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鄉村教育轉型及產生的問題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長期農耕生產和鄉村生活造就了較為完整的鄉村教育體系。在孝悌為本的傳統大家庭中，長輩秉承家規族訓，言傳身教，教育子女恪守人倫、耕讀傳家，而子嗣也謹記家訓，恪守踐行。
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共同體中，長期約定俗成的鄉規民約教化村民遵規守約、和睦鄰里、安貧樂道、重義輕利。在宗族鄉紳興辦的私塾或義學中的書生誦讀儒學經典，知書達理、修身齊家。民國初期，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發起“鄉村教育運動”，從鄉村政治、經濟、文化、衛生等方面教育農民，以整體改進鄉村生活和推進鄉村建設。例如，晏陽初將家庭、村落共同體以及學校教育緊密結合，采用多重教育形式促進鄉村教育發展。費孝通將此階段的“鄉村教育運動”概括為“文字下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各級政府更是大力發展農村掃盲教育和基礎教育，尤其是鄉村學校教育得到巨大發展。而家庭教育帶有明顯的“革命”與“試誤”特征，同時傳統由家族或宗族進行的村落教化也開始被現行的行政體制所取代，這一時期整個鄉村教育的發展與國家政治大氣候息息相關。
改革開放以后，鄉村教育開始受現代化、城鎮化所主導，成為城市教育的翻版、延伸和改造對象，出現了“離土”的趨勢。隨著農村大量勞動力外出進城打工，家庭開始“碎片化”和村落逐漸“空心化”，使得傳統農村家庭言傳身教的教養功能越來越弱化，村落共同體道德教化價值日漸式微，鄉村教育呈現出分崩離析的狀態。 20世紀90年代后期，政府開始實行農村教育改革而大規模“撤點并校運動”，導致“文字上移”以及鄉村學校教育“終結”。 “撤點并校運動”造成學生交通安全隱患增加、農村學生輟學率上升、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加重、城鎮學校“大班額”化等一系列問題，導致鄉村教育逃離于鄉村本土文化之外，既不能
與城市教育同步相接，又無法與鄉村本土社會相容，處于一種“懸浮態勢”尷尬的處境，嚴重影響了鄉村教育的健康發展。
有學者認為，目前教育界存在一種誤區，將鄉村教育的發展片面狹同于鄉村學校教育的發展。一些學者也主要關注 于鄉 村 學校 教育中的 資 源配 置、教 師 隊 伍 建 設、教 育 管 理 體 制 等 制 度 與 政 策 層面。那么，當沒有了學校教育的鄉村已經成為普遍存在的現實，鄉村教育該何去何從？劉鐵芳、孫慶忠等指出鄉村教育的癥結不在教育，而在于整個鄉村社會的根本改善，尤其是鄉村文化的傳承。葛新斌、容中逵認為在鄉土社會土崩瓦解以及鄉村生活面目全非的當下，鄉村學校已無力傳承鄉土文化了，鄉村教育的復興要依賴于家庭、學校以及村落共同體三種教育形式的同質同構，才能實現鄉村文化的傳承。因此，如何通過延續“文字留村”，謀求鄉村教育的復興與村落重振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認為，鄉村教育是以鄉村的實際生活為指針，以幫助農民過上體面的生活以及促進鄉村的發展為目標，集家庭教育、村落共同體教育和學校教育為一體的教育綜合體。通過以鄉村教育為載體，活態傳承鄉村文化，全面提高農村居民綜合素質和技能，為農村可持續發展提供文化軟實力的支撐。
當前，隨著“美麗鄉村”建設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有情懷的知識分子以及新鄉賢為“記得住鄉愁”也開啟了“留住鄉村”的尋根之旅，為“再造故鄉”開展新鄉村文化建設實驗。然而，鄉村文化的傳承絕不是送書下
鄉、送戲下鄉這些表面工程能夠濟事的，而是需要活生生的文化人薪火相傳，和村民一起重塑鄉村文化自信。鄉村文化是在鄉村教育過程中“薪火相傳”的，只有與鄉村教育建立起內在的生命性關聯，通過鄉村教育激發村民對鄉村文化的自覺認同感，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文化的可持續傳承。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多元主體的文化自覺，促進鄉村教育復興以及鄉村文化傳承，構建有機的鄉村復興體系？
