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貴州省六盤水市舍烹村案例
摘要：破解當前我國鄉村社會普遍存在的“小、散、亂”難題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 貴州省六盤水市舍烹村用六年時間 (2012-2017) 從一個藏在大山深處貧困落后的“空殼村”一躍成為美麗鄉村中明星村落的發展經驗為解決此類問題提供了可行之道。本文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描摹村莊在內部資源重組、組織重構過程中的具體實踐及頗具借鑒意義的做法, 對村莊發展過程中“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制度設計予以剖析。進一步通過案例實證得出為實現可持續發展, 未來村莊尚需重塑資金、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環境。
關鍵詞：鄉村振興; 舍烹村; 案例研究;
一、引言
新世紀, 農業領域長期存在的“過密化”現象出現倒轉可能, 在大規模爆發式增加的非農就業機會、持續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長及不斷轉型的食物消費需求和農業結構調整等歷史性變遷的交織下, 農村的面貌和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1]。需要特別指出, 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的制度安排在我國特定的歷史時期充分發揮了其“分”的制度優勢, 激發了農業領域生產活力, 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以家戶個體為主體的高度分散化的經營模式已逐漸不能適應當前經濟社會“大市場”的競爭和需求, 而對這種不適應反應最明顯的是那些種養資源稀缺但是自然和人文景觀資源豐富的村莊。這類村莊具有良好的資源, 但是村莊內部“小、散、亂”特征明顯, 單個農戶家庭沒有能力也沒有想法組織、治理村莊內部龐大、無序的資源, “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美好愿望往往對應“好山好水好凄涼”的殘酷現實。
黨的十九大報告高瞻遠矚地將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戰略, 報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這句話包涵了深刻的政策含義, 城鄉融合發展是其中的關鍵詞,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需要建立在深刻認識城鄉關系、變化趨勢及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筆者認為, 從城鄉關系來看, 城市和鄉村應該是互相促進、互相聯系的命運共同體;從變化趨勢及發展規律來看, 在現代化進程中, 鄉村不應該處于從屬地位, 應該具有和城市平等的地位, 應該通過發揮有別于城市的社會功能而獲得應有的收益與尊重。從實踐角度來看,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應該包含探索出一條如何將“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道路。而要做到這些, 最核心的是直面并破解鄉村社會普遍存在的、阻礙其發展的“小、散、亂”難題。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策略
鄉村作為農村人口的基本生活空間, 其狀態不僅決定著廣大農村人口的生活狀況, 而且關系著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資料:2017年我國共有農村人口5.77億人, 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為41.48%。201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在其研究中指出, 目前我國共有行政村58.8萬個, 自然村267萬個, 據不完全統計, 具有傳統文化遺存的村落約1.2萬個。國新辦公布的資料顯示, 截至2017年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 各類賬面資產2.86萬億元, 大體上相當于全國平均每個村莊占有500萬元 (1) 1。通過分析已有資料, 至少有兩個方面的直觀感受, 一方面我國農業人口數量依然龐大;另一方面我國現有村莊數量較多, 平均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的資源性資產存量可觀。擁有可觀資源性資產存量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狀況如何?大量的研究指出, 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 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村莊“空心化”、農業勞動力質量退化、農村“三留守”和環境污染等問題日漸突出[2,3], 村莊治理面臨巨大挑戰[4,5], 特別是一大批擁有“好山好水好資源”的村莊不僅沒有憑借獨特的資源優勢發展起來, 而且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6,7]。
當前我國一大批自然和人文景觀資源豐富的村莊之所以發展不起來, 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普遍存在于鄉村社會的“小、散、亂”難題, 其中“小”主要指經營主體小、生產規模小。受歷史和傳統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長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農戶對其承包的土地有自主使用和經營的權利, 一家一戶小農經營。但是由于我國農業人口基數大, 耕地面積相對較小, 所以人均耕地面積稀缺, 是典型的“人均一畝三分, 戶均不過十畝”[8]。另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定之后, 每家每戶主要以自有的家庭成員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 憑借小農戶自家的農業生產經驗對所屬的耕地精耕細作。