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這句話在今天別有意味。三十多年來狂飆突進的發展建設與地景重塑，帶來故鄉感的普遍消逝，尤其造成了城鄉二元結構下中國鄉土的落陷。在城市中心主義的現代化邏輯下，各類社會資源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不斷向大城市集結，農村成了公眾視野之中“落后”、“苦難”與“貧窮”的代名詞——亟待逃離或“離開后再也不想回來的地方”。
盡管近年媒體炮制了海量的鄉愁敘事與返鄉書寫，但如何談論“愛故鄉”、如何踐行“愛故鄉”卻成了少有觸碰的難題。事實上，當代中國包括農民在內的一線鄉村建設者對此做出了大量的回應。比如，自2012年由多家鄉村建設機構聯合發起的“愛故鄉行動計劃”，便集結了農民、返鄉青年、NGO團體以及鄉建學者等，嘗試以共同的鄉愁來激活真正的建設性實踐。這些鄉建共同體經由自下而上的民間行動，為地方鄉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改變。
2016年12月30日至31日，以“情歸故里、共建家鄉”為主題的“第四屆中國愛故鄉大會暨2016愛故鄉年度人物頒獎典禮”、“愛故鄉·大地民謠音樂會”在中國農業大學舉辦。2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長期致力于鄉土文化保護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實踐者和研究者齊聚一堂，圍繞“在地化知識的構建”、“鄉土博物館與鄉村文明發展”、“愛鄉平臺建設和鄉土文化保護”以及“社區經濟建設”等論壇主題，分享各自不同的鄉建主張及經驗。澎湃新聞作為特邀媒體出席了此次會議。
在城市中心主義主導發展路徑的今日，我們要如何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大有所為？本次會議上從耄耋老人至90后青年對于故鄉的自覺認同與深情付出、卓有成效的行動力，以及試圖超越空間局限的種種“返鄉”探索都讓人開始重新思考“故鄉”的內涵。相較那些由藝術家發起、符合都市審美趣味的鄉建項目（比如終結于去年10月的“碧山計劃”），這些來自基層的聲音與實踐往往淹沒于網絡的話題海洋之中，較少進入公共議題。就此而言，“愛故鄉”大會為我們跳出既有的“鄉愁”視角提供了一方廣闊的天地。也許，將“愛故鄉”的情感轉化為實踐，其可能性正在于通過恢復自身與“故鄉”的有機關聯，重建一種生產性的反哺方式。對于所有的故鄉失落者而言，與其空嘆鄉愁，不如關注鄉建，乃至參與到力所能及的鄉建中來。
農村從來就是多樣的，農民更是鄉建的主體
“我在故鄉生活的頭二十年無憂無慮，那時農村的所有食品都是綠色食品、有機食品。今天，把糧食的主動權交給農民，農民一定會做的很好。‘愛故鄉’不要是句空話，得快點行動起來，團結成一股力量！”在“愛故鄉“大會上，一位普通的離鄉京漂農民如是慷慨陳詞。
在媒體呈現的鄉村圖景之中，農民常常被再現為被動、悲情、無力的群體，農村則被描述為鐵板一塊的落后地區。在“愛故鄉”大會上，農民們用天南地北的方言為自己的鄉土經驗發聲時，不但呈現出強烈的認同感與表達欲望，而且主動視自身為鄉建的主體，來講述各自在故鄉的種種實踐。同樣，在這些故事中，各地的村落生態、社會關系與文化樣態無法化約成單一的“凋敝”論述。事實上，中國農村的現實從來就是多樣的，認識到村莊的獨特性是重建鄉土的必要條件。
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楊團教授所言，如今中國新鄉村運動的主體不是知識分子，而應該是農民——不論是從未離開過土地的，或是在城市闖蕩數年后返鄉的。在愛故鄉大會的年度人物頒獎典禮上，18名“新鄉賢“的代表來自北京、寧夏、陜西、山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重慶、河南、湖北、福建、江西13個省市自治區，候選人更涵蓋了全國20多個省份的40余位鄉建者，具體涉及文化傳承、鄉土教育、鄉土博物館、村鎮建設、中醫中藥等多元領域。他們大多另有工作謀生，最初全憑一己之力、將業余時間投入到故鄉的建設。