二、田野調查點概況
何斯路村位于浙江省義烏市城西街道，根據《師路何氏宗譜》記載，何斯路村始建于元朝，距今已經六百余年。村莊布局呈北斗七星狀，依次由拙樸的燕子坳古村落、莊嚴肅穆的何氏宗祠、歷史悠久的明代古宅、風景秀麗的臥牛山崗以及碧波蕩漾的志成湖組合而成。何斯路村擁有的秀美自然風光與深厚鄉村文化底蘊為其成為宜居、宜業、宜人的“真、善、美”的幸福鄉村奠定了基礎，并獲得了“浙江省文化示范村”“中國美麗田園村”“浙江省3A 級旅游景區”等榮譽稱號。
月山村位于浙江省慶元縣舉水鄉，因后山如半月，村前溪水曲似銀鉤，村落坐落其間，如同山環水抱的一輪圓月而得名。據《吳氏家譜》記載，月山村始建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距今已有1013年的歷史。自建村以來，月山村一直以農業生產為主，千余年的農耕歷史孕育了豐富獨特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例如著名的“二里十廊橋”、吳氏宗祠、“舉溪八景”等。月山村還保留著打黃粿、做香菇等豐富多彩的農耕文化。村民自娛自樂的“月山春晚”被譽為“中國最山寨的草根春晚”。近些年月山村獲得了“全國特色旅游名村”“中國最美休閑鄉村”等榮譽稱號。
妙源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九華鄉，根據《吳氏宗譜》記載，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從福建上杭遷居此地，距今已有260余年的歷史。該村山清水秀、民風淳樸、文化底蘊深厚，村內還保存有蘇氏宗祠、吳家大院、梧桐祖殿等傳統建筑。 2016年11月30日中國“二十四節氣”正式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而該村則是作為該名錄中“九華立春祭”的發源地。妙源村山林資源豐富，其中毛竹林有6000畝。村內大部分老年人以做筅帚、掃帚、竹籃等竹制品為主要收入來源。近年來，妙源村連續被評為“浙江省文明村”“浙江省特色旅游村”。
蔡宅村位于浙江省“百工之鄉”東陽市東北部，始建于元朝，因鹿峰蔡氏始遷祖卜宅定居而得名。該村山林資源十分豐富，竹編產業發展較快。蔡宅村鄉村教育歷史源遠流長，自宋元以來，興學重教、勤耕苦讀之風久負盛名，鹿峰蔡氏“理學名宗”享譽東邑（即現在的東陽市）。其中教育改革先驅蔡汝霖先生于1906年在蔡宅村內創辦“浙東第一小學”，1968年改為蔡宅小學，一直沿用至今。蔡宅村現保留著明清時期古建筑200余幢，是東陽較大的古建筑群之一，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三、鄉村教育復興與文化傳承的創新實踐
隨著美麗鄉村建設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鄉村價值以及鄉村文化的傳承。朱啟臻等認為，留住美麗鄉村就要充分挖掘村落農業生產價值、生態價值、村落共同體的生活價值以及文化傳承與教化價值。鄉村教育根植于鄉村文化的土壤沃土之中，鄉村教育的復興必然要依托鄉村本土文化資源。同時，鄉村教育又是鄉村文化傳承的載體，鄉村文化在鄉村教育中傳承、延續和發展，因此，重申鄉村教育的使命，激發村民的文化自覺，著力傳承鄉村優秀文化，重塑鄉村價值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文化認同與情感歸屬的發展戰略。
1．以農耕經驗豐富的“老農”為鄉村教育主體傳承農耕文化
中國傳統社會素有“文官告老還鄉，武將解甲歸田”之說，這些文官武將們返鄉后大多重視鄉村教育，建立家族私塾或鄉村書院，從而使鄉村“文風日盛，學子日多”。 如今一些從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退休
的人員再現“告老還鄉”，積極推動鄉村教育以及促進鄉村文化復興。除此之外，調查發現一些具有豐富農耕生產經驗的“老農”們正在自覺地利用自身獨特的優勢開展農耕文化教育，傳承鄉土文化，建設美麗鄉村。
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現代文化的沖擊，傳統農耕生產及其文化傳承發展步履維艱。然而，一些鄉村的留守“老農”們卻身體力行地執著于傳承農耕文化。