雖然小農經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家庭成員的生產積極性, 對土地進行更為精細的耕作和打理, 但是, 僅以單一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的單位, 難以實現聯產、形成規模, 擺脫農業“過密化”陷阱, 且小規模的經營模式對我國農業實現機械化、集約化和商品化是極為不利的[9]。“散”則包含了“思想散、資源散、資金散”三個方面的內涵。首先“思想散”是指伴隨家戶觀念得到釋放和確認及市場經濟對農村社會的強烈沖擊, 貨幣成為一切關系 (包括原本神圣和神秘關系) 的等價物、以貨幣結算一切關系、村莊邊界被打破、傳媒多樣化等市場經濟特征將依附于村莊共同體的農民改變為原子化的個體單位, 開放的村莊和可以自由流動的村民進一步使得村莊傳統、村莊輿論、村民對村莊生活的未來預期變得不再重要, 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按照理性算計來決定個人及家庭的行為方向與行為空間[10,11];其次“資源散”是指村莊內部的耕地等資源被分散在村集體及個體農戶手中, 而屬于集體的山地、林地、水域等大量自然資源則被分散閑置, 集體產權主位虛設造成集體資源名義上“人人有份”而實際卻“人人沒份”[12];最后“資金散”是指原子化之后的村莊內部單個家庭資金積累與村莊發展脫離關系, 國家對農村發展支持從“國家-基層政權-農戶”的三級模式演變為“國家-農戶”的直接對接模式后, “撒胡椒面”的支農資金分配方式加劇了資金利用的分散化。“亂”建立在“小”和“散”特征基礎上, 其表現形式為村莊內部資源無序, 組織與管理無序、發展無序等。具體來講, 目前農村在發展的過程中, 存在盲目發展的現象, 缺乏整體和長遠的規劃。僅就眼前發展的利益和需要, 盲目無序擴張, “公路修到那, 房就建到那”的“沿路爬”發展模式造成資金和資源的嚴重浪費[13]。同時, 小農戶經營模式具有自由性和分散性特點, 農戶自行做出是否耕種、耕種何種品類以及如何耕種的決策, 農戶自行建造整飭房屋, 又使得農業生產和村莊的整體形態布局混亂。另外, 因農民發展“思想散”, 缺乏統一的具有號召力的信念將其凝聚, 村民的向心力不夠, 再加上沒有一個領導有方的村委會或“能人”, 鄉村治理秩序混亂。
綜述已有研究發現, 鄉村社會“小、散、亂”特征一定程度上是農村制度變遷的結果呈現, 更深層次來講, “小、散、亂”問題之所以成為阻礙村莊發展難題是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 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逐漸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 鄉村社會的制度創新與改革迫在眉睫。此時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其重點是要調整這種不適應, 通過創新的制度設計來激活鄉村要素市場, 讓鄉村社會煥發出生機和活力以帶動經濟增長。“小、散、亂”的農村該如何實現鄉村振興?筆者調研發現貴州省六盤水市盤縣普古鄉一個大山深處的小山村———舍烹村, 其用六年時間 (2012-2017) 從藏在大山深處貧困落后的典型“空殼村”一躍成為遠近聞名的美麗鄉村中的明星村落。本文嘗試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描摹村莊在內部資源重組、組織重構過程中的具體實踐及頗具借鑒意義的做法, 剖析村莊發展過程中“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制度設計。進一步, 期望透過案例洞悉, 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村莊可能仍需要重塑哪些要素環境。
在研究路徑設計方面, 本文主要采取半結構式訪談和調查問卷相結合的方式來獲得研究所需的一手資料[14]。具體來講, 課題組分別于2017年2月實地走訪舍烹村, 通過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了解舍烹村發展的各個階段及“三變”改革經驗;又于2018年1月成立調研小組在舍烹村蹲點, 開展了為期18天的實地調研, 一方面對舍烹村各級管理人員和代表性村民進行多次深度訪談, 另一方面實地走訪舍烹村8個村民小組, 以戶為單位, 隨機抽取100戶家庭開展一對一的問卷調查, 問卷覆蓋率為19.12%, 問卷調研有效補充了半結構式訪談資料。
三、舍烹村:典型案例觀察
本文選取的舍烹村原是貴州省六盤水市盤縣普古鄉一個藏在大山深處的落后小山村, 該村距普古鄉政府所在地18公里, 距六盤水市政府所在地90公里, 東靠普古鄉廠上村、噶木村, 南連普古鄉臥落村、天橋村, 西接普古鄉新寨村。全村地貌山高谷深, 西高東低, 全年平均溫度為18℃-19℃, 無霜期長。村域總面積6.1平方公里, 包含8個村民小組, 6個自然村寨, 全村共有1326畝旱地, 897.3畝水田, 山地和林地面積共計3817畝, 水域面積約250畝, 濕地340畝。全村土地類型主要為山地和坡地, 海拔介于1300-2319米之間, 屬立體氣候, 生物多樣性突出。舍烹村屬于多民族聚居地, 其中主要分布的民族有苗族 (47.31%) 、布依族 (36.63%) 、彝族 (15.61%) 和漢族 (2.44%) 。2012年以前的舍烹村是藏在深山坳里的貧窮沒落的小山村, 基礎設施極其落后, 村里只有一條狹窄泥濘的小路, “出門靠爬, 回家過趖”是對以前舍烹村生活的寫照, 村民收入主要來源為種植玉米、小麥、油菜等農作物, 全村人均年收入約700元, 為維持生計全村80%的勞動力外出打工, 成為典型的“空殼村”。但是, 2012-2017年舍烹村取得驚人發展, 從一個藏在大山深處貧困落后的“空殼村”一躍成為遠近聞名的美麗鄉村中的明星村落。
由圖1可知, 2012-2017年舍烹村在三個方面呈現出明顯變化: (1) 勞動力回流/積聚。據統計2012-2017年全村新增115戶, 總人口由2012年的1303人增加到2017年的1446人; (2) 脫貧效果顯著。2012年舍烹村的貧困戶數為165戶, 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2.62%, 而至2017年年末舍烹村共有貧困戶13戶, 貧困人口29人, 貧困人口僅占全村總人口的2.01%; (3) 人均年收入增加明顯。2012年舍烹村人均年收入僅為700元, 2017年舍烹村人均年收入為14460元, 較2012年增加20.66倍。除此之外, 2012年舍烹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比例約占全村勞動力的80%, 而2017年全村僅有4.61%的勞動力外出打工;同時森林覆蓋率也由2012年的28.98%提高到2017年的66.71%, 增加37.73個百分點。
圖1 2012-2017年舍烹村基本情況統計
舍烹村是如何破解阻礙其發展的“小、散、亂”難題而實現發展振興的?
