化地市級產業規劃職能和權威，打破縣域行政區劃界限，優化縣域生產力空間布局。堅持走錯位發展、差異化發展和特色發展之路，同時注重增強區域產業發展的關聯性、配套性和耦合度，并按此要求變招商引資為選商選資，做好承接產業轉移文章，促進產業布局向區域功能化轉變、產業組織向集群集約化發展，解決好縣域重復建設和同質化競爭加劇的問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二要在增量上做優。產業增量是影響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變量，只有產業增量總體上是優質的，才談得上經濟轉型升級。要以發展實體經濟為重點，擴大優質增量供給。推動“互聯網+”“+互聯網”等深入發展，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和特色優勢產業，促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加快成長，做好壯大先進產業集群、延伸產業鏈條文章，著重解決支柱產業鏈條不長及核心環節集聚度不高、產業配套能力不強問題，推進產業集約高效發展。三要在存量上汰劣。縣域傳統產業比重大，要遵循優勝劣汰市場規律，依托科技創新，圍繞清潔生產、綠色制造和資源循環利用等方面下功夫，優化存量資產，提質升級存量供給。加快實施企業技改工程和信息化工程，注重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大力度壓減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業，提高產品科技含量，著力解決傳統產業技術層次不高、資源利用率不高和產品附加值較低的問題，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增強產業競爭力。
五、回鄉經濟成為拉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
回鄉經濟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范疇或經濟形態，而是對在外創業者（多是農民工）攜帶積累的資金、技術、經驗等資源，從城市回到農村創業（如興辦企業或將在城市創辦的企業轉移到鄉村等）的一種形象說法。據權威人士介紹，截至2016年，我國從農村流向城鎮的各類人員返鄉創業的人數累計達到570多萬，其中農民工返鄉創業累計達到了450萬人。此外，還有居住在城鎮的科技人員、中高等院校畢業生等人員約130多萬人下鄉創業創新[15]。在被譽為“返鄉創業第一縣”的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數量從2013年的6315人猛增至2016年的1.5萬人，年均增長20%以上。返鄉農民工創辦各類企業(包括小微企業、個體戶)7828家，累計帶動就業近4萬人[16]。
當前，我國回鄉經濟的發展方興未艾?；剜l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源于東部發達地區城市人口和產業趨于飽和，要素成本持續上升，一批傳統產業急需尋找新的替代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的背景下，出于培育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考慮，國家大力支持在外農民工、企業家、大學生等群體返鄉創業就業。正是在發展形勢的倒逼和國家政策的激勵下，回歸農村創業逐漸成為很多在外創業者的重要選擇，回鄉經濟也成為拉動縣域發展的重要力量。可以預計，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加上在外創業者人數眾多以及落葉歸根等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回鄉經濟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
應充分認識到，科學把握回鄉經濟發展態勢，打好“鄉情牌”“鄉愁牌”，調動外地創業者回鄉創業積極性，將對縣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起到很大促進作用。當前，回鄉創業還面臨環境不完善、制度性交易成本較高等問題。地方政府特別是縣級政府要采取積極有效措施，挖掘本地回鄉發展資源和潛力，暢通回鄉創業渠道，幫助回鄉創業者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引導支持回鄉經濟發展。一要加大政策扶持，整合落實支持農村創業創新的市場準入、財政稅收、金融服務、用地用電、創業培訓、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優惠政策。二要加快制度創新，如清理不合理的擔保貸款規定，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探索農地抵押貸款新模式，把返鄉農民工創業用地納入規劃或計劃等辦法，著力解決融資難、用地難等突出問題。三要優化創業環境，創建返鄉創業園、創業孵化基地、創業服務平臺、開放式服務窗口，完善鄉村生產性公共服務體系，重點為農民工返鄉創業開通“綠色通道”，提供精準高效的政策咨詢、證照辦理等一站式服務。四要提高創業者組織化程度，在產業培育、人才培養、技術研發上，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支持，助力提升創業層次。
六、跨縣域合作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延伸
在當代，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加速，合作共贏、互利互惠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一方面，跨區域分工合作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由于競爭的壓力和效率的誘導，市場必然更加開放，分工必然更加精細，任何經濟體或企業都不能包辦市場，所有經濟行為都離不開市場分工協作（區別在于，這種行為是處于經濟鏈的上游、中游還是下游）。另一方面，跨區域合作發展的條件愈發成熟?，F代信息技術、現代交易手段、現代物流、現代交通等廣泛發展，使經濟活動的時空距離極大地縮小，為分工協作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