例如，妙源村大部分老年人如今依然在手工制作筅帚、掃帚等一些傳統竹編制品，并通過竹編合作社將竹編制品銷售到市場。竹編老藝人吳延古憑借精湛的傳統竹編工藝獲得了“市級工藝美術大師”榮譽稱號，老藝人還將精美的竹編制品放到村里的農耕文化博物館，供村內青少年以及外來游客觀賞。而蔡宅村的竹編老藝人蔡國龍為傳承自身的傳統竹編技藝，不僅辦起了竹編廠，還讓其兒子學習竹編技藝。為了更好地傳承竹編文化，蔡國龍還自費外出參觀考察傳統竹編產業化發展經驗，將村內空閑的古民居改造成小型竹編展覽館，在展覽館內陳設各種傳統手工竹編品，邀請村內的竹編老藝人給村內青少年及游客傳授一些簡單的竹編技術，從而有效地傳承了竹編技藝文化。近年來，何斯路村的一些老年人帶頭挖掘傳承本村釀造黃酒的民俗文化，在村兩委的支持下，通過舉辦何氏家釀曲酒節激發村民積極參與黃酒釀造的民俗活動中。通過舉辦黃酒節，有效地吸引了中青年村民重新開始學習釀造黃酒，不僅拓寬了村民們的收入來源，而且有效地促進何氏黃酒民俗文化的活態傳承。
綜上所述，傳統農耕文化是村民們長期農耕生產生活經驗的積淀，在現代的鄉村生產生活中依然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以農耕經驗豐富的“老農”們為鄉村教育主體傳承農耕文化，不但使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們再現桑榆“炳燭之明”，獲得充實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實現其“老有所樂、老有所為”，同時又能夠激發村民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從而有效地傳承和弘揚農耕文化，留住鄉村文化之根。
2． 以新鄉賢為鄉村教育主體推陳出新地傳承鄉村文化
近年來，隨著村莊“空心化”和鄉村文化荒漠化愈發加重，當初一些離土進城的有知識、有技能、有情懷的賢能人士重新回歸“再造故鄉”，從而形成了“新鄉賢”群體，他們利用自身豐富的社會閱歷和廣泛的社會資本，立足鄉村本土，復興鄉村教育、傳承優秀鄉村文化，建設美麗鄉村。
鄉村文化的繼承不是墨守成規，而應該是立足優秀文化基礎上的推陳出新，只有不斷豐富鄉村文化的內涵以及創新傳承載體，賦予其新的時代元素才能有效推動鄉村文化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月山村返鄉大學生山妞憑借自己廣泛的社會資源將原來村民自娛自樂的“聯歡晚會”，經過媒體的廣泛宣傳成為社會各界高度贊譽的“中國最山寨的草根春晚”，并帶領村民改編創作“農活秀”等獨具鄉土特色的
節目，將月山春晚的“鄉土性”和“草根性”展現得淋漓盡致。隨著“月山春晚”的社會知名度和認同度不斷提升，月山村民開始重新認識到鄉村文化的獨特魅力，并逐漸形成了對鄉村文化傳承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傳統節日凝聚了長期以來村民們農耕生產生活的精神信仰和寄托，它既是農耕文化的集中體現，又是農耕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2016年中國“二十四節氣”正式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而妙源村則是作為該名錄中“九華立春祭”的發源地。為了傳承“二十四節氣”農耕文化，妙源村兩委積極籌辦“九華立春祭”活動。該村返鄉創業青年吳海根為此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通過查閱大量相關文獻，并結合本地農耕節氣傳統，推陳出新地開展“立春祭”祭祀活動，積極引導村民根據日常生活編排祭祀禮儀活動，本色出演立春農耕舞臺劇。同時，為了加強對青少年農耕傳統文化的熏陶教育，積極發動他們參與“立春祭”祭祀活動，并借助“微信”“微博”等現代傳媒手段廣泛傳播農耕節氣文化。