(一) 資源重組
由調研可知, 舍烹村發展以2012年企業家返鄉為契機。陶正學作為從舍烹村走出去的企業家, 2012年前后其經營的煤礦產業遇冷, 產業轉型迫在眉睫。基于為員工謀發展、家鄉情懷和追求人生意義三個方面的考慮, 陶正學決定帶著追隨他的員工和早期積累的巨額資金回到家鄉投身農村建設, 帶領當地村民發展致富。
2012年之前處在大山深處的舍烹村主要經營玉米、小麥、油菜等傳統農作物;全村80%的勞動力外出打工;村內山地、林地等資源分散在村民和村集體手中。在充分考慮現實情況之后, 返鄉企業家陶正學率先發動起村里思想相對先進的7人共同商討, 一致認為如果不改變傳統的發展模式任由發展, 藏在大山深處的舍烹村會越來越窮, 后來7人達成共識計劃通過成立合作社來整合全村的資源并共謀發展。基于這樣的考慮, 最初發起成立合作社的7人一方面著手注冊成立合作社 (2012年貴州省注冊成立合作社尚需注冊資金) , 另一方面說服村民將自家土地流轉給合作社, 由合作社負責統一經營。合作社成立之初基于對農戶“旱澇保收, 只贏不虧”、“利潤可以共享, 風險不能共擔”等特征的認識及“不能擠出農戶搞鄉村發展/振興”的考慮, 陶正學決定以入股的形式調動農戶共同參與村莊發展 (訪談時陶正學以“老板讓大家來當”“精神上的力量”“自豪感”來描述以入股形式調動農民共同參與村莊發展的做法) 。陶正學在合作社成立之初規定20萬元為1股, 如果單個家庭資金積累不足1股, 一方面可以向其他親戚朋友 (間接股東) 湊錢入股;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陶正學借錢入股, 陶正學在每10萬元的基礎上配套出借10萬元, 以構成1股, 并規定如果以后合作社不盈利, 則借款農戶不用歸還陶正學配套出借的10萬元, 如果合作社盈利, 則借款人需歸還10萬元借款。通過這種制度設計, 舍烹村于2012年注冊成立普古銀湖種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之初共計調動起閑散資金730萬元 (涉及465戶, 其中包含舍烹村村民、附近村民、追隨陶董返鄉創業的原煤礦企業工人資金等) , 另外由陶正學配套出借資金730萬元, 陶正學個人出資540萬元入股, 合作社成立時注冊資金合計2000萬元, 其中農戶占股73%, 陶正學個人占股27%。
注冊成立合作社后, 首先要做的是如何說服村民將自家土地流轉給合作社, 由合作社負責統一經營。對于世代生活在大山深處, 依靠土地謀求生存的舍烹村村民來講, 土地無疑是其安生立命的根本, 想要讓村民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為了能說服村民將土地交由合作社負責統一經營, 以陶正學為代表的合作社管理層主要從四個方面著手: (1) 通過多次召開村民大會, 向農戶分析發展前景;又逐個拜訪農戶家庭, 挨家挨戶闡述發展規劃與發展益處。 (2) 為開闊發展思路, 合作社組織各村村支書、村主任、村民代表、普古鄉分管農業的領導等人員, 組成約60人的農業考察團, 分別4次赴貴陽、麗江、蒙自、紅河等地區考察, 主要考察各地特色農產品種植及旅游業發展情況, 其中重點考察了石榴、雪桃、獼猴桃等特色高價值農產品種植、設施農業、養殖大戶、家庭農場和鄉村旅游等。2013年, 合作社又組織考察團前往旅游業發達的泰國進行考察, 主要考察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建筑風格。考察團5次共計在外考察約21天, 考察花費200多萬元 (考察費用全部由陶正學以自有資金支付) 。 (3) 除向農民分析發展前景和通過外出考察開闊發展思路外, 合作社與愿意流轉土地的農戶簽訂30年的土地流轉合同, 并根據土地等級每年按期向農戶支付土地固定分紅 (土地等級劃分與固定分紅標準見表1, 合作社確定的固定分紅標準高于村民經營傳統農作物年純收入) ;另外規定流轉土地之后農戶可以優先在合作社范圍內獲得一份月收入平均2200元的工作 (土地經營/管理等崗位) , 流轉土地之后的農業工人可以在合作社食堂免費吃飯并乘坐免費班車去集中規劃經營的土地上班, 而且待合作社統一經營的農產品獲得收益之后, 農戶還可以按照土地入股比例獲得收益分紅;最后合作社又通過合同的方式確定, 流轉土地時確定的土地固定分紅每5年上調10%。 (4) 考慮到土地流轉之后農戶的生活成本可能會提高 (買菜、買面等基本支出增加) , 且對于一些農戶而言, 經營土地已經成為其生活的一部分。基于對控制生活成本的考慮和盡可能的尊重地方農戶的生活習慣, 舍烹村在土地流轉與整合之余, 規定每戶家庭可以自由經營一定面積土地 (自由經營的標準為每人0.5分) , 在自由經營的土地上農戶可以種植一些供家庭食用的蔬菜等農作物, 但合作社明確規定不允許在自由經營的土地上種植玉米等大田作物 (以防影響村莊整體景觀) 。
表1 舍烹村土地等級劃分及固定分紅標準
注:表格內容為調研小組根據2018年1月10日對舍烹村村支書陶永川的訪談資料整理獲得, 根據當地農推站的測算, 舍烹村經營傳統農作物年純收入為:一等地370元/畝, 二等地200元/畝。
通過上述四個方面的努力, 舍烹村于2012年8月26日開始量地并陸續與村民簽訂土地流轉合同, 截至2012年11月4日普古銀湖種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掛牌成立儀式時已完成第一期土地流轉, 共計流轉土地2000多畝 (含周圍村農戶流轉土地) 。合作社將流轉來的土地統一規劃種植獼猴桃、刺梨、藍莓等高價值經濟作物。
(二) 組織重構