近年來，我國跨行政區域的經濟集聚性日益明顯，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環渤海地區等三大跨區域經濟合作城市圈已經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同時，在區域發展非均衡條件下，以生產要素的互補和高效利用為直接目的的“飛地經濟”也得到較快發展。如江蘇省蘇南地區和蘇北地區、廣東省珠三角地區和粵西北地區通過合作共建產業園發展“飛地經濟”，提高了區域協調發展水平。其中“江陰-靖江工業園”作為江蘇首個跨江、跨縣域聯動開發的“飛地經濟”園區，其主要經濟指標完成額在靖江市的占比一度達到20%[17]。在湖北，跨區域經濟合作也風生水起，如跨縣域的浠水散花跨江合作示范區、“武漢-洪湖新灘工業園”，跨省域的“江西九江-湖北黃梅（小池）飛地經濟園”、“龍鳳經濟協作示范區”（湖南龍山縣-湖北來鳳縣）等一批合作項目正在積極推進，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從各地實踐看，跨縣域經濟合作的最大困難在于相互之間的利益分割問題，主要集中在稅收分成、管理機構設立、土地審批及征地拆遷、污染物排放和產業規劃協調等方面。要解決這些問題，相關地方政府既要看到跨區域合作發展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它是改革開放日益深化、市場分工不斷細化的必然結果，是不容回避、無法抗拒的大趨勢；又要看到它可大大拓寬縣域經濟的發展空間，是促進縣域經濟向跨區域經濟延伸、向都市圈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為此，必須自覺順應這種趨勢，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分工，主動謀劃、推動縣域經濟融入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經濟區域中去發展。在省級層面，要清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建立健全全地域發展縣域經濟的支持政策和推動機制，探索推進以“計劃單列”形式為跨縣域合作項目提供土地、規劃和財政支持。同時，可考慮把跨區域合作發展納入政績考核內容，強化市縣責任。在市縣層面，要打破區域行政壁壘，探索建立以準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利益平衡機制[18]，邀請獨立力量對水資源共建共享、流域生態補償、污水處理等重大項目進行評估并擬訂合適方案，平衡雙方或多方利益。探索跨縣域綜合執法和多元治理機制，消除合作發展中部門不協同、社會不協同的現象，及時處理跨區域環境污染、基礎設施毀損等事件?？傊?，要解放思想，敢于破除行政區域界限束縛，善于用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和底線思維來協商解決所涉的稅收和統計數據分成、管理機構和人員設置、用地和污染防治等相關問題。
七、賦權擴權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
理論和實踐都已證明，簡政放權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現行體制下,縣級承擔的改革發展、民生改善、社會治理等事項和責任越來越重大，而權責不對等、權利不匹配問題愈加突出，嚴重影響和制約了縣域經濟發展，更大幅度賦權、擴權，成為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
面對市場的要求和基層的需求，我國很多省份都開展了財政擴權（即省級財政直接管理縣級財政）和經濟擴權（即賦予縣級政府、部分地市級政府的經濟管轄權限）改革，加大了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下放和“省直管縣”改革力度。目前，全國已有20多個省份開展了“省直管縣”改革試點。2002年，浙江省進行第3次擴權強縣改革，將313項市級經濟管理權限直接下放給20個縣（市、區），有力促進了縣域經濟的發展。到2006年，浙江縣域經濟總量占全省經濟總量的70%，成為全國縣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19]。中部地區的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擴權強縣的動作也比較大，分別有11個、13個、6個縣實行“省直管”，均取得了積極成效。同時，改革不深入，權力下放不徹底不充分的問題仍不同程度存在。就湖北的改革情況看，以“放管服”為中心的改革力度很大，自2012年起,湖北已連續多年成為全國行政審批事項最少的省份[20]。但在“省直管縣”體制改革方面似乎大動作不多，體制性因素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掣肘仍較明顯。筆者在某地調研時發現，有些地市級經濟管理權限按規定本應下放至縣級，但地市不松手、明放暗收等現象仍然存在，基層特別是一些發展勢頭較好的縣市對“省直管縣”改革的呼聲依然很高。實踐證明，在當前行政體制下，“省直管縣”改革對于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是管用的一招。應瞄準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痛點和難點，學習借鑒先進省份經驗，全面深化“省直管縣”體制改革，選擇一批發展基礎較好的縣市啟動新一輪“省直管縣”改革試點，更大力度地精準簡政放權，充分激發和釋放縣域經濟發展活力，推進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跨越式發展。
作者簡介：肖玉明，男，江西贛州人，中共湖北省委政研室二級巡視員，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北新型智庫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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