農民主體扎根于地方脈絡的豐富經驗與生動而深刻的表達，是書齋研究者難以達到的。廣州金融學院的黃燈教授（即去年春節期間廣為流傳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的作者）感嘆這對她而言是一種教育。她表示這些農民鄉親說出了寫字之人的心里話，自己在聆聽期間幾度落淚；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又令身為學院研究者的自己又羞又愧。比如黎友明，這位廣西壯族自治區南丹縣里湖的瑤族農民，憑著一個農民的直覺與本分，意識到在轉基因糧食日益泛濫的現實下，本土老種子的流失是一個巨大的危機。他于2008年開始接觸社區支持農業，種植有機稻，傾心培育保護了35個老品種。裴體文，這位四川雅安蘆山縣龍門鄉的老人，驕傲地自稱是“來自四川西部大山區的鄉巴佬”。他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說要走，便要行，哪怕山高路不平；山高也有人行路，水深還有撐船人。”作為蘆山花燈的唯一傳承人，裴體文多年來不斷地尋訪老藝人、記錄曲譜、編輯新劇、培養徒弟，并編寫了《貧下中農鬧春耕》、《十朵花兒開》等幾十萬字的具有鄉土文化特色的花燈劇目，在川西多個縣區上演。
與此同時，更有許多女性參與到“愛故鄉”的實踐中來。比如保護漢江的運建立，這位72歲的環保奶奶不忍眼見母親河漢江受到污染，退休后發起了湖北襄陽市的“綠色漢江”組織。她以民間環保的力量，在政府、企業與社會公眾之間奔走，搭起保護漢江的平臺。再如1968年生人楊翠霞。她于1989年來到寧夏同心縣，以36元起家，辦起第一座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在這個“女子無才便是德”觀念盛行的地區，她通過教育鄉建讓廣大穆斯林女孩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
與中國歷史上由知識分子引發的數次“返鄉潮”不同，在今天的“愛故鄉”實踐中，越來越多的返鄉主體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地農民：從底層的耕者與工人，到中小企業家與退休政府官員。他們在農村有根，對土地感情深厚，試圖使農村的資源回流并停駐，帶動農村文化、經濟與社會力量的回升。
返鄉青年：無法“身返”，也可“心返”
從中國的城鄉關系變遷來看，當下的鄉村建設實際上包含了兩三代人不同的實踐脈絡。1984年，城鄉人口流動獲得國家政策許可，封閉的城市大門再度向農民敞開。90年代的經濟改革之下，農民進城的“打工潮”洶涌而來。農民不斷走出土地，成為城市的“新工人”及企業家；或是經由高等教育的途徑進城，成為城市的新興白領階層。前述的“愛故鄉年度人物”多是曾有農耕經歷的老一輩農民，但對于年輕的“農二代”乃至“農N代”而言，“種田”或多或少已成為一項陌生的行當：“70后不愿意種田，80不會種田，90后不提種田”。尤其是當下，當教育和媒體都在鼓勵農村青年以逃離農村的方式來完成個人的階級流動的時候，“返鄉青年”的愛鄉論述與實踐就顯得尤為重要——意識到自己“從哪里來”，將自己真實的故鄉經驗作為“到哪里去”的行動坐標，是突破城市中心主義意識形態、重建鄉土主體性的關鍵。年輕愛鄉者對于“鄉土”的理解不同于老一輩，如何返鄉、如何參與鄉建，也有別樣的思路與實踐。
參與“愛故鄉”大會的返鄉青年致力于運作服務本土的愛鄉平臺，不論以線上或是線下的形式。他們選擇親力親為做鄉村創業，建立合作社、生態農業公司及影像記錄團隊等，或是借助組織化的涉農NGO或社會企業，比如小毛驢農場、梁漱溟鄉建中心等，從不同維度和思路來關注鄉村問題并參與鄉村建設。