2012年以企業家陶正學為代表的7人發起成立合作社最初的動機是將全村土地整合經營, 將農民變成產業工人, 讓更多的村民在家門口找到一份工作。隨著合作社成立、流轉土地統一經營高價值農產品, 雖然最初的愿望有部分實現了, 但是同時暴露出兩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1) 隨著合作社成立, 變化最明顯的是2013年全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比例由2012年的80%銳減到20%, 但是合作社能提供給村民就業的崗位是極其有限的, 此時怎樣讓留下來的村民獲得一份滿意的工作成為棘手的問題。 (2) 合作社在流轉土地之后大面積種植高價值經濟作物, 但是當時并沒有充分考慮到大面積種植高價值農產品可能暗藏的風險。如果待高價值經濟作物成熟之后市場不景氣, 或因附近云南等省份的大面積種植導致市場急速飽和, 那么高價值農產品的銷路將成為最大問題。另外農產品具有生鮮、易腐等特點, 如果合作社大面積栽植的高價值農產品在3-5年后集中成熟, “大豐收”也可能演變為“大災難”。
基于對解決農戶就業和化解合作社經營風險的雙重考慮, 以陶正學為代表的管理層決定在農業經營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寬思路發展鄉村旅游, 其初衷是期望通過旅游來分擔農業的風險, 計劃由合作社負責資源整合, 提供優質農產品、生態與良好的環境, 旅游公司則主要負責做旅游業態, 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前來消費農旅特色產品。故舍烹村在2013年注冊成立貴州娘娘山高原濕地生態農業旅游開發有限公司, 圖2為筆者根據訪談整理繪制的旅游公司組織框架圖。
由圖2展示的旅游公司框架圖可知, 合作社主要負責經營的農業部成功嵌入到了旅游產業中, 獼猴桃、刺梨等高價值經濟作物在未成熟時可作為旅游景觀, 成熟后又可以作為旅游產品供游客觀光采摘;另外被納入旅游體系之后, 農業部下屬的部門與產業相較單一經營合作社時更加豐富, 且合作社和旅游公司之間亦通過股份合作的形式搭建起利益聯結機制。具體來講, 旅游公司注冊成立之初合作社向其出資2000萬元, 后來旅游公司股本增至1億元, 則合作社持有旅游公司20%的股份, 旅游公司盈利后需將利潤的20%分給合作社。
圖2 貴州娘娘山高原濕地生態農業旅游開發有限公司組織框架圖
另外, 旅游公司要發展鄉村旅游則需要將村域乃至更大范圍內的山地、林地、水域、濕地等資源整合后統一規劃設計, 此時舍烹村管理層和上級政府部門均意識到單獨依靠整合舍烹村村域內的資源謀求村莊發展存在較大的空間局限。為更好地整合發展資源, 2013年7月, 以舍烹為核心、新寨、天橋、播秋、嘎木、臥落、廠上、水壩7個村黨支部與普古銀湖種植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黨支部聯合成立普古鄉娘娘山生態農業示范園區黨委 (聯村黨委) , 陶正學被推選為聯村黨委書記。聯村黨委成立后, 沿襲之前股份合作的思路, 通過合作方式共吸納包括舍烹在內的周圍8村, 將村集體所屬的生態林、水域、濕地等集體資源共計8.5萬畝入股娘娘山旅游公司發展旅游產業, 之后通過合同的方式確定入股后村集體每年可獲得固定分紅22.5917萬元, 此次深化資源重組的過程共涉及8村3105戶8875人, 其中包含貧困戶1118戶, 貧困人口2189人。
繼合作社、旅游公司、聯村黨委主導的資源重組與組織重構后, 2015年貴州省六盤水在農村改革方面的“三變 (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經驗獲得上級政府部門高度認可 (獲汪洋副總理批示) , 舍烹村被確立為“‘三變’改革發源地”。在舍烹村獲得更多政治關注的同時, 以縣旅文投為代表的政府平臺公司開始介入并投資村莊建設。根據多次調研訪談與交流確認, 作者繪制出以旅游公司為核心的盤州市娘娘山高原濕地生態農業示范園各主體之間的關系圖譜 (圖3) 。
圖3 盤州市娘娘山高原濕地生態農業示范園各主體之間關系圖譜
由圖3可知合作社持有旅游公司20%的股份, 溫泉公司負責建設的溫泉度假小鎮項目共計投資4億元, 也是按照股份合作的方式共同占股并共享收益, 其中縣旅文投公司投資1.64億元, 在溫泉公司占股41%;娘娘山旅游公司投資1.36億元, 在溫泉公司占股34%;深圳設計公司計劃投資1億元, 在溫泉公司占股25%。這里需要指出, 旅游公司在溫泉公司34%的占股是“出物不出錢”形式的占股, 相當于溫泉公司收購了部分旅游公司已建項目, 深圳設計公司指深圳市蘇氏山水特藝坊名義占股25%, 但因其資金未投資到位而不屬于實際占股, 相當于旅游公司在溫泉公司實際占股為59%。除政府平臺公司對村莊的投資之外, 聯村黨委將8村財政扶持資金共計約2500萬元、普古鄉19村集體發展資金93.7萬元資金以入股的形式投入到旅游園區建設中, 另外鼓勵8村625戶農戶參與“小康房貸款”項目, 每戶向銀行申請3年期8萬元創業貸款, 然后規定5000萬貸款由旅游公司負責支配, 到期還本付息, 另外旅游公司負責為貸款農戶免費裝修房子, 并向每戶每年分紅800元。
(三) 要素流動變化
伴隨村莊內部資源重組、組織重構及政府行政扶持和市場要素介入, 村莊取得驚人發展。與此同時, 2012-2017年村域系統內外要素流動發生顯著變化。