隨著大量村莊的“空心化”和村民家庭的“碎片化”，傳統鄉村中家庭的人倫教育和村莊共同體的德化教育功能因其教育載體的消失而日趨喪失。為了使優秀的鄉村文化能夠薪火相傳，何斯路村新鄉賢何允輝回村伊始，就與村兩委共同策劃推出了以“十年百萬育才計劃”、何氏宗祠和文化禮堂作為開展鄉村教育的新型載體，加強對村內未成年人的傳統文化教育。設立農具陳列室、斯路講堂等，讓未成年人切身體驗農耕文化，了解村史村情以及新農村建設發展成就等，增強他們對家鄉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十年百萬育才計劃”的暑期夏令營活動中，組織開展以感恩孝道為主題的傳統禮儀、故事會、講座、演講比賽等活動，以此引導未成年人知孝理、講孝德、踐孝行。同時還組織他們外出參觀學習交流，使其體驗多元性現代文化教育。同時，為了重塑“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體的道德教化價值，村兩委積極倡導，在退休老教師何樟根、何文新等新鄉賢的大力支持下，創辦了“功德銀行”，以戶為單位設立功德賬號，記錄和弘揚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各種善舉。“功德銀行”的創立使何斯路村重現和睦鄰里、淳樸敦厚的鄉風民俗以及村落共同體意識，有效地繼承了鄉村積德行善的“敦風厲俗”，形成了文明、互助、禮讓、共享的鄉村新風尚。
綜上所述，新鄉賢立足于獨特的鄉村本土資源，利用自身的社會資本，既可以依托傳統鄉村教育載體，有效地復興鄉村教育傳承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又可以積極兼容并蓄地采用新式教育手段創新鄉村優秀文化，通過充分發揮村民的主體性和參與性，激活村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復興鄉村教育與重建鄉村文化價值奠定了文化軟實力。
3． 以文化農民自組織為鄉村教育主體自覺傳承鄉村文化
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村民從村落共同體中“游離”出來，鄉村社會日趨原子化和碎片化，同時各級政府對于農村的“資源嵌入”不斷加強，因此，必須要尋找合適的承接載體，以村民為主體重建“村落共同體”。
調查發現，以文化農民 ① 為主體形成的各類自組織正在成為鄉村教育主體，自覺地通過復興鄉村教育，有效地傳承鄉村文化。
月山村歷來有耕讀傳家、尊師重教的習俗。明清時期村里的鄉紳捐助學田、廟田興辦私塾教化族內子弟。 20世紀80年代初，在村民吳紹利的發動下成立了“助學小組”，開展勸捐助學活動，激勵村民重視子女教育。2000年以來隨著撤點并校之風日盛，坐落在月山村的鄉中心小學學生數日益減少，辦學舉步維艱。在依托“月山春晚”傳承鄉村文化的過程中，許多村民逐漸產生了文化自覺，意識到鄉村學校與鄉村文化傳承息息相關。在村民吳發明、鄭書進等人的發動下重新組建“助學小組”，帶頭出資五千元作為活動經費和助學資金，動員家長讓子女回村就讀，激勵學校老師提高教學質量。助學小組多次與鄉政府和縣教育局領導溝通，爭取相關政府部門支持學校辦學。經過幾年的多方努力，終于保住了學校，延續了千年古村的鄉村教育，有效地傳承了悠久豐富的鄉村文化。
2016年年底中國“二十四節氣”成功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后，妙源村村民開始自覺重視以“九華立春祭”為核心的農耕文化傳承。
村黨支部書記、“九華立春祭”非物質文化傳承人龔元龍以及返鄉創業青年吳海根等村民發起成立了文化志愿者組織，不僅負責組織每年的“立春祭”活動，還重新恢復了傳統舞龍活動。寒暑假期間，文化志愿者
組織開展“留守兒童俱樂部”“暑假來吧”等活動，依據村內的特色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開設制作觀音豆腐、竹編等傳統文化技藝課程，既豐富了村內少年兒童的假期生活，又有效地開展了富有特色的鄉村文化教育。
隨著鄉村“空心化”和家庭“碎片化”現象的日益加劇，留守老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愈發空虛。鄉村文化秩序的變遷帶來了鄉土中國文化傳承的實踐訴求。
何斯路村兩委早在2008年就積極支持退休教師何樟根、何文新等利用閑置的村小創辦了老年電大，以此平臺為全村老年人開設書法、國畫、詩詞等傳統文化以及養生保健等課程，組建了老年人太極拳隊和婦女秧歌隊。通過在老年電大學習，老人們不但提高了自身綜合素養，也豐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同時，老年電大還積極參與文化禮堂建設，舉行春節祭祖、重陽節尊老敬老、新生兒入譜以及成人禮等傳統禮儀活動，在夏令營活動中為村里的中小學生開設道德經、弟子規等課程。通過持續地開展這些傳統文化活動，逐漸熏陶和引領村民們尚明理、知孝悌、睦鄰里，增強了村民們的集體共同體意識，重聚民心、重塑鄉魂，從而為該村的“美麗鄉村”建設注入了內在的精神動力。