這些愛鄉實踐的新趨勢日漸展現出一種新的農二代主體，亦即楊團老師所謂的“城鄉游牧族”。愛鄉青年不見得一定要通過物理返鄉的方式扎根老家，在“身返”條件不足時，“城鄉游牧族”可以通過“心返”的方式參與鄉建。關鍵在于，如何聚合有心的年輕人，使之不論身在何處，都能為農村家鄉做出貢獻。比如，湖南安化縣大幅愛鄉協進會的羅曙鋒，即是通過互聯網平臺做鄉土公益及人才培訓，重新召喚散落在各個城市中的年輕人，以網絡連結并重構鄉土共同體。
海南返鄉大學生志愿服務隊的隊長胡詩澤也是一位資深的“城鄉游牧族”。他在離鄉讀大學前成立了這支愛鄉服務隊，多年來同時在線上線下組織活動，將漂泊在天南地北的小老鄉連結在一起。2015年，胡詩澤辭去上海外企的工作，返鄉扎根于海南島的次灘村老家，并透過平臺帶動了不少服務隊成員隨之返鄉。這種“就近服務家鄉”的公益實踐成本較低，因為土生土長的年輕鄉建者既懂得本土方言，又了解村民鄉親的訴求，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實踐的阻力。胡詩澤試圖以“互聯網+鄉村”的新模式來密切青年與故鄉的聯系，參照臺灣社造的經驗，重新構想村莊以及小鎮的文化生活，做起生態農業觀光旅游等創業項目。作為一個城市經驗豐富的年輕人，胡詩澤表示想要做“Web 2.0的村莊”。他認為如今的農村不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所在，應該娛樂化，變得好玩起來。
顯然，新一代返鄉者與老一輩農民對于何謂“本土”的理解并不相同，基于相異的歷史經驗及個人處境，二者以不同的返鄉形式落實其鄉建構想，而后者與商業的關系更為緊密。對此，多位發言者指出，不論鄉建者抱持何種立場與思路，最重要的是“看清楚自己的村莊有什么”，思考“怎樣和村莊一起實現想要的生活”，并最終讓整體村民獲益。當下鄉建的可能性很多，除了以土地為本的農業方向，各類二、三類產業的嘗試都在展開，比如生態農業、休閑農業、觀光農業、社區營造以及維護非遺、古村落、民俗等等。關鍵在于如何整合資源，聯合多方力量，以應對今天與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大資本圈地等種種危機。
相較老一輩“新鄉賢”，“城鄉游牧族”面臨著屬于他們這一代人的痛點與難點。這與城市中心主義之下愛鄉青年的職業發展方向有關。楊團教授指出，年輕人做公益，在收入和生存上本身即是弱勢群體，由于個人與團體的經濟來源不穩定，很難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這是導致許多農村青年無法回鄉的關鍵原因。她認為，應為鄉村創造新職業與新專業，比如將鄉村規劃，攝影、文化記錄和傳承等工作職業化，建立新的職業社群。讓返鄉青年自己養得起家，才能更好地投入到鄉村的復興建設之中。
“不是鄉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鄉村”，年輕鄉建者及研究者、重慶大學的潘家恩教授如是說。正如中央黨校的劉忱教授指出，如果說“舊三農問題”是“農民很苦、農村很窮、農業很危險”，那么今天的“新三農問題”是要讓“農村有價值、農民有尊嚴、農業有前途”。在今天我們要如何“愛故鄉”？從“鄉愁”到“鄉建”的視野轉換或許是關鍵的一步。在“要農業、不要農民”的機械化發展邏輯、以及“要土地、不要鄉村”的土地流轉邏輯之下，如何將民間、政府和媒體的資源對接起來，并作為正面的力量去對抗大資本對農村的資源剝奪，成為今天鄉村建設的關鍵。當代的返鄉之路，等待著愛鄉者們自己去創造。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彭拜新聞“思想市場”欄目（201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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