從要素輸入角度: (1) 2村莊發展資金來源更加多元。2012年以前舍烹村發展資金主要來源于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撥款或與行政關聯的其他經濟組織的投入, 但是2012-2015年, 隨著企業家陶正學的返鄉, 舍烹村可依托發展的資金不僅包括原有的政府行政撥款, 還包括通過股份合作方式籌集起來的農戶閑散資金、企業家資金 (自有資金/貸款資金) 及招商引資資金;2015年之后隨著舍烹村“三變”改革經驗受到政府部門關注, 政府部門和地方金融機構亦逐步增加對村莊發展的資金投入, 另外隨著園區游客的增加, 旅游綜合收入也逐年增加。 (2) 3村莊勞動力回流與積聚特征明顯。勞動力要素回流與積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村莊內勞動力外出比例降低, 曾經外出的勞動力大量回流;二是村莊內出現大量外來人口, 外來人口又可以被細分為外來游客、外來經驗學習團、聯村范圍內受雇于合作社和旅游公司的村民及在村莊內工作的外地務工者和經營者。 (3) 村莊發展所需技術來源渠道趨于多樣。其中包括:與科研單位建立長期合作關系 (舍烹村作為科研單位的農業實訓基地, 科研單位派專家團隊定期指導4) ;付費外聘技術人員開展技術指導;通過股份合作的形式與一些技術型企業合作共營等。 (4) 村莊內部信息渠道更加暢通。當前, 舍烹村已不再是一個僅憑借親緣地緣關系編制起來的封閉整體, 伴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 原本外出打工的青壯年開始返鄉, 逐年增加的游客與返鄉勞動力共同帶回外面的信息, 村莊交往半徑開始延伸, 外面的城市與社會開始與大山深處的村莊產生互動, 村民交往的對象從本地村民拓展為普通城市居民及媒體、名人、外國友人等, 這種廣域的交流最直接的影響是:村民開始學習講普通話, 衣著打扮不再土氣。城市游客的言談舉止、環境理念、消費方式等均潛移默化地嵌入并影響著當地村民的生活。
從要素輸出角度, 資源重組與組織重構之后, 村莊向外界社會輸出的要素由傳統的廉價勞動力和初級農產品轉變為: (1) 5四季均可供人們休閑、度假、娛樂的系列旅游景點; (2) 6各個季節別具特色的高價值農產品、特色體驗; (3) 獨具一格的少數民族風情文化活動等。具體來講, 四季可供游客參觀游玩的景點主要包括:娘娘山高原濕地、銀湖大壩、江源洞、天生橋、天山飛瀑、銀湖科技示范園、“三變”街等;各個季節別具特色的高價值農產品、特色體驗如表2所示。除此之外, 村莊每年組織多達200場文化活動。規定每周六固定組織一次篝火晚會, 其他時間會根據游客需求組織篝火晚會, 每場收費600元;而且每年舉辦隆重的火把節 (彝族過年) , 春節時村莊會舉辦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唱山歌”活動, 2015年五一期間中央電視臺與舍烹村聯合舉辦了關注度較高的“五一樂三天”活動, 2017年旅游公司再次組織“五一樂三天”大型文體活動。
表2 盤州市娘娘山高原濕地生態農業示范園四季供應的高價值農產品及特色體驗
注:表格內容根據對旅游公司負責人訪談資料整理獲得。
從村莊發展歷史圖譜來看, 2012-2013年舍烹村注冊成立合作社并重點發展種植業;2013-2015年旅游公司開始進行旅游園區基礎設施的投資與建設, 打造旅游新業態;2015年5月景區正式開始營業;2017年雖然旅游景區仍在不斷投資建設中, 但是以舍烹村為核心的娘娘山高原濕地旅游景區已成功申報并被國家旅游局確定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表3統計了2015-2017年娘娘山旅游園區游客接待數量和旅游綜合收入情況。
表3 2015-2017年游客接待數量、旅游綜合收入情況統計 單位:萬
注:表格內容根據對旅游公司負責人訪談資料整理獲得。
四、“三變”的制度設計
通過對案例的剖析發現, 無論是合作社、旅游公司還是聯村黨委形式的組織重構, 還是伴隨各類組織重構村莊內外部系統資金、耕地、山地、林地等資源的重組, 其中出現頻度最高的詞是“股份”, 村莊正是通過股份合作的形式將村莊內外部系統分散的人、財、物等資源網羅組織起來, 巧妙地解決“小、散、亂”難題而實現發展。從理論層面, 舍烹村將統籌各類“沉睡資源”以實現“物盡其用, 人盡其力”的組織重構與制度創新簡練地總結為“三變”, 具體包含“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其中“資源變資產”指村集體將集體土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資源要素, 通過入股等方式盤活, 讓過去的“死”資源變成“活”資產;“資金變股金”指在不改變資金使用性質及用途的前提下, 將各級財政投入到農村的發展類、扶持類資金等, 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民持有股金后集中投入到各類經營主體, 村集體和農戶按持股份額享受股份權利與分紅;“農民變股東”, 指農民自愿將個人的資源、資產、資金、技術等入股到經營主體, 成為股東參與分紅[15]。表4描述了不同階段舍烹村內部組織的重構與對應資源的重組。
表4 2012-2017舍烹村內部組織重構與對應的資源重組
注:表格內容由作者通過整理調研資料獲得。
由案例可知村莊發展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 首先帶頭人通過股份合作的方式整合了村域范圍內農戶手中閑散的資金及耕地, 資金與土地的整合往往伴隨著家戶個體分散化發展思想的整合, 基于對自有資金和土地收益的關注而關注村莊發展, 村民被納入村莊發展系統;其次想要讓整合之后的資源轉變為資產, 并通過市場途徑實現保值增值則需要整合、統籌更大范圍的資源與已有資源形成配套, 此時村域內的資源整合從農戶閑散資金與耕地擴大到村集體所屬的山地、林地、水域, 集體積累等資源/資產。以固定分紅和股份分紅為主體的集體資源/資產收益分配模式將龐大的村莊集體資源/資產收益分割, 打破了之前看似“人人有份”而實際“人人沒份”的集體資源/資產收益狀態。另一方面, 在不改變資金使用性質及用途的前提下, 將各級財政投入到農村的發展類、扶持類資金整合, 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民持有股金后集中投入到各類經營主體的做法改變了之前我國財政資金“人人有份, 人人無用”的狀態;最后, 當小范圍的改革獲得成功, 村莊贏得政治上的關注之后, 可供整合的資源范圍進一步擴大。在村莊發展過程中, 村民經歷了被強行帶動、積極主動參與到深入發展內核尋找發展機會的過程。