古民居被譽為鄉村歷史文化“活化石”。蔡宅村作為傳統村落，保留著大量的明清時期古建筑。為了保護古民居、搶修明清古建筑，該村 1987年就成立了老年協會。
首先，老年協會在保存完好的古建廳堂內設立老年活動中心，供村內老年人打牌、弈棋、閑談。其次，為繼承和弘揚村內的高蹺藝術，老年協會利用閑置的老宅子設立了“蔡宅高蹺展館”，組織發動老
藝人培訓年輕村民參與高蹺技藝傳承活動，從而促使該村高蹺技藝成為東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與此同時，老年協會還與蔡宅小學溝通合作，開展“非遺文化進校園”活動，讓非物質文化遺產“踩高蹺”與傳統竹編手工藝走進學校，將鄉土技藝文化傳承與學校鄉土教育有機融合，有效地促進了鄉村教育復興以及鄉村文化的薪火相傳。此外，老年協會還在恢復古宮燈、整修古墓、編村史續宗譜等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四、鄉村教育復興與文化傳承的基本路徑
1．立足和整合鄉村本土資源，推陳出新鄉村教育載體，促進鄉村教育和優秀傳統文化“薪火相傳”
調查發現，案例村通過立足和整合鄉村本土資源，同時又積極運用現代教育手段和載體，推陳出新地復興鄉村教育和傳承鄉村文化。例如，何斯路村新鄉賢立足鄉土熟人社會積德行善的傳統文化并借鑒銀行賬戶的信用形式創辦“功德銀行”，重現鄉村的“敦風厲俗”以及村落的“守望相助”，從而重新激活了村落共同體的道德教化價值，有效地傳承了鄉村優秀傳統文化。蔡宅村老年協會則是充分利用村內小學為教育載體，成功地將鄉土特色的高蹺非遺文化和傳統竹編文化與學校的鄉土教育有機融合，實現了鄉村傳統文化的“薪火相傳”。
2．有機融合家庭教育、村落共同體教育和學校教育，促進“文字留村”，有效實現鄉村教育復興
中國鄉村社會在轉型期逐漸丟棄了“耕讀傳家”的優良傳統，加之社會變遷中學校教育的日益制度化和
神圣化，家庭教育和村落共同體教育逐漸弱化。因此，重振鄉村教育的關鍵必須要改變單純依賴鄉村學校教育，更需要重新煥發家庭教育和村落共同體教育功能。例如，何斯路村以“老年電大”為載體，充分發揮老年人對鄉村文化傳承和道德教化的功能，重現“耕讀傳家”的文明鄉風以及重塑村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月山村新鄉賢借助“月山春晚”和“助學小組”為平臺充分挖掘整合本土特色教育資源，有效地促進了“文字留村”，實現鄉村文化傳承。因此，鄉村教育復興不能僅僅拘泥于學校教育，而是要因地制宜地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村落共同體教育這三種教育載體有機結合，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教育的復興以及鄉村文化傳承。
3．充分激發村民為主體的文化自覺，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形成獨具特色的多元化鄉村教育復興與文化傳承體系，激活鄉村內源式發展動力
鄉村教育復興必須以村民為主體，積極組織發動農耕經驗豐富的老農、新鄉賢以及文化農民自組織等多元主體協同參與鄉村教育的復興活動之中，自覺地傳承優秀鄉村文化。鄉村豐富多彩的本土特色資源是鄉村教育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和根基，只有根植于鄉村社會生活，才能真正地復興鄉村教育，有效傳承鄉村優秀文化。通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根植鄉村社會生活，才能重新煥發言傳身教的家庭教養價值、村落共同體的道德教化價值，并將其與系統規范的學校教育價值有機融合協同發展，形成獨具特色的多元化鄉村教育復興與鄉村文化傳承體系，重新煥發出鄉村文化的“洪荒之力”，激活了鄉村內源式發展動力，從而有效促進“美麗鄉村”建設及鄉村可持續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縉云書院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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