已有研究指出, “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是增加農民資產性收益。改革之前農民資產性收益幾乎為零, 并不是因為農民手里沒有資源, 而是農民擁有的資源沒有辦法變成可以增值保值的資產, “小農戶資源分散、村集體資源閑置”現象常見。通過“三變”改革, 小農戶和村集體手中的資源變成了資產, 各主體可以按照資源投入的比例獲得股份分紅, 分享發展收益。具體來講, “資源變資產”不僅將村莊自有資源整合轉化為發展資本, 而且增加了村集體積累;“資金變股金”不僅有效整合了國家投入, 將有限的資源集中用在刀刃上, 而且以村級組織為主體的集中投資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投資風險, 增加村莊內部長期收益;“農民變股東”為村莊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內生動能, 不僅將村莊內部成員剩余資金轉化為發展資本, 而且調動了農戶參與村莊建設的積極性。股權激勵的方式將村莊內部個體由空間秩序的消極參與者演變為空間秩序的積極塑造與維護者。
“三變”改革的制度設計成功將村莊各項資源與國家資源統籌納入村莊發展, 讓全體村民分享村莊發展成果, 通過制度化路徑消減了發展成本, 其盤活了農村“三資 (資源、資產、資金) ”, 激活了農民“三權 (土地承包經營權、住房財產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 建立起農業增效、農民增收、集體資產增值的長效機制, 探索出了一條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農村改革新路, 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理論與制度創新范本[16]。
五、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難題與障礙
案例中, 村莊通過股份合作的制度設計完成內部資源重組與組織重構, 可以清晰的看到村莊正在嘗試打破傳統的城鄉要素“單向流動”格局, 隨著資金、勞動力、技術、信息等要素輸入的變化, 村莊逐漸改變其傳統的要素輸出模式, 開始向城市系統輸出生態、風景、文化等稀缺要素, 并通過與城市系統的互動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能。不可否認, 舍烹村在過去六年 (2012-2017) 的發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通過對村莊的深度調研發現, 雖然舍烹村擺脫了貧窮衰敗的命運, 逐步發展壯大, 但是村莊在成功破解“小、散、亂”難題后, 為實現可持續發展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難題和制度性障礙, 本部分將主要從資金、勞動力、技術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 資金
本文在要素流動變化部分指出舍烹村在發展過程中資金來源趨向多元, 除了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撥款或與行政關聯的其他經濟組織的投入外, 村莊在發展過程中可使用的資金還包括通過股份合作方式籌集起來的農戶閑散資金、企業家資金、招商引資資金, 政府項目資金, 金融機構貸款支持資金等, 表5統計了2012-2017年舍烹村資金投入及來源情況。由表5可以總結出資金投入方面的三個特征: (1) 村莊發展過程中企業家在村莊發展前期投入了巨額資金, 政府及金融機構在村莊獲得政治上的肯定之后資金投入與支持明顯; (2) 村莊發展過程中招商引資資金投入接近為0; (3) 村莊所獲的金融資金支持主要來自擔保貸款, 雖然有強烈的抵押園區資產貸款意向, 但因園區建筑產權不明確, 當前獲得抵押貸款數額為0。
表5 2012-2017年舍烹村資金投入及來源情況統計
注: (1) 表格內容根據對娘娘山生態農業旅游公司財務負責人的訪談資料整理獲得; (2) 陶正學當前在園區建設中的各種投資實際共計約5億元左右, 遠高于財務賬面統計數額; (3) 園區發展中政府實際投資遠高于財務處的現有統計, 例如為支持園區發展, 政府新修包括普古鄉到盤縣的高速公里、娘娘山隧道等基礎設施, 據估計投資達80億元。
案例中村莊發展資金投入方面展示出來的三個特征分別對應著鄉村振興發展亟待解決的三個重要問題: (1) 村莊在發展與振興的各個階段需要依靠誰來投資? (2) 招商引資資金應該以怎樣的路徑進入村莊支持發展?通過對村莊管理層的深度訪談發現, 村莊發展過程中實際獲得招商引資資金較少的原因并不是外部資本不愿意進入園區投資, 而是在洽談過程中發現外來資本盈利目的比較明顯, 伴隨招商引資資金進入, 在涌入一大批盈利項目的同時會“飛來”一批管理團隊, 一方面, 外來資金基于逐利的性質, 在并不充分了解當地發展情況的基礎上搞建設會對當地原有的生態、生活環境造成強烈的沖擊甚至破壞;另一方面, 伴隨資金“飛來”的管理團隊會有力地擠出當地村民 (訪談時有管理層指出“外來的管理團隊比村莊內部的村民更具競爭力”) 。故2012年至今, 一些附帶保護性開發、雇傭當地勞動力等條件的招商引資項目洽談均以失敗告終。 (3) 金融服務該如何下鄉?農旅產品開發與打造階段需要持續、大量的資金投入, 村莊內部自有資金、以返鄉企業家為代表的社會資金和政府項目資金支持畢竟是有限的, 這種情況下金融部門的資金支持就顯得極為必要, 但是案例中村莊發展獲得的金融資金支持均來自擔保貸款項目 (仍有部分擔保貸款依靠企業家私人關系獲得) , 當前村莊所獲得的抵押貸款額度為零 (訪談時陶正學指出, 大量的資金被用來支持景區建設, 但是目前景區內修建的所有建筑因其產權不明確, 不能作為抵押貸款的標的物, 雖然有強烈的抵押貸款意向, 但是實際上很難獲得貸款。園區發展至今最讓人頭疼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 每年年底手頭的其他工作都要停下來到處尋找資金, 村莊建設過程中資金鏈斷裂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那么多工人等著發工資, 尤其土地固定分紅需要按期及時支付。事實上, 如果園區內的建筑產權明確, 能夠獲得抵押貸款資格, 那么抵押貸款獲得的資金完全能夠支持整個園區可持續發展, 但是目前“金融下鄉”非常困難) 。
(二) 勞動力
本文在要素流動變化部分指出村莊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回流與積聚特征明顯, 其中最直觀的表現是村莊內勞動力外出比例降低, 同時村莊內出現大量外來人口。深度訪談發現, 除勞動力回流與積聚特征之外, 村莊勞動力的特征還包括:勞動力需求缺口巨大。具體來講, 巨大的勞動力需求缺口又可以被細分為管理層勞動力流失嚴重與村莊內部普通勞動力分化嚴重兩個方面。
目前舍烹村共計有管理層人員73人, 平均每年流失大概30%的管理人員。表6統計了2012-2017年旅游公司各部門員工離職情況。進一步分析發現管理層流失勞動力多為年輕勞動力, 其去向主要包括考取公務員, 周邊景區, 自主經營等。以考取公務員為例, 一些管理層勞動力將村莊任職經歷作為跳板, 謀取公職后集中流向周邊大城市。村莊留不住人才的原因包括:村莊能夠提供的工資相比城市其他工作并沒有比較優勢且村莊工作社會認同感不強;村莊生活較單一, 缺乏大城市的繁華和豐富 (再美的風景看久了也會膩煩) ;村莊工作內容繁雜, 工作任務重、壓力大等。
表6 2012-2017旅游公司各部門離職情況統計
注:表格內容根據辦公室主任訪談資料整理獲得。
另外, 調研發現農村內部普通勞動力呈現出明顯的分化, 除一般勞動力外, 村莊內部還存在兩種特征較明顯的勞動力群體, 按照勞動力特征把其中一部分勞動力歸納為“用不起”型, 另一部分勞動力歸納為“用不上”型。具體來講, 通過抽樣調查發現目前33%的家庭有勞動力外出打工, 40%的家庭認為在園區內找一份工作比較容易, 但是認為在園區內可以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家庭中仍有12.5%的家庭有勞動力選擇繼續外出打工, 這部分勞動力是“用不起”型勞動力的典型代表, 他們因掌握了一定的技能, 或者文化素質相對較高, 自身擁有較強的適應能力等, 對他們來講留在村莊工作的機會成本較高, 所以即使他們認同村莊發展并自信能夠勝任村莊內的工作, 但是依然會選擇外出謀生。除“用不起”型的勞動力外, 調研發現村莊內部還存在一大批“用不上”型的勞動力。由于一些勞動力自身文化程度較低, 因長久生活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而缺乏與外界溝通的能力 (最典型的是村莊內仍有很多人聽不懂普通話, 不會講普通話) ;另一方面還有部分勞動力已習慣了農村“早睡晚起”閑散的生活狀態, 很難適應早起上班、上班打卡等公司化的管理制度。不論是“用不起”還是“用不上”, 兩類勞動力的存在對于縮小村莊勞動力需求缺口并無顯著貢獻。表7統計了當前能夠保障各部門基本運轉的人才缺口。另外, 據村莊農業領域相關負責人表示, 農忙時園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較大, 有時候可能同時需要100多個勞動力但是聯村范圍內僅能找見25個左右勞動力, 很多時候還要去附近的淤泥鄉等地招聘符合條件的勞動力。
表7 保障各部門基本運轉的人才缺口
注:表格內容根據辦公室主任訪談資料整理獲得。
表8統計了當前盤州市娘娘山高原濕地生態農業示范園管理層人員來源情況, 根據統計表可以看出園區通過正規的人才市場招聘渠道獲得的人才數量幾乎為零, 通過培訓或私人之間的信任關系 (私人關系推薦、陶董資助、原興宇煤業管理層/員工) 獲得人才為主流渠道, 另外作為人才補充渠道的政府部門支援和退休老干部返聘人才戶籍所在地100%為聯村范圍。
表8 盤州市娘娘山高原濕地生態農業示范園管理層人員來源統計
注:表格內容根據辦公室主任訪談資料整理獲得, 統計時點為2018年1月8日。
通過對勞動力要素的分析發現村莊發展面臨勞動力需求缺口巨大的壓力, 管理層勞動力流失嚴重與村莊內部普通勞動力分化明顯是其最直觀的表現特征, 隨著村莊進一步發展壯大, 其勞動力需求將持續增加。但是, 目前村莊可依賴的人才獲取渠道仍較為單一, 不可持續、非穩定的人才供給將直接影響村莊可持續發展。
(三) 技術
本文在要素流動變化部分指出舍烹村發展過程中所需技術來源渠道趨于多樣, 但是目前技術短缺仍是制約村莊發展的關鍵因素 (訪談時園區負責人說, 目前園區經營著幾個科技大棚, 雖然大棚里種植的蔬菜和水果品種多樣, 但是有些長相不好, 一些都蔫巴了, 想要高產很難。重要的原因還是技術跟不上) , 園區建設過程中處處都需要專業技術支撐, 但是目前技術缺口仍較大。
通過股份合作的形式與一些技術型企業實現合作共營是舍烹村在獲取技術方面探索的一種新途徑。以獼猴桃種植為例, 截至2018年, 舍烹村所屬的銀湖合作社共種植獼猴桃1100畝, 雖然在獼猴桃基地建設時投入巨大 (含土地、資金、勞動力等) , 但是種植收效甚微。分析發現從管理方面來看, 因管理技術缺乏, 基地管理不善問題突出, 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嚴重的脫管現象;從技術層面來看, 因前期栽植獼猴桃經驗和技術的缺乏, 在獼猴桃基地經營過程中運用的技術缺乏長期性、不科學、不系統, 甚至前期種植的獼猴桃雜苗很多。顯然合作社很難依靠自有力量經營好獼猴桃基地, 這種情況下其嘗試將獼猴桃基地種植項目與一些技術型企業通過股份合作的方式合作共營。案例中合作社以1100畝獼猴桃基地入股, 六盤水市農投公司和盤州市農投公司則以獼猴桃種植和管理技術入股, 合同規定獼猴桃基地交由技術型企業派專人負責經營 (六盤水市農投公司和盤州市農投公司目前對獼猴桃基地的整改思路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對合作社已種植的獼猴桃進行管護, 爭取實現來年掛果;其次, 在原來種植的獼猴桃植株之間種植新的獼猴桃品種, 待新栽植的獼猴桃長大掛果后, 再陸續拔掉合作社原來種植的獼猴桃;最后考慮到獼猴桃的采摘期一般集中在1個月之內, 所以基地栽植5個品種的獼猴桃, 采用立體化、層次化的種植模式, 因不同品種獼猴桃的成熟期不同, 可保證游客在8-11月期間均有可采摘的獼猴桃, 該種栽植模式將盡可能地為農旅產業發展提供支持) , 待獼猴桃基地獲得收益后, 按照合作社35%, 六盤水市農投公司45%和盤州市農投公司20%的比例分紅。
通過股份合作的方式獲取技術支持是一種可選擇的路徑, 雖然這種模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村莊發展提供技術支持, 但是從目前的實際來看這種支持仍是不充分的, 還需要探索能夠為村莊發展提供科學、系統、長期技術支持的其他各種可行路徑。
六、結論與啟示
舍烹村提供了一個偏僻貧窮的村莊如何通過重構組織, 在短短六年時間重組各類資源, 成功破解村莊內部長期存在的“小、散、亂”難題而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生動案例。本文從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出發, 分析了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廣泛存在的“小、散、亂”難題, 指出雖然從表面看, 鄉村社會“小、散、亂”特征一定程度上是農村制度變遷的結果呈現, 但更深層次來講, “小、散、亂”問題之所以成為阻礙村莊發展難題, 是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逐漸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鄉村社會的制度創新與改革迫在眉睫。在這種情況下, 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其重點是要調整這種不適應, 通過創新的制度設計來激活鄉村要素市場, 讓鄉村社會煥發出生機和活力帶動經濟增長。而具體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首要的是識別到鄉村社會廣泛存在的阻礙其發展的“小、散、亂”難題, 繼而探索一條創新的破解路徑。
本文關注的案例主體恰是通過股份合作的方式巧妙破解村莊內部“小、散、亂”難題而實現跨越式發展的, 可以說舍烹村的發展經驗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理論與制度創新的范本。基于此, 本文首先細致闡述了舍烹村在資源動員與整合過程中可借鑒的做法, 在組織重構時的各種考量及各組織之間的利益聯結關系, 進一步深入分析了村莊資源重組和組織重構過程中“三變”的制度設計;其次在分析村莊如何破解“小、散、亂”難題實現發展之后, 本文重點關注為實現可持續發展, 村莊面臨的其他亟待解決的難題和制度性障礙。分別從資金、勞動力、技術要素出發, 通過案例實證得出為實現可持續發展, 未來村莊尚需重塑資金、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環境。
需要指出, 雖然本文的研究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返鄉創業、資本下鄉、鄉村治理等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考視角, 但是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與不足, 一方面本文通過單案例研究方法獲取的研究結論可能并不適應其他村莊發展實際;另一方面舍烹村目前仍處在投資發展階段, 尚不能完全評估其收益分配機制運行效率及可能存在的問題。已有研究的局限與不足為未來持續研究提供了空間, 未來將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研究: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引入其他案例, 進行多案例對比分析, 以期得出更加穩健的研究結論;其次持續關注舍烹村發展動態, 補充其在利益分配、村莊治理方面創新的制度設計并評估其運行效率;最后主要從集體行動理論, 組織有效性理論等理論視角出發, 將鮮活案例與經典理論結合, 與已有理論展開對話, 嘗試豐富并創新既有理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軟科學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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